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並非僅僅是失落、笨拙、無奈，它也是改變自我、再度創造的良機。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諾曼·馬內阿（normanmanea）因流亡獲得的一種更遼闊的視角。倘若他仍留在布加勒斯特，很難想象他會獲得此刻世界性的成功。
與文字中的過度感傷不同，馬內阿歡快、愉悅。「你是要威士忌、跳舞、咖啡，還是真的要採訪？」在紐約上西區的一間公寓裡，他張開雙臂，迎接我們。
我讀過他的兩本書，一本文論集《論小丑：獨裁者和藝術家》，一本回憶錄式的小說《流氓的歸來》。不知是翻譯所致，還是原作風格即是如此，我能熟記其中一些片段、句子，卻對全書的結構與敘述缺乏印象，它有些過分渙散。高度自我的沉溺口吻、細膩鮮活卻又經常重複的細節，似乎是他最顯著的特色。
但他獨特的個人經驗，足以制衡這種渙散與自溺。諾曼·馬內阿出生於1936年的羅馬尼亞，童年時進過法西斯的集中營，僥倖逃生又被捲入共產主義試驗中，50歲時不堪齊奧塞斯庫的獨裁統治，成為一名流亡者。在紐約，他一邊用他吃力學習的英語在大學教授歐洲文學，一邊用羅馬尼亞語寫作，講述那些黑暗、荒誕、充滿謊言與掙扎的個人經驗——這些經驗正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稱羅馬尼亞的統治是「結合了法西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拜占庭方式」，自己則是「兩種極權制度的豚鼠」。
「那個巨大的謊言就像個新胎盤，既不讓我們生，也不讓我們死。一個魯莽的姿勢就會讓那纖薄的薄膜炸開。你必須屏住呼吸，不斷自省，以便你的那張被大大小小的謊言堵住的嘴不會一不留神吐出可能粉碎那個保護繭的氣息來。事實上，我們正不斷用其他遮蓋物來包裹這蛋殼，一層又一層，就像俄羅斯套娃一般。」這樣漂亮的比喻，還有對審查制度的描述都散發著強烈的親近感，這是所有極權社會的經歷者共同的夢魘。這夢魘經常以特別的瑣碎、平庸的面貌出現，令身在其中的人們不斷被麻痺，最終失去了描述、理解它的能力。
「這要感謝你們中國還有朝鮮。」在我們說起齊奧塞斯庫年代的羅馬尼亞時，馬內阿半帶玩笑地說。玩笑的另一半卻是真實的。這位被馬內阿稱作「喀爾巴阡山的白臉小丑」在1965年成為統治者，曾給整個國家帶來巨大的希望。他推行了自由化政策，並曾公開反對蘇聯對「布拉格之春」的鎮壓。馬內阿的第一本書也正是在這氣氛中出版的，齊奧塞斯庫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個身份（或許，也是最真實的身份）。
在馬內阿的書架上放著他與妻子切拉（她年輕時的樣子與索菲亞·羅蘭頗有相似）青年時代的照片，他們穿合身的西裝與禮服，臉上帶著瀟灑的得意，像是老派的好萊塢明星。戴墨鏡的馬內阿，更像是個倜儻的花花公子。
「我們的文化是拉丁式的。」馬內阿說，他很願意分享青年時代的經歷。儘管在文章中，他強調政治的壓抑、社會的停滯、文化的分裂，但在個人生活中，那仍是個充滿音樂、書籍、舞會與情慾的時代。這不僅是因為彼時他正年輕，也是因為在羅馬尼亞（或是整個東歐，甚至蘇聯），徹底的嚴酷不僅充斥公共生活，還全面入侵私人世界。
「羅馬尼亞男人與義大利男人相似嗎？」看著他與年輕漂亮的女同事熱情交流時，我問他。「幾乎是一樣的，」他的回答乾淨利落，「他們都習慣性地向女人獻殷勤。」
這套拉丁化的生活方式，還有他深深眷戀的羅馬尼亞語，似乎都無法讓他留在布加勒斯特，一種越來越加劇的壓抑、腐爛、停滯，最終讓他主動逃離，儘管這是一個一再拖延的決定。1986年，他以50歲之齡來到德國，兩年後又來到紐約。
「像是納博科夫筆下的普寧教授。」我記得他不止一次這樣寫道。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俄國學者普寧不得不將大量精力耗費於日常的掙扎，儘管如此他仍乘錯了列車、錯過了講座。陌生的語言環境讓一個外來者變得無助、懊惱，他昔日的人生經驗、知識積累，都因語言的瓶頸而變得毫無價值。
對通曉德語與法語的馬內阿來說，他真正的普寧教授式的經驗不是在柏林與巴黎，而是紐約。他與切拉和一群年輕的中國、菲律賓、東歐移民擠在教室裡，學習基礎英文。結果卻是驚人的。儘管他的英文交流仍算不上流暢，卻已在學院了教26年書。他曾經憂慮學生們無法聽懂他的語法與口音，但紐約慷慨地接納了他。
「世界上最好的旅館。」他在一次採訪中曾這樣形容紐約。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他則這樣寫道：「巴基斯坦人的報攤、印度人的香菸鋪、墨西哥餐館、女服裝店、朝鮮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鮮花、西瓜和椰子……玫瑰、鬱金香、康乃馨……矮樓、高樓、更高的樓，各種風格，不同的形狀及混雜的各種用處，新世界和舊世界……」
在這個主要由外來者構成的城市，一個羅馬尼亞的猶太作家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儘管他仍覺得這裡是旅館。但家也回不去了。齊奧塞斯庫政權的垮臺並未給他帶來希望，這對獨裁夫婦未經審判就被槍決讓他陷入憂慮，祖國發生了變化，卻並未朝他希望的方向。1991年，他在《新共和》上發表關於另一位著名的羅馬尼亞學者正是反猶主義者的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在羅馬尼亞，他成了民族的敵人；在美國，他變為fbi的保護物件，以防止極端主義的羅馬尼亞僑民可能的刺殺。在一個表面民主的社會，猶太人的命運依舊不佳，存在一些遠超政治的原因……歸與不歸，變成了兩難的選擇，他也越來越傾向於後者——「祖國逐漸遠去了，越來越退入往昔，越來越鑽入我的內心。我不再需要地理和歷史來證明它的矛盾重重，來證實它的墜落。」
流亡並非僅僅是失落、笨拙、無奈，它也是改變自我、再度創造的良機。閱讀他剛剛出版的文論集，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因流亡獲得的一種更遼闊的視角。倘若他仍留在布加勒斯特，很難想象他此刻會獲得世界性的成功。即使這種世俗成功並非唯一標準，他的寫作本身也必定受惠於這嶄新的經驗，他依舊用羅馬尼亞語寫作，他的記憶因為陌生的環境變得更加鮮明。
他很少書寫美國經驗，說自己來得太晚，不懂這個新環境。但他仍有很多有趣的洞察。他說英語過分清晰、講究邏輯，無法承載他母語中的含混、曖昧。他說美國社會淺薄，卻有一種讓人保持愚蠢的自由，美國生活充滿了矛盾與不連貫性，卻可能是自由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