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楊」確實和「他們」有點不一樣。
兩位大右派·2
王恆守先生高個子，佝僂著背、戴老式金絲邊眼鏡，走起路來兩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遠套一件長風衣，冬天必定穿淺灰色呢大衣。他說的一口浙江嘉興官話，本地同學倒也聽得懂。
王先生在國內大學學的是數學，到美國哈佛研究生院攻讀理論物理，1932年回國後就當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國物理學界的前輩了。「數學物理方法」這門課程是他在國內第一個開設的，時至今日，這門課仍是各大學物理系的必修課。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黴，被「踢」到我們這所地方高校，我們無緣聽他的課。
有的老師講課條理清楚，有的老師講課邏輯嚴密，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緊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師才會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學生、抓住學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滿激情的老師。他的眼睛在金絲邊眼鏡上邊發出光芒（眼鏡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說道：「貝塞爾函式……拉格朗日函式……」我彷彿覺得一個個美味的嘉興粽子（裹著函式的外殼）飛過來，砸到我腦門上、落到我嘴裡……
有時候，王先生估計我這類差生「粽子」塞得太多，會消化不良，他就講一些科學史和科學家的趣聞軼事：天才伽羅瓦、神童高斯、愛因斯坦和玻爾的爭論等等，聽得我們都忘記了下課。
最後一堂「數學物理方法」，臨下課，王先生在黑板上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臨別贈言：
老僧領進門，
修行在自身。
且看爾等中，
得道有幾人？
大教室裡，全體同學都自發地站起來，用熱烈的掌聲向王先生致謝。
兩位大右派·3
我和阿鮑、孟德商量一道去拜訪王先生，因為「數學物理方法」考下來我們自我感覺都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及格？仗著我們和王先生都是從上海過來的，去給王先生說說，也許會讓我們通過。
阿鮑原來高我一屆，休學一年以後成了我們五九級的同學。王先生上課有兩位助教任輔導老師，其中一位是剛剛畢業留校任教的五八級同學，他和阿鮑同過學，從他那裡阿鮑知道了王先生的住址，所以我們跟著阿鮑徑直來到了王先生的家。
王先生住在一幢奶黃色的三層樓房內。這幢樓被稱為「教授樓」，只有教授和處長才能住在此地，由於我校教授少，副教授也可住。「教授樓」只有兩幢。當年各高校教授都不多，不像現在教授成了「關內侯、濫羊頭」，連某大學的膳食科長也有教授的頭銜。據說王先生能入住「教授樓」還是靠著他夫人。因為一塊從復旦調來我校的王夫人秦素美是生物系的教授，否則右派分子能有資格和學校黨委各位部長大人、學校的各位處長大人同住一幢樓嗎？
我們敲開了王先生家的門，王先生聽我們自我介紹之後（大教室全年級加上電子學系一個年級共百把人、王先生不可能全認識），請我們進入了他家的小客廳。客廳很小，一長一短兩隻沙發、一張長茶几差不多佔了客廳的大部分空間，茶几上放著一座很別緻的玉雕香爐。當我們說明來意後，王先生原來有點戒備的神情消失了，輕鬆地和我們聊起天來。1949年後，學校的各種運動如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教育革命直至以後的「文革」，都是學生（左派學生）整教師，所以老教師見到學生都是敬而遠之。王先生說到自己在哈佛準備考試的經驗。原來哈佛曆年的考卷都可以在圖書館查閱的，所以查閱考卷也是備考的必需。哈佛的考試是很難的。王先生還回憶當年的生活：比如刮鬍子，刮一次刀片就扔了，不像現在，一把刀片要用交關多次——因為刀片買不大著。
說到國外生活，孟德來勁了。他請王先生給我們看看當年留學哈佛的照片，弄得王先生很尷尬，（當年宣揚美國生活方式形同犯罪）聰敏的阿鮑立刻對孟德「發條頭」：「你搞啥末事搞！叫人家王先生去翻箱子啊！好意思伐？」
我也問了一個敏感問題（我也屬於腦子不清楚一類）。我說1957年報紙上批判孫大雨，說他住18層樓公寓，國家貼他300多元、加上工資共600元，有這回事嗎？不料王先生激動了。（孫大雨先生和王先生是老同事）他告訴我們：1956年弄知識分子政策，上邊分下來幾套「18層樓」房子給復旦的教授，房租又貴，離復旦又遠，到學校上課要調幾部公交車，所以沒人肯去。後來橫動員、豎動員，還答應發房貼付房租（高中級幹部人人有房貼），沒有房貼啥人住得起！結果孫大雨去了，想不到這也成了孫大雨的一條罪名了。
看來王先生已經判斷出我們3個人不是什麼「左派」學生，再說他已經「摘帽」，因此說話更加隨便。他還告訴我們一件事。復旦的黨委書記楊西光是安徽人，在北京開會碰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曾希聖講安徽要辦一所大學，叫楊西光支援自己的家鄉，結果楊西光就把復旦各系一大批教師支援到了安徽大學，作為禮物送給了曾希聖。
王先生最後給我們交底：如果考到50分以上，可以及格；考30—40分就不行了，要補考了。當我們告辭時，他還告訴我們合肥火車站附近有家食品店的蛋糕特別好：「比上海哈爾濱食品廠的還要好！」
我們出來以後，都很開心。孟德說別人講王恆守先生拒絕給六零級物理系同學上課，因為在1961年秋下「淠史杭」水利工程勞動時，那些六零級「左派」學生整王先生。逼年已花甲的王先生抬重物（當時王先生尚未摘帽，凡有勞動必須參加），累得王先生躺在地上站不起來。所以無論系裡如何勸說，王先生堅決不上。這幾天那幾個整王先生的人被他們同班同學罵死了。
還是阿鮑想起來：我們忘記告訴王先生我們的姓名了！他怎麼關照我們？於是我們互相埋怨了一番，無精打采地回到了宿舍。
幾天後公佈了考試結果：我和阿鮑及格了，孟德沒有及格。
陳毅來我們學校
學校曾經有過一臺迴旋加速器，算是物理系大躍進的產物。當年迴旋加速器作為研究基本粒子的實驗平臺是科技含量極高的大型裝置，連北大清華都沒有！所以凡是中央領導來我校視察，必定要安排他們去參觀，先後去參觀過的有董必武、康生、鄧小平、彭真等人，當然陪同的省委領導參觀加速器就不止一兩次了。本來嘛，參觀什麼都是省委定的節目。在中央領導離開後，《安徽日報》就會在頭版釋出新聞，調子千篇一律：中央領導某某同志視察我省，認為我省形勢很好，成績巨大，充分肯定了省委的工作云云。這臺加速器作為「成績巨大」的組成部分，為省委立下了汗馬功勞。
我們物理系的學生也去看過加速器（別系的同學還不讓進，門口有保衛人員看著），那是一個黑黝黝的龐然大物，有本系教師煞有介事的在那裡值班。後來我們都知道了一件事：這臺加速器從誕生到消失，一天也沒有運轉過，更不用說打出什麼粒子了。它純粹是一件擺設。反正來參觀的領導沒有一個是懂核物理的，很容易糊弄。
1961年11月陳毅也來了我們學校，但沒有去參觀加速器。此時加速器大概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正在體面地撤離。似乎他哪裡也沒去參觀，倒是在全校師生大會上給大家作了「重要講話」，講話內容始終沒有在報上公開過。
我們都安靜地坐著，因為已經通知：陳毅副總理要見見大家。然而主席臺上空無一人，只有在舞臺的左側化妝間傳出一陣陣歡聲笑語。過了好一陣子，一幫子西裝革履的教授、副教授從臺側走出來，個個面帶喜色。我發現我們系的粟瑤生副教授——平時穿得像個燒鍋爐老工人，今天居然也穿上西裝，還戴上了一條紅領帶。
終於，陳毅在許多省委領導的前呼後擁下，來到臺中央坐下。在熱烈的掌聲中，張校長激動地說：陳毅同志給大家講話！這是中央的關懷，中央的關懷！
陳毅頭戴法蘭西帽、穿西服，不知為何還戴墨鏡。他的穿著和身旁一夥穿中山裝的人形成奇特的對比。陳毅首先大談特談瑞士的美麗風景（剛開完日內瓦會議），我們聽了頗感新鮮；然後就說學校就是要管教學，一個大學生就是要學習好，要考5分，4分馬馬虎虎，3分就不好了。他又講了紅與專的關係：「什麼紅色專家白色專家！你把原子彈搞出來，你就是紅色專家！我還要給你叩頭！」
後來被我們稱為「草包省長」的黃岩省長突然插話問陳老總：「我們國家到底有沒有原子彈啊？」陳老總不予答理，繼續大講科技的重要性……
陳毅的講話和當時報紙上宣傳口徑、也和平時學校政工幹部講的革命道理大相徑庭，在學校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陳老總只肯專門會見教授而不見政工幹部（這些人大都是三野陳毅的老部下），也讓他們挺沮喪。
留級風波·1
陳毅的講話對要抓教學質量的孫校長無疑是有力的支援，學校開始動真格的了。我們年級有好幾個同學兩門以上主課不及格，拖了好久的補考也不及格——據說補考試卷更難一些，按規定就得留級，而以前大學裡是極少留級的（多留一年國家多花一年的錢）。留級就留級吧，好比來什麼運動，總有人倒霉。問題在於這回倒霉的同學大多是有點來頭的。比如哥哥在省軍區的大李，父親在淮海戰役犧牲的烈屬陳中靈（父親當師長），當年青華的跟班王能靜（老提他姐夫是馬鞍山市委組織部長），等等，最讓系總支曲書記煩心的是老王也要留級！老王是黨員，而且是負責全年級思想政治工作的學生幹部。
我們那時候，大學是沒有班主任的，也沒有1964年以後才設立的政治輔導員。學校、系裡就依靠學生幹部來掌握學生的思想動態。學生幹部除了自己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之外，還得仰仗那些經常「靠攏組織」的積極分子來了解同學們的近況。根據某人的教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所以學生幹部三日兩頭把大家排隊分類：哪些人是組織可以依靠的，哪些人是可以團結的，哪些人是屬於另類、必須加強注意的。所以我們寢室的老王一天到晚忙這些事，到系裡開會，聽取各班學生幹部彙報。而自己年齡又偏大（是入校以前就參加工作的調幹生），成績不好是必然的事，到底學理科不是那麼好混的。
有一天老王去開會，我和劉聽泉斗膽把老王床頭的一本工作手冊拿出來，還叫其他同學來一道翻閱，裡頭記的都是些對同學們的評論。其中提到一個叫陶冶的同學，明明他父親是內戰中起義的國民黨軍官，為共產黨立過功，手冊裡卻記錄積極分子彙報陶冶出身反動軍官家庭，所以思想必然反動。我們寢室裡黃承源是位學習優秀、政治上也很要求進步（但從不靠攏組織打小報告），結果在手冊內也被歸入另類，說他出身地主、思想複雜云云……
留級風波·2
在老王們的眼中，黃承源這樣學習努力、成績優異但「不靠攏組織」、不打小報告的同學屬於「白專」！比胸無大志、不思進取的吾輩更加靠不住。陳毅在講話中舉了一個飛行員的例子：飛行員的任務就是鑽研技術、開好飛機；政治上只要不開到臺灣就可以。然而老王們卻認為「白專」駕駛員由於技術好，能很輕鬆地把飛機開到臺灣去；反倒是吾輩即使想把飛機開到臺灣也去不成，技術不行嘛，在飛到臺灣的半途中就掉入大海了。
平心而論，老王人並不壞。他是山東人，小時候在家鄉當過兒童團長（家鄉是八路軍根據地），按曲書記的說法「早就是黨的人了」，拖到現在才入黨已經夠委屈了，不像老蔡、老徐這些毫無背景的、完全是靠打小報告、靠整人鑽進黨內的人。儘管老王人還可以，他在這個位置上就必須搞這一套排隊分類的事，就必須向系總支彙報同學們的動態，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曲書記也是山東人，和老王同鄉，為了老王留級的事可沒少出力。但這回教務處一定不肯網開一面，不要說曲書記，就是已經升任校黨委副書記的前任系總支雷書記也沒有回天之力。雷書記行政級別13級（轉業前為上校），是校領導中級別最低的，他敢和孫校長對著幹嗎？
老王還是留了級！這讓曲書記很惱火，為這事還開了全年級大會。曲書記鐵青著臉在會上講話，說：有人幸災樂禍，有人說怪話！說什麼還共產黨員呢，讀書留級。講到這裡激動地拍桌子：「共產黨員不是給別人說三道四的！不是可以讓別人說怪話的！」全場鴉雀無聲。
會後同寢室的廣偉擔心地說，是不是又要搞運動抓出說怪話的人了？我們回憶了一下，至少我們寢室沒有人說老王什麼，也就安心了。
結果沒有搞運動，一場風波就此過去。
寢室鐵三角·1
老王離開以後，老胡住進了我們寢室。老胡以前是省科學院送到武漢大學代為培養的一批人的領隊，1961年底這批人統統調回我校繼續讀書，成了我們的同學。老胡也是調幹生，已經結婚，是一個有好幾年黨齡的資深黨員，所以一來就代替老王成為年級「最高學生領導」。程金濤和我開玩笑：「你們寢室怎麼搞的？老是受到黨的關懷。」
在寢室內我和許廣偉、黃承源同住的時間最長，也最要好。廣偉是團小組長，也是當然的政治學習組長；承源算是學習小組長，似乎除了把作業收齊交給課代表之外沒什麼分內的事。這兩位室友都很聰敏，然而聰敏的表現不一樣。
廣偉的長相可歸入「其貌不揚」一類，最大的缺點是眼睛斜視，當他注視你的時候你會以為他在看別人。他主持的政治討論會上只要老王或者以後的老胡不在，大家儘可以談山海經：哪部電影好看、學校的澡堂供水不正常、誰追求誰——會後彙報，廣偉會有板有眼地說小組討論十分熱烈，大家對黨的方針政策一致擁護——那時候的廣偉已經看透了政治，他沒有入黨要求，因此也不打小報告。在畢業之前，我和廣偉已經到了說話毫無保留的地步。
如果說廣偉已經把政治看透了，那承源就是一個永遠和政治無緣的人，連背政治教條也不會。他每門專業課考試都是優秀，但政治課如政治經濟學啦、中國革命史（黨史）啦、馬列主義哲學啦總考不好。那時的承源又黑又瘦，但走路、說話卻很精神。他還有一雙巧手，做實驗又快又好，尤其在無線電實驗中排的線路整齊美觀。奇怪！來自小縣城的他，家裡不可能有無線電收音機，承源卻能造一個出來。無怪乎黃承源若干年後會成為計量科學的權威、壓力儀表的大專家了。
1962年秋天，報上登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訊息，廣偉、承源和我相約出去在校園散步。廣偉說：飯能吃飽了，「他」又要不太平了！我們心情都不太好。
以後的歲月證實，廣偉真是看透了政治。
寢室鐵三角·2
早餐的粥變稠的意義除了能給上午聽課專心提供物質保證之外，還使得大家對異性的興趣與日俱增。原本不修邊幅的男同學開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女生穿的衣裳變漂亮了，學校裡出雙入對的景象處處可見，有的同學還結了婚。
我們寢室也開始議論女生了，時間往往在晚上熄燈以後，因此美其名曰「黑話」。內容無非是什麼系的什麼女生長得好看、哪一對很般配，等等，連已婚男士老胡也興致勃勃地參加大夥的聊天。
許凱壽是寢室裡最被大家羨慕的同學，他入校之前就有女朋友了，每週必來一封信。據凱壽兄說，他們是一見鍾情的那種。凱壽是長江以北的江蘇人，女友是同鄉，所以屬於揚州美女。反正我們對江蘇北部的地理都不熟悉，只要在長江以北，一律歸之為揚州，揚州的姑娘必定美女。對大家如此嚴密的推理，凱壽高興地完全贊同。
朱啟山被我們稱為朱老闆、簡稱老闆，大夥認為他對女性最有辦法。朱老闆在孩童時期就由他父母訂下了一門娃娃親，對方父母大概是鄰居什麼的，和朱家一樣都是合肥本地人。定親後不久，雙方不再是鄰居了，可能往來也不多了，彼此長大了互相都不認識，但是按照本地習俗，婚約依然有效。所以，不久前，朱老闆收到他久未謀面的「未婚妻」一封信，內容是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婚約必須解除！還指出朱老闆作為革命青年應該支援。老闆這才知道「未婚妻」已經是中專生，於是老闆立刻回信，說完全理解並堅決支援對方的想法，「毛澤東時代的青年豈能容忍封建包辦婚姻」？老闆還建議雙方見見面，商量一下如何反對彼此家中的封建家長，地點約在包河公園。結果兩人果真見了面，發現在反封建方面觀點是如此一致，所以繼續交往通訊。就這樣一來二去，兩人成了自由戀愛的男女朋友，最近打算結婚了。
廣偉終於對我和承源吐露了心事：他喜歡上了在圖書館借書處的一個姑娘小謝，但對自己不太有信心，希望我們能助他一臂之力。就這樣，我們都投入到廣偉的戀愛中去，把原本屬於兩個人的事變成了「鐵三角」的集體行為。
寢室鐵三角·3
小謝是不久前來圖書館工作的中學畢業生，人長得白白淨淨，為大家借書、還書的態度十分好，在廣偉眼裡絕對屬於溫柔敦厚的型別。她的口音和廣偉很相近，是靠近長江的含山、無為那一帶的本省人。好在小謝是大家都能見到的「公眾人物」，我和承源常常有機會在小謝面前吹捧廣偉，不過收效甚微。
廣偉採取了一種迂迴包抄的戰術。他一下子和小謝周圍的同事都混熟了，尤其和一箇中年婦女——工作中挺照應小謝的被她稱為辛姐的幹部家屬，他經常去辛姐家，在那裡常常能見到小謝。但能說會道的廣偉和辛姐拉家常滔滔不絕，對小謝卻說不出什麼花前月下來；辛姐倒是很理解廣偉，她勸廣偉要有耐心，時候到了自會成功，「火到豬頭爛」。
我和承源也跟著廣偉去辛姐家玩，有時見到小謝在辛姐家逗辛姐的孩子。辛姐的老公在省軍區當兵（官），是個少校軍銜的副團級幹部，東北人，很爽朗健談，他會用餅乾和一些部隊新聞來招待我們。有一次他告訴我們：今年（1962年）高考，李政委的女兒和張副司令的兒子都落榜了，把兩位首長氣壞了。原來今年只看分數（純粹瞎搞）。兩位首長可都是老紅軍，一個是中將、一個是少將，（少校作恭敬狀，差一點就立正了）一查原因是兩個小傢伙在談戀愛、沒有用心複習。（倒葉門當戶對的）首長勃然大怒，把小傢伙關了起來，逼他們好好溫課、明年再考，不考上大學不許戀愛。
缺乏耐心的廣偉沒有聽辛姐的話，又搬來一員女將救駕。女將是承源的親戚，在合肥師院工作的滕姐。滕姐和寡言少語、性格沉穩的辛姐不同，是一個急性子、熱心腸的人，她在承源、廣偉的引見下，一下子就和小謝、辛姐打得火熱，還請小謝到她家去玩。她在小謝面前喋喋不休地表揚廣偉，結果是反而使辛姐對她的做法不以為然。後來想想也挺滑稽的：鐵三角加兩位中年婦女，目標是小謝一人，力量相比是5比1，竟然還是失敗。
一天晚上我陪廣偉到小謝的住處去，那是一間3個單身女職工居住的宿舍房。女宿舍果然稱得上窗明几淨，3張單人床呈品字形，床邊的牆上貼著圖片，床頭櫃上有一些小擺設；書桌上還有插著野花的花瓶。廣偉和其他兩位都比較熟，和她們有說有笑（一位是丈夫在外地的青年婦女，另一位是個已經摘去右派帽子的老姑娘、大學畢業生），小謝卻沉默地坐著，彷彿廣偉不是來看她。我沒話找話，指著一張床問小謝：「小謝，這是你的床吧？」不料小謝杏眼圓睜：
「你為什麼說這是我的床？是不是這張床最俗氣？」
終於有一天廣偉垂頭喪氣地告訴我：小謝明確地對他表態，她不可能成為他的女朋友。廣偉總結失敗原因時說，有可能小謝對承源印象好，辛姐則認為滕姐暗中在拉小謝和承源好。當承源知道了廣偉的懷疑後非常生氣，覺得受了天大的冤枉。我也勸廣偉不要瞎猜疑，當然兩人後來消除了誤會，但總不像過去那麼「鐵三角」了。
男人們的友誼常常經不起女性摻和。
從同學到朋友·1
不久以前，我們幾個大學同學作小範圍的聚會。王朝誠也來了，我們聊起了朝誠兄當年拉琴、繪畫的往事，他說早就放棄了。我特地問他：還會翻翻萊蒙托夫的詩作嗎？他只是淡淡的一笑，搖搖頭，對我們提及當年他在同學們中是最有藝術氣質的話題、表現得很冷漠。朝誠這些年搞音響裝置、搞大螢幕顯像裝置或者小區智慧化等方面卓有成效，也賺了一些錢，至今退而不休，「仍在為房地產老闆打工」。
我和朝誠一年級不在一個班，但已經知道他了。那時的他留一頭長髮，架一副當年很新潮的「秀郎架」眼鏡，冬天穿皮夾克（1960年代很少見），雖然是本省的中學畢業生，說的卻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這在本地同學中絕無僅有。有一次夜自修，朝誠和兩個上海同學坐在教室的前排，（我坐在旁邊「看閒書」）不知怎麼他們幾個議論起朝誠的祖籍來。上海同學說朝誠籍貫鎮江，而鎮江人在上海人眼裡「和江北人差不多」！我看見朝誠站起來，嘴角微微顫抖，突然走了。後來我和他熟了，知道他是一個很敏感、敏感到有點神經質的人。
二年級分專業以後，我和王朝誠同在一個班，自然就熟了，但讓我們走得很近的真正原因是俄羅斯文學藝術。朝誠對萊蒙托夫喜歡到了入迷的程度，其次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我們熱烈地討論《當代英雄》中的皮巧林、《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勇敢美麗的達吉雅娜。後來參加議論還有一位上海同學汪初人。我們總是一道散步、一道去看電影——主要是蘇聯電影等外國電影，我和他們只有一點不同：他們沒忘記自己還是學物理的，我忘記了。
有一期《蘇聯畫報》（中文版）刊登了一條招生通告：莫斯科盧蒙巴大學對亞洲、非洲地區招生，可以通過寄自傳去報名，學校會根據自傳酌情錄取。朝誠和初人非常起勁地寫起自傳來，還互相交流如何寫，是否要俄文簡歷，等等，我對此不以為然，給他們潑冷水：即使人家肯要，我們這裡肯放嗎？當年派出去留蘇的人是「組織上」重點培養的「接班人」，輪得上我們嗎？再說此時的中蘇關係雖未公開破裂，但已大不如以往。後來他們兩位也停止了努力。
從同學到朋友·2
汪初人個子不高、有一頭濃密的鬈髮，動作靈活，有著用不完的精力，他和阿鮑都是學校棒球隊的成員。順便說一句，在進大學以前，我根本不知棒球為何物。他和朝誠對打乒乓，用的是左推右攻，攻勢凌厲；而朝誠手握橫板打守球，姿勢極佳，卻老輸球。本來是玩，但朝誠會老大的不高興。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初人和朝誠都讀起大部頭的哲學著作來，這可能和物理專業有點關係。朋友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的，我也讀了康德、黑格爾等人的著作，深感自己抽象思維能力不行，如黑格爾的著作，我從頭看到底的只有《美學》。倒是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德謨克利特、柏拉圖的著作通俗易懂，此外我還喜歡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愛爾維修及伏爾泰、盧梭的著作，比較近代的哲學家我欣賞柏格森，認為他的「直覺」說很有道理，儘管他的學說被認為是唯心的神秘主義。
我們通過朝誠結識了一位剛畢業留校的哲學教師田振義，他是從物理系畢業的，聽說是畢業前發表了一篇有關自然辯證法的論文而被學校留了下來，至於朝誠如何認得他的，我始終沒搞清楚。只知道朝誠稱他為老田（叫田老師叫不出口、畢竟只比我們高一屆）。有天晚上朝誠嚴肅地告訴我，他今晚要看些東西準備準備，因為明天要和老田討論。
田振義看起來儒雅、清秀，說話老帶著微笑，那時的他已經讀過現代哲學的不少東西，如維根特斯坦和其他邏輯實證主義的作品。我印象中振義兄對我們在一起談談講講很重視，說維也納學派就是這樣討論、聊天而形成的。
那時候誰也沒有料到，若干年後我們要為這樣討論、聊天付出沉重的代價。
從同學到朋友·3
同年級的上海同學都走得很近，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心結：懷念上海。在我們幾個比較親密的上海同學中，屠利水無疑是我們心目中的大哥。這不光是由於他的年齡比我們大，重要的原因是他比我們有見識。
利水兄有著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對事物的觀察力極為敏銳！他到實驗室只要看一眼實驗桌上放置的儀表、部件，馬上就知道今天做什麼實驗、應該怎樣做。難怪他後來到巴西最負盛名的聖保羅大學實驗室大顯身手，以至於到了70歲大學當局還不肯放他退休。他對人的評價總是一語中的。比如我們班的女生曹奇珍，到底哪一點不好看？我們七嘴八舌，利水只有兩個字的評語：「腿短」。（希望澳門特區立法議會曹主席別生氣，現在你腿很長）
學校女子籃球隊的3名主力是大家景仰的「明星」，她們的雅號：「白馬」、「黑馬」、「野馬」更是如雷貫耳。汪初人是「野馬」的鐵桿粉絲，憑著自己也是學校運動隊（棒球）成員，一來二去和3位都熟了。一次聊天中初人問她們：你們3個是不是平時鞋彼此換著穿？三馬大吃一驚，初人告訴她們這是他的同學屠利水發現的。三馬一定要初人引見這位明察秋毫的「觀察家」，於是3位籃球美女在棒球小夥的陪同下來到男生宿舍，同利水兄會談了半個小時。
提到屠利水，就不能不提馬廷年，馬廷年總是和屠利水形影不離。廷年兄出身書香門第，父親為知名科學家，早已去世；其父的同學朋友皆為學者，所以誰是不是學部委員（即當今稱為院士者）、誰是不是一級教授？儘管去問他，保證給你滿意答覆。廷年兄很有正義感，對幾個愛整人的學生幹部深惡痛絕。
當年學生中無形分成3個等級：第一等為黨員和學生幹部（團支委以上）；第二等是團員；第三等是沒入團的「老百姓」同學。在我們幾個老百姓中間，屠利水是唯一的團員，然而他一直被團組織視為另類——因為他有「海外關係」，父親在巴西。
汪初人自去「淠史杭」水利工程回來以後，情緒一直很激動，對餓死人一事到處發表感想。王朝誠擔心地對我說：這小子遲早要闖禍！
從同學到朋友·4
修「淠史杭」水利工程我沒有輪到，和幾個同學留下來種菜。「大部隊」回來以後，帶回來許多不能公開的「新聞」。屠利水和馬廷年住的草屋沒有主人，牆上貼著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他們估計這位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房主是為人類最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獻出生命了，不過用的是餓死的方式。在工地上幹活的大都是婦女，問她們男的呢？她們直言：餓死了！
當然這些話都是私下裡說的，誰也不會在公開場合講，只有汪初人毫無顧忌。有天下午他和一個同學在寢室裡公開爭辯起來，聲音響得隔壁房間也聽得見。據說：汪初人大發「謬論」，以餓死人的事實攻擊三面紅旗、從而否定黨的方針政策；而那個同學（也是上海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說安徽一塌糊塗是事實，但不能歸罪於黨中央，比如上海在柯老的領導下就搞得不錯，說明黨的方針還是對的。兩個人沒爭出結果，汪初人一怒之下走了，那個同學就去找老胡彙報了爭辯的事。應該講這個同學平時不是一個愛打小報告的人，對整人的學生幹部也很有看法，他之所以去彙報是因為有人聽見了他們的爭論，也由於自己講話有點「豁邊」（對安徽的領導大不敬），所以就來了個先發制人。
如果這事發生在1959年1960年老蔡「當政」時期，立即就會召集全班大會「幫助」汪初人了，而現在是1961年底，馬上就要跨入1962年；而年級的學生「最高領導」老胡初來乍到，似乎不怎麼著急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沒有動靜。但是差不多全年級都知道了初人亂講話被彙報的事。
朝誠比誰都緊張。我注意到他說話時嘴唇經常神經質地顫抖（詩人、藝術家大都如此），他把借給初人的書要了回來，又把向初人借的書還給他，弄得像情人分手彼此交還信物一樣，挺滑稽的。和朝誠一樣，其他幾個上海同學（包括我）都和初人拉開了距離，怕受到牽連，顯得不夠朋友。
只有利水兄表現出大哥風範，他反而和初人更接近了，惶惶不可終日的初人算是找到了主心骨，他和利水商量來商量去，決定去找學校領導，找龔書記去談心。不是有句話嗎：小鬼難纏，閻王好見。
從同學到朋友·5
在學校的東南角有幾幢獨立的西式小樓，在上海則被稱作小洋房或者叫別墅，在四季常綠的冬青樹叢的環抱中顯得十分雅緻，由於少有人走動，也很幽靜。此地就是學校領導的住處，相當於學校的「中南海」，龔書記就住這裡的某一幢小樓，一幢樓只住一家。和所有的地方一樣，學校住房是根據級別、職務來分配的，你從一個人的衣著不一定能判斷他的官大官小，但完全可以根據他的住房大小來確定他社會地位的高低。方書記搬走以後，按理說，新提拔的黨委副書記雷書記可遷入「中南海」，可他仍舊住「教授樓」一套四居室。為何？級別不夠（把雷書記氣得）！後來從北京調來了韓校長（副校長），是9級幹部，所以理所當然地住進了那幢空關的小樓。
後來汪初人告訴我們，他在龔書記的小樓附近徘徊了好久，還把自己要說的話一遍又一遍地背了多遍。雖然初人兄自學過形式邏輯，但說話卻不太有邏輯，被屠利水評為「糊里糊塗、不曉得伊講啥末事」。因此在利水兄的敦促下，初人做了充分的準備。我猜，當他鼓足勇氣走進龔書記的住處後，一定把事情的經過很有邏輯地交代清楚了，龔書記對他的來意也完全明白了。讓初人料想不到的是：龔書記並沒有嚴厲批評他，而是和顏悅色地肯定了他來找黨委「交心」的舉動，還說他有這種認識不奇怪，農村工作確有問題，而黨是會解決這些問題的，要相信黨等等。那天龔書記和汪初人談了很長時間，當汪告辭時，龔書記還叫他以後常來。
總算雨過天晴了，初人兄從心事重重的樣子變得神清氣爽起來，我們都鬆了一口氣，朝誠把自己的書又放到初人那兒（表示友誼依舊）。只是老胡不大高興，他對我說（我們同一寢室）：「我們又沒有把他怎麼樣，他倒跑到黨委去告狀了！」我從那時就明白了一個道理：幹部都恨屬下越級告狀或上訪！到今天仍然如此！
看電影·1
在肚子吃不飽、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我們對精神食糧反而更需要。主要的精神食糧就是看電影。如果學校放映的是味同嚼蠟的國產片，我們幾個人就去市中心看外國電影，散場後步行回學校。當時合肥的公交車少，而且晚上很早就停運了。從西門到學校很長一段路坑坑窪窪，又沒有路燈——所以女生不敢晚上到市裡去，而我們一邊頂著星星和月亮走路，一邊議論讓人激動的電影內容，不知不覺學校就到了。上床的時候已是飢腸轆轆，只得喝一大杯水對付著睡覺。
看的電影大都是蘇聯電影。最讓人蕩氣迴腸的是那些根據俄羅斯古典文學名作翻拍的電影：「白痴」、「復活」、「帶閣樓的房子」、「偷東西的喜鵲」、「父與子」、「黑桃皇后」、「葉甫蓋尼·奧涅金」、「脖子上的安娜」、「梅麗小姐（當代英雄）」。我總覺得蘇聯的電影編導十分忠實原作，忠實到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程度。這一點倒很對我的胃口。
朱文熙結束休學從上海回來以後，老是來邀我一道去看電影。因為休學，他從五九級降到了電子學系六零級，沒有熟人。他非常喜歡「白夜」，一連看了兩遍，我和他去市區的光明影院看「白夜」的那次，他已經是第3遍了。文熙兄買了4張票子，兩張是我們的，還有兩張準備讓給別人。他告訴我，只要有人能說出這部電影的原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把電影票白送人。快開映時，影院已告客滿，果然有人來問他有否退票（那天是週日），文熙就把他白送電影票的問題亮了出來，結果很掃興：有人答不出、悻悻而去；有人乾脆罵文熙是神經病。文熙兄發揚世界優秀文化的舉動以失敗告終。
其他國家的好電影我們也不會放過。如英國電影差不多部部皆佳：「鬼魂西行」、「天堂裡的笑聲」、「一個士兵的經歷」，「百萬英鎊」、「冰海沉船」、「孤星血淚」等進大學以前就看過。在「天堂裡的笑聲」中有一個小配角，是個售貨小姐，沒有幾句話，但她的美麗、清純、俏皮給我的印象極深！20年後才知道，她就是奧黛麗·赫本。
看電影·2
在東歐的電影中，匈牙利的電影最有特色。且不說在「廢品的報復」和「馬戲春秋」有出色表現的那位喜劇大師（不知其名），「十塊美金」、「菲力和瑪麗的故事」、「聖彼得的傘」都耐人尋味，讓人開心。本來覺得東德的片子不錯，像「柏林情話」、「科倫上尉」等，但1962年看到了「神童」、「古堡幽靈」，大家都認為東德片比西德片差遠了。捷克的「好兵帥克」也令人難忘。
西歐的電影進來得很少，然而都是精品。西班牙的「馬歇爾、歡迎你」、「影子部隊」；希臘的「偽金幣」；義大利的「她在黑夜中」（「警察與小偷」等新浪潮代表作在高中時代看過）；法國的「紅與黑」、「三劍客」……
同學們對反映蘇聯現實生活的電影尤為關注，因為中蘇同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1950年代報刊上的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大家記憶猶新，雖然1960年代再也不提這個口號。由於我們的今天糟得不能再糟，自然對「明天」寄予厚望。1956年以後的蘇聯電影讓我們對「明天」很憧憬：「青年時代」、「勞動與愛情」、「繼承人」、「百貨商店的秘密」、「忠實的朋友」、「心兒在歌唱」、「不同的命運」、「茹爾賓一家」……，這些現實題材的電影把蘇聯的社會生活描繪得如此詩情畫意，怎麼能不令人神往？當然以後知道了這些影片也在粉飾生活，也有虛假，但你不得不承認：比起當時充滿說教、只有好人壞人的國產片，那些歌頌友誼和愛情、追求美好生活的蘇聯電影就算假，也假得很真！
一個星期天下午，學校放了一部現實題材的蘇聯電影，看完後我們在寢室裡議論，老曹走進來興奮地對我們說：「瞧瞧人家的社會主義，多美好！再瞧瞧俺們的！像俺們這種社會主義俺是不會去搞的！」老曹是山東人，沒等我們對老曹的掏心窩子話表示讚賞，同寢室的上海同學劉聽泉冷冷地說：
「你不搞沒關係，會有人搞的。」
老曹瞪著劉聽泉好一會，嘴裡迸出一句：「我操！」把門重重地一摔，走了。
老曹是團支部書記，出身貧農，父親是「革命幹部」，在系裡是個響噹噹的人物，而劉聽泉連團員都不是，他為自己比老曹「覺悟高」頗得意，但是我知道他大大地得罪老曹了，當年得罪學生幹部都沒有好果子吃。
1963年畢業分配時，上海的名額很多，劉聽泉卻沒能回上海。
看電影·3
一些描繪蘇聯內戰的電影也很不錯，像「風」、「不平凡的夏天」（根據費定的小說翻拍）、「兩姐妹」、「苦難的歷程」、「陰暗的早晨」（來源於阿·托爾斯泰的著作）、「靜靜的頓河」（出自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說）……，比起這些電影，什麼「列寧在1918」之類的片子只能算爛片。
當年那些傑出的蘇聯電影明星是多麼讓我們著迷啊！基麗英科的美麗聰敏（「偷東西的喜鵲」）、貝特里茨卡雅的潑辣可愛（「靜靜的頓河」）、吉洪諾夫的英俊瀟灑（「海軍少尉巴寧」）、邦達爾丘克的深沉激情（「奧賽羅」、「一個人的遭遇」）……我們班的程金濤看了「青年時代」後，激動地說：這個小姑娘女扮男裝，比男孩子還要像男孩子，太神了！
「紅帆」的上映在朋友中掀起了波瀾，王朝誠當時暗戀一個六零級電子學系的上海女生（大家叫她radio），他發現這個女生和「紅帆」的女主角十分相像，於是興奮不已。當然，在我們眼中只是有點像而已，radio怎麼能和「紅帆」中那位美人相提並論！為了我的真實想法，朝誠差一點和我絕交，所以以後我再也不提像不像的話題，反正「紅帆」是大家都喜愛的電影。
我對「紅菱豔」很偏愛，可能是我喜歡舞蹈藝術的緣故吧。穿上了舞鞋就永遠脫不下來了，這大概是所有真正舞者的宿命吧。
政治地震
1961年11月陳毅來我們學校時，有一件事當時並沒有引起大家注意：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沒有出現，他是學校校長，有中央要人來學校視察他應該陪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1962年初，傳來了驚人的訊息：曾希聖下臺了。
曾希聖的去職當時在安徽不啻是一場政治地震！他戰爭年代就在安徽工作，從1949年後一直當安徽的第一號人物，1960年山東的舒同被免職以後，曾希聖還兼任了一個時期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那時候的曾校長同時當兩個大省的第一把手（據說是建國後唯一一次），可謂顯赫一時。
在安徽省，曾希聖那是一言九鼎。我後來工作的單位領導張格副校長是曾希聖的老部下，他告訴我曾希聖能力強、但容不得不同意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安徽省有許多黨內幹部被曾希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更不用說非黨知識分子了。在各次運動中曾都是「寧左勿右」，1958年大躍進更是大放「高產衛星」，所以深受「某人」賞識。
但曾希聖和李井泉畢竟不一樣，當他發現安徽農村餓死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時，他十分焦急！據說他坐小車下鄉，叫幾個公社書記來彙報，那幾個書記都嚇得逃走了。後來曾希聖派了許多工作組下鄉整頓公社，也抓了一些「五風乾部」，終於他下令在安徽農村搞了「包產到戶」。立竿見影，1961年下半年農村的局面好轉了，農村同學放假肯回家了，而且帶回來黃豆、山芋幹之類的吃食，學生食堂早餐的粥由稀開始變稠，「自由市場」開始出現。這時，曾校長反而下臺了。
被曾希聖整下去的幹部陸續被平反，包括貶到我們學校的李凡夫、楊小椿又調回省裡當高官，在反右傾運動中被送到勞改農場的黃部長也回到了學校。然而黃部長不肯再當宣傳部長了，他向黨委表示想去教書。聽說黃部長被戴上右傾分子走後，他老婆不管家（大概是鬧離婚），結果他們上小學的女兒被一個傢伙姦汙了！黃部長平反回來後變得心灰意懶……
桂書記作報告
1962年初，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相當於現在的省委副書記）來我校作報告，這個報告可謂空前絕後，讓人難以忘懷。
桂林棲在安徽省的地位僅次於曾希聖。1960年初也來過我們學校，那是為了聽取教育革命誓師大會各系師生表決心及向省委獻禮的。當時桂書記笑呵呵地坐在主席臺上聽各系代表上臺胡吹一通，還接受了他們呈上的大紅紙決心書及成果（模型什麼的）。我記得我們系的代表除了吹一通加速器之外，還宣稱要放火箭。後來，我們系果真在運動場上放過「火箭」，其技術含量和煙花爆竹差不多。歷史系代表莊嚴宣告：歷史對共產主義的建成作用不大，所以歷史系改名為政治系！從那時開始，我校就沒有歷史系了，大概到1970年代末再改回歷史系。最後桂書記作指示，肯定了我校廣大師生反右傾運動的革命積極性。
這回桂書記和兩年以前那種紅光滿面、躊躇滿志的樣子大不一樣，調子很低沉。一上來大談人民公社60條，什麼三級所有、以隊為核算單位的重要性（1958年的一大二公不對），又講了「我們工作的失誤」。「我們」是誰？桂書記含含糊糊始終沒講清楚。他的聲音越來越輕，以至於坐在後邊的同學高喊聽不見（膽子夠大的），桂書記聽見以後，立刻放大了音量。
桂書記說成熟的農村勞動力應該為30歲至40歲，而安徽全省有數百萬的缺口，等現在的農村青少年（17、18歲）長大還需10年左右，這是影響全省經濟發展的大問題。至於這個缺口怎麼造成的、幾百萬成熟勞動力在哪裡蒸發了？桂書記沒有明說，他很清楚聽眾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你不能不佩服桂書記：他始終不說人餓死了，但他告訴你幾百萬人沒有了，有「缺口」了。
曾希聖下臺不久，桂林棲也被免職，後來到唐山鐵道學院當了黨委書記。
京劇朋友·1
江淮大戲院是當年合肥最豪華的劇場，凡是外地來的大劇團或本省最重要的演出總在那裡舉行，票價也是最貴的。我去過幾次，同去的有劉聽泉和孫伯年，我們去看上海青年京崑劇團的演出，我們3個人都喜愛京劇，在京戲方面有共同語言。
當時的京崑劇團演員陣容強大，旦角有楊春霞、李炳淑、華文漪、梁谷音、王芝泉，生角有計鎮華、李永德、周雲敏、蔡正仁。而且演的劇目以京戲為主，很對我們胃口。我的一個初中同學金錫華是上海戲校畢業的，在劇團演小丑，我們看完戲以後就去找他聊天談戲。在回學校的路上，大家都很開心，這種開心的日子可惜太少。
劉聽泉有1米80以上的個頭，上海話叫「長腳」，因此是學校籃球隊二線隊員（球技差一點）。他有一種奇怪的胃病：飯後會把吃到肚子裡的食物反芻到嘴裡，再咬嚼一番第二次吞入肚內，和牛很相似。聽泉常常帶著冷冷的、不屑一顧的神情，加上和人頂嘴說話很尖刻，所以人緣不太好。然而在我們同寢室的那些日子，我倆相處得不錯，這是由於他認為我和他一樣：懂戲！
聽泉兄的父親是個京劇票友，和言派名票李家載很熟，家學淵源的劉聽泉自然很懂戲，而且引以為榮。當他得知我也喜歡京劇，不僅知道四大名旦、餘言馬高譚楊奚麒，還知道梅蘭芳的老師陳德霖、王瑤卿，甚至前三鼎甲（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後三鼎甲（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我都講得出名堂，從此對我刮目相看。我和他還有一個共同愛好：喜歡評話（說大書）。他吹陸耀良的「三國」，我就吹張鴻聲的「英烈」。我們都聽過吳子安的「隋唐」，當我把「隋唐」中小輩13條好漢從第1條好漢李元霸一直背到第13條好漢秦瓊以後，劉聽泉從此對我青眼有加，把我看作是他值得結交的人。
京劇朋友·2
孫伯年原來比我高一級，休學一年後來到我們班級。他的長相很特別，眼角和眉梢都往上挑，活像戲曲舞臺上的古代人物；平時總穿對襟中裝，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他對人彬彬有禮，與同寢室的人都處得很好。
孫伯年雖然喜愛京劇，但不像聽泉和我那樣內行，談起戲來聽的多、說的少，對我們尤其是對聽泉兄頗為尊重，使得很少說人好話的劉聽泉對他頗有好感，老是拉他一道去教工工會俱樂部過過戲癮。
工會俱樂部是為教工服務的，有一些老師經常在那裡拉琴吊嗓子，也有人專門去聽聽捧捧場，總之去玩的都是教師、職員及其家屬，學生不可能去。然而什麼事總有例外，我們3個愛好京劇的學生去玩，居然也受到歡迎。一位拉琴的老師命令我們每人唱一段（算是入門考試），輪到我唱完幾句「空城計」後，一位中年女子點頭稱讚：「好！有味！」並且歡迎我們經常去。就這樣，我們3個人就成了學校教工京劇隊的學生成員了。後來我們知道，這個中年婦女過去是個專業演員，工梅派青衣，不知何故改行成了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是京劇隊的核心人物。
來俱樂部吊嗓子的有不少學校的高層人物，數學系系主任許義生先生、外語系系主任姚企文先生、體育教研室主任蔣浩泉先生等等。不論是教授還是助教，是處長還是辦事員，統統都是票友，在京劇面前一律平等，這是很難得的。外語系的冒效魯先生有時也來轉轉，不過他從來不唱。提到冒先生，「說起了此馬來頭大！」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闢疆的後人，國學大師冒鶴亭之子，做過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又是北京的名票，梅蘭芳的密友，還是一個古典詩詞名家……
上海青年京崑劇團再次來合肥演出時，我收到金錫華的信，信上叫我和孫伯年去他後臺住處，有話要講。我感到奇怪，就和伯年去了，去了才知道原來孫伯年給他寫了一封信，說是要參加京崑劇團，打雜拉幕幹什麼都行。金錫華和李永德給孫伯年講了一通要安心做大學生的道理，伯年點頭接受表示不勉強參加了。在返校的路上他一言不發，只是嘆氣。
京劇朋友·3
學校在教師、幹部的範圍內傳達了廣州會議的內容。朱文熙混進會場聽了傳達並作了記錄，然後得意洋洋地對我們宣講了廣州會議周恩來的講話：文藝要讓人流淚，要打動人，為海默的《布穀鳥又叫了》平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去資產階級之帽、加上無產階級之冕），還有一條：肯定了傳統的戲曲。
也許是受了廣州會議的鼓舞，工會俱樂部的票友們正式成立京劇隊，準備公演幾齣戲。有些喜歡吊嗓子清唱的人一聽要粉墨登場，全打了退堂鼓（怕出洋相）。所以只演兩出戲：一齣「武家坡」，由姚企文先生和安徽省京劇團的一位旦角合演；學校的梅派青衣主演「三堂會審」。後一齣戲全部由學校的票友擔綱演出：王大人由政治系（前歷史系）的小孫老師扮演；紅袍劉大人由中文系的李老師扮演；藍袍潘大人是次要角色，派給了劉聽泉；丑角崇公道出場時間很短，派給了孫伯年；還派我演門子——王大人的跟班。公演得到了安徽省京劇團的大力支援，所有的場面（京二胡伴奏、全套鑼鼓）、龍套班底、服裝道具統統包掉，還派來一位老演員（資深老生）張老師來給我們排戲，當導演。
票友中女性很少，除了梅派青衣之外就只有蔣先生14歲的女兒青青了，她曾在南京市戲曲學校學過京戲，1962年初戲校停辦以後就待在家裡。青青長著一雙水汪汪、黑灼灼的眼睛，人又活潑，大人們都喜歡她，本來想讓她演一個角色，但考慮她太小、只是家屬，就算了。後來張老師幫忙讓她加入了安徽省京劇團學館。
在排練中李老師和小孫老師常有爭執。從北京調過來的李老師學馬派老生，舉手投足無不透著點馬派的瀟灑；小孫老師剛從復旦畢業不久，是復旦大學京劇隊的臺柱，學的是姜派小生，兼學葉派。兩位都很自負，互不買賬。有一回李老師暗示小孫不懂戲，小孫老師氣得臉色發白：「我不懂戲？告訴你，我吃奶時候就聽戲了！」此話倒也不假。小孫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品大員、人稱「壽州相國」的孫中堂，父輩是上海的實業家，估計家裡常辦堂會請名角唱戲。
他們的衝突被張老師一一化解。劉聽泉和我討論一番後，一致認為他們二位的矛盾反映了京派和海派在京劇表演上的不同認識。
京劇朋友·4
公演那天，我們早早來到了學校禮堂後臺化妝間，準備「扮戲」（化妝）。梅派青衣自己會「扮戲」，其他票友都得請省京劇團的人化妝。替我化妝的是一位叫馬老師的京劇團專業人員，他還是這次演出的舞臺監督。馬老師仔細地替我上油彩、畫眉毛，然後把我臉的兩邊往上一收，用紗頭巾之類的套緊，我覺得眉毛被吊上去了、有點難受。他幫我穿上戲服、戴好戲帽，穿上厚底靴，還叫我走兩步。終於露出滿意的笑容：「行了！」
我感到穿上底這麼厚的戲靴走臺步十分不易，很容易摔倒，藝人穿著它還要跑圓場、翻跟斗呢，唱戲真不簡單。
青青跑到化妝間來和伯年、聽泉說笑，看到我時突然睜大雙眼打量了我一番：「哦喲，扮上戲像換了一個人！」我聽了頗為得意，問她臺下看戲的人多不多？她調皮地用上海話回答：「多，才來看儂額呀。」說完跳跳蹦蹦地走了。
「武家坡」先演，我們都站在臺側看姚先生出場。姚先生唱的第一句是西皮倒板：「一馬離了西涼界……」，「界」字剛落，臺下炸雷似地一聲「好！」大家朝發聲的座位望去，原來是冒先生叫的好，這聲好又脆又亮又響，可見冒先生用足了丹田之氣，但是這聲好也搶走了姚先生的風頭。
「三堂會審」要演1個多小時，我在臺上呆站1個小時！臺詞只有1句：「請劉大人用刑！」共說兩次；舞臺動作除了站，至多就是接公文、呈公文；儘可安心欣賞他們的表演。正因為過分關注別人，在一次王大人「打坐向前」時，忘了替他搬椅子，以至於臺上出現停頓的僵局（總不見得按院大人自己搬椅子吧）。馬老師在臺角輕聲提醒，我才趕快補救搬座椅，小孫老師已經大光其火了。等戲一結束，我飛快脫下戲裝，立刻溜走，就怕小孫老師找我算賬。連臉上的油彩也是到宿舍裡擦洗掉的。
孫伯年只是開場時有戲，早已回來。我們倆等劉聽泉等到很晚，不見他回只好睡覺。第二天才知道，聽泉散戲後又是拍照又是和參加演出的票友、省京劇團的老師一起吃夜宵（學校請客）。劉聽泉說大家在禮堂裡找過我們，還告訴我們：馬老師張老師在吃飯時說今晚演出有兩點出彩：一點是演劉大人的馬派老生很有馬連良的神韻；另一點就是王金龍王大人身旁站的門子扮相漂亮！聽說我這個跑龍套的門子竟然成了一齣戲的亮點，心裡別提有多高興了。
京劇朋友·5
學校的佈告欄上貼出一張處分告示！上面寫著：孫伯年，家庭出身反動軍官。因放鬆世界觀改造，在上海休學期間猥褻鄰居一個年僅12歲幼女，情節極其惡劣，影響極其嚴重。本該嚴懲，因尚能主動向學校交代，有悔罪表現，故給以留校察看1年處分，以觀後效……
告示在我們年級引起了軒然大波。原來孫伯年的文質彬彬、待人謙恭都是騙人的假象，他本質上是個壞蛋。尤其是女同學，對孫伯年更是咬牙切齒，說他是色鬼、衣冠禽獸，彷彿孫伯年欺侮的是她們家小妹妹。廣偉和我一次在路上遇到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走過，廣偉說這樣小的女孩子怎麼會讓孫伯年產生念頭？真弄不明白。
孫伯年除了上課，成天把自己關在寢室裡，足不出戶，當然不可能去工會俱樂部過戲癮了。劉聽泉表示再也不會和他搭界，免得旁人以為我們和他同流合汙、有相同的嗜好（當時還未產生「戀童癖」這個詞）。但聽泉也說俱樂部那班京劇票友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們3個人之中青青和孫伯年最要好，他對青青沒做什麼嘛！
那些日子孫伯年非常孤獨，沒人理他、他也不和人說話。一次下課的途中我主動和他打招呼，和他聊了好久。面對他疑惑、感激的眼神，我告訴他我不認為他是壞人！誰都有控制不住自己、一時衝動犯錯的時候，我把剛剛讀過、自己還一知半解的愛爾維修的哲學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對他講了一通。我說他過去對原本正常的慾望過分壓抑，「超我」太強，導致慾念突然衝破堤壩失控了。關於這點我和初人兄專門討論過，結論一致：你不是壞人！
從那時起孫伯年和我成了知心朋友。在一次次的散步中他談了許多過去從未提及的家事。他是一個宿命論者：命運讓他的嫂子在1949年懷孕，使得想含飴弄孫的父親放棄去臺灣的飛機票留在大陸，結果被作為戰犯關押（他父親是國民黨陸軍中將）；命運讓他的鄰居請他輔導他們的女兒功課，結果偶然的親密使他控制不住鑄成大錯（最後關頭他剎住了車、否則要抓進去重判）。他嘆氣道，他今後的一輩子就是贖罪了，將來工作得再好也只是將功補過。「他生未卜此生休」，這就是他的命！
沒過多久就要畢業了。為了能讓孫伯年分配出去，學校提前結束了他的「留校察看」處分，他和許廣偉等幾個人被分配在江蘇省無錫市。然而別人都到單位報到工作去了，他還住在人事處的招待所裡，無錫市的工廠、學校看了他的檔案都不要他。他一直孤零零地住在招待所裡，領一點生活費，這樣待了差不多1年光景。
終於我收到了廣偉的信，信上說孫伯年自殺了！人們發現他死在離招待所不遠的水塘裡。據廣偉分析，是伯年知道要搞「四清」，階級鬥爭的弦要越繃越緊了，因此認為此生無望、一死百了。廣偉還說，「希望孫伯年骯髒的靈魂早日安息！」我在難過之餘，對廣偉的說法很不以為然！我們有什麼資格說伯年的靈魂骯髒？細細地審視一下自己，我們就沒有一點兒罪惡的念頭和可能嗎？伯年兄已經用他年輕的生命（才24歲）為自己的過失付出了代價，人們還能說什麼？
伯年兄是我的朋友。我不以為恥！
邂逅·1
下了渡輪，我立刻向車站衝去。我得趕在這班船的乘客排成長蛇陣之前買到票，接連和幾個挑著行李的人相撞，招來了一陣咒罵之後，我終於站到了售票處的窗前。售票員告訴我當天去蚌埠的只有棚車！我猶豫片刻，還是把錢塞了進去，棚車就棚車吧，總比在火車站熬一夜強。
「一張蚌埠。棚車？棚車也行。」
聲音真好聽，銀鈴似的，我不由得瞧了瞧聲音的主人：一個苗條的長辮子姑娘。她轉過身來，大大方方地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又大又亮。
候車室已經有了一支幾十個人的隊伍，我從頭走到尾，一個同學也沒有。我只得把行李放在地上，老老實實地排隊等候上車。候車室是一個很大的蘆蓆棚，除了一些躺滿了人的長椅之外，什麼裝置都沒有。昏暗的燈光投射在那些形容枯槁、神情淡漠的旅客臉上，讓我覺得自己似乎在一個破廟裡和一群土偶做伴。
我發現長辮子姑娘就挨在我後面，她抱著雙膝坐在旅行包上，無聊地盯著自己的白跑鞋，身上的白襯衫和米黃色長褲挺乾淨，不像個出遠門的人。她抬起了頭，默默地打量我。
本人從中學到大學，和女生很少說話，更不知道如何和女生打交道。但這一回，也許是受到了她眼神的鼓勵，我竟然有了和一位陌生女孩攀談的勇氣。
「你，你是上海人吧？」我怯生生地問她。
「對。儂也是？」
「我也是上海人。我到合肥，儂呢？」
「真巧，我也到合肥。」她笑了笑，露出了一排貝齒，神情很可愛。
邂逅·2
她告訴我，她是合肥二中的高三學生，父母是前幾年從上海調到合肥的，她每年寒暑假都回上海外婆家。我也作了一番自我介紹。
「大學生活有勁嗎？」
我告訴她，大學的精神生活非常豐富，尤其是我所在的綜合性大學，更是一個科學文化中心。我們這些學物理的大學生有一個偉大的夢想，就是要成為愛因斯坦那樣的人。我滔滔不絕說了許多這一類的話，大概從9歲到19歲和女生說話的總量也沒有那天晚上多。
她睜大了雙眼，嘴微微張開，直到我停住了，她才輕輕地說了一句：「大學生可真會說。」
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位漂亮姑娘的誇獎，今天我可真走運。
「你貴姓？」我表示出一種大學生的禮貌。
「我不告訴你。」
我有些窘，打聽一位陌生女孩的姓名可能太冒昧了。
「你呢？你貴姓？」
我說了自己的姓名。
「儂名字蠻靈額，蠻文雅額。」
「名字有啥啦，都是長輩取的。」
「我的姓可難聽了，我姓刁，叫刁超華。你叫我超華好了，不要叫我刁超華！」
我剛要說人的品格與姓名無關之類的話，她忽然敏捷地蹦了起來。
「車來了。快！」
邂逅·3
候車室的燈光似乎亮多了，原先那些半死不活的乘客瞬間變得生龍活虎，爭先恐後地朝站臺上湧去。超華走得很快，我幾乎跟不上她。她建議我們上前面的車廂，那裡的人少。
我們上了車，車廂裡黑黝黝的，散發著刺鼻的黴味，地上橫七豎八鋪著一些破草蓆。這兒人果然不多，我們找到一個角落，拉了一張草蓆過來，背靠著行李坐了下來。
整個車廂只有一盞壁燈，幽暗的燈光猶如鬼火，乘客們彷彿是從地獄裡放出來的孤魂野鬼。我站起來伸展一下身子，我的影子又瘦又長。突然，火車猛烈震動了一下，我一個踉蹌差點摔倒，超華伸手把我扶住，火車開了。
「你大概不喜歡運動吧？」她的眼睛在黑暗裡閃著光。
「你怎麼知道？」
她微微一笑，並不回答。過了一會，她告訴我她是一個短跑三級運動員，參加過省中學生運動會，得過名次。我覺得自己矮了半截。
「打！打！打死你這個小偷！」一陣粗野的叫喊從車廂的一頭傳來，接著是一個人討饒的聲音，好些個影子朝那裡湧去。在叫罵聲中，有個女人嘟嘟囔囔地說：
「別打了，別打了，到站交給警察算了。」
那是一個穿裙子的年輕婦女，就坐在我們旁邊。
超華一聲不吭，也不往那裡看，也許她害怕？我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肩碰到了她的肩，她並不讓開。
喧鬧終於平息下來，小偷不知道鑽到什麼地方去了。在火車的隆隆聲中，大家打起瞌睡來，有一個人的鼾聲特別響，簡直到了地動山搖的程度。
邂逅·4
超華竟然睡著了。她信任地靠在我身上，我聞到了她的髮香，聽見了她有節奏的呼吸：我的全身都感覺到了她美妙的體溫和溫柔的壓力。一向能睡的我再也睡不了，我一點一點地挪開身子，想讓她躺得舒服一些。不料她翻過身去，把頭枕在行李包上，仍然睡得很香甜，我卻若有所失。
穿裙子的青年婦女毫無顧忌地仰臥在草蓆上，裸露在外的大腿依稀可辨。兩個漢子你推我我推你，開起了玩笑：
「敢不敢摸？」
「狗日的，有什麼不敢！」
我有點緊張，危險要降臨到青年婦女身上了，會不會波及更年輕的超華呢？手無縛雞之力的我該怎麼保護她呢？
畢竟在火車上，兩個傢伙僅僅說說而已，並沒有什麼舉動。不一會兒，他們也睡了。我放鬆了戒備，漸漸打起盹來。
我醒來的時候，燈已經滅了，深藍色的天空和清晨的涼風從窗洞湧了進來。超華告訴我蚌埠要到了，趕快準備換車。
火車一到站，超華把行李扔給我，自己跑在人流的頭裡搶先上了去合肥的車，等我來到車廂，她已經佔好了座位。我把行李從視窗遞給她，然後擠上了車廂。
我倆面對面坐著，望著窗外向後退去的小樹和田野，好久都不說話。這裡比起棚車可算得上是窗明几淨，但是昨晚那種親暱卻和黑夜一道消失了。超華似乎沒有昨晚那麼漂亮，臉上沾了點草屑、腦門也顯得窄了些。我想起了老托爾斯泰說過，在月光下看女人和在陽光下看女人是不一樣的。
邂逅·5
超華找出一條毛巾離開了座位，過了好久才回來。她的臉被仔細地洗過，頭髮也梳過了，又成了個乾淨、俏麗的姑娘。她開啟旅行包拿出一些糕餅之類的吃食，自己吃，也請我吃。我趕忙也找出上海帶來的食物和她分享，我們邊吃邊議論合肥的用糕點票買的餅，硬的可以砸死人，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我問超華為什麼不在上海讀高中？安徽比上海要苦多了。她卻說這兩年沒吃什麼苦，她父母工作單位還可以，再說子女總是和父母一起過好。我忍不住又問她：你父母什麼單位？可以不吃苦？
「是省軍區嗎？」我想起了老是到哥哥那裡去「改善伙食」的大李。
「不是。」
「你父親是省委的高幹吧？」
超華咯咯地笑，搖頭否認。她就是不肯說她父母的工作單位。
「我知道了，你父母是什麼飯店或者食堂的大師傅。對伐？」
超華白了我一眼：「要麼儂爺孃是飯店大師傅，我沒有介好福氣。」
關於她父母工作單位的話題就此結束。我想她可能有點不高興，便講了發生在我們學校的一件真事：有一天在學校食堂貼出一張小字報，內容是堅決要求到食堂工作。小字報作者說自己家庭出身貧農，當過兵，受到過嘉獎，復員後到學校校辦廠工作，工作表現良好，作風正派，現因婚後有3個子女，負擔重，自己飯量大，家裡糧食不夠吃，所以要求到食堂工作！請領導照顧云云。
我的故事不僅讓超華笑了，也讓我們的鄰座笑了，他們一直在聽我們說話。
我們還聊了她畢業的事，超華說她打算考醫學院，還講了不少要上醫學院的理由。她還說她一個最要好的女同學也要考醫學院，這個同學的家就在我們學校的教工住宅區，所以她會來我們學校和要好同學一道看電影。我請超華順便到我住處來玩，她爽快地答應了。
邂逅·6
我和超華在合肥火車站分了手，我高高興興回到了學校。從那時起，日子變得好過了。笫一是伙食開始好轉。早餐的稀粥注入了紅薯粉變稠了，午飯的菜吃上了冬瓜、生瓜，再也不吃紅薯葉子之類的冒牌蔬菜，後來還供應南瓜、胡蘿蔔這些營養豐富的菜。第二是公佈了暑假之前的考試結果，許多同學不及格要補考。據說要動真格的，主課補考不及格要留級。但沒我什麼事，我這個最不用功的學生竟然全部通過。有時我想，從南京浦口碰到那位高中女孩開始，也許我就交上好運啦。
學校那時還沒有專門放電影的場所，週末晚上只能在大禮堂看電影，還得自己帶凳子。返校後第一個週末學校放什麼沒有勁的國產片，有幾位同學拉我到市區電影院看了一場蘇聯片子，大概是「心兒在歌唱」吧，感覺十分美好，在回校的路上還議論得很熱烈。當我走進寢室時，同宿舍的老王笑眯眯地告訴我：
「有兩個姑娘來找過你了。她們借了凳子去看電影，來還的時候你人仍舊不在。你小子哪裡去了？」
真糟糕，超華來過了，我怎麼把這麼重要的約定給忘了。我對老王支吾了兩句，就上床睡覺，好半天沒有睡著。
同寢室的同學都知道了借凳子的事，我只得對他們說了一個大概，有的同學不發表意見，有的同學像許廣偉認為我交了「桃花運」。
以後的兩個週末我都老老實實待在寢室裡，恭候超華的再次光臨。她卻不來了。
邂逅·7
週末晚上待在寢室裡的還有老王，他是快要轉正的中共預備黨員。不幸的老王有幾門主課不及格，正準備補考，所以他很努力地在寢室裡複習功課。但複習經常被打斷，老是有學生幹部來找他彙報工作，此時老蔡已經休學，老王代替老蔡負責全年級的思想政治工作。讓他羨慕不已的是：當他複習「熱力學」和「微分方程」這類深奧、枯燥的功課時，我卻在讀有趣的《警世通言》和《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同寢室的劉聽泉老是要調侃我：「今天晚上兔子又沒有來？」
「啥意思？」
「你不是在‘守株待兔’嗎？」
第3個週末，我決定不等了，超華不會來了，再說我也不想成為寢室的打趣物件。我又和幾個要好同學到市裡去玩了。沒想到回到宿舍，許廣偉告訴我：一個長辮子的女孩來過了，這回沒有借凳子，只是說明天早上再來（在教工宿舍區過夜），叫你不要走開。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來了，星期天早上大家睡得正香，我輕手輕腳地開啟衣箱，拿了一件毛背心套在自己的舊襯衫上，又悄無聲息地到洗臉間用水梳了梳頭，心裡懊悔昨天忘了理髮，頭髮太長了。再拿了一本英語課本，來到了宿舍門口通往教工住宅區那條林蔭路上，一邊走來走去，一邊煞有介事地背英語單詞。
一片淡淡的晨霧籠罩著教工住宅區，隨著陽光的加強，水氣漸漸退去，樹葉上的露珠映著金光更加晶瑩可愛，紅磚綠瓦的教工住宅樓掩映在綠蔭中，顯得格外漂亮（以前一直沒發現）。
但是超華始終沒有露面。
邂逅·8
食常傳來了呼喚大家用早餐的音樂（用餐音樂3頓都不一樣），當然早飯是不能放棄的。我快步回到宿舍拿好餐具，急匆匆趕到食堂，又端著一大碗粥三步並兩步回到寢室，房間裡就我一個人。後來廣偉說大家存心不回寢室，為我提供方便。
我剛剛喝了第一口粥，超華和一個戴眼鏡的姑娘就進來了，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兩條腿彷彿成了生鐵鑄的，竟然站不起來。
「你來了。」我聽見了自己似乎從遠處飄來的聲音。「我來過兩次了。噯，你星期六晚上總不在家哦。」
我覺得我應該請她們坐，再說些歡迎之類的話，但嗓子似乎被什麼人掐住了，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今天真是見鬼了！
超華拉那個女孩在我對面坐了下來，4隻眼睛注視著我，等我說點什麼。可我就是什麼也沒說，今天清晨在林蔭路上精心準備的甜言蜜語全忘了。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至今我都記得超華那雙美麗的大眼睛眼神的變化：從笑意變成了疑惑，又從疑惑變成了寒意。
沉默了好久，鬼使神差地，我喝了第二口粥。
「你吃飯吧，我們走了。」
我終於迸出兩個字：「走了？」
她們已經走到門口，超華頭也不回說了一句：
「再見！」
邂逅·9
過了片刻，我忽然清醒了：至少我得送送她們。我跳起來，追到宿舍樓的門口，她們已經走遠了，我望著她們的背影喊了一聲：「再見！」也不知道她們聽見沒有？
一連幾天我都很沮喪，同寢室的同學從我的神情中都猜出事情不妙，他們聰敏地再也不提女孩來訪的話題，只有劉聽泉好心地安慰我：「儂想開點。這種小姑娘十三點來西，嘸啥搭頭額。」劉聽泉是上海同學，他不知道他的話反而讓我更加沮喪。
我打算亡羊補牢，也許事情還可以挽回。我寫了一封信給超華，信上我稱她超華同學，叫超華怕引起反感，在那個倒霉的早晨以後可不敢表示得太親熱。接下來寫了許多道歉的話，還說那天早晨我病了，所以顯得很沒有禮貌（並非假話，當時大腦肯定嚴重缺氧），在信的結尾我請她來玩：「如果你在方便的時候再次大駕光臨，我將感到無比高興！」
過了1星期，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封上娟秀的字跡：合肥二中華寄。這兩個字「華寄」多麼美妙！信並不長，我看了好多遍，因此都背得下來了。
禮士：（我見了這個稱呼很開心）
你好！那天我應你的邀請到你宿舍來玩，我是第一次來，而且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一道來！你這樣的態度，對嗎？既然你生病了，也應該說一聲呀。
謝謝你的邀請，但是從現在起我要大忙了，準備迎接明年的高考，沒有空來。我平時總在學校裡，星期天才回家。
超華
邂逅·10
我明白超華不會再來了，要見她只有我去合肥二中。一想到要獨自去女生宿舍，心裡直發毛，我從來沒有去過自己學校的女生宿舍。在那個年代，如果有男生有事無事老往女生宿舍跑，就會被認為是心術不正或者別有用心。
拖了好久，終於在一個星期六的中午，我出發了。二中在市中心，附近有一個公園。由於時間還早，我到公園去消磨時光。我在一個荷花池旁逗留了片刻。花早已謝了，池內盡是些殘荷敗藕，枯萎的荷葉上有一些水珠，像是滾動的淚水。我不喜歡這種淒涼的景象，不大吉利，就走到一棵高大的銀杏樹下，在長椅上躺了下來，盤算著這回來看她最好有一個藉口。就說是來幫助她複習物理的，對！這個理由站得住腳。
合肥二中很大，找了半天才找到女生宿舍樓，門口有一個女生坐在椅子上看書，我向她打聽：「請問，高三（1）班的同學在幾樓？」
她把我從頭看到腳，半晌才回答：「二樓西頭。」
我在房間外猶豫了一會，終於敲了門，聽到「進來！」便推開了門。
屋裡有3個女生，她們驚訝地看著我。糟了，超華不在！她的好朋友眼鏡女孩倒在，她一見是我，立刻低下頭去，作出一副專心讀書的樣子。
「你找誰？」
「找刁超華。」
「你是他什麼人？」
「我是、我是……」我說不下去了。
「她有事回家了。」眼鏡女孩終於開了口，「今天、明天都不在學校。」她的眼光仍然落在書上。
我急忙退出房間，一腳踏翻了門邊浸著衣裳的臉盆，什麼話都顧不上說，狼狽地跑到走廊上，還聽到了背後女孩子們的笑聲。
打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超華。她不來，我也沒有勇氣再去。信是通過兩封，她始終沒提過我去二中拜訪她的事。日子一天天過去，邂逅也就被淡忘了。
邂逅·11
「邂逅」發生在1961年暑假結束從上海返回合肥學校的途中。當時上海到合肥沒有直達車，必須中途轉車。到南京下關火車站後，可以坐馬車到渡口，接著坐擺渡船過長江到對岸的浦口車站（若是乘上海到北京的火車則不必下車，由專門的火車輪渡船把車廂一節一節地送過長江），再由浦口坐向北的火車到蚌埠，再轉乘向南到合肥的火車，所以十分麻煩。也就是在麻煩地轉車中，我認識了刁超華。
邂逅就是邂逅，是青春的萌動！還不能稱之為初戀！沒有刻骨銘心，也就不能說是「戀」。我真正的初戀發生在1965年初，結束於「文革」。
戀愛歲月·1
1962年學校林蔭路邊的槐樹花開的時間特別長，校園裡瀰漫著白槐花的香味；草叢中紅色、藍色、粉色的不知名的野花處處可見，讓年輕的大學生感到騷動不安和心猿意馬。許多同學戀愛了。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寢室的朱老闆成功地把他的「娃娃親」變成了未婚妻；廣偉開始了對小謝鍥而不捨的追求；結束休學後住到我們寢室的阿鮑老是寫情書給一個在上海的女生，由於寫信的頻率過密想不出寫什麼了，我代他寫了一些。他為了酬謝我，從「自由市場」買來豬肉，燒了一碗紅燒肉請我吃。1962年合肥的「自由市場」相當繁榮，有豆類、花生、各種蔬菜瓜果、雞、肉等包產到戶後奇蹟般地出現的食品，甚至還有糧食。1963年後，「自由市場」逐漸萎縮，又要抓階級鬥爭了。
舞會最是滋生愛情的場所。我們年級的孟德在舞場中經常請校田徑隊的小陸跳舞，邊跳邊含情脈脈地說些俏皮話，芳心暗許的小陸姑娘主動給孟德寫了一封信，使孟德十分得意。他把這封信到處宣讀，還對我們說：「到底人家是中文系的，赤那！信寫得就是嗲。」我們暗中為小陸姑娘惋惜，花花公子腔調的孟德對她又沒有什麼真心，她的勇敢真不值。不過在她之前已經有一箇中文系女生主動寫情書給男同學，以至於得到「達吉雅娜」的稱號聞名全校。看來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中文系女生的傳統。
汪初人不滿足只當「野馬」的粉絲了，看著「野馬」在籃球場上矯健的身手，他忍不住向這位籃球美女作了表白，然而「野馬」告訴他自己失過戀、受過傷，所以「心靈硬得像一顆胡桃」，不能接受他的感情。校棒球隊員初人兄卻說自己可以用擊球的大棒敲開這顆胡桃。「野馬」還說自己已經不是處女了，你在乎嗎？初人說他不在乎！這些表白感動了「野馬」，他們成了一對。
正當大家為他倆高興的時候，情況急轉直下，「野馬」原來的男朋友回心轉意了，「野馬」又回到了他的懷抱。她給初人寫了一封簡訊，信上說她還是要給原來的男朋友「一個贖罪的機會」。初人受到嚴重打擊，當天午飯不吃，宣告絕食！不過堅持到晚上又吃飯了，說想通了，就是餓死也挽不回她的心。於是，初人兄的初戀以恢復進食而告終。
戀愛歲月·2
王朝誠在去食堂的路上攔住了radio，塞給她一封信之後沒說什麼就跑開了。朝誠說radio面帶微笑地拿了信，似乎對他並不反感，但他實在太緊張，害怕自己會語無倫次，只得一走了事，反正信裡把什麼都說了。
這封信很長，朝誠花了很多時間，彷彿那是一部長篇小說或者學術論文。信裡引經據典，用了普希金、萊蒙托夫、拜倫、柳永有關愛情的詞句；還寫上了對時間、空間的理解（說明自己是學物理的）。信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我們都參加了進去。初人加了點哲學、我加了點古希臘神話典故，於是一篇充分展露朝誠多方面才華的情書誕生了。朝誠還製作了一個藝術信封，畫上頗具匠心的花紋。總之，朝誠兄相信這絕對是一封與眾不同的、能打動人的情書。
信送去以後很長時間沒有迴音，朝誠再也找不到和radio單獨會面的機會，他大概又寄過一封信約她看電影（這次行動事先沒告訴我），也是得不到答覆：既不說不，也不說是。朝誠為此很困惑，也很苦惱。
radio是公認的美女，長得和電影「紅帆」中的女主角有點像，但和那位充滿浪漫氣息、生活在幻想之中的女主人翁完全不同，她是一個很實際的姑娘。暗戀radio的人很多，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朱文熙。文熙休學之後降到了電子系六零級，和radio一個班，佔有近水樓臺的優勢。雖然文熙兄的強項是歐洲古典音樂，我猜他對她也談過音樂來表現自己，可是她的音樂鑑賞力只停留在「洪湖水、浪打浪」的高度，所以文熙沒有什麼進展。當他得知王朝誠也是radio的崇拜者之後，不知何故認定我是幫朝誠的，就有意疏遠了我，儘管王朝誠和radio八字還沒一撇呢。
民樂隊長和王朝誠是朋友，為了幫忙特地在舞會中間安排一個二胡獨奏助興，讓朝誠拉一段「良宵」。（radio會來跳舞）結果可想而知，舞迷們聽到一半就紛紛議論，希望二胡快點結束，讓中斷的舞會快點恢復。像這類幫王朝誠忙的事還有很多，有幾位本系外系的女生都在radio面前講過王朝誠的好話。
事態的發展讓人大跌眼鏡：radio最後和一個外號「小寧波」的上海同學好上了。雖然她賞臉「接見」過朝誠兩次，使朝誠激動不已。小寧波貌不驚人，既沒有朝誠兄俊秀的詩人氣質，也無文熙兄的紳士風度，他就是肯用鈔票。他不請radio看電影，而是請她上飯店；他不淡什麼風花雪月，而是送她衣裳之類的禮物。用他的話講，「我只會行動！」這是阿鮑說的，小寧波和阿鮑挺好。據阿鮑說，小寧波和radio已經「睡過多次了」。不久，有關他們倆的「緋聞」傳遍了全校。
王朝誠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他說他再也不相信女人了，尤其不相信漂亮的女人。他以後的人生有了重大變化，從一個浪漫主義者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
戀愛歲月·3
校舞蹈隊在禮堂的舞臺上排練「弓舞」（舞劇「小刀會」的片斷），我饒有興味地在臺下看。「弓舞」裡有一個高難度動作，女主角要跳到男舞伴的大腿上，再單腳站立擺一個拉弓的舞姿。以前的一號女隊員總是完不成這個動作，這回換上了新人。只見她輕盈地跳了上去，轉身站立美妙地完成了拉弓的動作，引得在臺下的舞蹈隊長（兼導演）高聲叫好，臺上的群舞隊員都鼓起掌來。隊長告訴我新人是從校女子體操隊請來幫忙的，這次演出，只好讓她挑大樑了。
這晚躺在床上，眼前老是出現這位舞蹈新人的形象：纖細的身材、小巧的臉蛋、圓圓的眼睛、小巧而略微上翹的鼻子——她的一切都是那麼可愛，看上去頂多十七八歲的樣子。如此可愛的小姑娘，我以前怎麼就沒發現呢？
我把自己的發現對初人和朝誠說了，他們和我一樣對這個女孩所知甚少，只有一點可以肯定：她絕對不是物理系的女生。後來請教訊息靈通人士阿鮑，阿鮑弄不明白我究竟關注的是啥人，於是我們倆人到體育館去看女子體操隊訓練。結果阿鮑告訴我：那位在平衡木上如履平地的小姑娘是數學系六一級的，也是上海人，高年級的上海同學叫她「小妹子」。阿鮑還稱讚我「眼光不錯，小妹子老討人歡喜的」，「不過儂要有思想準備哦，歡喜小妹子的人老多額。」
過了兩天，阿鮑打聽到小妹子的名字叫馮妍珠。
戀愛歲月·4
小妹子的姓名知道了，在什麼系什麼班級也知道了，接下來的事就是要讓她知道我的存在，這件事說說容易，做起來蠻難。
最理想的途徑是請一位認識小妹子的熟人安排一個場合讓我們見見面，當然要顯得自然，不落痕跡，這可是我苦思冥想了好幾天才想出來的辦法。我想到了曹奇珍。曹奇珍是上海同學，又是校女排隊員，女子排球隊和女子體操隊都是學校的運動隊，她們應該認識。於是在一天下課後，我叫住了曹奇珍：「曹班長，我有事對你說。」（她是我們班的副班長）曹奇珍驚奇地揚起了眉毛，我輩「落後同學」從來不找學生幹部「彙報思想」的，這一點她很清楚。我對她扯了幾句天氣好壞的廢話之後，就問她和體操女隊的人熟不熟？她搖頭說不熟，談話只好結束。在旁邊聽的王朝誠怪我不會講話，應該把請她幫忙的目的講明白。他自告奮勇地又去找曹奇珍，曹說弄不懂張禮士什麼用意。朝誠講：他這個人就是這樣，講話不乾脆。他的意思是請你幫忙，讓他認識體操女隊一個叫馮妍珠的女孩。曹又搖頭說這個忙她幫不了。
我們3個人在一起散步時，汪初人就這件請人幫忙的事作了總結：請一個女生幫男生追求另一個女生本身就是餿主意。這個女生會想：你為什麼不追求她呢？她根本不會幫忙，你們對女性心理一點也不瞭解。此時初人兄喜歡讀心理學著作，他的總結是活學活用心理學的成果。縱觀初人兄幾十年的經歷，他一直很有女人緣，這不能不歸功於他對心理學的興趣。
一個冬天的黃昏時分，我和汪初人在學校教工幼兒園附近散步，當時散步是我們的必修課。幼兒園是學校最美的地方：俄羅斯風格的木柵欄、紅磚綠瓦尖頂童話般的建築、小樹叢、草坪。我們在那裡意外地見到了一個人在背外語單詞的馮妍珠。她穿著一件當年已經很少見到的海普絨大衣，在金色的夕陽餘暉下，顯得如此雍容華貴，雖然在低頭背單詞，身子還是如此挺拔。汪初人輕輕地說：「要講漂亮，她未必比得上radio，但絕對比radio有氣質。」我覺得初人兄的話講到了我心裡（當然在王朝誠面前不能提這個話題），從此我和初人兄的交情又深了一層。
我們的散步打擾了小妹子，她走了，留給我一個嬌俏輕盈的背影。
我決定還是藉助最古老的表達心意的方式——寫信。
戀愛歲月·5
我寫的是簡訊，每天發一封。由於有朝誠不成功的先例，塞滿各類文學典故的長信效果很差，一個學理科的女孩會有耐心看完嗎？我的致命傷是字太蹩腳，只能一個字一個字認真地描出來，自然也只能寫簡訊。我像契訶夫那樣，能用3個詞說清楚的絕對不用4個；每封信的主題相同：讚美小妹子！今天讚美她優美的舞姿、明天讚美她天才的頭腦（能上數學系就是證明）、後天讚美她是美麗和智慧的化身。每封的落款都一樣：一個崇拜者。
第一封信是在學校的簡易郵局發的，學校沒有郵筒，要寄的信必須交到郵局工作人員手裡。他拿著這封貼好4分錢郵票的信用奇怪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安徽大學寄！安徽大學收？」我懶得對他說什麼，立即走開。以後的信都跑到離學校最近的三孝口郵局去寄。在一個週日，我到當時的市中心四牌樓新華書店去買了一張新年賀卡——馬上到1963年元旦了，此時剛剛興起送賀卡的時尚——賀卡也在四牌樓的郵局寄出，仍舊不寫真名實姓。
阿鮑、汪初人和王朝誠給我帶來了不少壞訊息：馮妍珠在合肥一所高中住讀3年，所以待人接物相當老練。有個上海男生送她特地從香港弄來的賀卡，她一邊收下一邊笑著說：「謝謝儂，不過我嘸末啥末事送拔儂哦。」；數學系有兩個青年教師都對她獻殷勤，她左右逢源都不得罪。阿鮑說小妹子比radio厲害多了，不要看伊年紀小。
在學校最後一場舞會上我見到了馮妍珠，以後學校再也沒有舉辦過舞會，我依舊是站在舞池的邊上看，正巧她和數學系的盛老師轉到我跟前。盛老師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教師，教過我們積分方程，上海人。只見盛老師低頭在小妹子耳邊說些什麼，小妹子風情萬種地回答：「盛先生儂老壞額。」完了！小妹子就是一個傳說中的壞姑娘。不過就算是壞姑娘，也壞得那麼可愛、那麼迷人！
我一如既往地寫信，在信中我把馮妍珠描繪成一位集智慧、美麗、善良於一身的女神。儘管我知道現實遠非如此，我沉陷於自己的想象和創造之中，打算就這樣一直寫下去，成本是每天4分、一個月1元2角。
一天，阿鮑一本正經地告訴我：要出事情了，你寫的匿名信影響到小妹子考試了，聽說她要把信交到系裡去調查。你快點去向她坦白，事情還有救。
戀愛歲月·6
晚餐之前在去食堂的路上汪初人攔住了馮妍珠，對她講了匿名信的作者想見她的事。用餐時，初人告訴我小妹子「命令」我今天夜自修之前到她宿舍去，她要「教育教育」我，於是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理去了女生宿舍。
一年多之前我去過合肥二中的女生宿舍，那絕對是一次狼狽的經歷。我走在女宿舍的樓梯上，不由得步履艱難了起來。怎麼搞的？我似乎是去受審的犯人，差一點就要扭頭回去了。好在小妹子已經通知了她住哪一間寢室，我走進了開著門的房間。
小妹子一見到我，就對另一個女生說了要她在閱覽室佔個座位之類的話，對我什麼也不說，立刻離開了寢室。我亦步亦趨地跟在她後面，來到圖書館大樓旁一個僻靜的角落，她才停住腳步轉身面對我。沒等我開口，她用上海話數落了我一通（在寢室裡她講普通話）：不應該寫亂七八糟的信啦，尤其考試期間寫這種信老不好，等等，等她「教訓」告一段落，我才低聲下氣地問：
「不曉得這十幾封信影響儂考試伐？」
「當然影響囉！」
聽到我的信還是起到一點作用，心裡暗樂，當然嘴上作一番自我批評。我說自己是情不自禁，因為面對她「這樣一位大自然完美的傑作」我情不自禁，所以會做傻事。我如此誇張的恭維倒並沒有引起小妹子的反感，她的表情變得柔和了，她再也不提寫信的事，而是繞到了複習迎考和我們物理系上過多少數學方面的課程這一類話題上。談話快結束時，她提到了阿鮑：
「一個經常和儂在一道的人跟儂老要好額是伐？」
「儂講的是啥人啦？」
「就是和儂一道來看我練體操的、看起來年齡比儂大很多的人。」
「哦，我曉得啦，是阿鮑。他原來是五八級的。」
馮妍珠忽然用命令的語氣說：「儂今後跟他少搭界！他這種人不像個學生。」
她要到圖書館的閱覽室去複習功課了，最後我問她上海的家庭地址，說寒假時去拜訪她，她俏皮地笑了一笑：「弗講拔儂聽。」
戀愛歲月·7
阿鮑帶來的有關小妹子要把信交到系裡的訊息純屬子虛烏有，他也承認是編造，但聲稱用意是好的，要促使我去找小妹子，早點碰面，不然這種信寫下去，何時有結果？對於我的埋怨，他將功補過，去打聽了小妹子在上海的家，說是在泰山公寓，幾號不知道。汪初人卻說可以找得到，泰山公寓離他家不遠。
1963年春節期間的一天中午，我第一次來到汪初人在陝西南路的家。在安大的幾年，暑寒假中大學同學來往很少，都忙於和中學老同學會面，這次破例是因為初人兄要陪我去找馮妍珠。為此我特地穿上先父生前穿過的呢大衣，還套上了一雙新皮鞋，自認為人模狗樣很有派頭了。不料初人的母親忍不住說我的大衣太長了，應該改改短，這一下我的自信全無。
從初人家出來，沿淮海路往東走，過了國泰電影院沒走多久就來到了位於淮海路中段的泰山公寓。泰山公寓由好幾幢米黃色小洋樓組成，幸虧樓層不多，大概四五層樣子吧，我們一幢一幢一層一層一家一家地敲門，問的是同一個問題：「請問這裡是馮家嗎？」答案都是否定的。好不容易出現一家和馮姓有關係的人家（女主人姓馮），但絕對沒有一個姓馮的安大女生。
從泰山公寓出來時，不知道是不是陽光過於溫暖，我已經出汗了，也不抱什麼希望了。然而汪初人不洩氣，他說可能不是泰山公寓而是坐落在延安路上的泰山大廈，我們應該到那裡去碰碰運氣。於是我們從淮海路走到延安路，找到了泰山大廈，那是有電梯的高層建築。我們從底層走上去，樓梯的甬道很暗，在按了幾家門鈴沒有結果之後，初人兄也喪失了信心，於是決定放棄，分別打道回府。
我想了好久得出結論：馮妍珠對於我而言，是美麗的奢侈品，我決計不是她的對手，我缺少和她周旋的能力，總之我和她不可能有結果。
這樣「大徹大悟」以後，寒假結束回到學校聽到有關小妹子的一切訊息都不會讓我激動。阿鮑向我打招呼：他弄錯了，小妹子的家是在香山路上的香山公寓。我沒有責怪他，也沒有告訴他我去泰山公寓的經歷。
戀愛歲月·8
1963年的寒假是在安大的最後一個假期，到了夏天就畢業了。我和小妹子再也沒有碰過面，我不寫信，也不去看她練體操或者跳舞，我想慢慢地忘記她。阿鮑奇怪我怎麼打退堂鼓了，別人即使碰得頭破血流還堅持到底呢。他告誡我：只要皮厚（打不知疼、罵不知羞），追女孩子一定成功。不過他的經驗之談對我卻是東風過耳，不發生作用。阿鮑只能嘆息：朽木不可雕也。
多少年過去了，我並沒有忘記刁超華和馮妍珠，在我心裡她們是永遠的女孩。超華開朗、活潑、單純，是個陽光女孩（見「邂逅」）；小妹子聰敏、俏皮、嬌媚，是個魅力女孩。試想沒有她們，我這4年的大學生活除了政治運動、捱餓之外還有什麼美好的令人回味的內容？雖然我和她們什麼事也沒有，沒有親吻、沒有幽會，連手也沒拉過，甚至沒有一道散步看電影。按照通常對戀愛的定義，我連初戀的邊都挨不上。
儘管如此，比起許多同齡人我還是幸運的。我喜歡過超華，迷戀過小妹子，她們猶如兩顆美麗的流星，先後掠過我情感的天空，雖然轉瞬即逝，但短暫的絢麗、璀璨不光是當時讓人激動，而且留下了永不消逝的記憶。
有一個網站搞了一場「尋找初戀戀人」的活動，據說有不少人參加。我認為這不是好主意，至少對老人而言。設想一下，當我們見到當年眼中的公主成了雞皮鶴髮的老媼時是什麼樣的感覺？不如讓她們永遠年輕，讓她們永久地美麗在我們心裡。
在《情人》的結尾，「我」接到了「他」的電話，他說比起當年「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我這是憑記憶、大致如此）我懷疑這是瑪·杜拉斯的一廂情願，或者說這樣的故事只存在文學之中。
畢業之前·1
1963年的春天和往年一樣悄悄地降臨了。校園裡飄浮著柳絮和蒲公英，黏在人們的頭髮上，林蔭道旁的槐樹開滿了白花。這一年的春天帶來的不僅是生機勃勃，還夾有和春意盎然很不協調的肅殺之氣：要「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了！
政治學習增加了許多，這和1962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幹部們在大會小會上作報告，內容千篇一律，階級敵人很多、很猖狂。包產到戶後，一些地主富農分子收得的糧食比貧下中農多，他們「猖狂」地說：解放前我比你們日子好，包產到戶後我還是比你日子好！有些地方「復辟」了，建祠堂、修家譜，地主當上了族長，而貧下中農給他叩頭！有些去過農村搞整頓的幹部有句口頭禪：我早就發現包產到戶有問題了！寢室裡的廣偉他們老是就這句開玩笑：我早就發現……
學校組織我們去參觀省裡辦的「階級鬥爭教育」展覽，地點是在合肥市中心逍遙津公園附近的李鴻章故居。裡邊陳列著一些淮軍將領的花翎頂戴、地契之類的物品，大概是說明合肥附近的地主出身於鎮壓太平軍的淮軍軍閥；也羅列了一些當今現實生活中階級鬥爭的圖片資料。不過給人的感覺十分勉強，譬如有一份資料寫道，有人說：七級工、八級工，不如我老漢一擔蔥。當年七級八級工人的工資算是高收入了，這段順口溜無非說明自由市場上農民可以賺錢而已，竟然也算階級鬥爭。
國際上的階級鬥爭也展開了，對立面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報紙上公開了和蘇共的矛盾，開始了論戰；學校的報告會上火藥味更濃，直接點名道姓批判赫魯曉夫（當時報上還未點名，還稱同志）。我和初人、朝誠以及在電子學系的朋友朱文熙都是眾所周知的「親蘇派」，此時必須「火燭小心」。所以在小組會上表態，要批判蘇共修正主義。老胡對我的「轉變」頗為滿意。
也是這個時候，上面號召學習雷鋒，報紙上登了照片、日記和先進事蹟。我們開了幾次學習雷鋒的會，會上每個同學都表示感動。不過，也有同學在感動之餘發表見解：雷鋒絕非凡人，估計早已預料自己要犧牲，所以留下了日記和照片，好讓精神發揚光大。
畢業之前·2
大概在1962年下半年1963年初，從北京來了一批幹部教師，有的來自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後來叫社會科學院），有的來自黨校。他們之中除少數幾位有真才實學的能安心當教師之外（如冒懷辛先生等），大都很失落，所以很左。尤其是幾個幹部和政治教師（只會教馬列主義政治），似乎是不知有漢的桃花源中人，對熬過困難時期的學生的言論大驚小怪、橫加指摘。現在更是師出有名，一律歸之為「階級鬥爭新動向」！
一個從黨校調來的女政治教師言必稱「主席」，她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一點革命覺悟也沒有！還散佈反動言論！如在宣傳紅軍長征過草地困難得吃皮帶的革命精神時，有的學生講怪話：當時的皮帶是牛皮做的，還是有營養的，現今的皮帶是人造革、帆布的，你想吃也吃不了。還有的學生就一首革命歌曲開玩笑：「正月裡來是新春……豬呀、羊呀送到哪裡去，送給咱親人八路軍」……那個年代還能送豬送羊，前兩年連雞呀狗呀也沒東西送啊，更有人說鼠呀蛇呀大概還有可能送。總之，這些在我們過來之人覺得挺真實的言論，在假左派口中全成了階級鬥爭了。
一天晚上，伯年兄約我散步。初夏的夜空繁星滿天，晚風吹走了暑氣帶來了陣陣清涼。此時的伯年已經從處分的陰影裡走出一點了，他又大談起偶然性對於命運的重要意義來。當我們來到文科樓的臺階上時，頂層會議廳傳來了孫校長通過麥克風放大了的嗓音：這是和反右鬥爭一樣的。我們不約而同停住了腳步，默默地聽了一會兒。原來會議廳在開幹部會議，會議內容是根據中央指示佈置在應屆畢業生中抓反動學生的工作。知道了我們正是運動物件後，我和伯年立刻回宿舍，在回去的路上伯年說，我們聽到了這樣機密的訊息純屬偶然，可見偶然性對命運何等重要。
那天夜裡我把要抓反動學生的事分別告訴了廣偉、承源和王朝誠。朝誠緊張地說：趕快去給汪初人講！叫他千萬不要亂說話！（朝誠總認為初人是闖禍坯）我說現在汪初人乖巧多了，而且三日兩頭往龔書記家裡跑，不會有事。
一傳十，十傳百，沒過幾天大家都知道了要抓反動學生的事。
畢業
抓反動學生的鬥爭是雷聲隆隆始終不下雨，既不開大會，也不開小會，只是學生幹部比往常忙了許多，他們經常被叫到系裡開會。畢業工作卻和過去一樣展開：每個學生寫畢業思想小結，小組開會作學生鑑定，最後系裡找每個人去談話，把學校對每個學生的畢業鑑定和你見面，同意則簽字。據說，這就成了檔案，要跟著你到今後的工作單位去、陪伴你的一生。
小組開鑑定會時出了點小小意外。當廣偉宣讀小組對老胡的小組評語時，老胡表示了異議。那份總結了老胡的種種優點的評語有一句話「黨性比較強」讓老胡不快！他沉著臉說：強就是強，不強就是不強！「比較強」太模糊！又說自己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歡迎大家提出來。這一來會議陷入僵局。福至心靈的我作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聰敏」的發言。我說，黨性強不強要看和誰比，總不見得和中央領導比吧？老胡比過去的老蔡黨性不知道要強多少。（這是心裡話）應該肯定老胡黨性是強的！大家都表示了贊同，結果對老胡的小組鑑定有了「黨性強」的評語。
小組會後沒幾天老胡找我談心，他說他代表黨組織肯定我政治上是有進步的，還和顏悅色地問對畢業分配去向有什麼要求「儘管提出來」。我此時已經知道了分配方案中有上海的名額，於是小心翼翼地講了想回上海的願望。老胡笑著拍拍我的肩膀：「沒有問題！」
老胡週六晚上必定回家陪老婆。寢室裡的同學按照當年對老王的做法翻出了老胡放在枕頭下的彙報材料，目的是要了解「階級鬥爭」進展狀況，遺憾的是沒有本班的材料，只有一班和三班的。三班的「問題人物」是左常玉。材料中說他出身地主，經常回憶舊社會地主家的「奢侈生活」，講他家三頓吃乾飯，早餐吃豬油炒飯，從不喝粥。一班陸開林的材料最多，他公開宣傳人民公社是花開千朵臭萬家，還散佈對毛主席大不敬的言論。由於陸開林出身貧農，所以對他的結論是「背叛了自己的階級」！陸開林還仗著自己出身好，總是和一班的團支部書記、黨員老徐對著幹。一班還有一個馬成新，當他知道自己可能被分配到六安去當教師，就聲稱要到六安旁邊的大別山去打游擊。
出乎大家意料，我們這一屆沒有搞出一個反動學生！學校對各系畢業生的「問題學生」也就個別談話教育教育算了，當然有可能把這些材料放入檔案裡。分配方案最終宣佈左常玉、陸開林他們幾個人留本省幾個地方當中學教師，我們系的絕大部分同學離開了本省去了北京、南京、上海、無錫、蘇州、西安、武漢、長春等大中城市和部隊。
我和初人、承源、朝誠都被分配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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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哪能胃口介好：滬語，你們怎麼興致這麼高。
搭僵：滬語，水平太差。
發條頭：滬語，髮指示、下命令。
江北人：滬語，蘇北人，帶有歧視性。
「十三點」：滬語，精神有問題；「嘸啥搭頭額」：滬語，不值得交往。
赤那：滬語，相當於「他媽的」，許多人的口頭禪，並不一定有實際意思。
弗講拔儂聽：滬語，不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