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文道
我們呼喚年輕人，年輕人出來了，但他們也說不出新東西，唯一標榜的就是年輕。
一
許多在中國的外國觀察家有一個簡單的推理：一個國家如果開始了市場經濟，那麼在這個市場經濟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必然會成為民主運動的主力。
這是一個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今天看來已經過時甚至已經破產。它是說一個國家只要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那麼它的政治結構也必然會變得民主，變成所謂「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這麼簡單的歷史觀來看中國，那麼你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新一代的年輕人就會成為下一波政治改革運動的急先鋒。我對這個說法非常懷疑。
我覺得大家忽略了幾個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應就知道，當時很多外國人很驚訝，為什麼這些年輕人——特別是到海外留學的那批——會那麼憤怒，那麼愛國？我一些在外國教書的朋友說，20世紀80年代出來的留學生和現在的完全不一樣，以前的留學生剛出來沒多久，就對中國政府有一大堆批評和懷疑，為什麼現在這代的年輕人反而那麼愛國呢？
事實上今天中國這一代年輕人和20世紀60～7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非常不一樣。回想一下20世紀60～70年代，那時社會資訊很不流通，物資很匱乏，而當時的中國還在一個從全能型的國家慢慢轉變的階段。在那個時代，要買東西是很困難的，買一個外國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誼商城，還需要外匯券，你要看外國的資訊是很複雜的，聽外國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種政治冒險。那時候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會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這個政權聯絡在一起的，他們對政府的懷疑、不滿甚至批判是天然的。
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對他們來講，這是沒有必要的。我為什麼不滿意？你剛剛出了iphone我有錢我也買得到，什麼外國產品我都有，有錢我買真貨，沒錢我買假貨。
以前看外國電影很困難，張藝謀還在當學生的時候，一幫人湊到友誼賓館，開了一個小房間，幾個香港朋友帶錄影帶上來給他們看，哦，原來這是安東尼奧尼啊。現在我們到街上隨便一個小攤販說不定都有一套安東尼奧尼，我有什麼不自由？你說我言論不自由，我天天在網上罵人罵得很快樂啊，那你們幹嘛批評我們？你們外國幹嘛批評我們不自由？
這種自由是一種消費上的自由，在20世紀80年代的臺灣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見過這樣的情緒。我們會把這種買賣的自由、購物的自由當成是一種人權。以前是從消費上的不自由感覺到這個國家的不自由，現在我們在消費上很自由，甚至某種程度言論也很自由，那還有什麼問題？所以這一代的年輕人不會有上一代年輕人那麼多的憤怒、不滿、懷疑和批判。而且他們出生的時候是看到這個國家是在崛起的，看到這個國家在物質生活各個方面越來越好，他們幹嘛要懷疑？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一代的年輕人又很有自信心，這些複雜的年輕的特質，不是西方觀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進中國政治變革的那種人。
可是我仍然覺得他們會改變，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對政府會很不屑，覺得你都在騙我，別說謊了，那麼這一代年輕人不會對政府不滿，但是會有一些很切實的要求，比如說我要一個很安全很舒適的生活環境，一些很具體的權利，而這些具體的權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難拒絕的，比如我要喝沒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夠說不行嗎？而他們做這些要求的時候，組織方式，訴求的方式，都會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穩重，更理性，更紮實。我覺得不能忽略這樣的一些要求，這樣的一種心態會帶來的改變，未必是西方的中國觀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種變，但那是另一種改變。
二
臺灣、香港的70後、80後年輕人，會比較像日本的70後、80後，那是因為大家的社會節奏或者發展的階段比較接近，跟大陸是不一樣的。在那種狀況底下，會出現很奇怪的現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學者比較關心的問題，「下流志向」。什麼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說一個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錢賺得越來越多，我希望生活越來越好，要有志氣，可是現在日本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年輕人的志氣是往下的。就是說，我不想讀書讀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來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業。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學生上課的時候，前面一半坐在那裡乖乖的聽老師講，後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裡面散步、聊天，老師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學生的英語比之前退步很多，現在所達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覺得臺灣和香港也是同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在香港有一個出版社，我要負責面試一些人，一些年輕人，我問過他們：你有什麼嗜好？他們會說：「睡覺」。ok，那我說，你平時的休閒是什麼？「睡覺」。啊？就「睡覺」啊，「睡覺」怎麼能成為嗜好呢？對於我這一代人很難理解的，「那你要來我出版社工作，平時看些什麼書？」「我不喜歡看書。」「可是我們是要出版書的。」他說：「那我出書就好，出書不一定就要看書，我出書是要給別人看。」
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裡？前十年、二十年，年輕人可能會說謊，他可能不大愛看書，但是他可能會說：我最喜歡《戰爭與和平》，莎士比亞，《紅樓夢》，等等。但現在的年輕人是不騙你的，很坦白：「我不看書的。」換句話說，他不覺得這是問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很多人就會說，一代不如一代。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香港、臺灣，日本這些年輕人，處在這樣一個社會時期，他們從小就發現，那種「努力讀書、好好工作，換取一個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錢」的想法——這樣的一種想法，本來是支撐戰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現在是破產的。
我不會責怪這些年輕人，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因為我們看不到未來是什麼樣子，希望在哪裡？當你看到自己的父親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幹嘛要好好讀書？為了將來有個好工作？拜託你別跟我說這種廢話。
但是大陸不一樣，大陸整個社會節奏是不一樣的。我只從我最瞭解的一個行業來講，比如我做媒體，我在香港、臺灣碰到的所有媒體的老總，報紙的社長，總編輯……都是50歲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陸遇到的好多老總是30來歲。這是一個20多年前香港走過的路，30多歲就能管一家報紙，下面幾千人，那是因為在成長的階段，市場突然擴大了，過去媒體就是那幾家，但現在突然多了那麼多出來，大家都要人，機會在無限地擴大，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有什麼東西等著你，你對未來的期望還是樂觀的，你會覺得未來會比今天更好。可是臺灣和香港卻不是這樣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迴歸之後看到太多大陸崛起的訊息，香港年輕人現在接觸到很多大陸來的年輕人，和他們一起學習，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當他們發現這些大陸來的同學或者同事，那麼努力，那麼有志氣，那麼優秀的時候，他們不會想說我和你們拼了，他們會說，那我就算了，好累。
換句話說，臺灣、香港、日本已經走入一個相對穩定、甚至衰老的社會，而大陸還在往前，窗戶很大，我覺得這會影響年輕人對自己的看法，對未來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