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納坦·艾德爾曼（nataneidelman）相信，赫爾岑可能是一個世紀來最幸運的俄國作家，因為「他只寫自己想寫的，除去自身的判斷，沒有任何審查，他也完滿地展現自己的才能與知識，他既有生存手段、也不缺乏優秀讀者」。
自1847年流亡以後，赫爾岑不僅沒從俄國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消失，反而以更顯著的姿態出現。先是《北極星》，然後是影響力更著的《鐘聲》，他在巴黎與倫敦編輯的雜誌成為俄國公共生活的中心。從理想主義大學生、青年軍官，到大臣乃至沙皇，都是他的熱心讀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量都知道，倘若你要實現自己的主張，與其上書宮廷，不如投書《鐘聲》。倫敦的流亡出版社與聖彼得堡宮廷的距離反而近些。
納坦·艾德爾曼是赫爾岑最重要的傳記作者，也是20世紀70年代蘇聯最活躍的歷史學家之一。當他描述赫爾岑的幸運時，他的同代人都聽得出這是對自己時代的隱晦抗議。沙皇俄國尚能容許這樣一種異議聲音的存在，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斷然不可能。
除去赫爾岑的傳記，納坦·艾德爾曼也以有關「十二月黨人」的研究著稱，這些著作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蘇聯知識分子中盛行一時。「十二月黨人」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青年，為了創造一個他們希冀的現代俄國，他們不惜發起了一場起義，試圖刺殺剛剛登基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失敗的起義引發了絞刑與大規模的流放，這悲劇也塑造了一代人的心靈，赫爾岑也是其中之一。起義發生時，他不過是13歲的少年，卻深深被其中強烈的理想主義、自我犧牲的精神震撼，他日後的道路——先是一名具有反叛意識的作家與思想者，然後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最終流亡至倫敦——正與此相關。
不管是赫爾岑，還是「十二月黨人」，都是俄國曆史上的「異端」，是這個有著漫長政治專制傳統的國家的自由派聲音。在納坦·艾德爾曼書寫他們時，蘇聯短暫的「解凍期」已過去，一個高度控制、意識形態化的時代再次到來，甚至已被鞭屍的「斯大林主義」都有復活的徵兆。
蘇聯的「異議傳統」也是從這個時刻開始興起的。1966年，對兩位作家西尼亞夫斯基與丹尼埃爾的審判，既開始了對知識分子新一輪的打壓與控制，也讓一小群最勇敢的人會集到一起，他們成為了「異議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爾仁尼琴與物理學家薩哈羅夫。
歷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這壓抑、沉悶的年代，「十二月黨人」的激越故事，他們在倫理與美學上的主張，不啻是對此刻的最佳控訴。這又是安全的控訴。倘若蘇維埃因推翻沙皇俄國具有合法性，這些同樣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蘇聯從未完全杜絕從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紀文學、思想傳統，被每一個蘇聯人牢記的普希金也是「十二月黨人」的半個同路人。
納坦深諳此道。他出生於1930年的莫斯科，即斯大林牢固攫取權力的那一年。他的父親是一名記者與戲劇評論家，曾參與對帕斯基爾納克的公開批判，但他自己也難逃厄運，作為一名猶太人知識分子，他在1949年被捲入莫名的指控，因此入獄。
儘管如此，納坦也是個遲來的政治覺醒者，並未懷疑這個制度。直到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因赫魯曉夫的著名報告，他才開始思考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缺陷。隨即因一個學術討論小組，捲入一場政治風波，丟掉了中學教職。
在20世紀60年代，藉由高超的人際技巧，納坦小心翼翼地重回學術界。他接觸到赫爾岑的資料，以他編輯的流亡雜誌，他出版了論文《作為出版家的赫爾岑》。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赫爾岑的三部曲傳記。對於一名歷史學家，這是最佳選擇。蘇聯歷史籠罩在意識形態中，沙皇帝國的歷史有著更大探究的自由。如果放在更長的視角，理解沙皇帝國更顯得必要，蘇維埃革命到底緣何發生？而俄國的自由傳統則對當下是個莫大的鼓舞。
納坦的聲譽在20世紀70年代到達頂峰，不僅出版書籍，他還參與歷史節目的製作，成為正在興起的視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他似乎卡在了一個「正確」的位置，對官方來說，他在容忍範圍；對知識分子來說，他進行了知識探索，還展示出某種自由姿態；對公眾來說，他對俄國曆史中的「陰謀」與「權力」之探索，則滿足了強烈的、獵奇式的好奇心。
他從未公開地展現政治態度，他與「異議人士」保持距離，甚至「準異議人士」的標籤都讓他憤怒不已。但這道德上的曖昧也讓他付出代價。在他的日記、著作中，他用歷史人物來自我慰藉。他將普希金描述成一個政治思考者，普希金同情「十二月黨人」，卻不同意他們的暴力手段。納坦也對歷史學家卡拉姆金充滿認同感，後者編纂了權威的俄羅斯史，攻擊伊凡大帝是暴君、謀殺者，卻也在尼古拉斯一世的嚴酷統治中保持了自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