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英俊。
在第一張照片上，他和一群代表坐在新加坡立法院議事廳。他坐在照片最右邊，臉上帶著顯著的孩子氣，彷彿剛從學生會走出來。他才23歲，是這個包括首席部長馬紹爾在內的憲制代表團裡最年輕的一員。這是1956年4月，這個代表團將前往倫敦就制憲問題與殖民部官員談判，為新加坡爭取更大的自主性。他身旁的李光耀是一位聲譽卓著的律師。
在第二張攝於1958年的照片中，他走在樟宜監獄的水泥牆旁，穿白衣白褲與涼鞋，左手插入褲兜，右手正向上揮舞。他偏分的髮型一絲不苟，方正的面孔帶著笑。他的神情與姿態，頗有一絲張國榮式的瀟灑、不羈。若不是身旁那位黑膚色的獄警，你會覺得他不是前往牢獄，而是去參加一場記者招待會。
在另一張攝於1961年的照片上，他站在立式的麥克風前，右手向上揮舞。他的臉頰豐滿了一些，仍帶著笑，他是在快樂世界向上萬名支援者宣佈社會主義陣線的成立。
而在第4張照片裡，他著鬆垮的獄服，置身於幾個獄友之中，對著鏡頭，他依舊向上揮舞著右臂。這是1965年的新加坡，也是這個國家的獨立之年。作為獨立運動最有力的倡導者，他身陷囹圄，關押他的正是他昔日的盟友李光耀。
在這本《我的黑白青春》中，我看到這些照片，幾乎一下子就被林清祥的氣質所吸引。他像極了20世紀中葉那些理想主義者的面貌——單純、無私、樂觀、願意為信念獻身。我幾乎可以想象他在人群中的超凡魅力，當他大聲用福建話喊出反對殖民者的口號時，他一定會引起劇烈的歡呼，而少女們則怦然心動。在那個年代，政治人物仍可以充當搖滾明星。
這本書的作者林清如是林清祥的弟弟，多少也緣於後者的關係，他也在監獄中度過9年時光，20歲到29歲，幾乎是青春最燦爛之時。這本書的一部分是林清如對自己成長的描述，作為一個出生於1937年的馬來亞的福建移民之子，林清如折射了20世紀東南亞的變遷。他的祖父母在辛亥革命前夕從泉州南下，是15世紀起就開始的斷斷續續地「下南洋」浪潮中的一員。他則從出生起就捲入了層出不窮的歷史事件中，日本人入侵、反殖民的獨立運動……作為東南亞的華人，你必然地陷入身份的糾纏之中。不管你反抗的是日本人還是英國人，你的精神源泉必然來自北方的中國。但是當你要面對要獨立的馬來亞或是新加坡時，你又如何處理自己的華人身份？況且1949年之後的中國又是被捲入紅色意識形態之國，是冷戰陣營的另一方。
在林清如的回憶錄中，你可以看到這一代華人青年的精神結構，他們是閱讀魯迅、聽《國際歌》的一代，對平等的渴望塑造出他們的反抗精神。他們也是群眾運動的一代，現代意識形態與傳播工具，令學生與工人們獲得了參與政治的機會。因為哥哥林清祥的緣故，林清如捲入其中，並隨機在其中發現了自己的熱情與意義。但隨即，他就發現被背叛之痛。
林清如的回憶有跨越空間的親切感，他的監獄生活讓人想起臺灣的《綠島小夜曲》，他們的理想主義熱情則是某個時代全世界的左傾青年們的共有特性。他也是個令人讚歎的服刑者，在獄中自修並取得學位。而在出獄後，他開始了成功的職業生涯。
但是，他的哥哥林清祥則沒那麼幸運。在這本回憶錄的第二部分，他集中回憶了林清祥，並刊登了後者的遺稿。
在1969年被釋放、驅逐到英國後，林清祥不僅失去了政治舞臺，甚至連人本身都被損壞了。在英國，他想重回學術界，卻困難重重，打擊接二連三，包括父親的去世。在一張舊照片上，他站在倫敦街頭的一個水果攤前，賣水果。幾乎很難想象，他曾是東南亞最引人矚目的青年政治領袖。當他在1996年去世時，他的痕跡幾乎從新加坡歷史中抹去。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佔據了世界輿論的頭條與新加坡的學生課本，他正是柏拉圖筆下的「哲人王」。他不僅將一個毫無希望的熱帶小國帶入經濟最發達國家之列，而他的洞見也遠超這狹小的690平方公里，延續的歲月則更是綿長，從美國總統到日本首相，都樂於傾聽他對地緣政治、經濟發展、國家治理的建議。至於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雜音。
二
我從未喜歡過新加坡。在10年前的一次短暫行程裡，那些高樓給我一種壓迫感，一切過分整潔與富有秩序，無處不在的炎熱與潮溼與無處不在的空調似乎讓人的感受陷入感受力的停滯。只是在牛車水的街邊排檔喝虎牌啤酒時，我才感到一絲暢快。我的感受也深受荷蘭作家ianburuma（伊恩·布魯瑪）的影響，這位荷蘭作家稱新加坡像是一個主題公園，異議的聲音被嚴密、有效地清除，人們在繁榮與富足中過著不健全的生活，所有的問題都被簡化成技術性的問題，生活的多樣性與個人自主性被極大地壓抑。
但10年前，這些感受都是書面上的，甚至是想象出來的。而這一次到來，我則更真實地感受到不同聲音的存在，另一個被壓抑的新加坡聲音的存在。我遇到了孜孜不倦的「異議聲音」，他看起來像是個溫和的教授，所提的主張也不過是普遍的原則，卻遭遇著長期的壓制；當年的南洋大學的學生們，講述華語在這個新加坡模式中被深深地壓抑；還有再普通不過的青年人，他們都覺得自己像被罩在一張沉悶的安全之網上……在書店裡，我發現了一本絕妙的小書——《新加坡：被空調化的國家》。一位昔日的《海峽時報》的編輯cheriangeonge（謝里安·喬治）用一種局內人才有的觸感描述了新加坡政府那種全方位的、常常是技藝高超的控制能力，從自然到人的內心，它試圖提供一整套方案。
它也包括與林清如先生的會面。在武吉巴梭路的怡和軒中，我和他們喝白粥、吃小菜，據說這種福建味道也是當年陳嘉庚的日常用餐。在會館的一樓則是陳嘉庚的展覽，這也真是歷史的嘲諷之處。在新加坡的歷史中，林清祥被指控是一個共產黨，在那個嚴酷的冷戰年代，這足以置他於死地。而如今的檔案則證明，林清祥或許有左傾傾向，卻未與馬來亞的共產黨組織產生聯絡。而會館的一樓卻是陳嘉庚的展覽，這位當年的南洋僑領在20世紀50年代初投奔新中國之後，就在歷史舞臺上消聲了。他也無法再返回新加坡，這也是東南亞華人夾在歷史潮流中的尷尬的另一個例證。
在烏節路的一家咖啡館裡，我看著人潮之湧動，耳邊是此起彼伏的「singlish」，到處是建國五十週年的橫幅。我在想如果林清祥沒有出局，新加坡會變成何種模樣？
很有可能，林清祥被浪漫化了。因為同情歷史的失敗者，我們有意誇大了他的能力與魅力。新加坡也可能變成另一個金邊、胡志明市嗎？
但這種或許的「誇張」也是對之前單向度歷史的糾正。新加坡模式的裂縫正在出現。重塑記憶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新加坡正陷入一場「歷史的戰爭」「記憶的戰爭」之中。儘管李光耀仍無處不在，但另一個敘述開始興起。這多元的記憶與敘述，才可能建立一個更值得生活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