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言論最能檢驗那個時代當權者能夠忍受的程度。他的沖決網羅，並非只是在求得個人思想的解放，也是在護航整個社會求得心靈的釋放。我從未標榜他是英雄人物，但是從大學時代到研究所時期，他的文字隱然在為我定製一個指標：任何文字不能引起議論或爭論，就不足以干涉政治氣候。李敖的故事，是一個時代的共同故事；李敖的結局，也是一個歷史的共同結局。處心積慮要終結他言論的愚蠢統治者，能夠想出的聰明手段，便是訴諸冤獄來消音。羞辱知識分子的尊嚴人格，才能抬高國民黨的統治性格，這是臺灣歷史的戰後命運。
李敖坐牢，是整個世代思想坐牢的縮影。每思及此，我總是感到氣憤心痛，以至不知如何自處。我後來閱讀《李敖回憶錄》，才得以窺見他在獄中遭到的凌辱刑求。那種失去理性的虐刑，正好反映統治本質的醜陋與野蠻。讀了他充滿人性的文字，才覺悟到他曾經也有過堅強與脆弱的時刻：「……在多少個子夜，多少個晦冥，多少個‘昏黑日午’，我噙淚為自己打氣，鼓舞自己不要崩潰。」他寫下這段令人不能卒讀的字句時，國民黨正處於崩潰前夜。
我去拜訪李敖，絕對是為了向這位重新站起來的自由主義者致敬。我有太多的理由，必須交代清楚。李敖坐牢時期，正是我遠離臺灣的時候。20世紀70年代黨外民主運動臻於高潮階段之際，我常會假想，如果李敖沒有缺席，會不會使民主言論更具活潑精彩？這是沒有答案的提問。不過，他在20世紀80年代出獄後，就立即與黨外雜誌結盟，造成的氣勢令人瞠目。
我那時正自我囚禁在洛杉磯主編《美麗島週報》，遠隔海洋，居然也可以感受到他擘造的風雲飄海而來。受盡屈辱的李敖重出江湖，不帶任何血跡淚痕，也完全不浪費絲毫時間，就立刻提筆與國民黨決戰。他的姿態好像只是遠遊歸來，輕撣衣袖上的塵土之後，又開始埋首工作。曾經落在他肉體與心靈的每一道殘忍鞭笞，現在都折算成頑強的字字句句予以還擊。自由主義者的甜蜜復仇，絕對不是庸俗的以牙還牙，而是以漂亮的言論創造更豐饒的自由。
他的文字是時事的，也是史詩的。十年軟禁與監禁，並未使他的戰鬥意志稍退。為了使自由精神的氣象更加開闊，他毫不避嫌與黨外運動組成聯合戰線。他不是不知道黨外的政治理念，也不是不理解運動陣營內部的恩怨情仇。但是，在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李敖寧可超越自己所抱持的中國情懷，而伸出合作的手。在他身上，我真正體會了自由主義精神的高度與寬度。在洛杉磯時期，我每週都同時收到數份黨外雜誌，李敖的政論隨處可見。注滿血性的文字，再一次測試著威權體制在日薄西山時的忍受程度。在權力與文字的對比之下，前者是侏儒，後者是巨人；國民黨果然流露衰老疲態，李敖反而變得無比蒼勁。
從來沒有經過他的同意，我徑行轉載他的文字。在那段時期，國民黨內部正陷於權力鬥爭的無政府狀態，臺灣社會也跟著落入失序脫序的情境，李敖的思考呈現得特別清晰。他每次出手，都能擊中要害，又狠又準。他的戰鬥力量，強化了黨外運動的氣勢。1982年發生了李師科搶劫銀行的案子，警特單位一片慌亂，到處逮捕無辜百姓，既隨意又惡意。一位尋常民眾王迎先，竟至於遭到凌虐致死之後，李師科才落網。對這位搶劫犯，臺灣媒體輿論無不鳴鼓攻擊，毫不留情。李敖在這時候發表一篇文字〈為老兵李師科喊話〉，獨排眾議，寫出流落在臺灣退伍老兵的悲慘生涯。這篇政論透視了歷史迷霧與政治迷障，為受盡權力欺凌的外省老兵吐出悲憤心聲。喪失改革能力的國民黨，當然也失去了歷史反省能力；它唯一能夠為自己辯護的方式，便是坐等著審判別人。我轉載這篇文字時，引起海外讀者的議論。我必須承認，李敖的政論是週報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離開洛杉磯後，開始為黨外雜誌撰稿，自然是效仿李敖的介入精神。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而選擇自焚之前，我義務為他創辦的《自由時代》系列刊物撰寫政論，無非也是跟隨李敖為自由主義傳統辯護。我的文學啟蒙始於現代詩的愛戀，從來沒有預見自己竟會涉入政治運動，而且幾乎已到達不歸路的邊境。這樣的生命轉折，當然有許多看不見的力量在推波助瀾。在各種力量的衝激之間，使我感到甚至是骨髓也會產生顫慄的，無疑是來自李敖的文字。
李敖也許知道我在海外擅自轉載他的文字，但我可以體會他的寬容與善意。我在1988年撰寫《謝雪紅傳記》時，知道他手上擁有一冊「法務部」繕寫的《二二八史料》，那是屬於內部流傳的檔案。我託人向他轉達要求影印時，從未謀識的李敖，相當慷慨地把原版轉贈給我，他反而留下影印本。他的豪華手筆，確實讓我開了眼界。
我向他致敬的那個夏天，李敖已經和黨外運動決裂。我去拜訪他之前，許多朋友警告我必須慎防戒備。我第一次體會到在臺灣交朋友竟然是如此辛苦，從而也理解到民主運動的格局變得如此狹窄。我所理解的民主運動，也就在於整頓威權體制在臺灣人心靈遺留下來的扭曲與傷害。這樣的歷史巨創，卻未在民主運動中得到治療，反而習慣以扭曲的立場看待自由與民主。我受到的傷害完全不能與李敖相提並論，但是對於他的挫折感，我的體會日益加深。
三
如果活在一個健康的時代，李敖無疑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家與思想家。就像殷海光那樣，也有可能成為上乘的哲學家。嚴酷的政治環境，卻都把他們刺傷成為政論家。殷海光原是可以寫出深刻的哲學作品，竟在一個看不到希望的年代，窮其一生致力於爭取言論自由。李敖受到的傷害還更巨大，在他的生涯裡臺灣失去許多重要著作。年少時期就誓言寫出《胡適評傳》的他，繳出第一冊之後，便被迫去開拓發言的空間。他的計劃中，還有一部《中國思想史》的工程猶待建構。在人格與人權徹底被剝奪之後，他不能不走上政治的道路。
我尊敬李敖，一如尊敬殷海光，因為對於自由的信念從未在生命裡稍嘗放棄。凡是他確切相信的，便捨身追求，不會因為時代的轉變、政權的轉移，立場就會動搖。李敖終於成為政治人物，應該是臺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在他的內心深處，必然還活躍著一位思想家或歷史家。以他的格局來判斷，如果活在五四以後的中國，也許已經投入激烈的革命陣營。
看到他在電視主講「笑傲江湖」時，我知道一位寫歷史的大師正在消失。如果像他那樣頗具氣勢的寫手，都選擇了說歷史的工作，我只能興嘆消費社會的吞噬力量是如此龐大。當他也被迫走入立法院的深門時，我更加能夠認識臺灣社會的不寬容。戒嚴體制已經瓦解，威權文化已經式微，民主開放的時代其實沒有到來。我曾經天真地假想，政權更迭之後應該可以創造一個從容思考、從容寫作的環境，李敖也能夠回到書齋完成他的未完成。我的假想，全然出於一廂情願。
20世紀80年代，李敖曾經為民主運動寫過一篇文字《戰鬥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鼓舞了許多充滿政治憧憬的年輕世代。今天如果以這樣的檢驗來衡量權力在握的民主運動者，幾乎沒有多少人能夠符合。20餘年來，剩下的戰鬥者唯李敖一人。以統獨立場來檢驗李敖，那是思想簡單、思考慵懶的評斷。以臺灣之名，淪落至貪腐境地；以民主之名，傷害自由至深，反而比起國民黨還不堪。
李敖的思想內容與自由精神，絕對屬於臺灣。當他站在北京演講，以調侃嘲弄方式對共產體制批評時，自由主義者的氣象在那時刻變得特別莊嚴。他的創造力與想象力，都是在臺灣釀造。無論他同意或反對，我都覺得李敖是徹徹底底屬於臺灣。當他從中國回來時，還有人認為李敖已經老了。這自然是很可笑，那樣批評的人其實從來都沒有年輕過。懼於批判，怯於戰鬥，是沒有資格年輕的。
我錯過胡適的歷史，卻趕上李敖的時代，也就沒有失去什麼。在李敖的生命裡，我見證無情的政治斤斧錯亂地留下深刮的傷痕，由於至大且巨，那已不是一個世代能夠輕易拭去。歷史的力量不斷把他推入政治場域，即使已過70，李敖還是被迫必須繼續戰鬥下去。臺灣社會終於還是沒有開闢一個環境，讓思想家回到思想，讓文學家回到文學。人文心靈的荒蕪，使所有的自由主義思想都失去了意義。我在海外的黑夜裡，曾經閱讀李敖文字，久久不能成眠。如今回到臺灣，李敖文字帶給我的騷動，還是讓我不能保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心情。歷史是如此反覆，政治是如此無常，當我看不到健康社會降臨臺灣時，叛逆之火依然埋伏在我的血液裡。
攝/高遠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湖北黃岡團風縣人，中國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曾師從金嶽霖先生，並在西南聯大、臺灣大學任教。一直以介紹西方的形式邏輯和科學方法論為己任。著有《論認知的獨立》《中國文化之展望》《自由的倫理基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