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興街224巷的人都叫阿溢「阿弟仔」。他十五歲就來到拉鏈廠工作，大家從他是個小童工一路看他長成到三十歲。
阿弟仔國中畢業就從嘉義朴子來到樹林，那時的俊興街還沒那麼多商店，交通也不算方便，阿弟仔以廠為家住了下來，從日薪五百元的童工做起，和當年開始大量引進的外籍勞工，一起住在工廠頂樓的員工宿舍。宿舍的牆上，貼滿了泰國或菲律賓家鄉妻小的相片，以及佛像和十字架、佛珠和聖母像。童工阿溢主動和外勞大哥學了些日常英語會話，有時還可以充當領班的翻譯。
那時期，景氣正好，股票一路飆升，生產線滾動的拉鏈成品一卷卷捆妥、裝箱，每天大卡車來來去去出貨。童工阿溢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有一種自食其力的堅忍，和接近欣欣向榮的想象。他配合所有加班，連上廁所都要小跑步速去速回，像是要把未能升學來做工的邊際效益，發揮到最大值，再多一點，再多一點，累癱了還是撐住。一個月含加班的薪水約二萬（臺幣——編者注）出頭。
當時，他怎麼也沒料到會在俊興街224巷一待就是十數年。總以為拼命幹，再往前，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也不過三四年後，他的童時玩伴有人考上大學來臺北讀書，有人高工畢業後來臺北就業，而他勞碌終日的工作似乎未能累積成有用的社會條件，還是在原地。等阿溢服完兵役退伍後，臺灣景氣已一路快速下滑，他簡直沒有太多選擇地又回到原來的拉鏈廠。同時，許家三兄弟把媽媽從朴子接來臺北，一家人在俊興街附近的新興小區買了房子，排行老三的阿溢就近騎機車上下班，認份工作、繳貸款。
但工廠的加班時間愈來愈少，終至主要生產線都移到大陸與越南，臺灣只餘訂單進出及零星作業。而母親焦心委託親友安排的相親愈來愈多，直到他在224巷的電鍍廠，看見密莉安在幹活，毛茸茸的卷馬尾一震一震。
阿溢整天找時間從巷子尾的拉鏈廠，晃到巷子口電鍍廠，再確認一遍她的模樣，記住她纖細的身量，黑亮的大眼睛，嘴角的梨渦。他回家練英文會話：「哈囉，早安，你好嗎？…….」
這是密莉安來臺的第二個冬天。
2003年初抵臺灣時，她在三重的飛盟電子廠工作。那時候，一百四十幾個菲律賓女工擠在不到二百坪的舊廠房改裝的宿舍裡，除了雙層床的一席床位，外加一個統一格式的塑膠衣櫥，幾乎沒有私己的空間，幾個女孩不免常為了誰又多放了什麼新的行李箱導致擁塞不堪而互相怨懟。但她與鄰床的麥洛、艾莉絲總有說不完的話，異鄉生活這樣疲累，又這樣新奇，即便是一成不變的生產線，也總找得到稀奇好笑的人與事。
實領薪水遠比勞動合同上明訂的少很多。要具領薪資單，就得先簽收一迭各式名目的扣款單，某個早上遲到三分鐘扣五百元、某天和某天和某天都產出不良品各扣數百元不等、上週五晚上回宿舍已超過門禁時間再扣二千元兼罰勞役……密莉安小心保留所有薪資單，繼續配合加班，再多一點，再多一點，她盤算著一年後還完來臺前繳交的中介費，就可以開始存錢了。
所有的夢想都排列在償清負債的後面。
到了週日，她們聚集到中山北路三段的聖多福教堂，擠在綠草如茵的美術公園、或幸福豪華的婚紗店前，拍下絲毫看不出超時工作的美麗倩影，與微薄的匯款一起，寄回家。
不到一年，飛盟電子廠開始積欠工資，惡性停工。密莉安一早去打卡，物料沒來，再走回外勞宿舍待命。沒工作沒收入，臺灣工人已經有人留職停薪、另外打零工去了。但外勞不行，不能換老闆，不能從事許可外的工作，不能不續交每月1800元的中介服務費。最後連菲籍華裔的舍監都返鄉不管門禁了，但晚上再沒人有心力說笑，多半皺著眉頭在祈禱：願神平息我的憤怒與不安，引導我渡過難關。這是神的試煉，我要忍耐。神的旨意有他的道理……
「我們去找神父好了。」麥洛背起外出包：「一起去！」
「彌撒時請大家幫我們禱告嗎？」密莉安遲疑不定。
「我們總要做些什麼吧！」艾莉絲也穿上球鞋。
神父介紹她們到教堂鄰近的tiwa，這是我所任職的「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internationalworkers’association）的英文縮寫，念起來像中文的「踢哇」，爽口好叫，彷彿帶勁的集體足球賽。自從密莉安她們一波波湧進來後，tiwa所有組織工作者就日以繼夜進出飛盟的工廠、宿舍，協同數百名本地、外籍工人共同參與這場勞資攻防賽事，奮力踢球得分。
密莉安從沒料到她千里迢迢來到臺灣，竟成為上街頭拉布條抗爭的一分子。她在菲律賓看過人民軍抗議，看過工會大罷工，但她穿著窄裙白襯衫遠遠繞過抗爭現場，優雅地到銀行上班，在冷氣房裡數著成千上萬別人的鈔票，想象跨海掙錢可以帶來更美好的出路。可辛苦來到臺灣後，她竟具體經驗了無薪可領、賬戶與護照都在老闆手中的困境，這才真實嚐到被壓迫的滋味。
飛盟電子廠是股票上市公司，歷年來賺了不少錢，但利潤與資金全數轉移海外投資，連現有廠房都已經二度抵押了。股東大會上，老闆力陳海外設廠的美好規劃，上海、深圳、寧波都陸續買地蓋廠登記新公司，臺灣游資已募集近億元，前景看好。但他絕口不提臺灣廠的積欠薪資，總數不過數百萬元，就是欠著，欠著，被老員工逼急了，總經理才分發問卷調查，請員工自請離職，或留職停薪等待明年春天旺季開工再回復原職。外勞若不是提前解約，就返回家鄉放個長假吧，機票自付。
密莉安是當初最早來tiwa申訴的六個人之一，她像個好學生，幫忙收集聯署簽名、計算資遣費，熱心負責，不搶風頭。拉布條時，她害羞地躲在後面；喊口號時，她滿臉通紅但聲音宏亮。
那一年冬天，熱氣騰騰的抗爭行動一波又一波，接連不斷。前途未卜，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是什麼。在外勞宿舍辦跨年晚會時，密莉安和麥洛自行排練迪斯科表演，她們頭上都戴著新莊夜市買來的橘色毛帽，宛如頂著綻放的花瓣，明亮奪目。
我至今記得那些轉圈圈的舞步，在喧鬧溫暖的飛盟外勞宿舍，像橙亮的花，朵朵盛開。
冬天結束前，總算確定飛盟關廠歇業，所有員工都一併討回積欠工資及資遣費，一百多名外勞準備轉換僱主。
密莉安從高科技電子業的全自動生產，一夕間轉換到俊興街的家庭式電鍍作業；由逾百名菲律賓女工吵鬧的氛圍，到與大雅的相對無言。電鍍廠里老式的機器笨重粗大，下物料、調染色、扛重物，都不是輕鬆的差事，起放間就是很大的體力勞動，她個子嬌小、瘦弱，更覺吃力。
週日來到tiwa，抗爭的記憶維繫大家深厚的情誼，擁抱與敘舊，誰誰誰轉到那裡去了，誰誰已經返鄉又到科威特去了，說不完的千絲萬縷、撒開四散的關係網路。麥洛轉到紡織廠，二班制輪工每天都要十二小時；同樣轉到樹林電子廠的安，食宿費一扣就是四千元，宿舍裡還沒有熱水洗澡；還有吉兒與夏琳，一個月只休一天假，加班費僅以七十元計算……四散的同伴們夜裡互相交換情報，密莉安彷彿得了點安慰與支援。
好一陣子，密莉安入睡前總流淚，臺灣冬天真冷，只有兩個人的宿舍真冷，電鍍作業太累太難太粗重，她輾轉反覆，夢裡都是溫暖的家鄉。但大雅待她溫暖，事事照應她；老闆娘豪爽友善，知道這差事粗重，主動給她們每個月加了二千元，還買腳踏車供她們方便到市中心採買什物、找朋友。就這一點溫暖與善意，密莉安撐了下來。
大雅才27歲，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老成些，她的性格堅忍、和善，埋頭工作時不喊累也不求助，只一回見她被故障的機器敲中右臉頰，直到臉都腫起來了才擰著手哭出聲來。
春天來的時候，大雅逃走了。
那個週末，密莉安和阿溢去淡水玩，晚上八點多大雅打電話給她，說是煮好晚餐了，要她回來一起吃。密莉安九點回到宿舍，大雅已經走了。
大雅也許曾想和她道別吧？她準備好了嗎？害怕嗎？
她們在一個純男性的電鍍廠共同工作、生活了兩個月，但語言無法溝通，沒能交心、分享。有一回，大雅接了一通家鄉的電話，激動地大聲咆哮，最終在廚房裡呆坐流淚：「妹妹，怎麼辦？怎麼辦？」她只能陪伴，相對無言。大雅在想什麼？她實在無從知道。
勉強要想象那個逃走的理由或徵兆，密莉安還是覺得：「她是太累太累了吧？那個工作，真的很重很重。如果可以轉換僱主……」
如果可以轉換。誰要選擇逃亡呢？逃走，意謂著沒有勞保、健保、被欠薪或意外都無從追討，公權力站到你的對立面，警察不是尋求保護的物件，而成為追捕你的獵人，大街小巷再也不安全。大雅可以逃到哪裡呢？三個月後，老闆娘說大雅被外事警察捉到了，立即遣返，五年內不得再來臺灣。
密莉安再也沒見過大雅，也從來沒能忘記她。
春節期間，密莉安原本說好和其他飛盟女工到我家過年，但當天她沒來。
麥洛說：「密莉安今天有約會，她談戀愛了。」停頓半秒，像揭開一個神奇的謎底：「是臺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