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如此龐大的人口習慣在網路世界獲得資訊、購物、調情、交友、遊戲、表達主張時，這個國家會變成怎樣的新面貌？它變得更自由、開放與豐富了，還是滑向了另一個方向？
身經那個匱乏、封閉的年代的人，會欣喜於資訊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僅僅依靠幾份報紙、雜誌和中央電視臺來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國家，資訊的壟斷也越來越困難了，一個不知名鄉村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國性的關注；網路給很多人提供了長期飢渴的社群感，家庭的紐帶、單位的人際關係已經越來越弱化，但很多人在豆瓣網上對一本書的探討，汽車論壇上對一款車的鐘愛，發現了共鳴，分散的人群重又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體驗到公共輿論的力量，不知名的普通人藉由網路達成共識，並將虛擬的力量轉化成實際的行動，他們走上街頭，終止高汙染的化工專案，與強大的地產商討價還價……
但是在網際網路世界，每有一個廈門px專案事件，就會有一個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現——她是我們的julia嗎？。我們似乎剛剛看到了藉由網路生成的公共輿論的進步力量，又同時看到這種力量變得不可節制、低俗化。一種趨向已經展現出來：一方面在網路上聚集的輿論力量沒有轉化為真正的社會進步，它經常是即興表演式的，是圍繞著媒體象徵的短暫炫耀，參與者迅速在喧鬧中獲得滿足，沒有興趣關注其持續性變化，即興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會運動，它是碎片化、單一化的；另一方面，人們放縱自己的情緒，使得公共空間迅速私人化，一場私人爭吵、一種個人情緒，有可能迅速佔領整個網路空間，人們加入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群體遊戲，這個世界迅速的低俗化，越來越淺薄……沒人再抱怨資訊太少了，而是經常被淹沒到資訊的煙塵中，並倍感焦慮。我們覺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成了彼此不相關的一小段，能夠被把握住的僅僅是瞬間的感官快樂。
三
我帶著濃重的懷疑論來參加dld的會議。清晨，我沿貝爾街穿過卡爾廣場，掃冰車正在修復露天冰場。接著是紐豪斯大街了，這個超過700年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業街。店鋪尚未開張，櫥窗裡的衣服、玩具，貼滿了打折標籤，不知是經濟危機已經到來，還是傳統的打折季節。路人們裹進深色的大衣裡，匆匆而過，臉上毫無表情，正如這冷峻的天氣。
聖母大教堂並列的洋蔥頭式的銅製拱頂，也清晰可見，剛才，它們一直被籠罩在濃重的霧氣中，彷彿宏偉的教堂的確是通向天國。紅色的磚牆、綠色的拱頂、筆直的線條，是15世紀的後哥特時代的遺蹟。它是這城市的最高建築，在內城，不管商業大廈多麼具有雄心，也不允許超過這個高度——一百米。三天裡，它一直是我的路標。
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侶的城市，是啤酒和烤豬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觀的預言家和不滿的野心家的城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這裡寫下了《西方的沒落》吧，正好是90年前。經過世界大戰折磨的歐洲在這樣悲觀的預言中，找到了快感異常的共鳴。也是在這座城市裡，落魄卻野心勃勃的二流畫家希特勒奇蹟般地興起。
一旦你進入會場，所有對歷史感傷與追憶，都消失了。到處是鬧鬨鬨的談話聲，臺上的人在說，走廊裡的人在說，數碼相機的按鍵與電腦的鍵盤響個不停。所有人都在談論自己的設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場中這一刻上傳到他的blog上，以和自己朋友網路分享即刻的在場感。
我多少想起了鮑德里亞對美國文化的刻薄評價。「在美國，唯有生產出來的或表現出來的東西才有意義」，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國》寫道。在他眼中，歐洲文化是其反面——「而對我們歐洲人來說，唯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隱藏的東西才有意義」。
倘若，鮑德里亞的判斷準確，那麼慕尼黑的會場一定是美國的主導。最重要的演講嘉賓，和瀰漫在會議中的氣氛，都是美國式的，或者是美國的技術文化式的。人們像blackberry那樣交流，從這個交談對像到下一個，從這個會場到另一個，不斷丟失掉耐心。
他們分析與表達的速度都特別塊，但是大部分時刻，像是同質資訊的不斷出現。網際網路給予我們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切變得更公開、更透明，昔日的權威被推翻了，我們和全世界分享知識與情感，並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轉化成新的改變世界的力量……這些陳詞濫調在傑夫·扎維斯身上得到了最佳體現。
他是個清瘦的老人，臉部和身體都窄窄的，落腮白鬍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種更要表現自己的青春的證據。在他主持的一場論壇上，他跳上跳下，不斷提到他剛剛出版的一本書《google會做什麼？》
「昔日條條大路通羅馬。現在條條大路通google」，他在40頁寫下的一句，或許概括全書要表達的一切。倘若馬克思用階級鬥爭，熊彼德用企業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來作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麼對傑夫·扎維斯來說，google是這個新世界的樞紐。政治、經濟、社會、新聞，甚至個人的身份，都要以此展開重新組織。「如果你不能被搜尋到，你就不會被發現。」他在40頁寫下的另一句，似乎為個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義。從前，人們需要通過思考來界定自己，而現在則是搜尋。
翻閱這本250多頁的書，是一次再典型不過的淺閱讀。他用說明書的方式寫作，每段話、每個句子，再沒有任何曖昧的、讓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麼多口號式的小標題，你只要讀完它們就足夠了。他也毫不隱晦自己群體性寫作的方法，把內容貼到部落格上，然後根據讀者們的反饋不斷地自我修正。總之，寫作不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像對待一份產品，是各方協議的產物。
「我聽夠對新技術的歌頌吧」，一個高大的男子站起來，「你們記得嗎，希特勒興起的時代，也是新技術所代表的大眾媒體興起的歲月，只不過那時是廣播、雜誌。」這句質疑，像是突然闖入的不和諧音。正是工業革命的高潮，傳統的宗教、社群結構被拆毀了，人們被孤立成一個個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個人獨特性的結束，導致了極端主義的廣受歡迎，因為人們能在其中放棄獨立思考，尋找到歸屬感。那個時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訊網路與貿易而連線在一起，人們也認定自己瞭解更多的新知識，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廣。但是世界大戰還是爆發了，希特勒的獨裁還是推翻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政體。這一切都像是對淺薄的樂觀主義的一記重擊，進步並非不可避免，但沒有任何東西，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一項技術能夠給人類提供整體解決方案。我們那自以為是的自信，經常是建立在無知基礎上的。技術經常許諾使個人更強大，但卻經常導致個體的更孤立與弱小。
真可惜，我錯過了週日夜晚blogger們在著名的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的聚會。這家緊鄰瑪麗亞廣場的啤酒館，始建於17世紀，曾出王公貴族們專用之地，直到19世紀才對公眾開放。現在，它已是遊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亞的歡快樂曲，胸脯飽滿的紅裙女招待，啤酒還有豬肘子聞名。
不過，在歷史上它最聞名的一刻來自於20世紀20年代初，希特勒經常在此發表演說。這些標榜世界主義的blogger們或許沒興趣重提這一插曲，技術是面向未來的，它沒興趣回望過去……
四
julia每天都將自己在達沃斯的照片還有短片，傳到她的部落格上。她在滑雪，他和傑夫·扎維斯在著名的高空酒吧，看得出她神采飛揚，這是網際網路革命的新佐證，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給她這樣的邊緣者提供了躋身於這最上流社會的機會。這裡到處是著名人士，她要拉著他們一個個的合影，再告訴全世界——「igotthem」。她因此而著名，並希望繼續著名下去。她創辦的那家網站叫nosociety——沒有社會，只有她自己。
五年後，我們還會記住julia嗎？這個行業的殘酷之處是，你以多麼快的方式成功，就會以更快的速度消失。網際網路上眾聲喧譁，人人都在表達，但所有的聲音又都差不多，它們太容易彼此替代與掩蓋了。
馬克·安德森（(markandreessen），netscape（網景）公司的創辦人，開發navigator瀏覽器，被譽為「因特網的點火人」。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歷史形態學的開創人。一戰期間，他隱居於慕尼黑的一所貧民窟內，在燭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沒落》一書。
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1929～2007），法國社會學家及哲學家，在「消費社會理論」和「後現代性的命運」等命題方面卓有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