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寫日記的人
聽到行刺希特勒失敗的訊息後，弗里德里希·萊克在日記中寫下：「整個國家都哀嘆那顆炸彈被放置在錯誤地點，爆炸時間也不合適」，他感到「內心中深深的遺憾」。對施陶芬貝格伯爵——行刺中的主謀，他不無苦澀地評論，「哈，現在才動手，先生們，有點晚了。你們製造出了那個魔鬼，只要進展順利，他要什麼，你們給什麼。你們把德國交給了這個十惡不赦的大罪犯，無論他在你們面前擺放下多麼難以置信的誓詞，你們都表示效忠……你們讓自己成為他的奴隸……」
這是1941年7月21日的德國，在日記裡寫下感受時，萊克也清晰地意識到危險，自1936年5月寫下第一篇日記時，這就已經確定無疑。
萊克1884年出生於東普魯士的一個上流社會之家，父親曾出任威廉二世時的國會議員。他的人生道路與父親期待的不同，他沒有成為一名軍人，反而以寫作小說、戲劇評論與遊記為業。他是精英圈中的一員，卻從未贏得巨大聲譽。
這給予他觀察德國變遷的另一種視角，既有局內人的資訊來源，又保持旁觀者的冷靜。他目睹了希特勒的發跡，他在1920年的慕尼黑看到這個退伍軍人的不堪，「他揹著吉他，戴著一頂邋遢的寬邊帽子，手拿著馬鞭」闖入一次聚會，在富有權勢的主人面前，他充滿敬畏，「只敢把半個屁股坐在椅子上，但他的腰是直立的……像一隻狗在啃生肉一樣，貪婪地側耳傾聽每個字」。他抑制不住自己的表達欲，講起話來「像一個軍隊裡的牧師」，在並無反駁的情況下，習慣性怒吼，他令全屋人倍感沮喪，「就好像乘坐火車時包廂裡坐著一個神經病人一樣」。另一次聚會中，他發現了希特勒不再緊張，更為鍾愛佈道，「把他的那本政治書的所有陳詞濫調都澆到我的頭上」「當他激昂地說話時，一縷油乎乎的頭髮會垂落在他的臉上，看上去就跟騙子一樣」。
誰也未料到，這樣一個人最終統治了德國，發起了一場針對文明的戰爭，他焚燒書籍、製造仇恨，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把德國公民變成了一群精神失常的狂熱者……
萊克的書未被焚燬，他沒有公開反抗，也未流亡他鄉，他選擇了自己的對抗方式：他寫歷史小說，藉由16世紀激進的新教徒的故事來影射非理性的現實；寫法國大革命，讚頌公民勇氣。小說暫時逃過了審查者的眼睛，終因讀者揭發被查禁。
更重要的抵抗來自日記。「我的幾個朋友藉機警告我要小心寫作，」萊克1937年9月9日寫道，「我的寫作全出自我的內心需要，不能停止，所以我只能漠視警告，繼續寫日記，我希望我的日記對記錄納粹時代的歷史會有幫助。」他足夠謹慎，將日記裝在錫皮盒中，藏在後院、樹林深處，出於恐懼，還不斷轉移藏匿地點。
除去偶爾流露出的詛咒情緒，他的日記的維度豐富，冷靜記錄現象，給出了歷史性的分析。他將希特勒的崛起歸咎於俾斯麥時代的失敗和技術帶來的大眾反叛，「這場技術革命留下了一層可怕的靈魂真空——也許能填補這真空的只能是一群新崛起的信奉非理性和非機械主義的魔鬼」，而「這群暴民……他們不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墮落，還準備隨時要求其他人跟他們一樣吼叫、一道吞食沙土、一起退化」。
他意識到語言的墮落加劇了政治與公共生活的衰敗，「他們（納粹）的德語是公共廁所牆壁上的德語，是男妓的德語」。他還看到第三帝國在強大無比的外表下的內在矛盾：「如果說德國的國家實力正處於高位，那為什麼我們的話語卻庸俗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為什麼所有社會形態都變得惡劣了？我們怎麼會變得如此地背棄協定、如此地不守信用？如果不僅德國官員說下流的語言，就連德軍總參謀部和‘前線評論員’也說，德國怎麼會變得如此下流？」
只有你能想象第三帝國的肅殺氣氛，萬眾一心的狂熱，你才可以意識到這些日記是多麼叛逆，寫作者需要多麼大的勇氣。災難最終還是到來。「我以為就跟去一家旅館住一夜一樣，所以只隨身攜帶了一個小提箱。他們來搜查武器：這不是一個好預兆。我要求請律師，但被粗暴地拒絕了，」他1944年10月14日寫道，「很快我進了監獄。」
被捕是因他拒絕參加「人民衝鋒隊」——它要充當抵禦盟軍的最後一道防線。納粹德國的衰敗不可挽回，人人都意識到這一點。早在1943年2月，當英美盟軍在北非登陸的訊息傳來時，萊克就發現「整個鎮子——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地區——都興奮起來，彷彿每個人都喝了香檳酒一樣。突然，人們的談話變得坦率了，臉上似乎散發著光芒。漫長的冬日帶給人們的艱難就要過去了……」到了1944年8月16日，他更是感到「空氣裡瀰漫著死亡的氣息」，遇刺後的希特勒更為歇斯底里，加劇了對德國社會的控制，像是一個垂死者的掙扎。
萊克未能逃過這掙扎。或許是納粹軍隊的節節敗退讓他的神經鬆懈下來，他不僅拒絕參加「人民衝鋒隊」，還在給編輯的信裡抱怨自己的版稅被通貨膨脹吃掉了。第一次被捕後不久被釋放的幸運未能持續，1944年12月31日，他再度被捕，他被定罪於侮辱了德國貨幣。
很可惜，1945年2月16日，他死於集中營。倘若再堅持3個月，他就能看到帝國之崩潰，元首在地堡內自殺。但他的日記留下來了，生命力比他想象得更長久。1947年，一家德國出版社將它出版時，沒引起太多注意，一個亟於重建、想迅速忘記歷史的德國，無心去面對傷口。17年後，當一家報社重又連載這組日記時，它引發了強烈共鳴，戰後一代的德國人準備去理解歷史的傷口。接著到來的英文版也沒引來太多注意，但40年後，紐約書評再度以「現代經典叢書」的名義出版了它。
我在2013年買到了這個版本。當時的我正陷入一場小型的個人危機中，對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感到時代潮流正與我的個人價值背道而馳，深感無力。我喜歡它的題目《一個絕望者的日記》，更被它的敘述語調吸引，從第一篇的「斯賓格勒之死」起，作者就表現出令人折服的冷靜。出於懶散，或是並未陷入真實的絕望，我從未讀完它。但每當陷入焦躁，我習慣翻開它，哪怕只是讀了其中幾個段落，也會獲得一種鎮定。2016年，我不無驚異地發現，這本書有了中文版，這一次我讀完了它。
不無意外的是，它沒引我進入絕望，反而給予我莫大的鼓舞。在那些冷靜的語調中，你意識到，即使身處一個瘋狂年代，你仍可通過自己的方式保持理性，你不僅為此刻的自己而活，你還在前人的審視下與後人的期盼中生活。這個德國人或許想不到，他在絕望時的喃喃自語，不僅幫助自己獲得了平靜，也將鼓舞很多後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