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春天太快了，
不祥的籤詩也抵不住它的速度；
光景飽滿地催促，一刻都不願挽留，
一件大事正期待著冬天。
——柏樺《水繪仙侶》
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來是異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無法治癒，因為他被剝奪了一個失去的故鄉或一片應許之地的記憶。這種人和生活之間的離異，演員和背景之間的離異，正是荒謬感。
——阿爾貝·加繆（albertcamus）
《西西弗斯的神話》（themythofsisyphus）
一
柏樺的電話打來時，是5月13日的下午。他的新書出版了，經過漫長的停頓之後，確切而言是15年，他又寫出了詩篇。
我感覺得到電話那端的興奮，聲調依舊輕柔，語速卻急促歡快。「書設計得很漂亮，」他說，「我馬上寄給你。」若不是我主動提及，他可能都沒興趣告訴我，昨天的地震將他兩架書震倒在地板上，他們全家露天過了一夜，我記得他那個眼睛清亮的兒子，有個和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名字——柏慢，在這個沉醉於速度的年代，他希望自己生命的延續者，緩緩前行。
我記得去年的8月，我旅行經過成都。在那個微熱的下午，我們坐在府南河旁喝茶談天。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柏樺。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則是5年前。「我經常心懷感激，因為和中國最好的詩人住在同一個城市。」一個成都朋友對我說，他提到了這個名字。
但是，我對此缺乏感覺。除去幾句流傳一時的名句，以及北島、顧城、舒婷這幾個名字，我對於當代詩歌一無所知。我成長的20世紀90年代的大學校園，早已不適合詩歌容身，計算機螢幕上顯示出的「borlandc++」和商業計劃書裡的市場分析，才是這個時代的密碼。
所以，說來慚愧，對於一個詩人，我對他接近卻是從他的散文開始的——它不像詩歌那樣過分節儉，更容易理解。
1982年初春的一個夜晚，我至今仍記得我曾驚懼於我懸而未決的詩歌命運。1983年初春的另一個夜晚，我驚喜地得到一本由鐘鳴編輯的《外國現代詩選》漢譯列印稿。1984年夏日的一個黃昏，我在歐陽江河家中讀到荀紅軍譯的帕斯捷爾納克（borispasternak）的《二月》，深為震動。1985年，又是一個初春的夜晚，在重慶北碚溫泉的一間竹樓裡，室內如此明亮，而樓道外卻一片黑暗，對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霧迷漫、新鮮而溼潤，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島在為我們談論「今天」的舊事，人、歲月、生活，一個詩人的旅程……而此時洗手間的水龍頭未擰緊，水滴落入白色臉盆發出的聲音讓我既驚歎又迷離，那聲音猶如1981年10月《表達》的聲音：「水流動發出一種聲音／樹斷裂發出一種聲音／蛇纏住青蛙發出一種聲音／這聲音預示著什麼呢？」……
這是柏樺為北島的《時間的玫瑰》所作序言的開頭，題為《回憶：一個時代的翻譯和寫作》。我整段引用了它，是因為我忘不了它給我帶來的閱讀快感——既緊張、動情、富有韻律，又充滿了節制。以至如今我竟忘了書中內容，只記得序中這個段落。
此後，我在香港大學的書店買到一冊《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並對其中有關梁宗岱的記述印象深刻，還有他在20世紀80年代那些性格各異的詩友——詩歌是他們打破生活的沉悶的武器，他們則是時代的英雄。
但在府南河旁，我們談論了一下午的不是詩歌與往事，而是海外漢學研究。從費正清、謝和耐（jacquesgernet），再到列文森（josephvenson）與史景遷，在西南交通大學，柏樺為學生教授這些內容。
表面的意外之下，是某種毫無懸念的聯絡。對柏樺這一代來說，滋養他們的養分不正來自西方嗎？波德萊爾（charlespierrebaudelaire）令他難安，為菲利浦·拉金（philiplarkin）的鎮定、細緻、精確而擊節……正是通過翻譯別人的聲音，他們這一代才尋找到自己的聲音，並創造出漢語的某種新的組合與節律。
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是一個加速斷裂、自我封閉的歲月，出生於1956年的柏樺發現，即使要了解自己的國家，他所能借助的材料也經常來自異域。日後，我讀到他那首《在清朝》，而它受惠自費正清。
那個下午，我們喝了幾杯茶，瓜子皮撒了一桌子，又在一家只有矮凳的餐廳用辣椒把自己弄得滿頭大汗。柏樺穿著鬆垮短褲與t恤，已是「知天命」的年紀，有了中年的沉穩與安寧，臉上卻帶著一絲少年式的不問世事。他提到了一項差不多完成的大計劃，算得上他的轉型之作。我依稀記得它與冒闢疆、董小宛的故事有關，形式也將有所創新。他自信地說，它將會顛覆很多人的觀念。
二
那次成都見面後，我接到了他的郵件，裡面是他這項新嘗試的初稿。或許是因為不習慣在計算機上閱讀，或者乾脆是對另一段明末清初的故事缺乏興趣——柳如是的故事，我也從未有耐心讀過。
倒是他送的那本十年文選《今天的激情》，我經常翻閱，並總是被其中一些段落打動。我會想象那個鮮宅裡的敏感兒童，或是揚州冬日裡他凍紅的臉……是的，我喜歡他陡峭的漢語，它或許也受到菲利浦·拉金的影響吧。但是我總能在這些完全西化的句式中讀到一絲冬日的蕭瑟，或傍晚的惆悵，那感覺像是山水畫或是庭院深深。
在這本書裡，柏樺也誠實地、如魔咒式地說出了，20世紀80年代的那個意氣風發的詩人為什麼停筆了，那是在對皂角山莊的回憶裡。「一個更強大的春天來臨了，山莊主人徹底放棄了對‘腎臟’的偏愛、沉思和研究，緊急投身春天的‘市場’，唸經的老婦人也去老君洞趕製麵條，叫賣於遊人；戴眼鏡要錢的少年身穿牛仔褲問我要不要打火機……」柏樺寫道，看著一場時代的颶風就這樣不可阻擋地刮來，而他則覺得「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生存的危險埋伏在前面，無聲地等著我……寫作的英雄時代已經作古了，寫作似乎變成了一件痛苦的工作……屬於詩人呼吸的空氣越來越稀薄了……」。
但或許只有在稀薄的空氣中，才能辨別到底誰才是真的詩人。如今，你在中國最大的圖書網站噹噹網的查詢欄中敲入「柏樺」這個名字，會跳出五十幾項查詢結果。其中只有幾本他的、或與他相關的詩集或文選，剩下的則是《艾凡赫——世界文學名著青少年必讀叢書》《中國古代刑罰政治觀》《新華商精英素質透析》或是《善用機會創造成功》……
不要懷疑這僅僅是重名，很有可能，它的確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抒情詩人」的作品。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刻，他依靠編纂各種流行出版物維生。他還訓練出一種熟練技巧，如果需要，能夠用剪刀、糨糊每年編上幾十本這樣的書。
我不知這是否會傷害他對文字的敏感。1992年之後，社會風物的確大為轉變，從城市的建築到人們的內心，它們都不再有空曠、遊蕩之感，不再能激發起柏樺的詩情。
他需要另一種精神的刺激。在年輕時迫不及待巡視了歐洲與美國之後，重回中國傳統是個必然而又充滿期待的誘惑。況且，他天生就是個懷舊的人，即使在歐洲作家中，他偏愛的仍是蒲寧（ivanbunin）、契訶夫（antonchekhov）這一類。
我不清楚他的這些閱讀與思考經歷，他日漸增加的年齡、日趨穩定的生活和成為父親的經驗，會給他的心境帶來怎樣的改變。而他重回中國傳統的努力必然困難重重，一方面他與那個古典世界早已相去甚遠，「現代生活已不是這個樣子」；另一方面，他還要對此進行現代詮釋——僵化的古典並無太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