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個朋友做一個劇場作品，裡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們去街上訪問了大概100個人，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覺得自己會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第二個問題是：「你會覺得社會會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結果呢，全部剪輯起來，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說：我覺得我自己會越來越好，而社會會越來越壞。那每個人都越來越好，社會怎麼會越來越壞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這個社會變得很原子化，每個人都會覺得我的成功、我的失敗是靠我自己的，我對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會越來越好，但當時大家可能已經感覺到這個社會很糟，會越來越糟。我相信今天當我再去做這樣一個作品，說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會說我自己會越來越糟，社會也會越來越糟。但我覺得在大陸問這個問題，人們可能會說我自己會越來越好，而社會也會越來越好。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夠看到人們怎麼看自己，怎麼看社會，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麼認知自己和社會，和其他人的關係。
比如香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前，出現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聲，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說我們對老一輩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煩，要有新一代出來，整個社會也在呼喚年輕人出來。香港最近有一個很活躍的團體叫做roundtable，有幾百個成員，是一個智囊組織，幾百個大專院校，研究院，或者政黨的年輕人，做各種各樣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這類的小團體在出現，好像新一代的年輕人要有自己的主張，要有自己的說法了。可是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對這批年輕人，真的是太關注了，就是連政府在委任新官員的時候都會從這些組織里面挑一個出來——一個才30歲的年輕人被聘請到政府裡做高官，過去從來沒有過行政管理經驗，只在報紙上寫過幾篇政論文章，現在給他月薪是接近二十萬港幣、有司機接送的那種官員，你可以看到整個社會很焦慮，我們的下一代在那裡？都在等，都在想，於是出來一個年輕人，大家就說：啊，他是我們的希望。
可是我覺得這個希望是很不切合實際的，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的只有年輕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張。我研究了他們一兩年，這群人，有的是我同輩，有的比我年輕，我觀察他們說的東西，大家都在說，我們要擺脫過去的東西，我們要擺脫「民主」還是「親中」這樣的二元對立，我們要有新的說法，新的主張，我們年輕人不再那麼搞。那你告訴我第三條路具體來講是什麼，他又說不出來。甚至這次選舉，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們玩的遊戲，選舉操作的方式，競選的策略，跟上一代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臺灣也有一樣的情況，大家都說我們對「統」、「獨」很厭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講了好不好，我們能不能超越它，有一個新的東西拿出來。但你說的超越「統」「獨」是什麼？我們還沒有辦法用一種很清晰、很庶民的語言把它勾勒出來，讓大家相信這是一個未來。相反，我看到的是什麼呢？就是臺港兩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條路，香港是超越所謂的民主和親中，臺灣來講，就是超越所謂的「統」和「獨」，這兩邊的第三條路都強調的是什麼呢？就叫做實幹，像國民黨贏臺灣「大選」，標榜的就是我們拼經濟，實幹。當大家都在講實幹的時候，其實就是廢話，為什麼呢？當我們不要爭論，要幹實事，那告訴我實事是什麼？實事就是發展經濟，你想發展經濟，就要有相應的對策，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什麼呢？結果你講出來的那套方法還是原來的老方法，沒有新的東西，我們知道任何社會當你要發展經濟，社會要發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時候，永遠都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選擇，沒有一種是ideologyfree（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是不存在的。當他們說不要意識形態，只要經濟發展的時候，這其實是一種空泛的修辭。我很討厭美國共和黨，所以當我看到歐巴馬，他出的幾本書我都很認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說的change，change……changetowhat？towhere？你要向什麼東西改變？我看不到，yes，wecan….yes，wecan……我們能改變，能改變什麼？向什麼方向改變，我覺得現在臺灣和香港都是這樣，都有夢想，那夢想什麼？我們呼喚年輕人，年輕人也出來了，但這些年輕人也說不出什麼新東西，他唯一標榜的就是他的年輕。但是年紀的長幼和議題的新舊是兩回事。
三
雖然我說得很悲觀，但是對臺港兩地的年輕人，或者說對社會，我仍然有某種希望在裡面。我覺得臺港兩地之所以有瓶頸，是因為現在臺面上的主流人物，社會上的主流論述，是冷戰遺留，是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個殘骸。他們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經濟增長和發展換來社會的繁榮，低失業率，等等。比如說香港過去標榜，我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遍地黃金的社會，到處是機會，只要你努力，就可以獲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過去兩三年，香港開始有一些零星的說法，它還沒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夠自圓其說的一套論述，但是區域性的說法出來了，比如說香港那麼喜歡拆房子，蓋新樓，用地產帶動經濟，這套邏輯開始被懷疑，很多人說：我們能不能不單講經濟發展，我們要講生活質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長，我們要注重環境的保護。
這是第二次現代化的一個趨勢，用德國社會學家烏里希·貝克的說法，第二次現代化就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主張的反省。我覺得香港到了這個環境了。我們開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種社會潮流，那種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立場是不是要改變了。
但是第二次現代化是一種夢想，這個夢想還不是很具體。上一代人的夢想是很具體的，就是我要從香港深水埗的舊堂樓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較好的房子，最後的終極目標是要上山頂。那是一個樓梯，很實在、很清楚的。我要從搭公交車，到開個私家車，是很具體的。這代人的夢想，我覺得大陸、香港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都還有這些，可是又多了些別的東西。那種東西是我剛才所說那種人生。他們可能說，我的夢想是要開一家小店，我也不要發財，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夢想是去旅行，我的夢想是到什麼地方去修行。
這種奇奇怪怪的夢想都開始出來了，但這種夢想是一種還沒法清晰說明的夢想。這種不實在的夢想反而更好，因為它牽涉的是一個根本的社會選擇，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夠有另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不同的選擇方式。這個東西很弔詭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們常常講社會提供很多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常常是很市場化的，也就是說所謂提供給你lifestyle，每個雜誌都告訴你有多少種lifestyle，你可以坐遊艇，你可以坐私人飛機，這是一種消費的lifestyle的選擇；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變成很激進的，我們要一個不一樣的社會，要有不一樣的遊戲規則。
這是對上一個時代的反叛，這個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來很強悍，年輕人會上街示威，但與此同時，這和我開始所描述的那種「我不想工作」，又有點相互的關聯，就是說我不願意像上一代人所說的那樣努力唸書，努力工作，好像看起來很消極，但是同時，這是對整個社會運作邏輯的質疑，就是說「為什麼人一定要工作嗎？人一定要念書念得很好，然後有很體面的工作，賺取很好的生活嗎？」我拒絕去找一份很穩當的工作，是因為我想有更多的時間騎腳踏車，這難道是錯的嗎？我賺夠了一筆錢，也不想買房子，我只想到哪裡去玩一個月，把錢花光回來再說，這難道一定是不對的嗎？這樣的對以前社會運作邏輯的根本的懷疑，我覺得在港臺兩地都出現了。
看大陸，大陸現在好像是在重複前十年、二十年臺灣香港走過的路，但又有點不一樣。畢竟這個社會是同步執行的，所以大陸的年輕人，80後，90後，也會出現那種剛剛我們在臺港兩地所談到的現象，他們是混雜的，一方面覺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夠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也會覺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則，我可以有別的生活方式。
整體來講我覺得比較難描述和歸納大陸這一代，其實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都很難歸納大陸的各個方面應該走一個什麼樣的道路，比如改革開放頭10年，1980年「文化熱」，中國大陸的文化界用十年時間消化掉從弗洛伊德到馬克思·韋伯，一直到後現代100年的東西，我覺得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也是一樣，用短短幾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幾代間經歷過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來，是很混雜的，很難做簡單的判斷。
比如說我剛剛講過，大陸的年輕人處在一個似乎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態，但同時也有很多這樣的人，想要過不同的生活，而這個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去體現，去承載的。所以現在很難講，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還是更激進的方向發展，現在還很難判斷。
這很有趣，因為我常常在反省一個事情，我在鳳凰衛視做電視節目，這是一個很古怪的媒體，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夠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學校、某些小區、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農村也是能夠看到鳳凰衛視的，所以有時候我會收到農村的年輕人寄給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時候，心情會很複雜。為什麼呢？他們會跟我說，我遲早會離開農村，我要出來看看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彷彿我、鳳凰衛視，以及所有的電視媒體、主流媒體，一天到晚都在向農村播送，告訴他們外面是什麼樣的一個花花世界，那邊有什麼樣的好東西，給它一個夢想，使他有那種越強烈的我要出來闖、我要出來幹一番事業、我要出來見見世面的感覺。看看我們的報紙，中國的貧富差距那麼大，城鄉對比那麼懸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體報道都是相同的，今年聖誕節什麼酒店有什麼大餐，今年的春裝怎麼樣……你跟一個年收入1000多人民幣的家庭的年輕人說米蘭的春裝，他怎麼去解讀這個資訊？很難怪他們都要出來。
這個過程裡面，我每次都覺得不安的地方在那裡？我們在城市裡面的人太容易，太想當然了。我不知道，那種想出來的願望，很多人說這是志氣，但我很懷疑，這是志氣嗎？還是是一個錯誤的幻覺？他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將要破裂，或者發現自己完成不了的時候，還是那個東西嗎？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帶著很多理想來到深圳，來到東莞，收入比在農村的時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麼？東莞是個很變態的地方，全國五星級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東莞，天天看到很多老闆出入，吃、喝，昂貴的消費，然後自己拿這樣的薪水，這就是外面的世界嗎？打完工回去嗎？還是留下來？留下來又怎麼樣？
有那麼多那麼多的問題，我真不知道。我們做媒體的應該去反省，大眾傳媒那麼均質化地散佈在全國，我們傳遞出的訊息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給了他們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觀和希望，而這樣的世界觀和希望會對他們形成什麼，我真的不敢講。
烏里希·貝克（1944～），德國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提出「第二現代」的觀念，力圖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開闢出「第二現條道路」。著有《風險社會》、《生態啟蒙》、《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