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
1963年7月下旬我從安徽回到了上海。
在外地上學，竟然能分配到上海，在當年有點像今天買彩票中了大獎。不僅家人，左鄰右舍都為我高興，樓下的翁先生對我母親說：「伍諾（你們）國慶額角頭津津（真正）碰著天花板啦！上海大學生還要分配到外地啦！」（翁先生是寧波人）
第一件事就是去報到。學校開出的分配報到證指定到上海市人委人事處報到（市人委即市政府），當時的市委市人委在外灘原滙豐銀行。我坐了噹噹作響的有軌電車到四川路橋，從車窗望著熟悉的馬路、商店，心裡真是百感交集：回家的感覺真不錯，要是父親能見到我回家那就更好了。
人事處一箇中年幹部接待了我，他立即開了一張介紹信給我，關照我不必走遠，就去四川中路270號市業餘工業大學報到，在開介紹信時頭也不抬地問了一句：對新工作沒什麼想法吧？我當然說沒有。他告訴我剛才報到的一個女同學，南京工學院畢業的，一聽說要去業餘工大頭馬上低了下去，很不高興的樣子。我拿了有關資料離開時得到一次體驗：黨的一些人事組織幹部不只是忘了怎樣笑，其他表情也忘了。那位政府官員的臉似乎戴了面具，始終什麼表情也沒有。
四川中路270號是業餘工大的黨政機關所在地，我必須先到校人事科交介紹信，所以再次體驗了人事幹部面無表情的接待，這回是一女同志。她簡單地介紹了學校概況，還著重指出社會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汙衊我校是什麼「弄堂大學」、「野雞大學」。而我校是柯老創辦的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一所新型大學！學生都是來自全市各工廠企業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黨團骨幹，你們這些大學生在這裡當教師應該很光榮。說完她屈尊陪我去了九江路41號（就在附近、一轉彎到了）即過去的花旗銀行。41號的底層和4樓是學校，2樓3樓是一家工廠，雖然只有4個樓面，卻很高，所以有電梯。我隨著女同志出了電梯，發覺樓面很大，四周有不少房間，中間有一大廳。進入一處房間，女同志向我介紹兩位中年男女：男的是基礎教研室黨支部劉書記，女的是基礎教研室胡主任，介紹完她就走了。胡主任是位老教師，她和顏悅色地和我聊了幾句，問我畢業於什麼學校？住在什麼地方？然後和劉書記商量了一下，就告訴我開學之後到楊浦區分校上物理課，現在是暑假期間，可以回家準備。劉書記關照教研室秘書給我發了教材、備課筆記，就讓我回家了，還說過兩天來領工資。此時我完全明白真正的領導是劉書記。
第二件事是報戶口。經過大饑荒之後上海的戶口無比金貴——因為上海城鄉無人餓死，我的幾個從外地回滬老同學戶口老是報不進，一直拿「袋袋戶口」（臨時戶口）。我去派出所報戶口時正巧有一個外地回滬多年的上海人在搞「戶口轉正」的事，只聽見戶籍民警大聲訓斥他，叫他回去。民警拿過我的戶口本和戶籍資料時火氣未消，臉仍板著，但他看了資料後屁也不放一個馬上把我的姓名寫上了戶口本，一言不發把戶口本還給我。給我的感覺是戶籍警讓我報進戶口是出於無奈，他最樂意做的是替人把戶口遷出上海。
第三件事是帶著戶口本和家裡的購糧證、工業品購買證上糧管所。糧管所工作人員也是權力極大的官，他在兩本證上增加了一人，還發給我若干糧票油票肉票豆製品票布票紡織品專用券等許多票證，並說目前形勢大好——魚票已經不需要了！
沉悶的日子
你們要揀什麼人？
你們要揀什麼人？
我們要揀小珍珍，
我們要揀小珍珍。
什麼人來拖她去？
什麼人來拖她去？
張小妹來拖她去！
張小妹來拖她去！
我的午睡就被這幫小孩的弄堂遊戲弄醒了，「揀人」的歌小孩反覆唱，不斷地「拖」，直到我睡意全無，起身拉到。話又說回來，能睡午覺的福氣不是人人有的。我們學校的教師不必天天朝八暮五地上班，只是上課或者開會才到學校去，平時可以待在家裡，或者在學校的宿舍裡——對非上海籍的教師而言。這點很讓學校的職工幹部羨慕，當然幹部是有權的，所以他們規定了每週至少開兩次會：一次是業務會（教研活動）；一次是政治學習會，有時開大會聽政治報告。後來又規定每週1—2天下工廠勞動，這樣一來教師在家裡備課的日子少多了，幹部們的心態也就平衡了。為什麼不乾脆讓大家每天上班呢？原因是沒有那麼多辦公桌（寫字檯），更沒有那麼大的空間——教研室有幾十個教師但辦公室只有一間，擠不下。還有一個原因：既然號稱大學而據說大學教師有不坐班的傳統，儘管我們上的課比如物理課只相當於中專程度。
從1963年開始，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有了很大好轉：一度消失的大餅油條豆漿肉包子小籠包生煎饅頭到處買得到了，當然糧票還是要的。大餅每隻3分錢1兩糧票，油條1根4分錢半兩糧票，肉包1只5分錢1兩糧票；有錢的可上飯店「打牙祭」，什麼炒肉片炒豬肝炒魚片炒雞丁應有盡有，吃飯只需交糧票不像前兩年還必定得有「就餐券」；學校食堂甚至街道辦的居民食堂天天有葷菜供應，尤其我們學校總部就在外灘市總工會食堂搭夥，食堂裡紅燒大排是頓頓有的。
物資上的匱乏好一些了，比起大飢餓那些日子可以說好多了，但「精神食糧」的匱乏卻越來越嚴重。不幸我是一個對文化、對「精神食糧」敏感的人。
我是一個電影迷（那時沒有電視），現在拿工資了，看電影肯定「不差錢」——1張電影票才2毛人民幣，然而卻無電影可看，嚴格地講無好片子可看。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蘇聯電影不讓進，我看的最後一部蘇聯電影是「運虎記」，是部喜劇片。好的蘇聯電影都成了修正主義反面教材。1965年為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週年放過一些老掉牙的蘇聯戰爭片，什麼「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等，之後只有2部蘇聯電影成為長映不衰的保留節目，一部是「列寧在十月」，另一部是「列寧在1918」，據稱唯有這2部蘇聯電影是革命的。連蘇聯電影都看不到了，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影片想也不用想了，外國電影只能看朝鮮片和阿爾巴尼亞片子，沒啥看頭！國產片亦是每況愈下，上海市民喜歡的香港片——儘管是香港「左派」電影，也消失了。我對電影的興趣從此消失，除了單位組織看電影，再也不去電影院。
我也是一個京劇迷，但回上海之後沒有掏錢去劇場看戲。好演員還在，好戲不在了。舞臺上演的全部是現代戲：「南海長城」、「審椅子」、「海港」、「智取威虎山」。有回學校發票子看北京來演出的「紅燈記」，感覺是劇中英雄人物全都不食人間煙火，壞人（漢奸日本鬼子）全都愚蠢無比。常年看此類戲，大腦必定變得比戲中的壞人還要愚蠢。這個結論使我到今天還是厭惡「革命現代京劇」。
聽聽收音機吧，音樂節目不是「唱支山歌給黨聽」的「雷鋒山歌」，便是「紅梅贊」。以前有一檔外國輕音樂節目，早已停播。交響樂節目總是播「紅旗頌」，偶爾有些相聲滑稽播出，聽了半天，一點都笑不出來，與聽報告差不多。我的幾個愛聽歐洲古典音樂的同事，通過短波聽音樂，後來在「文革」中落下一個罪名，稱作「偷聽敵臺」。
所以回到上海的這幾年，生活雖說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日子過得很沉悶，人畢竟不是動物——只要不捱餓就滿足了。
只能看看書，書還沒有禁掉——「文革」還未來到。
雷聲隆隆
1963年下半年開始，報紙雜誌廣播開始了無休無止的「大批判」。對外就是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釋出大塊文章，電臺天天廣播。我們還得在政治學習會上讀報討論。這就是後來被稱作「九評」的對蘇大批判。對內也沒閒著，先是把一齣鬼戲「李慧娘」拿出來示眾，報紙上說這是向党進攻的「有鬼無害論」。接下來一些已上映或還沒公開放映的電影被點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如「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臺姐妹」、「不夜城」、「桃花扇」，等等。記得工會發票子，讓大家看電影「女跳水隊員」，沒人覺得這部歌頌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電影有啥問題，沒想到不久報紙上出現批判電影「女跳水隊員」的文章，宣判它是反黨毒草——儘管片子裡沒有一處不在為共產黨唱讚歌。
新聞或者文藝應該報道或者反映真實——錯！這是反動的「寫真實論」。作品應該表現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大錯特錯！這是反動的「中間人物論」。媒體對這個論那個論的代表人物口誅筆伐，雖然代表人物中有的還是黨員幹部，照罵不誤。比如「人性論」的代表巴人（王任叔）就是一箇中共高階幹部，不過此時他已被宣判為「資產階級代表」了。
在諸多殺氣騰騰以「革命左派」自居的批判者中，有一個叫姚文元的人最為活躍，他的文章最多，罵人也罵得最兇。甚至對自己完全外行的音樂，他也會把觸角伸進去，我見到他寫的批判德布西印象派音樂文章，我的感覺是文元同志唱歌肯定五音不全。似乎也沒有什麼音樂權威提出異議，只有一位名叫沙葉新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寫文反駁姚文元，報紙居然也登了（可能作為反面教材）。多年之後沙葉新先生成了一位傑出的劇作家，而且以他的勇氣和良心受到人們尊重。
1964年夏天，學校為首屆畢業生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地點在市府大禮堂。市委領導陳丕顯、曹荻秋等出席了典禮，足見領導對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之重視。市委書記陳丕顯作了「重要講話」，在講話裡陳丕顯透露一個資訊：劉少奇在推廣「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在聽取了有關業餘工大的彙報之後，「少奇同志很重視」，認為這是一邊勞動一邊讀書半工半讀的新型學校，要大力推廣。陳丕顯在講話最後突然講了一段與畢業典禮沾不上邊的話，他提到剛剛在《人民日報》刊登的對「合二而一」的批評，陳書記聲色俱厲地說：「我們是主張‘一分而二’的，而楊獻珍同志是主張‘合二而一’的；我們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楊獻珍同志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
散會時有一個熟悉的同事小聲問我：
「剛才領導講額姓楊的朋友啥人啊？哪裡答額大學教授啊？」
「儂只赤佬不看報格啊？楊獻珍，中央委員，中央黨校校長！」
「儂只癟三包打聽嘛，哪能才曉得格。」
我和這位叫阿德的同事說話一直這副腔調。難怪阿德以為倒霉的總是教授，就在這些日子，一位復旦大學教授因「鼓吹‘時代精神匯合論’」受到批判，他就是周穀城教授。
從此之後我們學校的政治地位高了起來，不過對普通教職員工不是什麼好事：錢一分未加，會議多了不少。學校自身並無會場，要開大會就得借大劇場，大劇場必須得借，因為來作報告的全是大官。我記得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來作報告的地方是人民大舞臺，時間是1964年冬天，張春橋是當時全市管意識形態文化宣傳的最高長官。
張春橋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聽不出山東口音），口齒清楚、條理分明、表情冷峻——我坐在前排，看得很清楚。他的報告涉及面很廣，有學生思想教育、中蘇關係、宣傳工作，講得最多的是「文化戰線」。他說現在高校的思想工作薄弱：一個文科大學生讀《紅樓夢》，讀著讀著迷上林黛玉了；這也算了，又讀著讀著迷上薛寶釵了。而薛寶釵是應該否定的封建正統維護者。張春橋還告誡大家：你們工科大學師生尤其學員都來自工業戰線的，可能不太關心文藝領域的事，但是文藝戰線的階級鬥爭很尖銳，你們必須關心。目前我們批判了一些個毒草戲毒草電影，這些毒草是怎麼出籠的？是有人支援的！田漢！夏衍！這兩位一個是1932年入黨的、一個是1927年入黨的，都是有多年黨齡的老同志了——怎麼得了！
當時報紙上並未提到楊獻珍、田漢和夏衍的名字，所以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相煎何急
報紙上批判「舞臺姐妹」時，用大量篇幅刊登了許多越劇演員聲討這部影片的文字。這部電影是說一個越劇演員「認認真真唱戲、清清白白做人」的故事，不料這兩句話成了電影的「反動綱領」。一些著名演員說：在萬惡的舊社會，藝人根本不可能「清清白白做人」，所以影片在美化舊社會。其實電影處處在批判舊中國，也表現了女主角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如何進步，等等。這些都沒有用，因為沒有反映武裝鬥爭！我想要是電影改一改：讓女主角不在舊上海演戲了，而是跑到江北參加新四軍文工團，後來嫁給一部隊首長並光榮入黨，也許這部電影能逃過一劫。
當時的批判模式都差不多：一是「左派筆桿子」撰文定下「調子」，二是刊登「人民群眾」來信來文表示「義憤」，三便是組織「圈內人」同行參加批判。例如在批判「女跳水隊員」時，就刊登了體育界多名運動員對這部體育運動題材電影的批判文章，其中就有當時全國女子跳水冠軍王人智。王人智自然寫不出這類上綱上線的討伐檄文，有人操刀，以達到女跳水隊員批判「女跳水隊員」的效果。王人智是我一位學校女同事的妹妹，聽她講過這個冠軍的事。
老高也是我同事，他告訴我這是慣例：運動中誰倒霉，和誰接近的人諸如同事同行同學甚至身邊親人都會被「動員」出來對誰口誅筆伐，「劃清界線」。他在交大讀書時被劃右派，批判火力最猛的便是住同一宿舍的同學，真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老高不算極右，未送去勞動教養，得以完成學業，畢業時「摘帽」分配來了我校）
學校也出現了階級鬥爭的「典型案例」。一位查本清老師在街上多次搭識青年婦女，然後來個「一夜風流」。有一回和人在三輪車上做愛（把車前簾子放下能遮人耳目），大概那天「三輪車伕」正巧氣不順，就把他們送到派出所去了。經過到底如何？眾說紛紜，大家都不清楚，總之這名教師「豁散了」，要倒霉了。一個黨員說他的問題嚴重：一是這些婦女中有的是壞分子家屬——老公在牢裡；二是他拿鈔票給這些「社會渣滓」，類似嫖娼。所以他的問題不是簡單的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這天下午是政治學習時間，學習內容就是批鬥查本清老師。查本清不是我們教研室的教師，是機械教研室的，所以會議由機械教研室黨支部書記老楊主持，他說了一句：請查本清作檢查——下面立即騷動起來，有教師「義正詞嚴」地指出老楊右傾！怎麼能說「請」？弄得老楊頗為尷尬，只得重講一遍，去掉了「請」字。老楊是老山東，15級（正團級）幹部，平時機械教研室的人見了他都是點頭哈腰的，今天居然敢糾正他。可見只要表現得比領導更「左」，領導也只好「吃進」。
查本清是按生活問題這條路子作深刻檢查的，他承認自己資產階級思想嚴重，（那個年頭任何「壞事」總是向資產階級上靠）生活極端腐化，客觀上是夫妻關係不好心情苦悶——他的檢查立即被打斷！有人說他是放屁，有人說他是假檢查真對抗沒有從階級立場上找根源，有人說他自從不如以前受領導器重之後就對黨懷恨在心，有人講了他的歷史：查本清過去在工廠搞了一些技術革新偽裝積極騙取了先進工作者和工程師的稱號實際上是竊取了工人師傅的勞動成果，有人指出他給「社會渣滓」錢是資助她們反對社會主義，更有人敏銳地指出查本清是以「亂搞男女關係的形式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不佩服這些同志的政治嗅覺）
檢查當然通不過，還要開會。
老高是機械教研室的教師，他說會上發言最兇對查本清最咬牙切齒的人全是和查本清同一教研組的，平時關係都挺不錯。
第二次大會上查本清就遵照「群眾」要求從政治上找根源了：他檢查自己家庭出身（似乎父親職業和洋行有關）深受帝國主義剝削階級影響，讀中學喜歡打「包克心」（拳擊）是小辰光看美國電影的結果，解放前夕國民黨高官葉公超來他家（大概和他父親是同學）說過一些批評共產黨的話或多或少會對自己有影響，等等。這一下不得了！立即有人站起來厲聲要查本清徹底交代：葉公超要你潛伏下來派給你的任務是什麼？委任你什麼特務職務？臉色發白的查本清辯白自己當時只是個初一學生，不可能有什麼任務。辯白沒有用。又有人說他至少是三青團（查也說不是）。此時「群情激昂」，有的發言稱要剝奪查本清騙取的先進工作者、工程師稱號，開除出教師隊伍；有的發言要求立即把查開除團籍（查早已因年齡大離團）；更有人希望馬上把查本清送去判刑勞動改造……會後查本清果然不當教師去工廠勞動了，還好沒關進去。
兩次批鬥會都在九江路41號開的，就在外灘。散會後我到黃浦江邊走走散散心，黃昏下的江水又灰又暗，身後的建築也是又灰又暗，整個外灘沒有一點綠，除了蜷縮在角落邊的外灘公園。
「右派」的故事
我和老高的結識頗有點戲劇性。剛到楊浦分校上課不久，同是物理教師的老沙說有個教機械的教師長得挺像我，不過他上課的日子和我不同，又不在同一個教研室，因此無法當面比較。老沙比我早來3年，又一直在楊浦上課，認識的人多。過了一陣子老沙笑著告訴我：那位機械教師在他沒有課的日子特地跑來在我上課的教室門外打量我，以驗證眾人說我們相像是否正確，打量了一會就走了。沙老師說：「這個人蠻有趣的！」
兩個長得相像的人終於見了面，發現我們並不像：老高比我高，嘴老是抿著顯得緊張，背略有點佝僂但下巴永遠高高揚起，年齡也比我大。老高說話很坦率，一點沒有如他們經歷過風雨那輩人的世故，他提到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正巧這是我很熟悉的一部書，就這樣，羅曼·羅蘭這位法國作家讓我們成了朋友。
老高住在麥豐裡，離我家很近，這也是我們交往甚多的原因。我常常坐在他家朝南陽臺窗下，沐浴著冬日的陽光，聽他講他的「右派」經歷。
大概在1955、1956年吧，中央要把交通大學從上海遷到西安，只留一個造船系在滬併成立造船學院（西安在內陸沒法造海船總算領導還明白）。號令一齣，全校一片譁然，一所在上海幾十年的名牌大學和平時期要西遷實在沒有道理。然而領導解釋正是為了安全需要，這也說明中央對交大的重視。給人印象似乎美帝國主義一旦進攻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炸平交大。經過校黨委說服壓服，交大陸續搬入了在西安的新造教學樓區，並打算兩三年內全部搬遷完畢。不料1957年搞鳴放整風，廣大師生又貼大字報又開座談會反對交大西遷，理由是上海作為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理應有綜合性工科大學，而交大在上海幾十年和上海各工廠企業有深厚的魚水之情，交大學生在上海實習或工作是很受歡迎的，交大各個專業完全是和上海工業配套的等等，而贊成西遷的人只是幹部積極分子極少數（哪怕搬到西藏他們也贊成——只要是上級決定）。這樣一來，學校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大辯論，並驚動了國務院。最終中央決定：交大一分為二，搬過去的不動了，就是現在的西安交大；沒搬過去的停止西遷，就是現在的上海交大，爭論結束。
然而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反對交大西遷就變成了反黨，反黨就是右派。在交大抓右派實在太容易了：百分之九十的師生都是反對西遷的，隨便挑挑便行了。那年老高流年不利，他在大學一年級糊里糊塗站到了反對西遷的人流中，剛升入大學二年級不久就被劃為右派受到批判，而批判他的人不少當時也是反對西遷的。所以老高認為那年他肯定走背運，不然為什麼偏偏挑他呢？不過後來他領悟到是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總之當年才19歲的老高糊里糊塗當了右派，現在摘了帽子稱摘帽右派。
類似老高的摘帽右派我們學校還真不少，他們有個共同特點：課上得好，很受學生歡迎。
有一回4樓大廳五六個青年教師在排練詩朗誦，據說準備在全校慶祝什麼節日會上演出，領頭並擔任「導演」的是一個長得濃眉大眼的「帥哥」，他的朗誦字正腔圓鏗鏘有力，而且在排練時說話挺幽默，逗得圍觀者直髮笑，此人給我的印象很深。奇怪的是在全校大會的正式演出中，帥哥不見了，在詩朗誦一班人中只少了他一個。我把疑問對老高說了，老高笑著回答：
「你說的是老蔣啊，他怎麼能上臺？他是摘帽右派。」
老高告訴我：老蔣是復旦大學的右派學生，讀的是無線電電子學專業，當過復旦學生話劇團團長，大概在高中畢業時差一點被電影廠招去當見習演員（他放棄，仍選擇了考大學），所以被稱為復旦的「電影皇帝」。
戀愛和階級鬥爭
戀愛和階級鬥爭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範疇，然而在那個年代，青年人的戀愛也會陷入階級鬥爭的怪圈。
老蔣所在的電機電器教研室有不少青年女教師，應該講風流瀟灑的老蔣對她們是有吸引力的。據說老蔣在備課活動中對身旁一個姑娘開玩笑：「我突然對你產生了一種邪念！」弄得姑娘滿臉通紅，其他人都會心地微笑（「文革」中這個玩笑上了大字報，成為老蔣無數罪狀中的一條）。但沒有一個人敢和老蔣戀愛！在高唱階級鬥爭的年代，「摘帽右派」隨時會變為鬥爭物件，何必自討苦吃。
有句古話真有道理：「天涯何處無芳草。」老蔣上課的班級裡喜歡上他的女學生遠不止一個。老蔣教的課程是「電工基礎」，他把這門看起來枯燥無味的課上得異常活潑生動：有時即興編一段有關教材的順口溜；有時跳到講臺上坐著講課；有時乾脆在黑板上寫一首「滿江紅」，再抑揚頓挫地朗誦一遍——總之是怪招迭出，一點也不循規蹈矩。據說老蔣在課間休息時常常叫學生出去替他買包煙，往往是女生飛快地跑出去。
我們這所學校是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學校，學生都是來自上海各工廠企業的黨團骨幹，都是企業的重點培養物件。喜歡老蔣的幾個女生當然也是企業的紅人，當知道了蔣老師的政治身份或在「組織」的提醒下，一個個知難而退了，只有一位女生鐵了心要和老蔣好。這個女生是一家大廠的團幹部（好像是新提拔的團委副書記），馬上就要入黨了！按某些人的說法她被老蔣「迷昏了頭」！對「組織」的規勸無動於衷。為了割斷她和老蔣的聯絡，工廠不讓她繼續上學，回車間幹活，一切措施都沒有用：團委副書記丟了、黨票飛了，這位青年女工仍然不顧一切嫁給了老蔣，成了今天的蔣太太。在資產階級（老蔣）和無產階級（工廠和學校黨組織）爭奪青年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暫時佔了上風。按某些人的說法，這件事說明我校階級鬥爭的形勢是嚴重的。
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說過：上帝賜給人美貌的代價是荒淫。這點既適用於女人，也適用於男人。儘管老蔣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他婚後風流豔事仍然不斷。「文革」中他和情人會面對口徑以防被「革命群眾」揪出「生活問題」——蔣太太在門口望風；直到1980年代，由於兩個女孩為老蔣爭風吃醋導致他又一次「曝光」——那兩個女孩也是我校學生。後果是老蔣受到處分，調離了工大。蔣太太一如既往地原諒了丈夫，她對老蔣真是愛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1990年代我和初人兄、阿鮑在靜安寺一家飯店小聚，阿鮑說老蔣目前的家就在附近的膠州路，3人一時興起飯後就由阿鮑引路去了老蔣家，不料家裡只有蔣太太在——老蔣去臺灣探親了。
蔣太太此時已經紅顏老去、風韻不再。對我們幾個老蔣的舊同事很熱情，說起老蔣近況來滔滔不絕，充滿了關愛和自豪，從她的眼神和語氣中我們明白，她對老蔣一如既往地死心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