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是一個困惑的時刻」，mathida說。
我們在nervin咖啡店見面。這家落地玻璃牆的咖啡店與它所屬的shoppingmall都是新仰光的象徵之一。
比起上一次到來，仰光似乎更有活力、更鮮亮，也更鎮定。那家叫trader's的酒店重新裝修，變成了sule香格里拉，著名的昂山市場旁新開了新的parkinson商場，它的對面又是肯德基——是這家全球連鎖品牌在緬甸開的第一家店，報攤上擺出了新出的載滿商業新聞的英文報紙，交通更加堵塞，一過下午4點，你就看到市中心變成了一個停車場……
是的，大金塔、紅色袈裟的僧侶、臉上塗上「那卡塔」的少女仍帶著異域風情，但你感覺得到，仰光正在朝向一個你熟悉的方向大步前進。我想在20世紀80年代第一次喝到可樂、在90年代初第一次吃到麥當勞的中國人一定有種似曾相識之感。
表面的相似之下，又有一種截然的不同。他們剛剛經歷過一場全國性的選舉，那個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nld）像25年前一樣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與25年前不同，軍政府不準備囚禁它的領袖昂山素季，那個常年的獨裁者丹瑞將軍甚至與他的昔日囚徒見面，共同討論權力的平穩過渡。至少在名義上，自1962年就統治緬甸的軍政權準備將權力移交給一個民選政府。儘管因為憲法條文，昂山素季可能無法成為總統，但在投票前為了安撫她的支援者們，她說自己將「從更高的層面來領導」。
我到來時，大選的狂熱與躁動已經散去，這或許也是持續了5年的亢奮期的暫停。自2010年11月昂山素季獲釋以來，一連串戲劇性的變化接踵而至。政治犯被釋放，常年流亡者歸來，新聞審查制度廢除，國際制裁解除，囚徒成為議員……長期冰封、孤立的國家突然進入了政治、經濟、社會都高度活躍的時刻，而且是加速度的。
2013年3月，我初次來到緬甸。「nofear，nofear（不再恐懼，不再恐懼）」，記得一個計程車司機對我說。是的，整個城市都洋溢著一種暢快感，像是從漫長的冬日突然轉入了暖春。最重要的象徵就是，那個被長期監禁、成為禁忌的美麗女人出現在所有的報紙頭版上，她的海報被四處懸掛，儘管它們的印刷質量都不佳。
我也記得自己當初難耐的興奮。我想寫一本關於這個國家的書，它的過去、此刻與未來，它的戲劇性和富有啟發性的轉型。或許它不僅為中國未來的變革提供參照意義，還是第一個以中國視角來觀察這個變革的作品——在37街的bagan書店裡，堆滿了來自英文世界關於緬甸的作品，卻沒有一本來自中國的記者或作家。多年來，這種智識缺陷困擾著我，像是對個人虛榮心的莫大傷害。我也篤信這種中國視角的獨特性：同樣的極權經驗造就了相似的感受力；兩國曆史的漫長連線——從諸葛亮的七擒孟獲到流亡的晚明皇帝再到二戰中的遠征軍——這是一個西方觀察者很難進入的縱深感。
在那次行程中，我見到了好幾位昔日的政治異議者。在一條擁擠小巷的二樓辦公室裡，我見到了《伊洛瓦底》（irrawaddy）的忙碌編輯部。過去20年，這份以緬甸最著名的河流命名的雜誌（就像在中國叫《黃河》雜誌一樣）一直在泰國清邁編輯出版，是面向英語世界的最重要的流亡雜誌，如今它回到了緬甸。那位編輯部負責人給我彈了吉他，說起了流亡生涯。那一刻，我不禁存疑，新仰光能接納這個流亡的聲音嗎？
我還去了「88世代」（88generation）的總部，據說那二層小樓曾是一個著名的妓院所在地。這個組織的建立者們，也有兩位魅力十足的領導人，或許就像是我們的兩位w。但他們活過了嚴冬，如今是僅次於nld的第二大反對派組織。當然，我還見到了傳奇般的溫丁，他是僅次於昂山素季的領袖，也是他說服了這位恰好歸來的遊客共同組建了反對力量。經過長年牢獄生涯之後，這位記者、作家、活動家失去了生活的一切。他寄居在一箇舊友的房間內，謙遜地談起自己的人生，他在獄中的詩作，還有對昂山素季的憂慮——他覺得她對軍政府妥協得太多了。
仰光的年輕改革者，2013年1月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遇到的每個人——不管你是政治人物，還是ngo，或是新聞記者——幾乎都坐過牢。他們對此從未刻意強調，彷彿只是再平淡不過的經歷，像是去異鄉讀了大學。
這本書最終沒寫出來，甚至沒有真正動筆。除去個人懶惰，或許也因為情緒的變化。2013年年末，我前往舊金山遊學，西岸那股放鬆氣氛一下子沖淡了書寫的緊張感。當再回到中國時，緬甸這一話題似乎從公共輿論中消失了。記得2012年年末至2013年夏天，中國的記者以報道緬甸的轉型為時尚，它似乎是對中國的一種投射。但此刻，緬甸似乎變成了新的禁忌。我的朋友，一位才華橫溢、唯一專訪過昂山素季的年輕記者，最終投身於一本時尚雜誌，再沒有時事、思想媒體可以承載他觀察世界的雄心與熱忱了。
二
mathida似乎提醒了我未遂的緬甸計劃。3年之中，又有很多變化發生，我怕是捕捉不到這節奏了。儲存在我頭腦中的記憶變得乾澀，恐怕再沒有機會復活，對這個國家的理解也再度回到顯而易見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