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carr）；翻譯/郭玉潔
網路正在改變人類的大腦。
一
「dave，停下。停下，你會停嗎？停下dave。你會停下吧dave？」這是斯坦利·庫布里克的電影《2001：太空遨遊》結尾處著名的奇異而悲傷的場景，超級電腦hal在央求憤怒的宇航員大衛·鮑曼。鮑曼此前差點被這臺失常的機器殺死在太空，此刻他冷漠而平靜地切斷了記憶儲存器和人工「大腦」之間的聯絡。「dave，我的意識正在消失，」hal絕望地說，「我能感覺得到。我能感覺得到。」
我也能感覺得到。這幾年來，我對此有些不爽：有人或者說有什麼東西一直在擾亂我的大腦，改造我的記憶，重構我的神經系統。我的意識沒有消失——至少到目前為止——但是它在改變。我的思考方式變了，這種感覺在閱讀的時候尤其強烈。沉浸在一本書或者一篇長文裡面曾經非常容易，我的頭腦會被敘事或者分析吸引，然後我會花好幾個小時漫步於鋪陳敘述的散文。這種情況如今已經很少發生了。現在我的注意力常常在兩三頁後就分散了。我變得煩躁不安，丟掉原先專注的線索，開始找其他的事來做。我覺得好像我常常在把自己任性的大腦拽迴文本。以前很自然的深度閱讀，現在變成一種艱苦卓絕的努力。
我想我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十多年來，我在網路上花了太多的時間——搜尋，閒逛，有時也為巨大的網路新增一些資訊。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網路曾是天賜之物。以前要在圖書館的書架上花費數天查詢的資料，現在幾分鐘內就可以搞定了。幾下google搜尋，點幾個連結，我就找到了想要的資料。即使不是為了工作，我也會在網路資訊之間搜尋——閱讀文章、寫email、掃一眼新聞標題和剛更新的部落格，看影片，聽廣播，或者只是從一個連結跳到另一個連結，再跳到下一個。（連結和腳註不同，腳註的二者之間是有關聯的，但是連結並不僅僅指向關聯性，它們驅使你去點選它們。）
對我來說，正如對其他人一樣，網路正在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媒體，變成一個管道，大多數資訊經由它流入我的眼睛和耳朵，流入我的頭腦。擁有如此龐大、豐富的資訊庫，又能如此便捷的獲得，其中的好處已經被廣泛描述，也理所當然地贏得眾多歡呼。《連線》雜誌的克萊夫·湯普森說：「矽儲存器的完美應用，會極大地造福于思想。」但是這一「造福」是有代價的。正如媒體理論家麥克盧漢在20世紀60年代指出的，媒體並不僅僅是資訊的承載渠道。媒體提供思考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它們也塑造了思考的過程。就此看來，網路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專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我的大腦接受資訊時已經習慣了網路傳輸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動的粒子流。從前，我是詞語海洋中的深水潛水員，現在我坐在水上摩托艇上漲水面快速滑行。
並不是只有我一人如此。當我提及這些閱讀方面的困難時，我的朋友相識（多數與文學相關）說他們也有相似的經驗。網路用得越多，他們越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進行持續的寫作。一些我關注的部落格作者也開始提及這一現象。斯科特·卡普（scottkarp）一直在寫作關於網路媒體的部落格，他最近承認，他已經不讀書了。「我大學時主修文學，一度還讀辭典，」他寫道，「現在這樣，到底是怎麼了？」他給出的結論是：「是不是有這種可能，我在網上進行所有的閱讀，與其說是閱讀的方式改變了，不如說是我思考的方式改變了？」
布魯斯·弗裡德曼（brucefriedman）的部落格是關於醫學領域的電腦使用的，他也描述了網路如何改變了他的腦力習慣。「我現在幾乎完全失去了閱讀和理解長文章的能力，無論是在網路上，還是印刷品。」他寫道。弗裡德曼還是一名病理學家，長期在美國密歇根醫學院工作，他在電話裡對我詳細說明了他的觀點。他說，他的思考呈現出「斷續」的特質，這反映了平時在網路上迅速掃視短篇文章的方式。「我再也不能閱讀《戰爭與和平》了，」他說，「我已經失去了那種能力。即使一篇三四段以上的部落格文章，都超出了我的吸收能力。我一掃而過。」
這些隻言片語的個例，並不能證明太多。我們還要等待長期的神經學和心理學實驗，來提供一個確定的描述，到底網路是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能力的。但是最近倫敦大學學院進行的一項關於網路使用習慣的研究已經指出，我們完全可能處於閱讀和思維方式的轉變過程中。這是一項五年研究計劃的一個部分，研究者們記錄了訪問兩大站點的讀者的行為，這兩大搜尋站點，一個屬於大英圖書館，一個屬於英國教育聯盟，後者提供期刊文章、電子書和其他文字資訊資源。研究發現，人們使用這些站點時，表現出「飛速瀏覽行為模式」，從一個地方迅速跳到另一個地方，並且很少回到之前訪問過的站點。他們閱讀文章或者書籍通常不超過一兩頁就跳到另一個站點。有時候人們也會儲存一篇長文章，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真的會認真閱讀。研究報告的作者寫道：
「很明顯，使用者在網上閱讀時已經不是傳統的感覺。的確有跡象表明，當人們在標題、目錄、摘要之間快速瀏覽時，新的「閱讀」方式正在浮現。幾乎可以說，他們上網，就是為了逃避傳統的閱讀感受。」
由於網路上海量的文本，更不用提及手機閱讀的普及，我們今天閱讀的數量完全可能超過20世紀70、80年代——那時電視是我們的首選媒體。然而，那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閱讀方式，更深層地來說，那是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種新的自我。美國塔夫斯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普魯斯特和魷魚：閱讀思維的故事和科學》的作者瑪麗安·沃爾夫（maryannewolf）說：「並非閱讀的內容，而是閱讀的方式決定了我們。」沃爾夫擔憂網路導致的「效率」與「即時」至上的閱讀方式，可能會削弱我們深入閱讀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產生於早期的技術——印刷術時代，那個時代使得長篇、複雜的作品成為常識。而當我們在網上閱讀時，沃爾夫說，我們傾於成為「單純的資訊解碼器」。我們解釋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閱讀時進行豐富聯絡的能力，正在大規模消解。
沃爾夫解釋說，對於人類來說，閱讀不是一項與生俱來的技能。它並不像說話一樣被寫入了基因。我們必須教會自己的大腦如何將看到的象徵性符號翻譯成我們能夠理解的語言。而且，我們閱讀時使用的媒體和技術對於形成大腦中的神經系統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實驗顯示，使用表意文字——比如漢語——的人，會發展出一套和我們這樣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不同的閱讀智力結構。區別會分佈在大腦的不同區域，包括決定記憶、詮釋視覺和聽覺刺激的部分。我們同樣可以想象，網路使用構成的腦力系統，應該和閱讀印刷品的人是不同的。
二
1882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買了一臺打字機。那時，他的視力正在下降，長時間地盯著書稿令他疲憊而疼痛，還常常導致嚴重的頭痛。他已經被迫縮短了寫作時間，他擔心很快就不得不放棄寫作了。至少在短時間內，打字機拯救了他。當尼采可以熟練運用打字機，他就可以閉上眼睛，只靠手指寫作。詞語再次從他的大腦流向紙張。
但是機器對於他的作品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尼采的朋友、一位作曲家注意到他寫作風格的一個變化。他的文風已經很簡潔，此刻更加緊湊簡短。「也許你通過這個機器會找到一種新的風格，」這個朋友在信裡寫道，他自己在音樂上的「思想」和語言常常取決於紙和筆的品質。
「你說得對，」尼采回信說，「寫作工具參與到了我們思考的過程當中。」德國媒體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friedricha.kittler）說，由於這種機器的影響，尼采的文章從論辯式變為格言體，從觀點鮮明變為語帶雙關，從雄辯變得簡潔。
人類的大腦幾乎是無限可塑的。人們以前以為我們的大腦網路——頭顱中無數神經元之間形成的緻密聯絡——在我們成年之後就基本固定了。但是腦研究者已經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神經系統學教授詹姆斯·奧茲（jamesolds）說，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腦，也仍然是有可塑性的。神經元會會打破舊的聯絡，形成新的聯絡。用奧茲的話來說，「大腦能夠在高速執行中重新程式設計，改變自己執行的方式。」
當我們使用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所稱的「智慧技術」（）——拓展智力而非體力的工具，我們不可避免的會帶有這些技術的特質。14世紀機械鐘錶的普及就是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在《技術與文明》藝術中中，歷史和文化批評家路易斯·曼福德（lewismumford）描繪了鐘錶是如何「切斷了時間和人類活動之間的聯絡，幫助創造了人們對於一個可精確測量、按序發生的獨立世界的信念。」「分割時間的抽象框架」變成了「指向動作和思想的點。」
鐘錶規律的滴滴答答有助於形成科學意識和科學人。但是它也帶走了一些東西。正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電腦科學家喬瑟夫·魏曾包姆（josephweizenbaum）在他1976年出版的書《電腦的力量和人類理性：從判斷到計算》中指出的，計時裝置的廣泛應用形成的「世界」的概念「比舊世界貧乏，因為它拒絕了那些直接的經驗，而那些經驗原本是我們生活的基礎。」當我們決定什麼時候去吃飯，什麼時候去工作、睡覺、起床時，我們不再傾聽自己的感覺，而是開始依從鬧鐘。
適應一個新的智慧技術的過程，會體現在我們解釋自我的隱喻當中。在機械鐘錶發明的時代，人們開始認為自己的腦子執行起來「像時鐘」。今天，在軟體時代，我們已經開始認為它們執行起來「像計算機」。但是這些變化，神經系統科學告訴我們，遠比隱喻深刻得多。由於人類大腦的可塑性，這些適應在生理的層面上也發生了。
人們都說網路將會對於認知能力產生深遠的影響。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turing）在1936年提出電子計算機可以用來代替其他資訊處理裝置，這種當時還只是理論設想，今天我們已經目睹它變為現實。網路，一個巨大而有效的電腦體系，將我們的知識技術最大限度的囊括其中。它成為我們的地圖、我們的時鐘、我們的印刷機、我們的打字機、我們的計算器、我們的電話，我們的收音機和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