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怎麼解決呢？他那偉大的想象力也只到「開個小飯館」為止。
藝術界有時候是個非常勢利的地方，音樂學院更是個勢利的圈子。有兩刷子的師生大多瞧不起貧困的藝術愛好者。
貧窮和歧視，讓邵威始終對掙錢念念不忘。有一年他一個人居然南下廣州做生意，結果被人騙光了錢。一個大街上賣電視機配件的人下了個套，讓他以為那配件是稀有產品，並讓他在下一個路口就遇到了買家。他分文不剩地買下了所有配件，結果回頭找人時，兩邊的人都蹤影全無。沒有辦法，他以我朋友的名義去看望當時還健在的我祖母。我祖母請他喝茶後，託他給我帶兩斤臘腸到北京。結果，他在火車上就實在餓得不行了。他一口氣把兩斤臘腸全都吃掉，只帶來了我祖母對我的問候。以及一句他的經驗之談：在廣州大街上，你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話。
但是，邵威似乎是百折不撓的。不久他又借了一筆錢，在附近開起了一家小飯館。還為自己買了一架舊鋼琴。他每天都拼命練琴，但骨頭太硬，節奏太亂，讓人實在不忍心聽。
八十年代，西學第二次東漸。醜陋的中國人、河殤、弗洛伊德、現代詩、電影周、畫展和各種著名音樂家的來訪等等，讓後鄧時代中國藝術家們飢渴的靈魂十分沸騰。邵威最致命，也是最愛做秀的，就是他能說一口頗流利的英語。過去，他就靠背誦英語教材上的課文而矇住了不少人。反正大家也聽不懂。後來他繼續狂學英語，並對西方的一切都崇拜到牙齒。但是我時常對他講起老舍筆下的崇洋人物丁約翰。《四世同堂》裡的丁約翰厭惡日本鬼子，卻無限崇拜英國人，認為英國人最高貴。他拿著英國大使送他的黃油走在衚衕口，會充滿驕傲地對路邊要飯的叫花子喊：你見過嗎，這是黃油！邵威聽到這些故事時總是狂笑不止。而我對他說：你整天侃英語，我看我以後就叫你「邵約翰」算了。沒想到這話多年後被我不幸言中。八十年代末春日的一天，邵威居然在復興門大街上用英語演講，也不管老百姓能否聽懂。其實我估計他講的都是音樂上的術語或者胡亂拼貼的單詞。結果他就真的栽了。有一天他回到衚衕裡，剛要進門，周圍忽然出來幾個警察，將他圍住，帶走。
邵威在監獄裡給大家寫信，一封信中竟然裹著一個用紅棉線纏出來的十字架。他在信中說：在監獄中，他很堅強，半夜打著手電筒寫信，還在一卷很長的手紙上寫了一首長得讀不下去的古體長詩。有時並把詩寫在監獄的牆上。他幻覺自己像是古代烈士。沒事的時候，他還教獄友們音樂，跟他們講華格納和聖·奧古斯丁，過著一種黑色而荒誕的日子。
後來，我託一個先他出獄的音樂學院教師鮑間去探監時，給邵威帶去兩條煙和一包醬肉。鮑說帶到了。後來邵威說並沒收到。大概全是讓鮑自己吃了。那年頭就是這樣，人人都是從餓鬼道出來的，貪婪無比。
兩年後，有一天半夜兩點多，我的門突然被撞開了，就好像當初認識他時被他毫無禮貌地撞開一樣。邵威出現在眼前。刑滿出獄，他一點也沒瘦。我們緊緊擁抱。我問他是否受苦受罪，看來我是多慮了。他說：沒有，其實大家都是人。裡面也挺好。我不知道兩年勞動、放風、囚禁、擦地板和寫檢查的監獄生活究竟能改變一個人多少。我甚至看不到什麼他的變化。他依然張嘴就是西方、音樂和理想，滿口的藝術。
儘管九十年代之後，大部分人都被經濟浪潮洗白了，我們的身邊全都是「藝術的屍體」。但是邵威似乎依舊活在過去。
那些年，我們還經常在三味書屋附近的飯館門口喝酒。邵威依然會主動去結交那些比較成功的音樂家，進門就滿是激情地表達自己。
1992年，邵威在公共汽車上認識了他現在的英國夫人西勒。兩個人倒是很投緣，開始了熱戀。西勒人很不錯，在倫敦的家境也很富有，她很愛邵威。不久，他就去了倫敦。幾年不見蹤影。當再次見到他時，他手裡拿著個大瓷器罈子。他說他現在在和老外在做文物和瓷器生意。大青花、釉裡紅、宣德爐、雪拉同……他在景德鎮開了個民間土窯，專門燒製假古董和仿古瓷器，然後帶到歐洲去賣給那些做中國工藝品生意的外國人。他說：這幫老外都不懂裝懂。我都跟他們說了，這是新瓷器，是仿古贗品。但他們卻說是我不懂，說這就是真的。你瞧，活該他們出血。巴黎我去了，也就那麼回事兒。國外玩藝術的多了，都吃不上飯。你瞧瞧我在倫敦的家。邵威說著，得意地拿出一堆別墅式的照片給我看。也不知道哪個房子算是他家。反正他移居倫敦後，和西勒生了兩個混血兒。他儘管永遠號稱：我要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而且永遠宣稱要「寫出第一交響樂」，不過，從我認識他到現在，多少年過去了，他似乎還沒有學完作曲技法，也並沒有寫下一個音符。生意倒是做得還真不錯。事實證明他是一個絕好的農民商人。在我看來，音樂，只不過是他漫長人生中的一次巨大的走神兒罷了。
又過了幾年，邵威乾脆加入了英國籍，並用買賣假古董賺來的錢在倫敦又開了一家飯館，據說飯館名叫「xx公社」。
其實我後來一想，邵威早年總是吃不飽，他心理上缺的可能並不是音樂，而是糧食。所以他才總是在惦記著寫「第一交響樂」的同時，又總是惦記著開個飯館。骨子裡他就是個小業主，搞音樂純屬誤會。
但是邵威似乎從不覺得自己是藝術的外行。在中國或世界各地，他都仍然喜歡和海外的音樂家、詩人或畫家們來往，請他們吃飯，並且很自信地認為這些人都不如他自己懂得藝術和靈魂的偉大與重要性。所有人也會和當年的我們一樣，著實被他的熱淚、英語和激情忽悠一把。通過各種方式，他還會告訴別人：山東農民的孩子現在終於成了一個黃皮膚的西方人。我們好幾年才打一個電話，而且越來越疏遠。在利益至上的時代，「友誼的崩潰」猶如幽靈一般無孔不入，每個中國人都要面對它。不過只要一有機會，我總是勸邵威不要再提他的音樂，好好做自己的生意算了。要不為我的古琴館投點資也行。但他不以為然。有一次他回國，拿出一個很玲瓏的摺疊手機，對著我炫耀說：看見沒有，這手機，這就是人家的科學！知道嗎？九十年代時，手機在中國還是個稀罕物，而「邵約翰」拿著手機，其表情就和當年丁約翰拿著黃油的樣子幾乎完全一樣。有必要時，他甚至還會對我強調一句：我現在畢竟是一個英國人了。因為每當我走進北京的衚衕，聞著惡臭的廁所味，就再也不想回來。
什麼，英國人？我操。哥們兒，你丫燒成灰我都認識。
只是我聽到他這些話時，倒真的有點走神兒了。
因為我不僅會突然想起丁約翰，還會想起火車上消失的臘腸、交響樂和監獄，還有八十年代那個大清早起來，就站在衚衕大雜院裡胡亂揮舞著指揮棒的山東瘋子，和掛在他身後鐵絲上的破襪子。
我聽不清他現在電話裡的聲音。
b楊宏偉作品/b聖人之十四／saintno.14／木版／woodcat／52×46cm／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