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伏在血液裡
文/陳芳明
李敖的文字使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內心竟埋藏一座蓄勢待發的火山，濃稠滾燙的岩漿早已在血管裡急速流竄。我必須承認，沒有經過李敖的點撥，我的身體可能會變成死火山也未可知。
一
到如今血液裡仍埋伏著叛逆之火，燒完了青春，燒完了中年，剩下的餘燼微溫還可拿來暖和向晚的歲月。
曾經是一位怯懦退縮、優柔寡斷的少年，有一天竟然被鍛造出粗壯的意志，於今想來仍然覺得難以置信。這種轉變當然極其冗長緩慢，但我相信生命裡總有一個起點。每當追問自己的精神轉折時，20世紀60年代的窒悶氣息不覺又回到複雜的記憶，心情頓時又落入灰暗、閉鎖、不快的氛圍。就像里爾克詩裡的那隻豹，焦躁地來回走動，定睛望著柵欄外那可疑的世界。
抑鬱的年代悠長且難耐，僥倖還有一絲稀薄的空氣微微流動。藉助那罕有的呼吸空間，青春得以存活下來，叛逆的情緒也跟著引燃起來。經歷過20世紀60年代的許多青年大多會同意，不絕如縷的一絲空氣應該是吹拂自一個書香聖地與一位傳說人物。如果有人提起，那一定是屬於一個世代所共同懷念的文星書店，以及書店的旗手李敖。
作為一個旗手，李敖是我那個時代的一種願望，一種行動，一種叛逆的象徵。他的叛逆帶有桀傲不馴的架勢，也具有雄厚的歷史知識訓練。患有健忘症的臺灣社會，似乎已經拭去當年他曾經開拓言論版圖的記憶，甚至也遺忘他為這樣的行動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他的形象，以及他的文字，在我青春靈魂鏤刻下來的印記，是不可能輕易忘懷。
李敖大我十二歲，同樣屬豬，是我臺大歷史研究所的前輩。1965年我到達臺北讀書時，他的名聲已在朋輩之間廣泛傳誦，幾乎可以用滿城風聲來形容。年齡的遲到，註定我必須錯過許多熱鬧的事件。帶著落後的心情，縱然只是抓到歷史的尾巴，我似乎能夠理解李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義。時代絕情地對他關閉時，我確切知道，他仍然走在歷史的最前端。他的背影，引導我走到一個思想的路口。
時代轟然關閉的，是李敖主編的惹人議論的刊物《文星》，以及他坐鎮的城堡文星書店。我在那年9月就讀輔大歷史系，常常把自己關在圖書館，為的是補修錯過的功課。我總是請求圖書館員取出過期的《文星》，讓我坐在黃昏的落地窗前閱讀，直到夜晚的來到。在高中時，我僅沉迷在文學讀物，從未有機會接觸如此豐富的雜誌。每期封面標榜的「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的雜誌，確實盡職地開啟我的眼界。在思想上，我從《文星》初識了自由主義。在生活上，我第一次感知臺灣社會的存在。在藝術上，我領受了當時現代主義運動的暗潮洶湧。從南部小鎮北上的青年，終於走上通往生命啟蒙的道路，正是在捧讀《文星》的時刻默默發生。
李敖以一個灼熱靈魂的姿態進駐到我的思考。什麼叫做生命追求，什麼叫做心靈開放，都成為我日後汲取知識過程中的偏愛。有一種驅力不斷在我體內膨脹翻滾，那時候並未察覺，自己的人格與性格已開始接受前所未有的改造。在李敖身上，我著迷的並不止於雄辯的文字，而是更加醉心於他堅持的自由主義精神。這是我思想成長的一個斷裂點，是我與年少時期正式揮別的時刻。在此之前，我的身體帶著沉重的枷鎖，馴服地聽命於所謂黨國的制式教育。李敖的文字使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內心竟埋藏一座蓄勢待發的火山，濃稠滾燙的岩漿早已在血管裡急速流竄。我必須承認，沒有經過李敖的點撥，我的身體可能會變成死火山也未可知。表面靜止，內心躁動的我，一直在尋找恰當時機與恰當出口。我終於引信爆發時，已是在十餘年後遠離臺灣的異域。回望臺灣時，我的行動證明已是遲到的。
李敖是一位勇者，也是強者。他不曾等待，而是勇於創造時機，也勇於開闢出口。自由主義傳統在臺灣有一段相當挫折的歷史，主要原因在於威權體制過於傲慢，而知識分子過於脆弱。這種脆弱，並不能完全苛責知識分子，畢竟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必須依賴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改革意願強烈的中產階級。國民黨能夠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臺灣如入無人之境，就因為從未遭遇來自中產階級的抗拒與要求。李敖在中產階級還未成熟、資本主義猶在萌芽的時刻，就以具體行動向國民黨挑戰。這位孤獨的戰士，應該已經預見一個困難的命運正張開雙手迎接。
整個世代的知識分子都熱著心腸看他表演，卻沒有人鼓起勇氣加入他的行列。他比任何自命左派的知識分子還更具批判力道，並且更為激進堅強。我在1965年12月閱讀第98期的《文星》時，竟然可以感受自己的心跳特別劇烈，血液似乎也到達沸點。那時，李敖所寫的《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正捧在我的手上。一位18歲的青年，可能還沒有足夠知識經驗去判斷當時嚴峻的政治環境，但是卻清楚可以讀出李敖在寫下那篇宣告的字字句句，簡直是一記一記鐵槌擊打在沉默無聲的臺灣社會。
李敖的自由主義思考，無疑是來自胡適的啟蒙。但是，他的行動格局，胡適是無法相互比拼。他們沒有任何師徒關係，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卻共同承擔一個畸形的政治體制。同樣受到歷史環境的限制，胡適終其一生都與當權者保持密切往來，李敖則選擇站在政治權力的對立面。這是臺灣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宿命，無論立場如何不同，最後都無法遁逃權力的壓制。胡適過於貼近國民黨，在寂寞的晚年，精神上形同繳械。他的思想不僅沒有突破，反而提倡「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妥協哲學。在五四時期爭取個人自由解放的胡適，受到國民黨的羞辱、扭曲、傷害，最後被迫隱身沒入歷史地平線。李敖前進的方向，全然與胡適背道而馳。他拒絕容忍，當然也不甘沉默。在黨禁報禁的高度思想檢查時代，知識分子都寧可閉門讀書，唯李敖毅然開門迎戰。對手無寸鐵的書生，國民黨從來沒有放棄過監視、囚禁、撲殺的機會，何況是面對倨傲挑戰的知識分子如李敖者。在30歲以後，李敖的命運變得悲涼而悲愴。
二
在正確的年代做錯誤的事，或在錯誤的年代做正確的事，基本上都帶有悲劇性格。李敖的行動，遠遠走在時代之前。因此，他的實踐全然不能以正確或錯誤來評斷，較為恰當的說法，應該是他從來所做的事都屬於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incorrect）。他所處的時代，也不能說正確或錯誤，只能說他的生命情調與行事格調全然不合時宜（outofplace）。
第一次我從海外回到臺灣，是在1989年夏天。李敖54歲，我42歲。闊別這麼久之後，舊時的友情已是蕩然無存。作為異議分子所得到的待遇，唯我存心瞭然。那個夏天我去拜訪李敖，更可理解他這輩子在臺灣所嚐到的荒蕪與孤寂。住在城市高樓的李敖，行跡近乎隱居，但是他的社會介入卻比許多知識分子還來得深刻。
他看來是從容自在，時間與苦難未嘗在他的前額留下絲毫痕跡。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談話相當謙和有度，與他犀利的文字判若兩人。留存在我內心的20世紀60年代李敖形象，與眼前這位溫文爾雅的主人似乎銜接不起來。那年文星書店被迫關閉之前，幾乎臺北的青年學生都鼓勇而出，為的是搶購最後庫存的《文星叢刊》，也為的是對這樣標記著自由主義精神的城堡致敬。書店櫥窗張貼著標語：「酒店關門我就走」，語意非常不明，卻隱約帶有一份揮別時的瀟灑。在特務鷹犬的環伺下，一個面臨關閉命運的書店，還能保持如此雲淡風輕，大概也只有李敖做得到。
《文星叢刊》是我那世代的風尚。就像現在青年每人手持一支手機，當年人手一冊閱讀李敖主編的雜誌與叢刊，也是一種時代的儀式。叢刊的個性，其實就是李敖的個性，寬容，開放，但不失批判精神。在我知識追求的旅途中，許多初識的作者都是在《文星叢刊》遇見。不管是雜誌還是叢刊，開啟了我歷史教育之外的現實視野。集合了陣容整齊的作者，建構了封閉年代的最佳心靈，非李敖莫辦。在現代主義運動的大旗下，無數在日後被視為經典的作者、詩人、舞者、音樂家、畫家，都通過了文星這道閘門。在那樣的行列裡，李敖的實踐與行動，無需援引抽象理論，就全然是自由主義者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