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
撰文/lesliet.chang；翻譯/杜然
出去並且留下來，是為了改變命運。
一
當你碰到一個來自另一家工廠的打工妹時，你會迅速地對她估量一番。你們互相打聽「是哪一年的」，聽起來好像不是在談論人的年齡，而是汽車的製造年份。「一個月掙多少錢？包吃包住嗎？加班費是多少？」接著，你可能會問她老家是哪兒的。從頭到尾你都不會問她的名字。
在廠子裡交到真心的朋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間屋子裡住著12個打工妹，在逼仄的宿舍裡，最好還是守住自己的秘密。有些打工妹來工廠的時候是借的身份證，她們從來不會把自己的真名實姓告訴別人。有些人只跟老鄉交往，但這也有麻煩：閒話很快就從工廠傳回了村子裡，等你回老家的時候，三姑六婆對你掙了多少錢、存了多少錢、是否有物件等情況瞭如指掌。
在交到一個朋友之後，為了她你什麼都會做。如果有一個朋友辭職後沒有地方住，你會讓她和你擠一張床，哪怕被人抓住後要罰款10元。如果她上班的地方很遠，你會在好不容易放假的那天起個大早，坐幾個小時的汽車去看她；你的朋友也會專門請假陪你一天——這次的罰款是100元。你可能會在你並不喜歡的工廠裡上班，也可能會從一個你喜歡的工廠辭職——這都是因為一個朋友讓你這麼做的。好朋友之間每週都會寫信，但那些出來打工時間更長的打工妹們認為這種做法太幼稚，她們通過發簡訊和朋友聯絡。
因為生活變化得太快，所以朋友之間也經常鬧翻。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每個月讓人最高興的一天是發工資的時候。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天也是讓你最不開心的一天。讓人惱火的是，在辛苦工作了這麼長時間之後，看到自己的一部分工資因為各種無聊的原因而遭到剋扣，比如某天早上遲到了幾分鐘，或者因為生病請了半天假，或者因為工作服要要從冬裝換成夏裝而需要另外交錢。在發工資那一天，每個人都擠在郵局，把錢匯回老家。剛出來打工的姑娘們，非常喜歡匯錢回家，但那些出來時間更長的姑娘們則嘲笑她們的做法。有些女孩把錢存在自己的銀行賬戶，特別是那些已經有了男朋友的姑娘們。每個人都知道哪些姑娘會存錢，以及已經存了多少錢；每個人還知道哪些姑娘大手大腳，把錢都花在了唇膏、銀色的手機、心型的項鍊墜和許多高跟鞋上。
打工妹們總在說要走。工廠要求工人必須幹滿6個月，但6個月之後你的辭呈也未必獲得批准。工廠會把每個工人頭兩個月的工資扣下作為押金；如果工人不經同意辭職，就意味著那兩個月的工資沒了，到另一個地方後一切都得重頭開始。進廠易，離廠難，這種工廠生活是你在外面不可能瞭解的。
找到一份更好工作的唯一辦法就是辭掉你手裡的工作。面試會佔用你的上班時間，而且新的僱主希望你立刻開始工作。辭職也是你找到一份新工作的最大保證，因為吃住的壓力會激勵你儘管找到工作。為了壯膽，打工妹經常一起辭職，說好一起到一家新工廠上班，但通常人算不如天算。
二
有很長一段時間，盧清敏（音譯）都覺得孤單。她的姐姐在深圳的一家工廠上班，這座發展迅猛的工業城市距離她有一個小時的大巴車程。敏（她的朋友都這麼叫她）老家的那些朋友們在中國沿海各地打工，而她已經和她們失去了聯絡。這是自尊心在作祟：因為她不喜歡自己工作的地方，所以沒有跟任何人說她在哪兒。她讓自己從大家的眼中消失了。
她打工的那家廠叫佳榮電子（音譯）。這家香港企業生產鬧鐘、計算器和能夠顯示世界主要城市時間的電子日曆。敏在2003年3月來這裡面試的時候，覺得這家工廠看起來還不錯：鑲瓷磚的廠房、水泥大院、緊閉的金屬摺疊門。在被僱傭之後，她才得以入內。她的寢室是靠近廁所的一間屋子，上下鋪擠了12個人；房間又髒又臭。食堂的伙食也很差，每餐包括米飯、一份葷菜或者蔬菜，還有幾乎像水一樣的湯。
生產線的上班時間從早上8點到午夜，加上吃兩頓飯的時間一共工作13個小時，工人們一連數週每天如此。有時候週日的下午不用加班，那是他們僅有的休息時間。工人一個月掙400塊，加班費幾乎可以到這個數字的一倍，但錢總不能按時給。這家工廠有1000名工人，大多數都是女工——不是剛離開老家的少女就是年過30的中年女人。這裡沒有20多歲的年輕女人——她們是製造業的主力，所以看看這裡缺什麼人，你就能斷定這兒的工作環境。敏一想到自己在之後的10年裡，每天都要像這樣坐在生產線旁邊，就不寒而慄。她只有16歲。
從她進廠那一刻起，就想離開，但她發誓要幹滿6個月。對她而言，讓自己變得能更加吃苦是一件好事，因為目前她的就業選擇非常有限。法定的最低工作年齡是18歲，但十六七歲的人也能找到一些勞動時間短一些的工作。一般來說，只有根本不在乎勞動法的老闆才會僱傭她這個年齡的人，敏把這種工廠稱為「最黑的工廠」。
工作的第一個禮拜，敏過了17歲生日。她請了半天假，獨自一人去逛馬路，買了一些糖，然後一個人全給吃了。她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娛樂的。在來到城市之前，她對於工廠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隱約覺得工廠應該是氣氛活潑的社交場合。「我原本以為在生產線旁工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她後來說。「我以為會有很多人一起工作，大家一邊忙碌，一邊聊天、開玩笑。我以為氣氛會很寬鬆，但實際不是這樣的。」
工人規定工作的時候不許說話，否則罰款5元。要去廁所的話，必須10分鐘回來，而且要得到簽字批准。敏在質檢部門工作，負責檢查那些在生產線上移動的電子產品，確保按鍵正常，塑膠件是否接好，電池是否裝好。她不是一個模範工人，坐在生產線上的時候不停說話，還和其他女人一起唱歌。但坐在那裡還是讓敏覺得像是在坐牢，所以她不停地去洗手間，就為了看看窗外綠色的群山，那讓她想起自己的老家。東莞地處植物蔥鬱的亞熱帶，但有時候敏似乎是唯一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人。由於她總去廁所，所以這家工廠制定了一條規定，工人每4小時才能去一次廁所；如果違反規定，就要罰款5元。
6個月之後，敏去找她的老闆——一個20多歲的男人，說想辭職，但他拒絕了這個要求。
敏的老闆說：「你在生產線的表現不好，你是瞎了嗎？」
敏反擊道：「即使我瞎了，也不願意在你這樣討厭的人手下工作。」
為了表達不滿，她第二天沒去工作，結果罰款100元。接下來的一天，她又去見老闆，要求辭職。他的回答讓她大吃一驚：繼續幹到6個月之後的春節放假，她就能辭職，而且能拿回工廠欠她的兩個月工錢。敏的老闆這是在假定她會留下來。在春節過後，工人會湧向東莞這樣的打工城市，那個時候的工作最不好找。
在鬧過之後，敏的老闆對她好了一些。他好幾次勸她考慮留下來；甚至談到要把她提拔為工廠的樓層執事，但工資不漲。敏一口回絕，她對老闆說：「你的這家工廠不值得我把整個青春浪費在這裡。」她在附近的商業學校報了一個電腦班。不用加班的時候，她就省去晚飯，上幾個小時的課學習怎麼敲電腦或者用電腦畫表。大多數的打工妹都認為自己受的教育太少，上課也沒有用，但敏不一樣。她認定，「學總比不學好。」
她給家裡打去電話，說準備辭工。她的父母反對她這麼做，他們在老家耕種著一小塊土地，而且還有三個小一些的子女仍在唸書。父親說「你總想跳來跳去」，女孩子不應該這麼浮躁。他告訴她，留在一個地方存一些錢。
敏覺得這個建議不咋地。她告訴父親，「別擔心，我能照顧好自己。」
她在工廠現在有兩個知心朋友，梁榮（音譯）和黃嬌娥（音譯），她倆都比她要大一歲。在敏去上課的時候，她們會給她洗衣服。衣服總要洗，因為工人沒有幾身衣服可換。在下班後的那些潮溼的黑夜裡，打工妹們排著長隊，拿著桶走來走去，到宿舍的水池打水。
一旦有了朋友，工廠的生活可能會變得有趣。極偶爾不用上班的晚上，這三個女孩都會不吃晚飯，去滑旱冰，然後回到工廠看一場深夜電影。在秋去冬來的時候，由於寢室沒有取暖設施，姑娘們凍得睡不著。這時敏會拖著她的朋友到院子裡打羽毛球，直到全身暖和可以睡覺為止。
2004年的農曆新年在1月。工人只放4天假，還不夠返鄉再回來上班的。敏留在宿舍，兩天給家裡打了4次電話。假期結束後，她又去找老闆，這次他放她走。當敏把訊息告訴梁榮和黃嬌娥這個訊息的時候，她們都哭了。在一個都是陌生人的城市裡，她倆是唯一知道她要離去的人。她們求她留下來，認為其他工廠的條件也好不到哪兒去，無論是走還是留下來，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樣。但敏可不這樣認為。
她向她們保證，在拿到新工作的工資後，會回來看她們。敏拿著裝有幾件換洗衣服的背包以及工廠欠她的那兩個月工資，當天就走了。她沒有帶走自己的毛巾和枕頭被子；雖然這些東西是自己花錢買的，但她實在不想再看到它們。
在生產線上工作了10個月，敏已經往家裡寄了3000塊錢，還交到了兩個知心朋友。
她本應該是感到恐慌的，但在那一刻，她只知道自己自由了。
三
在盧清敏出生的那個村子裡，幾乎所有人都跟她是同樣的姓。那裡住著90戶人家，在一片不大的土地上種植水稻、油菜和棉花。敏的家人耕種著面積只有0.2公頃的一片土地，他們的食物主要靠自給。
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她的未來似乎就已經確定了，那就是以農村生活的一個基本信念為核心：一家必須要有一個男孩。敏的媽媽在最終生下一個男孩之前，生了4個女兒；在政府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初期，這項政策在大多數農村地區執行並不嚴格。隨著80年代經濟的開放和生活成本越來越高，5個孩子給家裡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作為家裡的老二，敏也要背起養家的擔子。
她不喜歡上學，成績不好。從她記事開始，就不停闖禍。她爬到鄰居的樹上偷人家的李子；要是抓住了，她會被暴打一頓。她母親讓她幹家務活，她總是一口拒絕。「家裡這麼多人，為什麼讓我幹？」她母親拿著一根棍子追著她跑了幾百米打她。
她喜歡玩。她學會了游泳，開卡車；她喜歡滑旱冰，受了傷也不讓母親發現。「能摔的跤我都摔了個遍，」她說，「你都想不出來我是怎麼摔的！」敏是父親的掌上明珠。有一年夏天，為了賣自家種的西瓜，父親租了一輛卡車，帶著她在鄉下到處跑。他們白天開車，晚上就睡在車上；這是敏最喜歡的一段往事。大多數外出打工的人，都把自己的老家與貧窮、落後聯絡起來，有些人甚至不願意說出自己住的村莊的名字。但敏來到城市很長一段時間之後，說起自己的家鄉時，仍然是把那裡當成一個美麗的地方。
在90年代後期，為了給幾個孩子掙學費，敏的父母都外出打過工。她的父親在沿海的一家鞋廠工作，後來因為身體不好，又回去了。之後，她媽媽也外出打工一年。敏在老家附近的一個鎮子住讀，但每個週末要回家給爸爸和弟妹做飯洗衣服。
在她老家，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敏還在唸中學的時候，她的大姐貴敏到東莞的一家工廠打工。沒多久，敏沒有通過高考，父母考慮讓她也出去打工。貴敏打電話回家，勸他們還是讓敏唸書；她在工廠掙的錢，可以給敏交學費。父母同意了，讓敏到一家兩年制的職業高中讀書。這使她成為了全村受教育最多的人之一，甚至比為了幫助家裡而犧牲唸書機會的貴敏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