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食·1
我們學校食堂是軍事化管理：8個人一桌，一大盆菜放在桌上，飯原先是自己去拿，一碗一碗蒸好的米飯熱氣騰騰地在籠格內隨便拿。這不是共產主義嗎？可惜好景不長，過了1959年國慶以後，飯實行定量供應：每人一個搪瓷大碗，由班級的生活委員去領來，碗裡的飯仍然是蒸熟的米飯。至於學校為什麼不像其他學校那樣實行飯菜票制，我猜可能是我校的管理人員、食堂職工都是來自一所軍事學校——第三步兵學校的緣故。
早飯永遠是粥加鹹菜。從1959年到1960年，粥越來越稀，大家越喝越多，以至於上午第一堂課下課時，千軍萬馬奪門而出，直奔廁所，甚至有些男同學就找了什麼角落施肥了——廁所已經擠不進了。
有兩個學生幹部把一桶粥抬到方書記那裡，請領導看看：我們同學吃這種能照鏡子的稀飯，能好好學習嗎？方書記的臉色很難看，但他卻說：小馮我看你反而胖了嘛。
粥的問題最後這樣解決：也實行定量供應，粥每個班級一大桶，每人一大瓢。這就要求盛粥的容器必須能裝得下這一大瓢！所以每到早餐時間，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湧入飯廳，每人手裡都拿著臉盆大小的傢伙，連女生帶的容器也有這般大。
後來有的青年人問我：怎麼食堂早上不供應饅頭之類的東西？我真的無言以對。我們當時吃飯是二幹一稀，只有中午、晚上才有可能見到饅頭。
這一大盆菜由每天的值日生分成8份分食，挺衛生的，除了過節有葷菜分起來責任比較重大——7雙眼睛都盯著呢，平時反正是沒什麼油水的蔬菜，多點少點無所謂，彼此還很謙讓。
從1960年到1961年，紅薯（上海人叫山芋）漸漸成為飯桌上的主角，玉米粉加山芋粉做成的糕是上品；山芋粉饅頭如同煤球，還算可以；最糟的是山芋幹蒸得半生不熟，還帶著黴味當主食。
伙食·2
粥定量以後，有一個時期不再加水了，可沒讓大家開心多久，粥又變稀了。這回再也沒有人去向領導反映。一直到1962年，粥漸漸地又稠了起來。儘管報紙上永遠形勢大好，而我等喝粥的學生卻是從粥桶裡的厚薄來認識形勢的。
學校的食堂開會時就是大禮堂，既能讓幾千人開會，也能容納幾千人同時用餐。不知為什麼，食堂裡只有桌子，大家全站著吃飯。似乎當年全國高校學生食堂都是這種模式。
有一回我們和往常一樣到大食堂用餐，發現在靠舞臺一側的10來張桌子旁居然放上了坐椅，還立了指示牌：省三級幹部大會就餐處。桌子上一盆一盆的魚、肉、炒雞蛋、豆腐之類早已在我們餐桌上失蹤多日的美味赫然在目。過了一會，一些中年人陸續進來，有的穿中山裝、有的披中山裝、還有的人穿沒有領章的軍服，不多時，風捲殘雲，吃得一點不剩，抹著油嘴離開。
我們從報上知道省裡在開全省三級幹部大會，為了繼續鼓幹勁、反右傾、誓奪今年農業大豐收。可怎麼到學校來給這些幹部開飯？弄得大家心理怪不平衡的。訊息靈通的老曹告訴我們：幹部太多！賓館招待所人滿為患，那些級別高的譬如地委一級的肯定在賓館吃飯，縣委書記一檔的在招待所，而那麼多公社書記之類的只能安排到各所學校去了。學校還有人出面解釋：幹部吃的食品是省裡專門調撥下來的，不會揩學生的油。
聽說來吃飯的都是公社幹部，同學們投過去的目光就像匕首似的，農村不就是給這些傢伙搞得一團糟嗎？我們現在喝稀粥不就是拜他們所賜嗎？王能靜對我說：他恨不得給這些披著羊皮的狼一記耳光。
大概是仇恨的氣氛讓這些幹部也感覺到了，最後兩天他們用餐的時間與學生錯開了，等我們離開食堂才擺菜用餐，大家眼不見也就心不煩了。
幹部大會結束時，我們小小的沾了光：中午的菜是油炒豆腐渣，估計是磨了大量豆腐之後，豆腐渣就留給我們學生了。
那個年頭，有豆腐渣吃是相當不錯了。
小猴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叫他小猴。他個子矮小，尖下巴，臉似乎是七八條肉收縮而成，只有笑的時候才舒展開來，顯得那樣開心、單純。
當年的大學每週至少兩次政治學習，小猴從不主動發言，總是低著頭，只有別人點名要他說話他才開口。不論什麼討論內容，他總是千篇一律批判自己出身地主家庭、打上了階級烙印，所以要好好改造。說話的語氣十分沉痛，一副低頭認罪的樣子，弄得主持人不知道說什麼好。
和我想象的地主後代截然不同——當然我的想象乃是黨的多年宣傳教育成果——小猴夏天只穿一件白短褂，連背心也沒有；冬天白短褂外頭套一件黑棉襖，一年到頭黑白兩色。每個月2元錢零用錢由學校發給，所有的農村同學都是這個待遇，當然伙食費10元也全免。那個年頭農村裡的學生家長是不可能拿出1毛錢來給孩子的，這一點學校很明白。小猴是農村同學中最清苦的一位。別人還能從城裡的親戚那裡弄一兩件衣裳，甚至從一個部隊裡當幹部的哥哥那兒搞到一雙軍用皮鞋，小猴一概沒有。1961年以後，幾乎所有的農村同學都能在假期結束返校時帶回一些黃豆、花生之類，小猴也沒有。因為所有的暑假、寒假他都在學校過。有人說小猴的父母可能餓死了，直到畢業沒聽小猴提過他的父母到底如何。
有一回省裡各大劇團的主要演員來校演出，壓軸的是黃梅戲皇后嚴鳳英的「夫妻觀燈」。我在寢室裡大放厥詞，把地方戲說得一文不值，本人只看京戲。小猴從不反駁別人，只是沉默。最後我還是和大家一塊去了。學校禮堂都坐滿了，我和小猴站在後邊。當一位扮相秀美的青年演員唱豫劇「拷紅」的紅娘時，大家都被吸引住了，那真是：人又漂亮身段又好。小猴喃喃地說：「可好？可好？」我回答：不錯。他笑了，縮成一團的臉舒展開來，顯得那樣開心。
小猴的中學同學也是他的老鄉告訴我：其實小猴小時候挺活潑的，自從進了高中明白了什麼是階級路線之後才變得不愛笑了。他是獨子是他父母心頭肉，中學住校，父母走幾十里路來看他，小猴還對他媽撒嬌呢。
小猴的老鄉還告訴我們匪夷所思的一段歷史：小猴老家地處淮北農村，家家都窮都是一樣的草房。土改時工作隊非得搞一個對立面出來，小猴家人口少，他爸又能幹活，所以家裡吃白麵饃的次數比別家多。鄉親們商量讓小猴家當地主，小猴爸情面難卻就答應了。就這樣，既沒有長工也沒有佃戶，住草房的小猴家成了地主，成了新中國的敵人。還算好的是：沒開鬥爭會，沒有抄家分浮財，鄉親們都明白，小猴家除了一把銅水壺，什麼金銀財寶也不會有的。
小猴是高分考入我們這所地方高校的，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學一樣，他要不是考分特別高絕對進不了大學。我班級中還有一位出身地主的同學，據說是本省高考第1名。總之，他們如果受到公正的對待，是應該進清華、北大這類名牌高校的。後來「文革」開始時，學校領導因為收了那麼多出身黑五類子女而受到批判，這也成了一條罪狀，這是後話了。
到了大學二年級分專業，小猴分到電子學專業，和我不同班；後來他的專業從我們物理系獨立出去，成了電子學系，所以除了上公共課偶爾在大教室裡見到他就不大碰頭了。有時他班上同學來我寢室串門聊天，由於小猴從不串門會友所以我只能向他打聽小猴近況。同學告訴我們：小猴一如既往地用功學習，一如既往地拼命勞動——下鄉勞動挑最重的擔子，一如既往地搶著打掃衛生、開啟水，搞得那幾位同寢室的人越來越懶。
我問他：開會時還罵自己嗎？
罵！怎麼不罵？現在小猴把自己說成是罪該萬死了。大家實在聽不下去。
同學還告訴我小猴家好久不來信了，小猴連著哭了幾個晚上，問他什麼事他也不肯說，反正以後小猴再也不給家裡寫信了。
同學又說大家都喜歡小猴，說他人好，小猴從來不打小報告。
徐青華和劉存濤·1
1959年「十年大慶」之後，學校開展了反右傾學習運動，經常停課。先是黨委書記大會動員：號召大家向黨交心，暴露思想，不要怕講錯話；堅決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言者無罪等等。然後是系裡、班級裡層層動員，要大家寫大字報，寫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的認識。起初沒什麼效果，沒什麼人講錯誤認識，後來又開大型座談會，再次號召共青團員、革命青年做黨的輕騎兵，向黨交真心；會上有幾位被指定的學生髮言，內容都很大膽：什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云云，黨委書記笑逐顏開，號召大家向他們學習。
想想也是，連彭德懷這樣的老革命都認識不清，何況我們這些小屁孩呢？於是大量批評三面紅旗、批評大煉鋼鐵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內容越來越尖銳，我也隨大流寫了幾張大字報，有一張是用一個極限公式證明大躍進趨向於零，心裡挺得意。不過我的大字報沒什麼內容，引不起大家注意，卻不知班上的團幹部已經在暗暗記錄，其中就有劉存濤。
劉存濤高挑身材，是位帥哥。他負責全年級4個班的文體活動。每天天不亮，就一間間地敲門把大家叫醒早鍛鍊；在迎國慶的活動中，更是組織了好幾臺文藝節目，什麼大合唱、小組唱、小歌舞之類，忙得不亦樂乎，但忙而不亂，挺有能力。
一天下午，小猴又興奮又緊張地叫我去看一張新大字報，我去看了，內容密密麻麻，署名是徐青華，標題是：「黑暗的十年」。
徐青華是我們班上另一位帥哥，濃眉大眼、高鼻樑，看人的眼神十分犀利，彷彿一眼要把你看透。徐青華的功課很好，他同宿舍的王能靜老是向他請教高等數學，青華不厭其煩地輔導，幫他做作業，王能靜跟著徐青華進進出出，像個跟班，用今天的話就叫粉絲。
前不久我們學習過《人民日報》，是周恩來總理在國慶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的報告，題目是：「光輝的十年」，而徐青華的大字報把「光輝」二字換成「黑暗」二字，豈非膽大包天！這已經不光是攻擊三面紅旗了，是徹底否定10年光輝路程的新中國了。他的大字報不僅驚動系黨支，而且驚動到了校黨委！來看大字報的人絡繹不絕，熱鬧非常。
大字報發表至今已經50年，很多內容我已經記不全，可以想起來的有這麼些：
1．土改時徐的一位私塾老師是個好老師，待人厚道，被劃為地主，活活被打死。
2．土改貧農得到了地，而佔農村人口多數的中農沒有改變。好景不長，合作化把分給貧下中農的田又拿了回去。統購統銷以後，農民的農副產品、山貨不能拿到市場去賣換現錢，賣糧更是犯法，國家供銷社收購價低又不及時，農民斷了現錢來源，生活水平下降。
3．成立公社後更是每況愈下：先是吃飯敞開，從這個大隊吃到另一個大隊，社員養的雞鴨豬羊全殺光吃光，種的果樹砍光。沒多久，口糧不夠了，食堂一天供應3頓稀飯，後來變成兩頓稀飯。
4．農業大躍進搞深耕密植，產量反而下降。公社幹部吹牛高產幾千斤，結果按虛報的產量交公糧、售餘糧，社員手裡沒有糧。
5．大煉鋼鐵讓社員放下手裡農活去搞小高爐，把家裡鐵鍋砸了煉鋼。徐的家鄉南陵地處皖南，山清水秀樹木稠密，為了煉鋼把樹砍光作燃料，煉出的鋼根本不能用，浪費極大。
6．階級路線讓地富子女初中都考不上。徐親眼見到一群地富子女從這所初中跑到那所初中，都考不上，在那裡抱頭痛哭。看到這些天真的小弟弟小妹妹還以為是自己成績不好考不上，徐自己十分難過。（徐在這裡宣告：本人出身下中農）
7．讓老人進了敬老院，老人們熱切希望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好日子。結果如何？也是一天兩頓稀飯，有不少老人營養不良病死了——徐青華沒有用「餓死」這個詞。
8．公社、大隊幹部好的少壞的多。隨意打罵社員，甚至關押社員，有的幹部多吃多佔搞腐化，有的幹部強迫命令瞎指揮……
9．以前農民看病找郎中，沒錢，給1斤雞蛋也行、給2斤山貨也行。現在郎中都進了聯合診所、公社衛生院，都得掏錢掛號、拿錢配藥，農民沒錢只好不看病。
10．過去農民可以進城定居，可以去大城市找工作，現在比登天還難。難道農民是圈在農村裡的囚犯嗎？
11．中國6億人口有5億多農民，農民的實際生活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農民生活不如過去就不能說人民生活比舊中國好。
徐青華在大字報中還講到工人生話也不比過去好，工人不能罷工，工人和幹部有矛盾幹部可以把他送去勞教；知識分子更是倒霉，他舉了反右的例子。
總之，許多內容我記不清了，但徐青華的結論我不會忘記：1949—1959年是黑暗的10年！
徐青華的大字報出來以後，運動的第一階段即鳴放交心階段結束了，第二階段大辯論開始。
徐青華與劉存濤·2
辯論會分班級舉行，我們班的主持人是團支部書記老蔡，他是班裡唯一的學生黨員。辯論圍繞這幾個問題展開：人民公社好還是辦早了、辦糟了？大煉鋼鐵是否得不償失？大躍進是否成績巨大？等等。
第一次辯論會，否定方絕對佔了上風。不少同學舉出大量例子：畝產萬斤是最大的牛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如何荒唐、如何破壞生產；大煉鋼鐵如何浪費人力、物力，煉出的鋼都是廢品。
老蔡雖然黨性很強但口才很差。他承認大躍進有缺點，但成績還是主要的，就好比一鍋湯掉進了一顆老鼠屎，只要把老鼠屎撈出來湯還是能喝。何況這是肉湯。肉湯啊！順便說一句：自國慶節以後，大家已經多日不知肉味。不料馬上遭到人稱「陳小姐」的陳敦華反駁：老鼠屎掉到湯裡，湯臭了能喝嗎？喝了拉肚子能喝嗎？於是就這鍋湯能不能喝大家爭了起來，一直爭到散會。
陳敦華是男生，老家在黃山。他長得眉清目秀，有女兒之態，所以被稱作「陳小姐」。他也寫了不少有內容的大字報。不過小姐告訴我他最佩服徐青華。連小組長老曹也說：人們不一定同意青華的觀點，但不得不佩服青華的勇氣。
第二次辯論會仍由老蔡主持，第一個發言的是劉存濤，他做了精心的準備。
徐青華與劉存濤·3
劉存濤先是指出：「三面紅旗」是偉大的群眾運動，群眾運動中出現這樣那樣的缺點是不能避免的。然後他大講應該如何看待群眾運動：什麼9個指頭1個指頭啦，主流和支流啦，整體和個別啦，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啦——這些理論術語從他嘴裡一串串地蹦出來，再伴以手勢和字正腔圓的普通話，真是叫人不能不信服。平時劉存濤說合肥話，他是肥東人，也和合肥人一樣把「老母雞」說成「老母支」的。
劉存濤抑揚頓挫了半天，忽然話鋒一轉，聲色俱厲地說：為什麼對同樣的事你們和我們的看法是如此截然不同呢？是因為你們和我們的立場不一樣！你們是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是站在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立場上，而我們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立場上！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劉存濤老是把目光瞟向了坐在角落裡的徐青華，青華把頭一抬，目光也投向了存濤。兩位帥哥對視了一分鐘，還是青華把頭低了下去。
劉存濤又說了許多：馬克思怎麼講的，列寧怎麼講的，毛主席又是怎麼講的，等等。
好不容易等存濤的長篇大論結束，滿面春風的老蔡給存濤倒了一杯水。他那個得意啊，似乎剛才發言的不是劉存濤，而是他老蔡！
形勢果然大變。一些在鳴放交心階段悄不吱聲的同學紛紛發言：人民公社好得很，大躍進偉大；還有幾個原來持反對意見的同學紛紛表態：放棄錯誤觀點，要站到正確立場上來，等等。
只有「小姐」堅持己見，他站起來激動地說：事實就是事實！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好比乒乓球是圓的，你站在不同立場上就能說它是方的、三角形的？
突然，滿臉怒色的老蔡跳起來，指著「小姐」喊：陳敦華你給我出去！出去！
全場鴉雀無聲，「小姐」先是愣住了，後來轉身向室外奔了出去。辯論會就這樣莫名其妙散了場。
徐青華與劉存濤·4
散會後過了好久「小姐」還不回寢室，老曹有點擔心：不會想不開吧？於是老曹和小猴、我和李景西分兩路去找人。景西和我都是從上海來的，自然關係比較親密。
已經是晚上了，校園內人很少。初冬的月光給林蔭小道鍍上了一層銀白色，樹上已經掉得差不多的葉子在夜風中發出顫抖的聲音，讓人感到格外寒冷。景西告訴我：那幾位在大型座談會上開頭炮得到表揚的同學在他們班級中都是積極分子，都是帶頭批判錯誤認識的急先鋒，原來他們是誘餌，是來引我們上鉤的。
找了好一會兒也沒找到，我們只得回宿舍。想不到「小姐」已經回來上床睡了。
在以後的兩次辯論會上，徐青華一言不發，而「小姐」和幾個堅持反對意見的同學仍然擺事實，劉存濤等人仍然是講道理。最後，擺事實的人沉默了，道理戰勝了事實。
最後一次辯論會成了自我批評會。除「小姐」之外，幾乎所有同學都談了對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偉大意義的認識，我想發言還輪不上。
這些日子備受壓力的青華也開口了。他說通過學習和大辯論，也通過不少同志和他談心，他的認識提高了；又說自己的大字報之所以取這麼一個標題其實是想出風頭、譁眾取寵——劉存濤打斷了他的話，嚴厲地說：
你只是想出風頭嗎？不對！你的大字報是一份向黨發出的挑戰書！是一份向帝國主義反動派發出的投降書！是一份背叛自己出身貧下中農的宣告書！
三書之言一齣，舉座震驚！一些怒形於色的同學爭先恐後發言：有的說徐青華比右派分子還右派分子，有的說徐青華完全胡說八道。跟班王能靜站起來，邊捲袖子邊說：恨不得要給徐青華這頭披著羊皮的狼一記耳光，不過他被身手敏捷的劉存濤一把拉住了。
老曹站出來穩住了局面。他是膠東人，頗有山東漢子的豪俠之風，父親是省政府的幹部。
老曹說：他不同意存濤對青華大字報的三點結論。黨委方書記在多次會上講過歡迎大家暴露思想，多次講過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們應該歡迎青華向黨交心。而存濤和其他同學給人亂扣帽子是違背校黨委指示的，是和方書記唱反調的。
徐青華與劉存濤·5
老曹的這一招很靈。方書記就是那位作反右傾動員報告的黨委書記，和方書記唱反調——誰敢？劉存濤立即發言：自己對青華可能說重了，因為自己和青華同樣出身貧下中農，所以特別為青華著急。
老蔡鐵青著臉，看得出他對老曹恨得牙癢癢的，但絕不敢像對「小姐」那樣對老曹。老曹雖然當時只不過是學習小組長，父親也不是什麼大官（但畢竟是官），老曹認識學校裡不少幹部，和系裡管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幹部尤其熟。後來我們明白了：老曹比老蔡更清楚運動的底線。
最後一場辯論會總算沒有開成對徐青華的鬥爭會，運動進入了最後的總結階段。
所謂總結，就是以小組為單位，每個人把自己寫的個人學習小結讀一遍，然後聽別人把你數落一通。有過錯誤認識的同學可能一遍還不行。我所在小組「小姐」是被重點幫助的人，劉存濤批評他十分兇，「小姐」幾乎哭了出來。總算「小姐」過了關，輪到我了。這時老蔡鬼使神差地到了我們小組，這以前他一直在徐青華所在小組批判青華。他拿出一個小本子看了看：
「張禮士說大躍進等於零。難道偉大的大躍進等於零嗎？」
老蔡就講了這麼兩句話，立刻站起來走了。劉存濤說自己本來不打算講了，但是還是抱著對同學負責的態度給小國慶提幾點：一、要努力學習政治，二、要靠攏組織，三、要有上進心。老曹和景西輕描淡寫地提了幾句。我竟然就這樣過關了。奇怪的是「大躍進等於零」這句話被放過去了。
青華就沒有這樣幸運了。他的小結寫了一遍又一遍，為他開的會一次又一次，據說他寫的檢查還被送到上面去。終於有一天開了全班大會，系總支還派人旁聽，班會的唯一內容就是青華作長篇懺悔。
徐青華與劉存濤·6
徐青華先講自己出身一個貧苦的下中農家庭，解放前深受「三座大山」壓迫，是共產黨毛主席讓自己全家翻身做了主人，又是黨培養自己讀完了小學、中學，還上了大學。
青華接著檢查自己上中學以後，一直把全副精力用在功課上，對政治不大關心，沒有在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方面下工夫，漸漸地走上了白專道路，忘了本！平時驕傲自大，自命清高，與黨團組織的距離越來越遠，終於掉到了泥坑裡而不能自拔。
他找出了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一個遠房叔公，說這個叔公經常攻擊黨、汙衊新社會，自己大字報上的反動內容大都是聽他講的，自己立場不對輕信了他。好在叔公去年被公安機關抓了，原來他是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我聽了很納悶：大字報的事不是青華親眼所見、親身親歷的嗎？
青華說經過學習和辯論會上大家的幫助，自己對黨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的認識有了提高，更加認識到了毛主席、黨中央的英明偉大，也看清楚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企圖開歷史倒車，是走不通的。
徐青華越說越激動，最後沉痛地表示：自己的大字報是對人民犯罪！堅決要求組織上把自己送去勞改。說到這裡，眼淚流了下來。
全場死一般地肅靜。過了好一陣子系黨總支代表站起來講話。
他說他首先代表物理系黨總支歡迎徐青華同學的檢查和思想總結。徐青華是有進步的，希望他繼續努力。又說了校黨委在學生中開展反右傾學習運動的目的不是抓右派，而是為了教育大家，等等。
徐青華過關了，大家都高興。在散會時我瞧見小猴偷偷地擦眼淚，我忍不住問他：
「怎麼啦？」
「沒事，沒事，高興的。」
徐青華與劉存濤·7
校園內恢復了平靜，學生們又開始了課堂生活。王能靜顯然認為徐青華已經從披著羊皮的狼變回了羊，仍然和以前一樣請教青華，青華也仍然和以前一樣幫他完成高數作業。
不久，班級的學生幹部班子有了變動：人氣很高的老曹當上了團支部書記，老蔡當上了學生黨支部的支部委員，劉存濤則被推薦到校學生會去，後來當上了學生會文體部長。這些都是上面安排的，和學生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第二年分專業，青華、小猴、景西分到了電子學系；我和「小姐」、老曹、王能靜、老蔡留在了物理系不同的專業裡。景西常常來我這兒聊天，小猴的近況就是他告訴我的，「小姐」和我還向他打聽徐青華的動向。因為我們到景西那裡去，總是見不到他，不知躲在哪裡用功呢。景西說徐青華變成一個不愛說話的人了，不管別人說什麼，他只是笑笑不搭腔。
畢業多年以後，大概是1990年代初吧，在一次老同學的聚會上，我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徐青華。我們這些同學雖然在同一個城市生活、工作，但很少有機會見面。也許是上海太大了。
和其他談笑風生的老同學不同，徐青華默默地坐著。我靠過去坐在他旁邊，一個電子學系的同學立刻特地過來告訴我：青華現在是某電子技術研究所的所長，大概還是所黨委委員之類。我和青華寒暄了幾句以後，相當不識時務地提起了30多年以前反右傾的往事，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目光仍然是那樣犀利：
老蔡這個人啊，不是個東西！不過那時候我們太年輕，太幼稚。
沒等聚會結束，青華有事先走了。望著他的背影，我心中掠過一絲惆悵，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一位當年大家心目中的勇士，他現在想什麼？
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徐青華。
徐青華與劉存濤·8
老曹和老蔡的關係很糟。按理說老蔡是黨支部委員，老曹應該聽他的，但老曹卻是一百個瞧不起他，還常常出他的洋相。我們班級絕大多數人包括上海同學都是擁曹派，這讓老蔡十分惱火。老曹常常把家裡燒好的小菜帶來和同學一起分享，雖然是蔬菜但油水很足。老蔡就到黨支部書記老韓那兒去告狀，說老曹收買人心。結果碰了一鼻子灰——他竟然笨得不知道老韓是老曹的鐵哥們。
劉存濤卻能在他們兩人之間左右逢源。一方面老蔡把存濤看成是一員愛將，什麼中心發言、辯論少不了他；另一方面存濤和老曹很談得來，常常讚揚老曹是系裡水平最高的團支部書記。我們幾個上海同學有點看不慣他，背後叫他土才子。至於為什麼這麼叫，我已經忘了。
不料，出了一件大事，把春風得意的劉存濤壓垮了。
先是劉存濤不到食堂去了。想想看：在那個年頭不吃飯！不過老蔡、老曹還是把飯給他帶了回來。他也不去上課，一個人矇頭大睡。後來，他同寢室的人告訴我們：存濤的父母都死了，餓死了！
劉存濤家鄉肥東是省會合肥市的郊縣，離合肥很近；他的父母又是下中農，怎麼就餓死了？原來餓死人是不問成分的！地主富農會餓死，貧下中農也會餓死！
老蔡和存濤談心，系裡也來人找存濤談話，意思不外乎要劉存濤正確對待、振作起來云云。
一天中午，老蔡叫全班同學到宿舍門外站著開個臨時班會。先是老蔡說了幾句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之類的話，接下來硬要存濤表表態。形容憔悴的存濤全然沒有了平時的風采，他的話音低沉得大家都聽不清楚，大概是表示自己還是跟黨走的，還是相信人民公社的。突然，聲音哽住說不下去了……
一直虎著臉的老曹沒等老蔡開口，大聲喊了句：散會！
徐青華與劉存濤·9
劉存濤變了。在以後的大會小會上，能言善辯的劉存濤消失了，他甚至於不參加年級或班級的活動，據說是忙於校學生會的社會活動：幫戲劇隊搬道具啦、替合唱隊物色指揮啦，組織武術比賽啦，總之除了上課，他成天在學生會里。有一回他拿著什麼東西從我身旁匆匆走過，穿著補過的球衣球褲，蓬亂的頭髮中有不少白髮。
畢業以後很多年，一個定居巴西的老同學老屠來看我。我真是喜出望外，畢竟那麼多年沒見面了。一番噓寒問暖後，老屠告訴我：他為了一點私事去了一次合肥，還見到了在合肥的許多老同學。他問我：
還記不記得被我們這幾個上海人稱作土才子的一個同學？
怎麼不記得！劉存濤嘛。
人家現在一點也不土了！他現在是當地最大的國營股份制企業之一榮士達集團的總裁。
老屠說存濤還專門找他深談了兩次。原來榮士達集團打算在巴西辦廠、開分公司，希望老屠牽線搭橋，老屠自然答應了。劉總很高興，為此在合肥一所豪華飯店宴請老屠，還把所有在合肥的老同學及夫人一道請來，搞得十分熱鬧。酒宴之間，存濤談笑風生，舉止瀟灑，劉總的夫人當然也是行為得體，落落大方。老屠還學了學存濤的祝酒詞：
這第1杯酒，是敬在座的各位大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學的，祝你們事業有成！
這第2杯酒，是敬專門管大教授的各位夫人的，祝你們家庭幸福！
我問老屠：劉存濤有沒有敬第3杯酒？老屠笑著不肯說了。
反右傾運動的尾聲·1
快考試了，課也停了，我們正在複習迎考。一天上午，通知大家去禮堂開會。
那是一個化雪天，路邊的殘雪映著冬天的陽光，白得刺人眼睛；沒有樹葉的小樹帶來的只是冬天的肅殺之氣。為了驅趕寒意，我們幾乎是跑著去禮堂。
是全系大會。一個4年級的女同學站在臺上哇裡哇啦地講了一通，內容是她所在班級出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蛋，等等。雖說我們男生早已流行一種說法：物理系無美女，但還是覺得這位學姐實在不好看，黑不溜秋不說，還長一張馬臉。我身旁的「小姐」輕輕嘀咕：物理系無美女應該改了，改成物理系多醜女。我和景西差點笑出來。
學姐大喝一聲：把竇德斌帶上來！於是兩個人把一個瘦高個男生推了上來。當時尚未發明以後「文革」中流行的噴氣式姿勢，所以還算文明。竇德斌衣著寒酸，戴的一副眼鏡一根架子沒有了，用繩子套著，他不低頭，一副桀驁不馴的樣子。根據學姐陳述，我們知道了竇德斌寫了一些大字報，內容都是圍繞教育的，什麼1958年後教育質量嚴重倒退，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是扼殺教育，等等。在學校反右傾初期成千上萬的大字報中，德斌寫的內容並不突出，比他尖銳的說法有的是，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倒霉呢？
也是這個學姐回答了我們心裡的疑問。他們畢業班的大字報全都是擁護三面紅旗、擁護黨中央的表態宣告，只有竇德斌一個人寫了一些反動大字報；他又是有前科的：在1957年反右中就有言論，是漏網右派。
一個黨委辦公室的幹部宣佈校黨委的決定：給竇德斌戴右派分子帽子！接著，也是兩個4年級的同學給竇德斌戴上了一頂用白紙做的高帽子。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的給人戴高帽子，以前只是在電影裡見過。
反右傾運動的尾聲·2
散會以後，在回宿舍的路上大家一聲不吭。不是說好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嗎？怎麼還是有一個同學被戴上了？景西憂心忡忡地對我說：
儂相信伐？阿拉大字報上格眼末事會得弄到檔案裡去！相信伐？
這些話，小心的景西是輕輕地講的，當時本地同學還聽不懂上海話。景西長著圓圓的娃娃臉，比我大3歲，比我懂事。
檔案！在我心目中這是一個神秘的東西。老實講直到今天我也沒見過檔案長什麼模樣，有時我把它想象成一個碩大無比的保險箱，裡邊收藏了無數人的一生；有時我又把它看作一個隱身機器人，你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你看不見它，它看得見你。
景西的預言果然靈驗。若干年後，那些整我的人到我母校去弄到了我大字報的摘錄。據說這些革命左派十分高興，專案組長連連說：沒有白來！沒有白來！
那年寒假我回上海，特地問了我的高中老同學——那些在上海、北京、西安、杭州上大學的同學，他們都很奇怪我所在大學反右傾的做法，他們也就是聽聽檔案，討論討論完事了——哪能拿學堂弄得像反右一樣？——這句話要用上海話講。
寒假結束返校，在一次全校大會上方書記介紹了一位穿軍裝的人——新來的黨委宣傳部長顧部長。老曹告訴我們原來的姓黃的部長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
黃部長也是從軍隊轉業來的，學生都和他不熟，他說過什麼、做過什麼、為什麼當機會主義分子，大家一無所知，也許黨員知道。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竇德斌和黃部長都被送到一個農場去了，是勞改農場。
下鄉·1
196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已經入睡的同學們被老蔡叫起，說是緊急集合。過一會廣播喇叭響了，宣佈省委要求我們立即下鄉搶收搶種，保證夏糧豐收。於是大家匆匆準備，把被子打成包，還得帶上餐具什麼的。不多久全校學生加上一部分教工集合在校門旁，沒有領導講話動員之類，馬上就走。有的人是卡車送，有的人步行。到了火車站，發現等待上車的黑壓壓一片全是各個高校的學生，可能去的是不同地方，排程要花時間，等到我們一批人上車時，天已經亮了。
我們坐的是露天的運貨的車皮，虧得是夏天，不然得凍個半死。那也不叫坐車，我是站著的，有的人坐在被包上；夏風吹過我的臉，吹走了睡意，令人神清氣爽。但時間稍長，臉上蒙上了從火車頭飄過來的黑煤灰，刺得臉發痛，我趕緊蹲下來。小猴露出難得的笑容：
俺叫你不要站著！你看！
火車開了1個多小時後在一個小站停了，我們學校的人都下了車。食堂的大師傅給我們發了饅頭，還燒好了熱開水給我們喝。心裡很感動：平時我們老是埋怨食堂，把氣都出在大師傅們頭上，真是不應該呀。
在喝水的時候，我去看了這個小站的站牌，這個小站的站名叫羅集。
按系分成幾支隊伍後我們出發了，走著走著在一個小土崗邊又分成幾支隊伍朝不同的方向走，當繞過一個水池以後，我發現只剩下我們班級的人。這裡地處江淮平原，沒什麼山，只有長滿雜草的小土崗和泥土路邊的灌木帶來了綠色，其餘的只有土黃色的凹凸不平的土地，小水坑很多，但再渴也沒人敢喝裡邊的水。
走啊走，老是走不到頭。已經沒有路了，我們時而跳過水坑，時而繞過小土墩，隊伍也稀稀拉拉，三三兩兩分散走。天下起了毛毛細雨，我的被包又散了架，只能抱著走，這個樣子可真夠狼狽的。生活委員老徐老是給大家打氣：快到了，快到了……
下鄉·2
終於到了。我們在幾所草房落腳，老徐帶了幾個同學找來了稻草鋪在泥地上，大家把有點溼的被子放好，立刻躺了上去，從早上走到下午，實在累壞了。有同學找到灶間，打算燒點熱水喝，甚至想用熱水泡腳，腳疼得都起了泡，可有灶沒有鍋，只得作罷。後來的幾天，熱水成了奢侈品，始終沒出現過。
還是老徐、老曹幾個人到隊部扛了兩大桶麥粥回來，還有1桶鹹菜。麥粥也可以稱之為麥糊，還比較稠，喝了既填飽了肚子，又解了渴；鹹菜又鹹又帶點酸，後來有人說鹹菜裡有蛆，不過我沒有發現過。以後幾天頓頓麥糊鹹菜，老蔡說這還是學校自己搞的伙食，與當地社員食堂毫無關係，我們絕不會給當地公社增加負擔。我們係指揮部就在隊部，那裡有廚房和醫務室——都是我們學校的。
臨睡之前，一直沉默的青華忽然對我和景西悄悄地說：
你們注意了沒有？這一路上都沒有人！！
對啊，我們從早上走到下午，連一個人影都沒有見到。就連我們到了這所草屋，也沒有見到人。這所草屋的主人呢？
農村的夜晚應該聽得見狗叫，可這裡沒有；草屋邊有池塘，可聽不見蛙鳴；屋外是死一般地寂靜，只有繁星滿天的夜空。
早晨，老徐叫醒了大家。我們這才發現，這裡沒有雞叫。我1958年高三時在上海郊區下鄉，天沒亮就被雞叫吵醒。同學們在池塘邊漱洗，昨天也是用池塘水洗的碗。我覺得用池塘水洗碗不衛生，決定不洗碗，用草紙擦乾淨就行了。
下鄉·3
一個老頭和老徐、老蔡捧著鐮刀領著大家去了麥地。總算見到了當地的社員！說是老頭也許年齡並不老，至多50來歲吧。麥地種的是小麥？還是大麥、元麥？反正我是弄不清楚的，麥子長得稀稀拉拉，絕沒有歌中唱的麥浪滾滾的氣勢。
老曹割得最快，他是在山東農村長大的；小猴等幾個淮北同學緊隨其後；皖南的同學稍差一些，但後來在水田插秧中大顯身手；只有我們幾個上海同學農活是樣樣不行。我不是割麥是砍麥，後來乾脆用手拔，搞得渾身大汗，手還痛。老曹過來指導我們怎麼用鐮刀，景西立刻有長進，只有我仍然割得最慢。
收工的時候，腰好像斷了。我們一部分體弱年齡小的同學先回去，一部分同學在老曹、老徐帶領下把收下來的麥子挑走。小猴一定要加入送麥行列。
第二個工作日仍然割麥。麥地東一塊西一塊，麥子越來越稀，只要把兩根麥子拿著用刀這麼一拉就行了。
聽老曹他們講，這些麥子最後是要送到公社去的。一部分是交公糧，一部分作為餘糧國家收購。餘糧？天知道！最後，餘的麥子作為社員口糧交到隊部食堂。農民自己種的麥子卻不能拿回自己家。
據說收麥時，有社員一邊割麥一邊把麥粒往嘴裡送，被隊幹部訓斥為偷集體的糧食。農民偷自己種的糧食！
下鄉·4
接下來就是插秧。前一個晚上下了雨，早上變成晴天了，我們走在田埂上，望著這一片片鏡子似的水田，呼吸著帶著水土味的清新空氣，心情好多了。
仍然是那個老頭站在田頭上，把一捆捆秧苗拋到水田裡。我們紛紛赤腳下田。不遠處有三四個婦女彎著腰插秧，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和她們不同，同學們的情緒很高，王能靜一邊教我怎麼插秧，一邊唱：
「白米（牙子）好吃秧難栽——哪個嗨！」
我唱起了小時候的歌「快樂的小隊」，受到傳染的同學各自唱各自的歌。有的唱「九九豔陽天」、有的唱「老黃牛肥又大」，在我身後的朱文熙大概認為我們品位太低，哼起了「土耳其進行曲」。朱文熙是一位歐洲古典音樂的愛好者，也是上海同學。
女生曹奇真直起身來，驚訝地看著我們，她的潛臺詞很明顯：「拿哪能胃口介好？」
下鄉這幾天的生活可把愛乾淨的女同學搞慘了：沒有熱水、沒有廁所、生蛆的鹹菜。尤其是曹奇真。她來自上海一所女中，上學期還是班級的團支部宣傳委員，反右傾時還代表組織找青華談話，這學期卻被免職了。曹奇真是1950年代初從香港到上海來讀書的，到大學以後外語成績尤其出色——是俄語，並非英語。
差不多40年以後的一天晚上，我在電視上又見到了曹奇真。身為澳門立法議會主席的她領著一幫議員宣誓就職，用了國語、粵語和葡萄牙語。在佩服老同學的語言天賦之餘，還想起了她在羅集農村時的滿臉愁容。
老蔡高興地喊：「大家比一比，看看哪個小組插得快！」他割麥比不過老曹，插秧比老曹快。老蔡自稱出身寧國農村「三代貧農」，寧國是長江以南的一個縣。
也在一道插秧的婦女社員有點被學生的「幹勁」所感動，一個看起來還算年輕的農村婦女突然站起來喊：
「我們有信心！有幹勁——」
她一下子又停住了，低下身子又無精打采地幹了起來。
下鄉·5
插秧後第二天早晨，我向老曹請病假：今天人不舒服，出不了工。老蔡滿臉不高興，要我堅持堅持，老曹卻說小張是幹不動了。兩個人竟然為了我爭執起來。正巧老韓進來聽見了，老韓不住在我們班，他是來叫老蔡去開會的。他批評老蔡對小同學、女同學都關心不夠，還對我說：好好休息，最好去醫務室看看。
老韓的話就是最後結論。老蔡一聲不吭地跟他去開會了，老曹率領大夥去出工了，我在草堆上躺了一會就到隊部去了。隊部離住處不算遠。
到隊部去要經過一些草屋，算是一個小村落吧，小村靜悄悄的，沒有人也沒有炊煙，泥土路邊草叢中沒有散放的雞或者羊。經過一處廢棄的豬欄，我把頭伸進去張望了一會，當然也沒有豬。奇怪的是，這裡飛鳥也不經過，是一個死村。
總算找到了設在隊部的醫務室，碰見曹奇真從裡邊出來，她朝我笑笑，說：「儂也生毛病啦。」
醫務室裡只有一個醫生。我們學校所有的醫生都來自部隊，轉業前不是上尉中尉也至少是少尉，連學校醫院也按部隊編制，叫衛生科。這位醫生挺和氣，給了我一些藥片，還從暖瓶中倒了一杯熱開水給我服藥。熱開水！平時勞動中喝的可都是涼水，幸虧現在是初夏。
進來了兩個壯年男社員，這是我下鄉以來唯一一次見到的比較年輕的男農民。一個瘦點的指著一個長得很壯實的小個子對醫生說：「這是我們生產隊長，全隊的生產全靠他啦，他受了一點傷，醫生你給點藥擦擦。」
那位醫生正眼也不看，冷冷地回答：「沒有，這點藥連學生都不夠。」
兩個人悻悻地走了，醫生這才抬頭冷冷地看著他們的背影，彷彿這兩個人是《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和穆仁智。
下鄉·6
回到住處後，我坐在草堆上想今天看到的一切：沒有人煙的小村、醫生、生產隊長……
我從這一間草屋走到另一間草屋，發現在土牆上貼著一張已經發黃的獎狀，藉著門外射入的陽光我看清楚了，是××人民武裝部獎給××同志「模範民兵」的獎狀。這裡的屋子都沒有窗，大白天也是黑洞洞的，所以平時走來走去看不見。
存濤、老徐幾個人把麥糊抬進來，是吃飯的時候了。我把獎狀指給存濤看，我們從未出現過的房東是個民兵模範。存濤在牆前站了好久好久，讓人有點害怕，老徐也注意到了：
「劉存濤！吃飯了，吃飯了。」
劉存濤轉過臉來，他的眼中充滿了哀傷。我猜他不久前死去的父親也是個民兵吧？
黃昏時分吃第二頓麥糊時，老蔡宣佈了雙搶結束、明天一早返校的大好訊息，大家立即活躍起來。有的說還是學校好啊，有的說吃這個麥糊好幾天拉不出屎，似乎在會上歌頌農村人民公社的豪言壯語全給忘了。
「小姐」笑著問我一個人在空屋裡待一天怕不怕？我說我怕什麼？又沒有鬼。「小姐」說我背一段偉人詩詞中的兩句給你聽你就會怕了：「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這不是「送瘟神」中的兩句嗎？這不正是幾天來大家的感受嗎？
下鄉·7
返校的那天早上，老徐叫上我和景西、「小姐」去食堂拿全班的伙食。因為我們沒有為大家扛過麥糊，現在應該出點力。老徐說抬粥桶的事不會叫你們，你們是去拿麵餅。一聽這話我們步履如飛——麵餅！
沒到食堂門口就聞到了香味，是麥香？油香？反正我這一輩子沒有聞過這樣令人饞涎欲滴的香味！有的班級代表已經出來了，餅子用口袋裝著、臉盆盛著，一陣風似地走了。我們進了灶間，兩三個學校食堂的大師傅有的在烙餅、有的和麵，大師傅說餅子是用油烙的，帶上了10天的油全用上了——你們這幾天不是沒有見到油嗎？總不見得鹹菜裡放油吧？我們連連說對。大師傅還說找不到蔥，不然放點蔥花更香。有一位師傅的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說這個鬼地方——伙房裡——沒有老鼠！
香味引來了一個老頭，手裡拿著一根短旱菸管，他走進伙房高興地嚷了一句：
「今天吃餅子啦！」
我們驚異地望著這位老農民，誰也不搭話。老頭一下子全明白了：
「哦，是學生吃的！」
他回過身走了，邊走邊搖頭嘆氣。
我們把油餅帶回了住處，大家高興得跳了起來。餅子數量不少，出發前的早餐和返校途中的午餐都吃餅子。但在享受油餅美味的同時，我卻想起了那位搖頭嘆氣的老頭。
社團活動·1
畢竟是學校，畢竟有那麼多青年人在一起，校園內仍然洋溢著青春的活力，仍然有無憂無慮的歡笑。
每到下午3點半以後就是「社團活動」時間。學校的各運動隊如排球隊、籃球隊集訓，場地邊總有不少同學「觀眾」；各文藝隊如話劇隊、舞蹈隊排練，也會讓人在邊上看一會兒；樂隊也十分熱鬧，民樂隊的二胡、西樂隊的小提琴統統被軍樂隊響亮的大喇叭蓋住了，但依稀聽得見叮叮咚咚的鋼琴聲音。
朱文熙告訴我，他在學生會佈告欄上「各文藝團體」擴大人員的名單上見到了我的名字，是合唱隊，全年級就我一個人。真是奇怪了？我沒有報過名呀，參加文藝隊不光要報名，還要經過面試，譬如參加話劇隊就得朗誦一段詩、報名舞蹈隊的就跳一段「鄂爾多斯」舞什麼的，難道合唱隊招人會是「亂點鴛鴦譜」？
文熙說去白相相也好，總可以提高提高你的音樂修養。在他眼中我們這些同學全是音樂門外漢。他意味深長地說：「懂音樂的人和不懂音樂的人是不一樣的人！」
入學以後的第一個寒假，朱文熙邀請同寢室的一個皖南同學程金濤到上海來玩。文熙的父親是華東紡織學院一位名教授，家住登雲公寓，住房在當時上海算相當好的。按理說金濤吃在他家、住在他家應該心滿意足了，卻不料開學返校後對我們大訴其苦：
「住在他家天天陪他聽交響樂，什麼貝多芬、巴哈、柴什麼斯基。求他領我到南京路去逛逛，他就是不肯，我一個人又不認路。最後一天總算肯了，從他家裡出發，經過一段很冷落的西淮海路走到音樂學院，不肯走了！又他孃的給我上音樂課了。我到大上海不是去玩，是去上課了。」
朱文熙後來對我說過：他的夢想是能到上海音樂學院工作，「哪怕掃地也行！」
在文熙的鼓勵下，我去了合唱隊，結果鬧出了不少笑話。
社團活動·2
那天下午我去教學大樓的一間大教室參加合唱隊的活動，因為是第一次，我去得比較早。教室裡已經有幾個男生女生了，他們都是剛加入合唱隊的。一位高年級男生說了幾句表示歡迎的話——他是合唱隊長，然後就發給每人一份歌譜，邊發邊問：以前參加過合唱隊嗎？在什麼聲部？沒等我回答——我也回答不出，隊長說你就高音部吧。
我捧著還散發著油墨味的歌譜，心裡有點發憷。簡譜中「哆來咪」我是識的，但譜中一些弧線、直線、什麼休止符、什麼漸弱漸強我從來搞不清楚。想當年上音樂課的時候，樂理沒考及格，虧得還有唱歌考試，我還考得挺好，音樂課總評及格。同學中也有相反的：樂理滿分，唱歌卻讓老師笑得伴奏伴不下去。
身邊一位化學系女同學正對著譜低聲吟唱，長得慈眉善目的，好像也是上海人，我輕輕地請教她：
「等一歇會得有人教唱伐？或者有人示範唱唱？」
「勿會伐？等一歇大家自介唱來。」她詫異地看了我一眼，又問我：「儂不會‘視唱’？」
「啥叫‘是窗’？」
知道我確實不懂，她就示範了兩遍，我總算有點會唱了，老隊員們也到齊了，合唱隊指揮最後一個進來，教室變得很安靜。
指揮人長得白白淨淨，中等身材，臉上一副懷才不遇、自命不凡的神情。後來知道他是物理系1957級學生，姓端木名淳，（咱們物理系怪才就是多！）端木不僅指揮在合肥各高校出了名，他還會作曲作詞，今天要排的大學生之歌就是他的作品。此外他繪畫、寫字樣樣都行。
端木指揮要新隊員先不唱，坐著聽。（謝天謝地）就開始排練了。
剛開個頭，端木就叫停。他用放在講臺上的一根類似教鞭的東西猛敲講臺，然後開始訓話。在整個排練過程中一直保持這樣的模式：唱歌、敲講臺、訓話，唱歌、敲講臺、訓話……
社團活動·3
1960年8月我回上海過暑假。上海的食品供給也比過去糟多了，除了糧、油、肉、蛋要憑票購買以外，還發了豆製品票、魚票等，雞鴨之類據說只有春節才會出現。到飯店去吃飯必須趁早，比如中午11點供應午餐，客人10點之前就坐滿了，因為在餐館還能吃到不要票證的葷菜。後來，上餐館要憑「就餐券」。
儘管如此，對於我們這些外地回滬的人而言，上海仍然是天堂。上海的食品是少與多的苦惱，我們那裡是有與無的絕望。舉一個例子，在上海能吃到雪糕這種美味冷飲，在當時咱們合肥想也不要想。連在北大上學的高中老同學也說：北京不要說雪糕，棒冰都做不好。
我收到一份郵寄通知，學校合唱隊在上海青年宮集訓，在上海的隊員務必參加，集訓內容是請專業聲樂老師上課。
當時的青年宮在四川中路附近，過去大概是銀行，有著大理石的圓柱和華麗的陳設。在一個明亮的大廳裡，我見到了合唱隊大部分隊員、隊長和專業老師。家不在上海的合唱隊員只來了兩個——住在上海的親戚家。端木沒有來，他不是上海同學，父母不知道是在蕪湖還是南京？有同學說端木家是一個大家族，北京、上海都有親人，而且端木就出生在上海。即使上海有親戚，心高氣傲的端木大指揮也不想麻煩人家。
專業老師是上海紅霞歌舞團的，給大家上了有關歌唱技巧方面的課。（旁邊一個同學在我耳邊說：不是什麼高檔次老師）接下來他彈鋼琴，要大家一個一個地發音給他聽。
輪到我了，我跟著老師的琴「啊——啊——啊」，啊不上去了，旁邊一個男高音聲部的同學為我著急，代我啊了上去——他學過美聲唱法的。老師點點頭，說我音色還可以，但要好好練習發聲，學會呼吸、學會運氣等等。（不會呼吸？不會呼吸豈不要死人嗎——沒敢追問）
集訓結束以後，隊長把我安排到男低音聲部，我在低音聲部一直唱到我離開合唱隊去學校京劇團。
合唱隊的「首席男高音」曹抱平沒有來參加集訓。
社團活動·4
曹抱平長得黑黑瘦瘦，眼鏡有時戴有時不戴。他是安慶人，說自己「能唱一臺黃梅大戲」，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歌大概屬於民族唱法。他也是物理系1957級的，班級同學叫他曹抱（草包）。曹抱通常不參加合唱隊的活動，只有需要獨唱領唱時他才來。端木對他無可奈何，他是全隊唯一不怕端木的人。
端木創作了一部反映本校教育改革成果的組歌：有合唱、男聲小組唱、女聲小組唱等等，我記得有一個男聲小組唱是說數學系師生成功地製造了拉普拉斯計算機。為什麼叫拉普拉斯計算機？是用了拉普拉斯方程還是這個計算機能解拉普拉斯方程？歌裡沒有說。我們反覆地唱：「拉普拉斯誕生了！拉普拉斯誕生了！」
演出以後，一個數學系的同學笑著對我們說：初聽這首歌還以為合唱隊為拉普拉斯——18世紀偉大的法國數學家、力學家——唱慶生歌呢，「想不到合唱隊這麼崇拜拉普拉斯」。
組歌中有一首歌是講中文系學生到安徽的民歌之鄉——司集鄉去採風的，端木儘可能用抒情的風格：先讓曹抱領唱，再由女聲合唱接上。有一次彩排，當曹抱唱這段：「司集鄉啊——好風光啊——」（後邊幾句忘了）由於曹抱唱得太動人，女聲部同學聽得太出神，忘記接上了。端木大發脾氣：
「馬上就要演出了，怎麼這個樣子！」
合唱隊的伴奏多數用鋼琴，有時也用樂隊，和樂隊合常常讓端木火氣沖天，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此十分苦惱。
社團活動·5
樂隊有八九把小提琴，似乎沒有中提琴，大提琴更沒有，小提琴的演奏水平也是參差不齊。端木很想用樂隊伴奏，樂隊的譜包括前奏的譜都是他寫的，他甚至想把管樂也放進去，無奈學校管樂隊至多一個三流軍樂隊的水準，實在「搭僵」，端木只好作罷。
樂隊隊長是一個跛腳，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帶，和我有點「面熟陌生」。他有一次問我：「端木老是講阿拉樂隊拉得不齊，聲音輕得臺下聽不見。儂講講看，你們合唱隊聽得見伐？」
「聽得老清爽！」我安慰他。
「端木講要拿阿拉撤了，換鋼琴！阿拉排了介許多辰光——儂講氣人伐？」
學校的西樂隊包括兩名鋼琴師，八九名小提琴手全是上海同學。這個道理很簡單：本地同學家中有鋼琴、小提琴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鋼琴。
學校「各文藝團體」都是由團委「管」的，團委劉書記也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代表團委來審查節目的是一個復員之前在什麼軍區文工團跳群舞的幹事（審查文藝演出的制度始終沒變過），按理說他到校舞蹈隊去才能得心應手地審查一通。不然！他對話劇隊、合唱隊都能發表一通指導性意見，對各樂隊也是經常指示——跳舞不是要音樂伴奏嗎？他當然也是內行囉。
幹事要合唱隊唱當時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都是直接歌頌黨、歌頌某人的，端木都以大家太熟了或者不能反映大學生特點婉拒；而端木想讓合唱隊唱外國歌曲，哪怕是蘇聯歌曲「豐收之歌」，也被跳舞幹事「槍斃」。最後只好演出「教育改革成果組曲」了，原來這是雙方妥協的產物。
樂隊沒有換下去，大家也準備好了，終於演出了。合唱總是第一個節目，我們站在臺上，等待大幕拉起，卻沒想到跳舞幹事又走上臺講了一大通：演出時精神要集中、情緒要高漲，自己雖然是舞蹈演員，不大會唱歌，但是「歌舞歌舞」可見歌與舞本是一家，自己在部隊文工團當演員，有許多舞臺經驗可以告訴大家……
怒容滿臉的劉書記走了上來。
社團活動·6
劉書記訓斥跳舞幹事：「你怎麼搞的？孫校長和貴賓等著，演出馬上開始！」
我等草民都知道：只有你等領導，絕不能讓領導等你。這兩天有一個華東師大的代表團來學校考察訪問，晚上孫校長就陪率團的華師大黨委書記來看演出。孫校長就是從華東師大調過來的。
幹事屁滾尿流地下了臺，大幕終於拉起。合唱隊和樂隊在端木的指揮下，順利地完成了「組歌」的演出。大概是因為有樂隊，端木指揮用上了指揮棒，而平時他只是徒手指揮。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一次排練。那是為了迎接1961年7月1日中共建黨40週年準備的四部合唱，端木千挑萬選找來的還算好聽的曲子。一開始是女高音聲部：「你是暴風雨中的海燕……」接下來女低音聲部：什麼青松……男高音聲部：什麼江河……到了男低音聲部就是大海了，然後是合唱……
曹抱說：「海燕怎麼就變成大海了？再變鳥也不會變成水呀？太不符合進化論了。」
端木畢業後留校搞宣傳工作，不是因為他的音樂才能，而是他會畫宣傳畫、會寫大字標語。他很想當教師，系裡卻不讓。也不讓他來合唱隊了——他已經不是學生。
曹抱被分配到一個小縣城去當中學教師，走的時候很感傷地和大家告別。
自1961年秋天端木、曹抱離開以後，合唱隊的日子變得沒有勁了，我就不大去參加了。
飢餓年代·1
最艱難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早餐的粥越來越稀，以至於能在2分鐘內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於鹹菜還得咬，才使早餐還需要一點時間。在上完第二節課以後，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頓乾飯。也有同學宣稱：剛剛吃罷稀粥、肚子還發脹的時候就懷念午飯了。老師也是這樣，上到第四節課上不動了，11點鐘無論如何要下課了。在實驗室上課做實驗更自由，10點半不到就回宿舍準備上食堂。確實有不少如顏回一般堅毅的同學認真聽課記筆記——真是賢人啊！而吾輩庸碌之徒老想著吃。
平心而論，我不用功倒不能怪飢餓。從小學到大學我都不是一個用功學習的好學生，上課基本不聽，作業大都不做，喜歡讀閒書，在自己的想象中打發日子。現在倒找到了一個理由：因為飢餓，所以不好好學習是理所當然的。也正是飢餓，1960年暑假之前和1961年寒假之前都沒有舉行真正意義上的考試，到了1961年暑假之前算總賬了，好些人補考甚至留級，1962年又有人被淘汰。說來慚愧，這些同學比我用功。
那時食堂加強了保衛，也經常抓到一些「偷飯」吃的學生。所謂偷飯就是有的同學沒到開飯時間去把自己的飯吃了——實在餓得撐不住。小題大做的食堂保衛人員會把這些倒霉同學「押送」到班級，還要求班級批鬥他們。我們班有一位品學兼優的馬傳喜同學就是這樣被送到班上，老曹沒法子，只能開班會讓馬傳喜作檢查。結果，大家都同情馬傳喜，都罵食堂保衛飽漢不知餓漢飢。傻子也知道，那個年頭吃得飽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員。
我們寢室的大李，大哥是省軍區的幹部。他經常下午去省軍區大哥那裡「改善伙食」，走的時候總是豪氣十足地說：「你們把我的一份飯分了吧！」
有哥哥在軍區真好。
飢餓年代·2
有同學告訴我們：朱文熙敢吃皮蟲。皮蟲是樹上毛毛蟲的蛹還是毛毛蟲的幼蟲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樹上幹樹葉裹著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個，肯定比小個子更需要能量，皮蟲肯定含豐富的蛋白質，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還有人效仿，以至於第二年春天沒有發生過討厭的毛毛蟲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衛生科去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結核之外，幾乎人人都得了浮腫病——一種當時特有的營養缺乏引起的病：臉腫、腳腫、全身腫。有人危言聳聽：如果全身浮腫了，那就意味著快了，快要和那些長眠在江淮大地的農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衛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羅集給我藥片的醫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腫病！」立即給我兩個盛有黃色液體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劑。我早知道這個治浮腫的「特效藥」小球藻，我們班級、我們寢室都有人服過，醫生還開給我3天病假單——到底是熟人。但我還是賴著不走：「醫生，我聽說有一種專治浮腫的藥叫‘八珍散’，能不能開給我？」
「你這個小同學訊息倒蠻靈通的。我告訴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開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個患病同學告訴我的。據說「八珍散」內有山藥、胡桃、茯苓、芝麻8種成分，全是營養品。不肯開，沒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隊。
這一個時期，有大批同學退學、休學，像朱文熙就休學回家了。五八級、五九級有許多上海同學退學了，他們回上海後的路走的也很艱難：先是報戶口要漫長地等待，在一年、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是沒有糧、油什麼的，全得靠自家親人嘴裡省下來！此外工作也只能幹臨時工，什麼勞保醫療福利全無。
本地同學尤其農村同學休學退學的人很少——回家去餓死嗎？但也有例外。
飢餓年代·3
開學以後許多天，一個農村同學才在學校露面——大家都以為他退學了。他是鳳陽人，同學們平時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鳳陽」。
「鳳陽」在宿舍裡興高采烈地講他的傳奇：他假期回鄉後第二天，就和家鄉的父老鄉親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個好地方：「在那裡只要肯幹活就讓你吃飽！」「鳳陽」還大講特講逃荒的驚險故事：如何上火車、如何弄到吃食。原來鳳陽從明朝以來就有逃荒要飯的傳統，那裡的幹部、武裝民兵不像別的地方不許農民外出。而鳳陽人猶如吉卜賽人，在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強。想想「鳳陽」和他的老鄉，一無糧票二無鈔票，居然大隊人馬開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後，「鳳陽」就不安心過學生生活了，逃荒的經歷喚醒了他身上祖傳的野性，沒過多久他又不見了。我們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說過：「新疆的瓜啊，你們這一輩子都沒吃過，太好吃了。」
直到我畢業，「鳳陽」沒回學校來過。
按理說，老蔡應該管管「鳳陽」的事。自從老韓不當學生調到校報當主編之後（老韓原來是蚌埠市文聯的幹部、來學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為學生黨支部委員是年級「最高學生領導」，應該幫助「鳳陽」樹立革命理想，安心學習。老蔡對「鳳陽」的動態應該一清二楚——自會有人向他報告，例如老徐這樣經常打小報告、經常「靠攏組織」的人，老徐後來被老蔡大力幫助入了黨。
蔡委員（老蔡很愛聽別人這麼叫他）此時不像以前那樣愛訓人了，畢竟他也在捱餓。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體不好休學，1962年回學校後就到比我們低一年的六零級去了。我懷疑這位家庭出身「三代貧農」的同學沒有到農村去養病，因為他回校以後穿上了軍用皮鞋，披上了軍棉大衣。他用錢也闊綽起來，我有一回到學校小賣部去，碰上老蔡在買高階糖——那是相當昂貴的、論顆論粒賣的糖！
「小國慶，來一顆。」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裡。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點出息！
飢餓年代·4
學校為了讓學生「提高思想覺悟」，安排了一次報告會，由一位經歷過延安艱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來講講延安的艱苦奮鬥精神。效果卻適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來在中央黨校，後來被貶到本省當一個理論刊物主編，最後又被貶到我們學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當教授。李凡夫是7級幹部，就是在冠蓋雲集的北京，他也屬於高官的範疇。
李教授講了自己如何到延安彙報工作、如何留在抗大當教員、反掃蕩以後延安如何艱苦、中央如何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等等。當講到延安的供給標準時，臺下開始躁動起來。原來李教授說再怎麼困難，一人一天1斤4兩小米、2斤菜，一個月4兩油、半斤肉總是有保證的，更不用說大生產運動之後的豐衣足食了。
我們當時的伙食標準比艱苦奮鬥的延安低多了，一個月只有一兩油，沒有肉。報告會就在大家的紛紛議論中結束。
看來李凡夫是個老實人，所以官越當越小。
學校也搞大生產運動了，所有空地都開荒種菜、種南瓜、種大豆、種胡蘿蔔。好在學校的空地很多，把地分給各個班級，也分給各個教工家庭，學校內到處可見鋤頭、鐵鍬，還有，糞桶。
不是有一句話嗎：「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全校幾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農莊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讓它們被什麼抽水馬桶給浪費了。於是造了公共廁所，一律蹲位。積肥的同學總是不斷地去淘糞，你如果上廁所方便比較慢，一回頭會看見等著淘你糞的同學不耐煩的眼神。
我們班的姚明孝同學另闢蹊徑，每天早上天沒亮就挑著空糞桶去廁所淘糞。兩個月下來，積肥成績卓著，光榮地加入了共青團。
飢餓年代·5
學校流傳開一個令人震驚的訊息：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
先是《人民日報》社論，內容是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及在城市推廣的可能性；接著是10個大城市市長的聯名文章，說是要進行城市公社的試點，上海的曹荻秋和北京的萬里都署了名。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既然人民公社能讓農村走向共產主義，當然也應該讓城市也走向共產主義。
合肥市算不上大城市，但安徽省委一貫緊跟毛主席，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在合肥試點。聽說我們學校要和附近的一個種蔬菜的郊區人民公社和兩個工廠合併成立一個城市人民公社。
學校開了全校師生動員大會，由黨委副書記龔書記做報告，內容無非是成立公社的偉大意義之類。龔書記是浙江人，說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南方口音，為人比較溫和。他講話快結束時，有人遞了條子上去（若是方書記做報告絕對不敢），條子上問的是「家裡有縫紉機怎麼辦？會不會充公？」
龔書記沉吟了一會回答：縫紉機是生產資料，私人不應該有生產資料，應該歸公社所有。
龔書記的話估計讓那些有縫紉機的家庭大起恐慌，也讓那些沒有買縫紉機的教工暗自慶幸。臺下頓時議論開了。
一個宣傳部的漢子（他的嗓門大，專門喊口號）領著大家喊口號：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早來到！人民公社一枝花！花開千朵香萬家！
大會結束之後，陳登華（「小姐」）和我私下裡討論了一陣子。「小姐」認為肯定是某人覺得光讓農村死人太便宜城裡人了，為了公平起見也在城市搞公社，「讓城裡人也餓死一些」。
不知為什麼，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後來不提了，報紙上也沒有讓10個市長宣告暫時不搞試點，龔書記也沒有開大會講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似乎要搞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飢餓年代·6
有段時間，一連幾天萵苣葉子當菜吃。給我們吃的萵苣葉子只是在水裡煮一下、放點鹽，據說還澆了一點油花，但總是吃不到萵苣（上海人叫「香烏筍」）。大食堂的人說萵苣給教工食堂了，我們只能吃葉子。類似萵苣的事還有很多，搞得我們學生對教工食堂很有意見。
學校又停課搞教育革命了（1958年大搞過一次）。對我們學生而言，所謂教育革命就是給老師貼大字報、批判老師。上過我們課的老師，不管老的、年輕的，幾乎無一能免。有位英語老師上專業英語，英語中的「慣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個詞（inertia），老師發揮了一通：物體有慣性，人和物體一樣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動，這是惰性的表現。結果同學給他貼大字報說他宣揚剝削階級好逸惡勞思想——認為懶惰是人的天性。
上普通物理力學的是一位青年教師，第一次開大課自然經驗不足，同學對他意見很大。他辯解普通物理力學不需要老教授來上課，「殺雞焉用牛刀」，用切菜刀即可。被稱為「切菜刀」的這位老師當然也收到不少尖銳的大字報。其實是一直教普通物理力學的老先生變右派了，不讓上課。
當時張宏緒先生上電學。張先生是從北師大調過來的，一口京片子。應該說張先生的課上得相當好，但同學還是不放過他，說張先生上的內容太古老了，應該改革，上一些現代科學的內容……
總之，學生是「橫不好、豎不好」。我認為和萵苣葉子很有關係，誰讓你們把萵苣都給吃了，給我們留下的只有葉子。
當然吃萵苣的還有幹部，但不會貼他們的大字報，風險太大。
事實上從1950年思想改造運動以來，每次運動教師都是運動物件，教師成了學校中的「弱勢群體」。
也有例外，也有沒被貼大字報的老師，那就是教我們線性代數的葉元生先生。
曾校長
根據慣例，先要介紹的應該是領導同志，本人不能免俗，先從校長說起。
我們學校的校長是曾希聖。曾希聖何許人也？乃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也就是本省的最高首長。實際上曾希聖是掛名校長，不可能過問學校的事，但學校的大小幹部一天到晚曾校長曾校長的，弄得我們很以有這麼一位校長為榮。根據「青出於藍」的規律，校長是省委書記，幾千號學生出幾十個省委書記不足為奇，所以畢業後幾十年我天天看報，希望能在各省省委書記中見到老同學的名字。尚未找到。
國慶十週年時，曾校長率領文武左右親臨我校。文有省長、省委各部部長，武有省軍區司令，一長串小轎車開進校門，場面煞為壯觀。那個年頭轎車是稀罕物，只有高階幹部才配坐，哪像當今屁大的村長也開個奧迪。我校管樂隊在校門高奏迎賓曲，（可惜不大入調）校內鑼鼓喧天，彩旗飛舞，處處表示出全校師生對校長應有的尊敬。
全校大會在大禮堂召開，聆聽曾校長教誨。曾校長個子不高、人很壯實，留平頂頭、戴眼鏡，說話帶湖南口音，他說了兩點：一是要「反右傾、鼓幹勁」，還說學校幾千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會多的，至多一兩個人吧！二是學校要「後來居上」，要超過清華、北大這些老學校！
曾校長走後，學校就以「後來居上」作為目標，還為此展開了大辯論：結論是一定能後來居上！也正因為曾希聖說過至多一兩個的話，倒霉的宣傳部黃部長就成了「至多一兩個」中的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方書記說：曾校長就是看得準！學校裡果然就有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對我而言，曾校長來學校的唯一好處是：當天晚上全省最好的劇團來學校慰問演出，我看了嚴鳳英、王少舫的「夫妻觀燈」。嚴鳳英演得真好！
方書記
方書記實際上是校黨委第一副書記，由於大會小會總是他做報告、髮指示，我誤以為他就是黨委書記。方書記鼻孔朝天，有絡腮鬍子，嗓音洪亮帶金屬聲，說話鏗鏘有力，如果講話時麥克風壞了，全場仍然能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方書記以前是部隊正師級幹部，大校軍銜，學校一幫政工幹部都來自軍隊，看到方書記都服服帖帖。
方書記有許多話我至今不忘。例如他說：「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著共產黨要跟到盲從的地步！做到這樣對同學們只會有好處，沒有壞處！」
不管生活如何困難，我們喝的粥有多薄，在方書記眼裡永遠形勢大好。當然報紙、廣播這些媒體報道也永遠是形勢大好。
方書記曾經告訴我們他的家事。他自幼父母雙亡，是由哥哥一手帶大的。革命勝利後，哥哥到部隊來找他，原來哥哥在家鄉土改時被劃為地主，要弟弟幫忙，但方書記還是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命令警衛員把哥哥送回了家鄉。方書記說土改時有許多幹部因為和自己的地主親屬劃不清界線而犯錯誤，而他堅定地和地主哥哥劃清了界線！
「當然，哥哥來了，飯還是要請他吃的，煙還是要請他抽的。」
有一次學校放映蘇聯電影「我們好像見過面」，裡面有一些諷刺蘇聯現實的內容。有一個車站，站長對乘客的要求不理不睬，大家無可奈何。男主角是演員，裝作首長進了辦公室，站長對他點頭哈腰，結果是什麼要求都解決了。我們看到這裡都哈哈大笑，但同為電影觀眾的方書記一點也不笑。放完電影后他還指示：這類電影以後不要放，不是所有的蘇聯電影都可以放映！當時中蘇關係尚未破裂，方書記的政治嗅覺夠靈敏的。
方書記出過一次洋相（他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在大會上講樹立革命人生觀的重要性，他念了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接著他就說這是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詩篇。馬雅可夫斯基同志告訴世人，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和自由，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和愛情。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生觀！全校上千師生坐在臺下安靜地聽，直至大會結束。沒有人遞條子或者起立告訴方書記：這首詩的作者不是馬雅可夫斯基同志而是裴多菲。
孫校長
孫校長白臉、倒掛眉，活像一個舞臺上的喜劇人物。他是徐州一帶的人，說話卻有點山東口音。孫校長管教學，也管後勤，算是學校的第二副校長。
方書記和孫校長有矛盾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物理系開大會，系總支雷書記公開說：方書記要政治掛帥，而孫校長反對停課太久搞運動、搞建校勞動。雷書記說自己是支援方書記的！（雷書記也是轉業軍人、空軍上校）我猜孫校長鬥不過方書記，因為我們經常停課，不是政治學習，便是勞動。
要講資歷，孫校長比方書記資格老得多了。孫校長1930年代是北大歷史系學生，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也是民先隊（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創始人之一。和孫校長當年一道工作的人都是中央委員了，而孫校長不知為什麼官越當越小。抗戰時期還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長，三年解放戰爭時期當革命建設大學校長，1950年代到上海任華東師大第一副校長兼黨委書記，反右運動中被免去黨委書記，1958年從華東師大貶到我們學校當副校長。
不久以前，《新民晚報》登過一篇懷念施蟄存先生的文章，是施先生華東師大的老同事寫的。其中說了一件事：施先生和老同事坐在一起聽華東師大一位領導做報告，施先生悄悄地對老同事說：臺上那位大白臉說的話他自己也不相信。後來這位大白臉領導就被貶到外地去了。我一看此文，就知道大白臉就是我們的孫校長。孫校長做自己並不相信的報告倒也罷了，糟糕的是被聽眾發現了。你說孫校長這種不善於說假話的人怎麼會升官？
方書記調走以後，孫校長的權開始大了起來。1961年初冬，我們學校又被省委下令派學生去支援本省重點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沒有勞動力了）。出發前，面對全體學生，孫校長給大家打招呼：說本來要好好抓抓學習的，這次實在沒法子，省委三令五申要學生下去。但我可以保證這是最後一次停課勞動，以後絕不停課！
孫校長果然說到做到！直到畢業，再也沒有停過課。
有時候我們感到孫校長像個小學校長：他老是在學校內巡視。有一天上午我和一個同學到文科大樓的底層打乒乓球——此時乒乓球桌有空，那個同學乒乓球打得不錯，和我對打是一點勁也沒有。正當我興致勃勃地打球時，孫校長闖了進來，大聲地嚷：「上課時間打乒乓球！不好好學習！」
我們一溜煙地逃了出去，孫校長竟然還追了兩步。孫校長真是蠻可愛的！
張校長
張校長是學校的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由於曾希聖是掛名校長，張校長是學校實際上的第一號人物。他身材高大，戴眼鏡，走路高昂著頭，目不斜視，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
其實張校長是很低調的。方書記調走之前（方書記1961年春調到農學院當院長兼黨委書記），所有的大小會議都是方書記主持；方書記走後，學校的大會由孫校長或者黨委副書記龔書記出面。張校長很少坐在主席臺上，除非有什麼上級領導非得他陪同。他是能不出頭儘量不出頭。我猜張校長一定學過老莊哲學，他對學校採取無為而治的管理模式，自己絕不弄什麼花樣經。
張校長自到延安以後就一直在中央機關工作，來學校當校長之前是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常務副局長（局長是某大人物兼的）。他是一個京官，到安徽省來人生地不熟，什麼事都由省委說了算。安徽省委對他也不敢小視（張校長認識中央所有大人物），一來就給了他省委委員的頭銜，於是大家相安無事。方書記一直在本省工作，曾希聖和省委許多領導都是他多年的老上級，人又是那樣強勢，但對張校長卻不敢怠慢。有一次，他在大會上大講第一書記掛帥工作才搞得好的道理，就高聲地說：「我們學校的第一書記就是行言同志嘛！正是行言同志掛了帥，事情才做得好嘛！」張校長叫張行言。
鄧小平、彭真曾來我們學校視察，當然是省委領導陪同一起來的。鄧小平一見到恭候的張校長等學校頭頭，就笑著對張校長說：「行言同志，你在這裡當校長啊？」
張校長給我們做過一次報告。他是緊靠山西的河北人，說得很像是山西話，講得非常誠懇，而且越說越激動，本來坐著，後來站起來把皮上衣脫了，態度很令人感動。他老是說「同志們哪——同志們哪——」但是我們聽不大明白張校長到底要說什麼。
據說張校長找下屬談話，非常和氣，極其誠懇，從來不訓斥人，人人都說張校長是好人。孫校長則不然，他經常發脾氣訓幹部。
巫寧坤先生在《一滴淚》一書中，曾說到「文革」中張校長曾經想方設法要把巫先生從農村調到安徽大學，不讓巫先生這樣海外歸來的學者受到永無出頭之日的迫害。儘管阻力重重，但張校長是盡了力的。
張校長是個好人。
下雨天
方書記最得意的事莫過於他曾經護送過劉少奇，孫校長最自豪的事則是「一二九運動」率領學生遊行，只有張校長從來不提自己的過去，無人知曉他最得意的事。
有一天下午我從教學大樓出來，剛才還晴空萬里的老天突然下起雨來，我只得退回躲進大樓的門廊，想等雨停了再回宿舍。只見方書記和兩三個系總支書記從裡邊出來，方書記看了看天：「下雨了！」彎下腰捲起褲腳，把皮鞋和襪子脫去，一手拎一隻塞著襪子的鞋，叫了一聲：「走」就衝出去了，幾個總支書記也學方書記的樣（緊跟領導不會錯），都脫去鞋襪，赤著腳跟著方書記走了。
過了一會，幾個黨委部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之類）簇擁著張校長出來了。張校長還在高談闊論，對下雨似乎毫無知覺，徑直向門外走去，沒有片刻停頓。幾個部長副部長仍然圍在張校長旁邊，沒有人停下，只是我從他們背後看過去，這幾位部長緊挨著張校長，頭都低著，彷彿高大的張校長是把傘，能替他們擋雨。
最後出來的是孫校長，身邊也有教務處長、總務處長几個幹部陪著。孫校長一看天也說了聲：「下雨了」就不走了，幾位處長也不走了，孫校長和他們天南地北聊起天來。
當雨小一點的時候，我走了，孫校長他們還在聊天。
兩位大右派·1
方書記有一次給全校學生上政治課，講：我們學校有兩個大右派。一個是黨內的、當過省委宣傳部長的楊小椿；一個是黨外的、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復旦大學二級教授王恆守。兩位大右派我全認識，王恆守先生是我的老師，教過我們「數學物理方法」；楊小椿則認識得更早，他在圖書館專門為大家幹借、還書的事，同學們叫他「老楊」。王先生和「老楊」都戴眼鏡。
當時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幾乎全是中青年婦女，絕大多數是幹部家屬，什麼科長夫人啦，處長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識幾個字。這些人雖然啥也不懂（對學生的查詢一問三不知），「階級覺悟」倒很高。對在圖書館監督改造的「老楊」態度很兇：「楊小椿，去搬書！」「楊小椿，你怎麼幹的！這裡沒搞乾淨。」有一回兩個婦女吵架，吵到最後都把氣撒到「老楊」身上：
「我們吵嘴，你這個老右派高興什麼？」
「老楊」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冬天還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幹部的樣子。看得出他很高興為我們學生服務，我們要借什麼書，他很快就拿來，有時還和我們聊天（此時「革命婦女」往往在專心結毛線）。我三天兩頭去圖書館換書。一天下午，「老楊」在我借書證上一邊核對書號，一邊和我聊：「你是學理科的，（借書證上寫明物理專業）借的都是外國小說。我介紹一本蘇聯現代小說你看看。」我說我蘇聯小說讀得太多了，什麼西蒙諾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讀過。「老楊」還是堅持推薦：「這本書和他們的有點不一樣，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維林的《船長與大尉》。
1962年隨著曾希聖下臺，「老楊」被平反了。他離開了校圖書館，去化工廳當廳長。聽人說那兩個「革命婦女」在化工廳附近的長江路上巧遇「老楊」，兩位很不好意思，「老楊」卻很客氣地請她們到自己辦公室坐坐，把這兩位高興得逢人就說。
巫寧坤在《一滴淚》這本書中對楊小椿表達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農村，工資一分錢沒有，作為一位學者又沒有體力靠種田掙工分養活自己。他只得到處申訴，素昧平生的時任省革會副主任楊小椿收到了申訴信，硬是冒著「右傾」的風險，把巫先生調到了自己老部下當頭頭的安徽師範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