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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面騎士馬科斯

演講人/戴錦華

我們正視這個世界的種種問題,正視這個世界的不平等、不合理,相信這個世界仍然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我們的想象和創造之中。

今天很高興能來到「單向街沙龍」,希望能跟大家共享一些想法,也希望能和大家爭論一些問題。這樣的空間好處就在於不是一言堂,沒有整齊化一的氛圍,大家願意聽就聽,不願意聽就可以走,太熱了可以走,聽得沒勁了也可以走。

我今天想就這本書,《蒙面騎士》來給大家談一些我的感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經對我略有耳聞,大概會知道我是一個說得好聽點,不守成規的人,說得不好聽是不務正業的人。我自己喜歡的一種表述是:如果我也算作「學者」,我大概屬於不甘心被綁在一個學科的戰車上的一個人。

這是我第一次做翻譯,而且翻譯了這樣一個奇怪的人——今天世界上碩果僅存的一處左翼游擊區的游擊領袖。但是這本書出來以後,好像給書店帶來一點麻煩,就是書店不知道把它歸在哪一欄。最後我發現,大部分書店都把它放到了外國文學那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的,因為這個書的作者儘管是一個游擊領袖,但是他的作品卻受到了世界各國的文學家、文學愛好者熱情的關注。他本人也和若干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為莫逆之交,一個法國著名學者雷吉斯·德佈雷,甚至認為副司令馬科斯,是今天拉丁美洲最優秀的作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我們經常說一手持劍,一手持筆,或者一手拿槍,一手寫詩,這經常是一種修辭,但是在這個人物身上,卻是一種非常真切的現實。同時又很荒誕的是,他的書放在文學部分不合適。馬科斯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是驚人的,我最早也是被他的文字所迷住,然後開始翻譯他的文章,但是他用非常文學性的語言和文字所討論的東西,卻不僅僅是文學,而且是今天的世界,是明天,是未來,他重新復活了這樣一些字,比如說「夢」,比如說「想象」,比如說「希望」,比如說「未來」。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這個觀點,我認為今天的世界,所謂後現代主義的時代,把我們帶到了這樣一個生存狀態之中,這個生存狀態我管它叫「封閉了的現代時」,就是每時每刻我們只擁有此刻,而這個此刻不連向過去,也不通往未來。有一種說法是,討論五年以上的計劃是蠢豬,因為今天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五年以後的世界是怎樣的。更有趣的是,十年以上的過去已經變得遙不可及。因為現在的世界是以這樣的速度發生的:今年的流行就是明年的懷舊,後年的經典,大後年這些東西早已經被遺忘了,被埋葬了,死亡了。所以我說我們生存在一個沒有過去、沒有未來、一個「封閉了的現代時」當中,所謂「不求天長地久,只求曾經擁有」。

但是事實上,我們每個人仍然揹著歷史,我們每個人必將走向未來。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話:我從來不討論未來,因為它來得足夠快。換句話說,你可以不關心未來,你可以不討論五年以上的計劃,但是五年,十年,一輩子,其實只是一瞬間。於是又有人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苦呢?好,你也許認為一百年的生命很快,但是從一個人,每一個個體的經驗來說,一百年又足夠漫長,你在這一百年當中可能會經歷到很多很多你始料不及的東西,你今天拒絕去思考的東西,明天成為了現實,你就不得不去面對。

所以我說這是馬科斯的意義,他用一種文學的方式去書寫政治、哲學、社會、歷史文化,用一種文學的方式去開啟理論已經完全無語的那些領域和空間。對我來說,他最重要的是給了我一種可能,一種希望,讓我覺得某些我們今天已經完全沒有語言去說,沒有語言去想,沒有辦法去思考的東西,或許換一種方式,就有另外一個世界在我們的面前開啟了,這是我先對這個人物做一個很不直接的介紹。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儘管一向不務正業,最後居然不務正業到了去翻譯一本拉丁美洲的游擊隊隊長的書信公報集,為什麼?有什麼東西使我做了這樣一種選擇?剛才介紹了一部分原因。另外一部分,是對我來說,這本書同時向我開啟了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對我、對多數的中國讀者、中國的思考者來說關閉了。這個世界叫什麼?就是拉丁美洲,再說大一點就是第三世界。

在這裡我想稍微扯開去一點,我想大家都熟悉一個說法,就是「新時期」。1978、1979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我們說中國結束了「閉關鎖國」的歷史,向世界開啟了國門,「新時期」到來了。這句話說對了沒有呢?在座的好像都比較年輕,沒有我的同齡人,如果有我的同齡人的話,我們可以真切地回憶起來當時多少新奇的東西突然湧到我們的面前。但是「改革開放」30年過去,我們再返回那段歷史,發現「‘閉關鎖國’的中國終於向世界開啟」,這個說法本身是對的,又是錯的,它說出了一部分真實,又製造了一個謊言。

我想說的是中國從來不曾自在於世界之外,所以中國「走向世界」這個說法是非常荒謬的,在邏輯上不通的。為什麼說不通?就是中國「走向世界」意味著此前中國在世界之外,中國怎麼可能自外於世界呢?

有兩個錯誤,一是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自己閉了關鎖了國,是別人閉了它的關,鎖了它的國。大家不要忘記沿著中國的海岸線,一線排開去是「冷戰」的資本主義陣營,所以中國被封鎖在「冷戰」的資本主義陣營之外。而中國為了追求獨立的工業體系的建立,又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發生了衝突,於是它的背後一線是蘇聯的封鎖線,所以中國被兩大陣營夾擊、閉鎖在這樣一個封閉的大陸狀態之中,這是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可能開啟的。

第二個錯誤在於,那時候中國也在世界之中,這個世界是什麼呢?就是第三世界,大家不要忘記在美國、蘇聯兩大強國的反對之下,中國還是在1971年加入了聯合國,當時周恩來有一個說法是非常形象和準確的,他說中國是第三世界的窮兄弟,一人一票,靠人數多,愣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換句話說,即使在「冷戰」的全面封鎖之下,中國仍然在世界之中,中國仍然有它廣闊的世界網路,這個網路就是第三世界。

1979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程式,國門確實開啟了,我們的視野確實開啟了,這個視野是什麼呢?是歐美世界,是發達國家。我們再一次遭遇到了歐美國家,遭遇到了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這是一點錯都沒有的,但是有一點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就是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視野、朝向第三世界的國際視野就落幕了。

在我成長的年代,我讀的小說是越南小說、東歐小說、蘇聯小說、緬甸小說……等到我進入大學的時候,我讀的就是歐美的作品了,慢慢的我就完全不知道在第三世界國家發生著什麼樣的事情。

我還有兩個經驗非常有趣,一個經驗是我在臺灣的時候,一幫朋友領我去一個餐館,這個餐館是緬甸風味的餐館,那些朋友們就開玩笑說,我們來這兒不是吃飯的,我們來這兒是看美人的。是什麼美人呢?他們就笑著指給我牆上一張很大的照片,確實是一個非常美麗的一個女性。我就說她是誰啊?那幫人說你不知道?我還很得意的說,我從來不知道流行明星。他們說,這個不是流行明星。我說我確實不知道。最後他們終於相信我不是開玩笑,告訴我說,那是緬甸著名的反對領袖昂山素姬,一個世界知名的、明星級的反叛女政治家。我非常驚訝的發現,我自以為我已經走向世界,自以為世界的視野在向我開啟的時候,其實有另外一個視野對我關閉了。

我後來檢索資料發現,其實我們的傳媒也報道她,不過她在邊角的位置。而我自己有意識的選擇了不看,我不關心緬甸發生了什麼,我關心的是美國發生了什麼,歐洲發生了什麼。

第二個例子,就是這個馬科斯。1994年,墨西哥一個新的武裝起義震驚了全世界,從1994年至少到2001年,事實上直到今天,馬科斯始終以這種環球傳媒明星的方式,吸引著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後來我發現中國傳媒也有報道,但是我一無所知,所以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大概一種新的主流文化的建構,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發生的:一方面是某些訊息以突出的、反覆的方式出現在你的面前,呼喚著你去了解它們,去認同它們,而另外一些東西卻消失了,或者說在邊角中,或者即使在它出現在你面前,你也不關心,而主流的方式還教給你一種接受和指認這樣一種文化現象的方式,你只能用它的方式去看。

比如說馬科斯,他有一個蒙面形象,於是我們的指認方式大概十有八九就說恐怖分子,只有恐怖分子才蒙面。這裡有兩個大無知,一個無知就是這位游擊隊長是以符號學游擊戰、網路游擊戰而著稱的,他們和政府軍的正面戰爭只發生了一天半,所有衝突當中的死傷人數不超過27個。這本身就是一個創造。第二,你不知道,你無知,你無知在哪裡,你不知道整個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素有面具文化,佐羅不是一個獨立的故事,佐羅是整個蒙面英雄傳奇當中的一個故事。

比如說我在我們的傳媒上讀到這樣的報道,義大利國際米蘭足球隊全體隊員,是馬科斯的熱愛者,他們經常為馬科斯所領導的「薩帕塔」運動捐款。在2005年初,他們把國際米蘭隊的球衣贈送給「薩帕塔」,馬科斯就穿了他們的球衣,蒙著臉出來跟傳媒拍照。我們的傳媒是怎麼報道的呢?說恐怖分子喜獲贈國際米蘭隊球衣。我看了以後啼笑皆非,我就覺得無知,並且堅持這種無知,這是主流的另外一種態度。

最後再扯兩個閒天,我們再來談馬科斯。這兩個閒天就是使我翻譯這本書的另外一個動機,我說我自己有一個反省,就是「9·11」事件的發生,對於我來說,是第一次坐在電視機前和全世界一起目擊這個悲劇的時刻,我記得我當時的那種震驚和傷痛,我努力不哭出來,因為我們大家都看到在雙塔座倒塌之前,那些人絕望地砸碎玻璃幕牆,揮舞著手帕,希望得到拯救,可是接著,雙塔座在我們的面前坍塌下來。我們已經看過太多的好萊塢電影裡有這樣的鏡頭,可是這一次是血肉之軀,真實的生命。我毫不懷疑,我想和我一起看過這個場景的人是跟我一樣,我們用我們的身體認同了雙塔座里人們的身體,我們感受著他們經歷的恐懼、絕望,感受著他們那種求生的本能。

但是接下來,我開始想到了一個問題,我曾經在新聞當中看到了另外一個場景,就是科索沃戰爭的時候,新聞報道告訴我們說,在美軍的空襲之下,塞爾維亞,前南斯拉夫一座一座的大橋,一個一個重要的公共設施被炸燬,最後只剩下了一座大橋是保護貝爾格萊德市的生命線,於是我在報道當中看到貝爾格萊德大學的師生手挽著手作為人盾上了那座橋,要保住那座橋。三天以後,我看到了一則文字報道說橋炸了,沒有一個字說那些貝爾格萊德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們是撤離了,還是被炸死了。

接下來我問我自己,如果我可以用我的身體去認同於雙塔座當中的那些美國的遇害者,為什麼我不能用我的身體去認同在貝爾格萊德大橋上的那些人盾?接下來我給了自己一個答案,不是為了原諒自己,但是我真的以為這是答案之一,這個答案就是我在美國著名學者,也是著名的女性主義者朱蒂斯·巴特的一篇分析海灣戰爭的文章當中讀到,說美國報道海灣戰爭的時候,它採用了一種最新的技術,而此後大多數的美國戰爭都以這個技術來報道,這個技術就是把攝像頭放在導彈上,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關於海灣戰爭的新聞影像,是通過導彈的視角來看的。我想大家可能會馬上明白,如果我們是用導彈的眼睛去觀看這場戰爭,我們就不可能用在導彈下面粉身碎骨的人的眼睛去觀看這場戰爭。

如果大家說這是美國傳媒的一個特例,你在這裡說有什麼用?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大家可能應該都看過《英雄》,張藝謀的新片,請大家回憶一幕場景,就是秦軍攻打趙國的時候,大家都會記得張藝謀設計的張藝謀式的箭陣,箭像風沙一樣鋪天蓋地的射向趙國,但是接著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攝影機採取了箭的視點。在那個場景當中,好像張藝謀要彰顯趙國人臨危不亂,視死如歸的精神,但是我們確實是通過箭的視點去看血肉之軀的趙國人。

為什麼對我來說這是答案之一?我覺得這個例子讓我們知道,我們經常以為我們直接目擊的事件,以為我們是自由地選擇了我們的視野,卻經常忘記了我們的視野先在的被一種更強的力量所選擇,這個更強的力量所選擇的觀看方式,先在的決定了我們的觀看方式。所以我覺得「後冷戰」時代到來,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重新到來,我們覺得人類充滿了希望,我們終於不在兩個大國的對峙之中,不在原子彈的威脅之中,我們有權利嚮往一個更美好,更多元、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似乎這樣一個世界,這樣一個時代也正在向我們走來。但是接下來我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情形出現了,一個和平與發展的年代,並沒有給我們帶來一個多元的、平等的、和平的、自主選擇的時代,相反全球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趨同的、極度趨同的這種狀態之中。任何的差異和另類的選擇都變得更加艱難,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同時另一個奇怪的事情,我在另外一組統計數字當中看到,是說當我們說到「全球化」,其實我們經常描述的是這種大都市場景,吃麥當勞,喝可口可樂,穿t恤衫,牛仔褲,我們美國化了,我們一說全球化,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圖景。但是我看到一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發的材料,它表明說,這個全球化圖景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被捲入?十億,只有十億人被捲入了這樣一種全球化的圖景,意思是什麼?意思是有50億人在這個全球化之外。

馬科斯做了一個很好玩的比喻,他說今天世界的圖景就像大螢幕,大家都知道,有多塊螢幕組成的,可以是一幅圖畫,可以是很多很多幅圖畫,這個大螢幕五彩繽紛,非常多元,似乎已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原則,但是這個大螢幕同時又像一面牆,它擋住了更大的一個視野,這個視野就是全球化過程不曾捲入的。所以問題不在於現代化程式好不好,全球化程式好不好,問題在於它是不是能把多數人帶入。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式是不是成功有很多的標準,但是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就是,是不是多數人都進入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今天的現代化程式,不能稱之為成功,因為確實有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這一部分得到了改善的、獲益的、享受著全球化和後現代主義時代的這種自由、平等和豐裕的物質、精神生活的人群,在中國巨大的人口比例之上,絕對人數極多,但是它仍然是一小撮。

所以說這樣的一些原因,這樣一些思考,使得近年來我自己開始做了一個選擇。比如說一年我有七個機會,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出席學術活動,文化活動,我更多的選擇不毛之地,窮鄉僻壤,去第三世界,我想去看一看不一樣的世界,不一樣的人們,不一樣的生活,不一樣的選擇。在這樣一個去亞洲、非洲和拉美的經驗當中,最吸引我、最振動我的是拉丁美洲,一方面那裡真的是一方熱土,在拉美你碰到的人們的那種生存狀態,那種熱情,那種在貧窮當中、在我們所認為的絕望當中充滿了生命活力的狀態……我記得第一次從拉丁美洲回來以後,我在講課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我說中國有一些批判學者說中國拒絕拉美化,我說純屬奢談,中國很多地方不如拉美,至少在底層民眾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上,中國差遠了。

另外一個讓我非常震驚的東西,是拉丁美洲有一種偉大的失敗者的邏輯,不是勝利者的邏輯,不是成功者的邏輯,而是失敗者的邏輯。但是這個失敗者就是拒絕承認失敗,就是且敗且戰。

同樣讓我記憶特別深刻,感覺特別強烈的是這個民族經歷了這麼多的苦難,但他們不遺忘,同時不絕望。我有一個拉丁美洲的朋友,一個70多歲的老建築師,他陪我們去參加墨西哥城的一個著名的廣場,那個廣場他們叫「三文明廣場」,因為那個廣場曾經是「阿普太克」王朝的首府,阿普太克的王宮所在,也是西班牙侵略者和阿普太克軍隊大決戰的地方,最後新石器文明的阿普太克王朝當然敗於現代文明的西班牙統治者,他們的國王被絞死。西班牙人毀了他們的王宮,用王宮的建材建起了基督教的教堂,所以它是阿普太克文明,也是是基督教文明。第三個文明是圍著那個廣場的一片我們很熟悉的現代公寓群,那是1950年代墨西哥政府的「脫貧計劃」,就是蓋了一些我們所謂的經濟實用房。1985年墨西哥城發生歷史上罕見的大地震,那一片經濟實用房幾乎全部倒塌了,死了數萬人。這位老建築師給我講這些歷史,他說1985年我就在這裡,和我所有的朋友一起,我們在做一件事,什麼事?就是從廢墟里拖屍體,往外搬屍體。我非常驚訝的是,這個老人講1985年的故事就潸然淚下。我就說他們是這樣的一種會不斷的記憶苦難,不是把苦難忘掉的民族。

我說一句不太準確的、也許會大家會罵我的一句話,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情而健忘的民族,我們尤其善於遺忘苦難,如果我們想到苦難,苦難就會成為犬儒主義的一種依據,又怎麼樣?反正都是苦惱。而我在拉美最強的感覺就是他們不遺忘苦難,但是絕不犬儒,絕不說我們又能做什麼呢?相反又能以極熱情的態度去行動。

我在這個書的前言當中寫,那一次我們在拉丁美洲,驅車幾千公里,幾乎走了墨西哥所有重要的地方,當時這個老建築師就是我們的嚮導,我們當時的感覺是,他簡直想把墨西哥託在手心上,展現給我們看。他對這塊土地的熱愛,對這個土地上的所有苦難的記憶,那種頑強的要變革不合理的現實,要改變這些苦難的鬥志……到現在為止,這個老建築師一方面是建築律師事務所的服務人,另外一個方面,他是一個一分錢都沒有、自己不斷掏錢的ngo組織的負責人,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去幫助弱勢群體,去改變社會、去抗爭社會不合理的結構。我最近接到他的email說,他們還在街上抗議選舉的不公正,所以我覺得這是拉丁美洲對於我的特別的意義。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我有意無意之間到處聽人們說起這樣一個傳奇人物,叫做副司令馬科斯,有各種各樣關於他的說法,各種各樣關於他的故事。於是到墨西哥的時候,我就非常好奇,很想看看這個人。當然我們沒能看到,但是知識分子,你看不到真人就可以讀書了,所以我回來就在網上搜尋,發現全球大概有六萬多個關於他的網站,幾乎囊括世界所有的語言,當時我覺得唯一沒有的是中文,在臺灣有一些很少量的報道,但是中國沒有一個「薩帕塔」的網站。但是我還是發現了大量英文的資料,而後我發現實際上在英文世界有大量的關於「薩帕塔」的出版物,繼而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情形,就是馬科斯在寫這些有的非常美麗、有的非常尖刻、有的非常精靈古怪的文字的時候,他每次都寫給國際國內外各大報紙,出版社,他還專門寫了一份空白合同,說你把你的出版社填進去,把你的報社填進去,我把這個送給你們。他說什麼叫版權?版權不過是私有制的一個可笑的東西,我就是要讓全世界更多的人讀到。

2000年從墨西哥回來之後,我就開始尋找馬科斯的文字。我沒有推銷書的意思,我認為如果你們有興趣,肯讀的話,應該不會失望。我首先讀到了他的一個部分,就是杜裡託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小甲蟲,後來我搜尋全世界的傳媒,發現有人支援他,有人反對他,有人憎惡他,有人嘲弄他,但是所有的各幫各派,毫無例外的都接受杜裡託,都覺得這個小甲蟲太可愛了。小甲蟲這個部分的書寫太有趣了,太智慧了。

如果大家真的去讀這個故事的話,你們會發現,在這個故事當中,小甲蟲代表著西班牙語世界當中一個永恆的形象,就是唐吉訶德。唐吉訶德大家都知道,唐吉訶德戰風車,唐吉訶德騎瘦馬,但是大家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在整個西班牙語世界,唐吉訶德從來不是笑料,他是西語世界最偉大的不朽的英雄,他象徵著一種精神,一種去行動、去實踐、痴迷於夢想、但是絲毫不為自己的夢想而感到恥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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