演講人/孫歌
大家好，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這樣一個有花香有陽光的地方和大家交流。剛才跟單向街幾個年輕的朋友聊了一下，我很感興趣的是，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空間，它有什麼功能？他們告訴我說這是一個公共平臺。我非常看中這個詞，我覺得「公共平臺」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它意味著我們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不受控制地、進行自我訓練。
我確實是一個不太正規的學者。在日本，我基本上是作為政治思想史學者跟日本的同行交流，但是回到國內，其實我不太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麼。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說我在掛羊頭賣狗肉。但這是學院和學術的現狀，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院把學術分成了非常細非常窄的學科，你如果不用某一個學科的方式來操作，就根本沒有地方安身立命，我想這是今天中國每一個學人都在面對的問題。
可是現實社會的狀況，歷史的狀況，都不是一兩個學科可以處理得了的。很多問題是在學院學術的領域之外，那由誰來承擔？所以，我覺得像單向街這樣的平臺和公共空間，如果在中國社會多起來，而且這個空間裡的主體是自由人的話，那麼對於知識的思考和使用，會在中國產生非常大的變化。這是我個人的非常大的期待。
現在我言歸正傳。為什麼我要談「日本想象」，而不是談「日本」？
其實中日關係走到今天，我想每一個願意動腦筋的中國人都會有很深的憂慮。比如日本首相為什麼接二連三地要去參拜靖國神社？如果中日關係緊張了，那麼整個東北亞的格局就發生非常大的變化，現實中有很多的導火索，哪一個導火索一旦被點燃，那麼所有的緊張關係，可能就引發戰爭，那我們怎麼辦？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恰恰不是這些具體的問題，而是我們要怎麼去看這些問題，當我們使用「現實」這個詞的時候，我們怎麼想象。當我們說日本的時候，有沒有哪位朋友想一想，我們說的「日本」到底是什麼？如果我們稍微追究一下的話，就會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很多關於日本的討論，未必是關於那個現實存在的日本。我們討論的是我們對日本的想象。
可能有朋友就問了，那我們的想象跟現實是不是一致的？這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那大家可以想一些非常具體的例子，比如說我們都經歷過「非典」，我們也都經歷過、看到過反日遊行，那是不是現實呢，肯定是。可是如果我們坐在一起來說，好，這個現實是什麼？你會發現所有的敘述都是不同的，為什麼呢？這個世界非常大，我們每個人活動的空間又非常小。你在這麼小的空間裡，怎麼把握一個大的事件？我們藉助什麼呢？主要藉助傳媒。傳媒生產的資訊其實就是一種想象。大家不要以為想象是坐在板凳上捏造，想象是對一個你要表達的物件所進行的取捨，我們所說的現實，其實都是取捨之後呈現出來的意象，我們很難說，那個意象就等於那個發生的事。
如果承認這樣的分析，那我們就要面對一個麻煩了。現在我們大家都關心日本問題，那麼，日本問題的現實究竟是什麼？是不是有可能我們面對的是很多不同的想象？——我們根據自己的經驗，拒絕一些想象，或者接受一些想象。另外，真實的日本是不是隻有一個？我曾經做出這樣一個提議：我說我們現在想象的日本是單數，但我建議大家把日本想象成複數。
實際上，無論歷史還是現實，無論是社會，還是我們身邊很小的場所，所有的真實都是複數的。當討論一件事情時，你必須有取捨，你只能在某個結構、某個脈絡中討論真實，換一個脈絡，你說的可能就不那麼真實。所以我們討論「日本想象」，而不是說討論「日本」，這更像是一種自我限定。
接下來，我想談的就是我們今天怎麼看日本，怎麼去想象日本。當然，我能談的只是我個人的想象。我想談一些比較具體的事情，比如說電影《東京審判》，這是一部很好的電影，導演非常有責任感，而且電影淺顯易懂。我沒時間去電影院，所以就想去買一盤vcd回家來看，我去正版的店裡，發現他們居然賣光了，這是非常讓我高興的一件事。
這部電影也提供了一個想象，對於東京審判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想象。電影是怎麼想象的呢？它告訴我們說，東京審判是一個由美國人主導的，由美國人來排座次的、代表了正義的審判。而中國代表由於據理力爭，使得這次審判不只是以英美為主導，中國人的願望也得以申張，最終使得日本戰犯受到了懲罰。
作為一部電影，我覺得它無可指摘，而且它有某種啟蒙的功能，但是作為歷史敘述，它的問題非常嚴重。為什麼我說它不準確？因為任何歷史事實都不可以單獨作為一個要素被抽離出來，我們不能說歷史上確實發生了中國法官梅汝璈爭中國代表的座位次序這件事，我把它拿出來，就代表我是在講歷史。歷史必須在結構裡面來談，而且結構是每一階段的歷史發展的那樣一個力學關係的綜合。
其實「結構」這個詞很有問題，因為它讓我們想象，什麼是結構，就是蓋房子我們要有腳手架，要有鋼筋水泥，可是歷史裡面的結構不是這樣的，如果我們想象歷史的結構的話，我們得說他像飄在海里的一張網——飄在海里的網是什麼意思，海水在動，不斷地動，網在海里也在不斷地動，動來動去就有一些魚就游進來了，游到一定程度，網就收起來了。網有形狀嗎？有形狀。但是這個形狀固定嗎？不固定，它一會是圓的，一會兒是方的，一會兒是長的，一會兒是扁的，可是這張網每時每刻都在動，它的關係也在調整，而且它有連續性。
這只是一個比喻，比較接近於歷史的結構。「東京審判」也是在這樣一張網裡，那麼排座位、溥儀來作證，包括後來中國的審判官和印度審判官之間的辯論……這些問題在區域性意義上都是真實的，它相當於那張網上的網扣，但網扣本身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只有當他們結成了網，並在海水中動盪起來，這些網扣才發生意義。這就是我說的結構，而這個關係在歷史裡面是看不見的，這是最麻煩的。所以我說歷史真實是我們必須要很謹慎地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歷史裡面的這個網扣那個網眼並不是固定在那裡，你得跳到海里去，想辦法去接近這張網，而且最後你發現，你接近的可能只是網的一小部分。
「東京審判」這個事件在結構上是一張什麼樣的網，我還不敢正面來談，因為我自己沒有做這方面深入的研究。我只能就我瞭解到的情況給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狀況。
第一個問題是，東京審判為什麼要持續兩年？兩年中那十一個國家的審判檢察官和律師到底在幹什麼？事實上這兩年中，除了大量地蒐集資料、閱讀資料，每位法官都要寫一個自己的判決書，另外，還有非常多的辯論，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關於英美法合法性的辯論。為什麼東京審判到了最後，會有那麼多國家的檢察官反對審判結果，他們主張日本戰犯無罪，這對中國人來說包括我自己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國家——幾乎接近半數——他們要支援日本戰犯無罪？其實這並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上的判斷，首先它是一個法律上的判斷。這個問題我覺得將來會有國際法的學者出來研究，我現在也在呼籲，希望國際法，特別是亞洲法領域的朋友們能夠研究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能幫助我們嚴肅地謹慎地對待那段歷史。
第二個問題是，這次審判忽略掉了什麼？我們知道，在這麼重要的一個處理東北亞或者是東亞的「二戰」戰後問題的審判裡面，朝鮮半島是缺席的，所以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朝鮮慰安婦和朝鮮僱傭兵的問題，在「東京審判」裡是被遮蔽掉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2002、2003年我們有一個新聞人物王選，她一直在做細菌戰的訴訟，可東京審判為什麼要忽略細菌戰的審判？東京審判中談到了南京大屠殺，但為什麼要回避日本人當年的細菌戰？我們現在到天壇公園去看，天壇公園這樣一箇中國古文化的聖地，當年就曾被日本人改成細菌實驗室。另外，細菌戰的受害者現在在中國各地還有幸存者，他們還在痛苦地掙扎，誰來給他們伸張正義？大家知道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有一個說法叫「愛國衛生運動」，為什麼衛生要跟愛國連起來？是因為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展開了細菌戰，他們整個的技術、資料和資料是從那裡來的？是從日本細菌戰的細菌部隊那裡來的。這部分資料在東京審判的時候被美國完全壟斷，所以日本細菌部隊的頭領石井次郎在東京審判的時候被無罪開釋。
接下來還有，大家知道，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經常使用一個詞叫「聖戰」，漢奸管日本軍人叫皇軍，這是什麼意思？日本人是為天皇而戰，當時的裕仁天皇並不是現在的象徵天皇，他有實權，而美國為了有效地掌控戰後的日本，所以他們故意給天皇免罪，天皇這個最大的罪犯反而無罪。這個決定是誰做出來的？是東京審判的結果。接下來一步一步，是在日本建立象徵天皇制這樣一個過程。
還有一個就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原子彈轟炸今天來看，這應該是反人類罪裡面最嚴重、而且也是有史以來唯一的一次。在東京審判裡面，這一部分雖然被提出來，但因為美國人當時任審判長，就被駁回，這一部分就沒辦法審理了。可能在座的中國朋友，我們都是中國人，所以我們會覺得說日本活該，誰讓他們發動戰爭的？這是非常樸素的感情。但如果你要嚴肅地面對歷史時，你就要面對法律的公正性。原子彈給日本帶來的傷害，成為整個日本戰後社會重建的一個基本傷痛。這個傷痛甚至影響了日本左翼在戰後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的努力，而右翼正好利用這一部分來重新整合日本國內最保守的、最狹隘的民族主義。
最後的一個問題就是，東京審判結束以後，美國合理合法地進駐了日本，緊接著發生了朝鮮戰爭，而朝鮮戰爭對中國大陸形成的威脅，我想現在因為有一些很優秀的學者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只要找一兩本書來看，就能夠有一些基本的瞭解。由於美國順利地進入了日本，帶來了戰後東北亞的冷戰格局，那麼日本的問題無論是從東京審判那個時候開始，還是從東京審判之後的戰後處理問題，一直走到今天，其實一向是和美國綁在一起的。日本為什麼能夠迅速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有很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對我說，是因為他們發了兩次戰爭財：第一次是朝鮮戰爭，第二次是越南戰爭。日本作為美軍軍需物品的生產基地，作為美軍的軍事基地，他沒有軍事預算了，同時大發戰爭財。
那麼，這樣一整段的歷史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這是一個很模糊的網，需要大量的學者，從不同的學科比如說從法學、從政治學、從國際關係的角度進行大規模的合作研究，我們才能夠精準地看懂這段歷史。但至少我們應該知道，歷史上的東京審判和電影裡給我們的東京審判是不太一樣的事件，現實的歷史結構和電影中的結構是不一樣的。
之所以談到《東京審判》這部電影，是為了想有一個共識：當我們去想象日本的時候，其實有很多角度，有虛構的也有歷史的，而關於歷史的想象也是各種各樣，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日本的想象是非常貧乏的。當然，我們也能看到整個社會的進步。比如我聽到過不同的聲音，並不是單純的反日，更多的是疑問，日本為什麼是這樣？我相信這樣的疑問正越來越成為日本想象的核心問題，而「反日」我覺得會慢慢淡出我們的視野。如果僅僅是反日，我們沒辦法認識複雜的國際關係問題。
b提問：/b據說，日本當年二戰時期的老兵都是有撫卹金的，不管是正義還是非正義戰爭，作為公民他只能服從國家義務，這是民間的通常想法。我想問一個問題，中日關係之所形成現在這樣一個膠著的狀態，是不是跟民間的思考有很大的關係？
b孫歌：/b先看我們對日本人的態度。如果沿用一個大家比較習慣的，也是當年毛澤東的分類，叫做「左中右」。但其實一直到「文革」結束為止，我們通常使用的是二分法，就是把日本分成政府和人民。大家都知道，1972年中國政府放棄日本戰爭賠償的時候，周恩來要求日本必須在恢復邦交正常化的協議上寫上這麼一條：向中國人民謝罪。他說如果不這樣，我沒法跟人民交代。我們為什麼要放棄戰爭賠款呢？那是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國家被迫去賠償，他們的人民要遭受什麼樣的痛苦——周恩來實際上指的是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人給蘇聯還債的痛苦經驗，我們不願意日本人民再遭受這樣的一個經驗。文革的時候實行的是這種二分法。
但是跟日本具體接觸多了以後，你會發現這個二分法不夠用。因為日本政府並不是每一屆都是右的，比如說日中邦交正常化中，田中角榮有過很多努力，田中內閣對中國是採取比較友好的政策的。另外，甚至包括中曾根康弘這樣一個相對右翼這樣的首相，也有過謝罪的正面的表示。而日本的老百姓也是分很多種的，我們可以說有多種多樣的聲音，比如說你看報紙，像《朝日新聞》是左派的，《產經新聞》是保守派裡面偏右的，還有一些雜誌是極右的，然後像《讀賣新聞》《每日新聞》這樣的報紙，是屬於應和老百姓的生活趣味，政治上你不知道他有時候會往哪邊歪一下。
這樣一個多元的聲音群體，對社會結構是不是有影響？其實仔細考察一下，你會發現這個影響是非常有限的。我曾經和大江健三郎先生一起聊過，大家知道大江先生在日本發起一個叫做「憲法第九條研究會」，是一個發動群眾閱讀憲法和保護和平憲法的組織，但是大江先生他很坦率地承認說，日本左翼其實沒有能夠真正地影響日本社會，右翼是不是就真的能影響日本社會呢？其實也不盡然。日本有一個組織專門負責編寫新教科書，他們曾經篡改日本歷史的。我在東京教書時就問我的學生，我說你們怎麼看這個教材？一個學生的回答非常有代表性，他說我們當然知道這些右派是在胡說八道，他們說沒有南京大屠殺就沒有了？當然有！我們只是覺得多少年來左派老爺子的教條我們聽膩了，所以現在換個說法也挺好玩兒的，我們也就看看，並沒有真信。我說你們的態度好象不太負責啊，你不去批教科書派，那日本要是真變成了一個右翼社會，你們沒有責任嗎？那個學生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說我不認為這種教科書真會有多大影響，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東西不行，我們現在等待的是一個既不是左派不是右派的第三條可行性的路能夠出現。
我覺得這個學生的態度非常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沉默的多數人的態度。這個態度有兩個特徵：一是他對左右的分類不感興趣，其實左派對日本社會沒有太大的影響，右派也沒有太大的影響。我們知道日本真正的右翼基本上都是恐怖分子，好戰分子，日本老百姓喜歡這個嗎？當然不喜歡。事實上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派了軍隊到伊拉克，當時整個日本反戰的呼聲很高。所以很多日本人跟我開玩笑說，其實你們中國人完全可以放心，日本人現在根本沒有能力打仗。當然這只是日本老百姓的看法，日本有沒有能力打仗？它當然有，一旦憲法第九條被取消——實際上即使不取消，日本軍隊已經合法了。我們知道今天世界上再打仗的話，不需要打游擊戰了，不需要那麼多人了，你只要去按電鈕就行了。但老百姓並不支援，老百姓希望和平，日本老百姓戰後60多年的歷史中，他們已經適應了和平的生活方式，在多數老百姓心裡，其實不願意再承受一次戰爭。
那麼，中日之間究竟應該怎麼樣來溝通？日本人是不是能夠理解中國人，中國人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日本人？其實我不是很有把握。我接觸的一些年輕的中國朋友，大家對日本是有幾個相互分裂的想象。第一是說日本人很危險，他們隨時會有軍國主義出來；第二說日本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民主程度很高。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關係？我們不太細想，但是事實上任何一個政治社會的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問題都是一個有機體。那麼就得問了，當民主制度和軍國主義結合的話，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比如說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法西斯？這就都變成了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