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還是拉回到1960年代。
餘維和原本是數學教師，還是數學組的政治學習組長、團員，大概也屬入黨培養物件。突然調到物理組來當物理教師了，政治學習組長的頭銜自然去掉了。我們當時只是略感奇怪，並未多想。之後才聽到一些風聲：這個變動和他的戀愛有關。
維和兄愛上的漂亮小姑娘是他的芳鄰，自幼把維和當大哥哥看待。大哥哥畢業於復旦數學系時，小姑娘還是高中生呢。兩人除了見面之外還有書信來往——麻煩由此而生。小姑娘是回族，她的父親還是一個十分傳統的回族老漢。他堅決反對女兒和漢族人好，（毫無「56個民族是一家」的概念）在反對無效後，他在從小姑娘那裡查抄的餘維和「情書」中發現了問題。原來維和兄在給小姑娘的信裡發表了對當時報上批判「早春二月」等電影的不滿：認為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猜小姑娘愛看電影，否則維和兄腦子進水了？講報紙做甚？）小姑娘父親竟然想到了用階級鬥爭這把刀殺人。他找到學校把餘維和的「反動信件」交給了黨委，檢舉揭發餘維和這個「騷擾他女兒的反革命兩面派」。這一招無疑是釜底抽薪，十分厲害。
學校黨組織比較「右傾」溫和，沒有把餘維和怎麼樣，只是免了他的政治學習組長，但多半也不會把他作為入黨培養物件了。
老漢的心願終於落了空，她的女兒後來還是和維和兄結了婚，婚後多年依舊不吃豬肉。
「四清」、學「毛選」和準備打仗
從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學校抽調了一些剛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和青年教師、黨員幹部下鄉搞「四清」。「四清」清什麼？我至今莫名其妙，只知道它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據下鄉有時休假回來的人說：農村「敵情」嚴重，不搞「四清」不得了。也聽說過有關「四清」的檔案：什麼「前十條」、「後十條」，後來出來一個「二十三條」，我們沒有下鄉的人也在會上聽過「二十三條」。我敏銳地注意到檔案中的一句話：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心中暗喜：和我們普通百姓沒啥關係。
在城市的企業也搞「四清」了。我教課的班上有一個很能幹的班長，他在廠裡是車間主任，四清工作隊要他作檢查，一次又一次地「下樓」總「下」不來。他告訴我「日腳邪氣難過」，最後終於「下樓」了，但講起被整的這段日子他直搖頭。副班長和班長都是黨員，也都是廠裡管生產的基層幹部。但副班長的心情和班長完全不同，他介紹他所在的滬東造船廠通過「四清」揪出一個企圖「叛國通敵」的反革命集團。是幾個青年大學畢業生，企圖偷一條船從黃浦江開出去到公海投敵。副班長說這證明「四清運動」是很有必要的！當時聽了我就有些困惑：偷船那麼容易嗎？即使船能開出去恐怕沒開到吳淞口就被截住了吧。不過副班長說他們是「企圖」，並未「實行」。（若「實行」肯定槍斃！）然而這件事說明「四清」和以前的政治運動一樣：不會放過老百姓。
此時政治學習內容已經變為學習毛主席著作。每個人配備1套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其實毛選中許多文章大家在中學大學讀書時早已耳熟能詳：中學的語文課、大學中學的政治課，不但讀過背過也考過。沒用，必須重新來學，而且要聯絡工作實際來講體會講學習心得。上海市委樹立了幾個先進標兵：蔡祖泉、楊富珍、楊懷遠、彭加木（除彭加木是科研人員外其餘3人都是工人），還有一個「南京路上好八連」。他們的先進事蹟有共同之處：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結果。報刊上廣播裡除了介紹學習毛主席著作之後，精神如何轉化為物質之外，就是各種文藝形式的毛主席詩詞；還有「爹親孃親不如毛主席親」之類的「紅歌」（那時叫革命歌曲）。
學校曾經組織大家去看電影「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我的感覺是：中國革命成功、新中國成立全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沒其他人什麼事。因為影片自始至終只歌頌了毛澤東一個人。比如提八一南昌起義只是一句畫外音——打響了第一槍，馬上就是歌頌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的歌舞畫面了。
在日復一日的「教育」下，我們這一代人被深深地打上了毛澤東時代的烙印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的思維是「毛式思維」，我們的語言也是「毛式語言」：開口閉口「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理性認識依於感性認識」或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等等；在黑板報上登點有點文學性的文章，必定用上毛主席詩詞：「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或者「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諸如此類（報紙亦如此）；甚至有誰病了，大家慰問他的話也是毛澤東給病人的：「既來之、則安之」……
1965年我們的「同志加兄弟」越南同美國打了起來，宣傳媒體天天發表支援越南人民在南方的鬥爭新聞，給人的印象似乎中國也要和美國開仗了。因為在前不久陳毅副總理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陳老總曾激動地說：等著他們打進來，越早越好，我等得頭髮都白了。所以人們都說形勢很緊張：可能要打仗。沿海一些工廠開始內遷，建設「大三線」。我一個初中同學天津大學畢業好不容易分配到上海高橋化工廠，此時卻被工廠調往西北「三線」。他來和我告別，鬱悶得話也講不出。
為了備戰，學校破天荒成立了民兵組織，人人都是民兵，並從中挑了一部分人算基幹民兵，凡基幹民兵必須在不長的暑假裡住校集中進行軍事訓練。基幹民兵的名單中居然有我！我可不願意一個暑假就此泡湯，於是我找黨支部書記說我暑假有事不能參加軍訓，他回答不行，基幹民兵必須參加。我說我退出基幹民兵好了，書記很吃驚地看著我，（後來有人告訴：名單上有你代表組織對你信任，有人還為了名單上沒有他而去找組織談呢——你真是頭腦不清楚！）書記最後說：好吧，你不想當基幹民兵就算了。
從此我在領導的眼中成了一個另類。
幹革命就得去新疆
陸健去新疆了。
我是在安徽大學認識陸健的，他和我同班。其實1958年他已經考入過安大，來學校沒待上幾天便回上海了，不知為什麼1959年他又來了安大。這次待的時間長一些——半年。1960年初他退學回了上海，臨走時問了我家的地址。之後我假期回家，他會來看我，每年一次。本來在學校我和陸健交情很普通，同學而已，也無共同愛好。他這個人有點怪，到我家坐一會，話講不上幾句便沉默不語，然後告辭，每次來都如此。他從不邀請我回訪，也不告訴我他家地址，只知道他來我家要乘兩輛公交車。
我畢業回上海之後，陸健到我家的週期仍是每年一次，仍然話不多，坐一會就走。儘管話少，我還是知道他這幾年的一些狀況：他當過臨時工、做過代課教師，甚至被動員去過崇明農場——老規矩，他去了半個月就逃回家了。他永遠不會把戶口遷出上海的，以前去安大他就不遷戶口，更不用說崇明瞭。陸健出生在上海，他鐵了心要與大上海共存亡。
1965年秋天陸健來我家時我有點奇怪，因為年初他已經來過——每年一次的規律被打亂了。他告訴我他要去新疆「鬧革命」了，這回街道里弄來「動員」他這個「老社會青年」的勢頭很大，似乎他再留在上海就會變反革命，而要幹革命就得去新疆。街道大概是把他當作了「釘子戶」（賴在上海的社會青年）的典型，所以一趟又一趟地來「做思想工作」。而且明確地告訴他：「今後啥個臨時工代課事體，想也不要想！」因此陸健吃勿消，只好同意去新疆「革命」了。而且這回去新疆戶口必須跟過去，把陸健的「老根」也拔了！
我破例把陸健送到電車站。望著這位比我大好幾歲的學長，心裡有點慘然。陸健同學雖說有點特別，但絕對是一位與世無爭與人無害的好人，他們何必非得把他趕到新疆去。
印象之中1965年到1966年初是上海動員青年去新疆的高潮。偶爾開啟收音機，會聽到「我們新疆好地方啊」之類的歌。我的同事老高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就在那時去的新疆；汪初人的弟弟也是那時去的；我的鄰居6號國松的弟弟祿安、11號的小戴子都是那一年當上了新疆軍墾戰士；現在的博友4d、阿欒、天邊雲、阿德勒，也都是那個年代去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了「戰天鬥地」的「戰友」。
有資料統計：「文革」前這兩年，有10萬左右的上海青年去了新疆。大多數是失學、失業的「社會青年」，也有在校生。據說把那麼多人弄到新疆去是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和農墾部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王震共同拍板的。對於上海市委而言，是扔掉了「社會青年」的包袱、大大減輕了就業、升學的壓力；對於新疆農墾戰線而言，則得到了勞動力。此乃一舉兩得的「好事」，只是苦了這10萬上海青年。
1970年代末大批「文革」中上山下鄉「知青」回城，中央有一系列落實知青政策檔案出臺，然而卻不適用於這批「文革」前進疆的上海青年，據稱他們不算知青。
老高說他到火車站為弟妹送行時，月臺上鑼鼓喧天、紅旗招展，「光榮進疆」的青年們都穿上了軍裝，胸前還戴上大紅花，一副喜慶節日光景！只是有一點，讓送行的街道幹部感到煞風景——火車開動之時，車上的人哭了，車下的親人們也哭了。
沒有娛樂的年代
「文革」前兩三年，「娛樂」這個詞彙已經在中國大地上消失。
看電影看戲聽書聽廣播（聽收音機）等文娛活動統統是「受教育」，而且是受「革命」教育。「革命」教育即「階級鬥爭」教育，參觀「階級鬥爭」展覽會啦、「憶苦思甜」啦、政治學習啦……都是受教育。有一回我和同事去香菸廠勞動，同一生產線上有一位老工人，據說是本廠童工出身，有幾十年工齡，是「貨真價實」的產業工人。同事靈機一動請她講講在「舊社會」如何受老闆殘酷剝削的故事（今後可作為政治學習發言的「受教育」素材），想不到老工人言道：「老早老闆待我伲勿錯咯……」她還舉了一些例子：年底有得加鈔票（分紅），天熱嘛有得冰凍綠豆湯吃……我們聽了有點「響勿落」。同事的打算落了空，而且回到單位去還不能提一個字。在當時，凡提到1949年之前必定用「在萬惡的舊社會」開頭。
既然沒有了任何娛樂，朋友在一起聊天、上餐館吃頓飯弄點「小老酒咪咪」便成了唯一的開心日子。大致上月初發工資上一兩次飯店，月底過窮日子坐在朋友家裡「清談」：佐談者、清茶一杯也。我和初人、阿鮑、孟德等幾個大學同學都在業餘工大任教，彼此在安大同學期間就很熟，現在成了同事（同在物理教研組），自然往來較多。我和初人、孟德一道去拜訪豐子愷先生（實際上是打擾），應該也屬打發日子的娛樂活動。
和阿鮑、孟德他們聊天是聊不深的——他們不讀專業之外的書。我和初人、老高更談得來，老高通過我和初人兄也成了朋友。有時田振義從安徽回來，我們會在一起聊聊哲學之類。在畢業前一年我們幾個人：王朝誠、汪初人和我是以老田為中心形成一個愛好自然辯證法圈子，所以和老田聊天便有點形而上的味道。我多次對朋友講：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現在是被顛倒了，現在是過分強調了精神的反作用。這個觀點朋友都很贊同。不料老田聽了卻認為我的話還是跳不出物質精神此類「矛盾論」定下的框架，應該跳出去。振義兄早已讀過維特根斯坦等近代現代哲學家的著作，眼界當然寬多了。
大家很懷念1962年。雖然還在安徽，生活艱苦，但文化生活豐富：能看到許多外國電影、能聽輕音樂、能觀賞老京劇——我在上海看過童祥苓演的「烏盆計」（這可是1950年代就被禁演的鬼戲）。而現在報刊上在大肆批判1962年「出籠」的一切：戲劇、電影、音樂、文學作品——包括巴金和豐子愷在文代會上的發言。不光是1962年，甚至1964年宣傳黨的階級鬥爭理念的一部電影、長影拍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也受到批判。因為這部電影裡有一個青年婦女（秦怡的妹妹秦文演的）傳授一個姑娘「戀愛經」，這是犯忌的。從此革命電影中不許有戀愛出現，只能出現階級敵人。印象裡在批判電影「不夜城」的眾多聲音中，有一篇奇文特地指出：電影裡有一個女兒坐在父親腿上的鏡頭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令人作嘔。我想這位作者大概認為無產階級的父親永遠不抱自己的孩子。
只有孩子還有娛樂：打彈子、「造房子」、跳橡皮筋。但有人在報刊上講：無產階級要佔領兒歌領域（否則會被資產階級佔領），所以「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之類的革命童謠放到小學低年級課本里，而在中小學教育中則天天教導學生「階級鬥爭」，要學生仇恨美帝蘇修、仇恨階級敵人；學習被階級敵人害死的劉文學，學習雷鋒對敵人「像冬天一樣冷酷無情」。這類「仇恨教育」的結果就是不久之後出現的紅衛兵。
沒有娛樂的日子異常沉悶。我們這些學過哲學的物理專業畢業生深信「物極必反」的道理，忘了我們中誰先講的：「弦繃得太緊，總有一天要斷掉！」總之大家都贊成。
魯莽的拜訪見豐子愷先生
1966年初春的一個下午，我去住在長樂村的初人兄家聊天，正巧孟德也在他家。我們3人既是安大的老同學又是業餘工大的同事，所以說話毫不拘束，十分熱絡。不知怎麼初人又提到他這條弄堂裡住著一位名人豐子愷，孟德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建議我們去拜訪豐子愷先生。
其實我早就聽初人兄多次講過豐子愷住在長樂村，但我們從未有過去看他的念頭——他又不認得阿拉「迪牌小八拉子」。然而孟德兄從來不是一個妄自菲薄的人（當年讀大學時曾有中文系女生主動寫信給他），他認為我們去看看豐先生沒啥關係，絕不會吃閉門羹，一些名演員對崇拜他的觀眾不是也很歡迎嗎？
於是初人帶路，我們來到了豐先生的家門口。這天下午真是風和日麗，和長樂村其他房屋一樣：豐先生雅緻的小樓門前有一個小小的庭園；小樓是米黃色的、頂著紅瓦，也弄不清這是西班牙式建築還是法國風格的房子（過去長樂村叫凡爾賽花園），周圍很安靜，從緊閉的門裡傳出動聽的鋼琴聲音，初人說這大概是豐子愷的女兒在彈琴。
我們按了門鈴，一位風姿綽約的少婦給我們開了門。初人沒等她開口就自我介紹：我們是住在39弄的（陝西南路39弄即長樂村），是你們的鄰居，特地來看豐子愷先生。少婦很客氣地讓我們進去，我們站在客廳裡等候她上樓去通報，少婦上去後初人告訴我們她是豐子愷的女兒。
不一會豐子愷先生下樓來了，鶴髮童顏、五綹長髯的老先生略帶一絲緊張地向我們這3個不速之客發問：「你們、你們有什麼事嗎？」講的是嘉興一帶的浙江官話。
我們七嘴八舌地告訴他：我們是他的讀者，來這裡只是想看看豐先生（孟德還誤講了我們是您的觀眾——真把豐先生當作電影明星了）。豐先生看來安心不少，他一面請我們坐，一面踱到一個茶几那邊找出一張紙一支筆，要我們寫下名字和工作（學習）單位，我們遵囑寫下了姓名、職務和任教的學校。豐先生仔細地看了片刻，終於徹底安心了，知道我們是教師而不是那種愣頭青大學生。
他微笑著坐下，還恭維我們了一句：
「這樣說，你們都是教育家了！」
話匣子就這樣開啟了。大家都看過豐先生的畫，於是先聊畫：我們都講小辰光看豐先生的畫，特別喜歡。孟德還知道豐先生是上海畫院院長，於是提到自己去看過畫院的畫展。（已經是去年的老皇曆了——是畫院辦的歌頌毛澤東思想的國畫展）豐先生淡淡地回答：開幕時他們叫我去我沒有去，我好長時間不去畫院了，年紀老了。
豐先生問我們是教什麼的？我們告訴他我們是教物理的。他平和的臉上露出笑容，連連說：教物理好！教物理好！學科學的人喜歡畫喜歡美術——不錯的！不錯的！
春天的陽光射入了這間絲毫不沾富貴氣的小客廳，照在了老先生側面的牆上。豐先生慈祥平和的笑容，讓客廳裡更加春意盎然。
孟德大概是為了顯示自己和美術界有緣，就說這幾天早晨在復興公園一直見到張樂平先生。豐先生也是淡淡地講了一句：哦，張樂平，他年紀還青。
忽然豐先生說了一句讓我至今都不太明白的話：
「我其實不是畫畫的，我是寫文章的。」
豐先生當年是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主席、上海畫院院長，他為什麼說自己「不是畫畫的」，是「寫文章的」？
我絞盡腦汁回憶豐先生的文章，但文章題目全想不起來，只有一些支離破碎的文句（而且也拿不準是否對）——靈光乍現：我想到了豐先生翻譯的格林童話。於是我講了小時候讀格林童話的感受：很喜歡甚至感動；也喜愛豐先生的插圖，我還把格林童話的許多故事講給小夥伴聽。
豐先生顯得很高興，但他什麼也不說，只是聽我講，注視我的眼光中含著笑意。
誰也沒想到，沉默不語的初人突然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
「馬克思說格林童話是反動的！」
客廳裡的空氣一下子凝固了！春天彷彿立刻溜走了！現在是什麼氣候？是1966年初春，姚文元早已對「海瑞罷官」發難；全國早已對夏衍、田漢、楊獻珍、周穀城許多黨內黨外的大人物開展了大批判，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候——初人會得「神經搭錯」迸出這樣一句話。
其實初人兄非黨非團，從學校到工作單位一直屬於出身資產階級的「落後分子」、屬於被人整的物件。不過他喜愛哲學，自然也讀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常常在眾多人的場合獨自沉思，以至於會莫名其妙冒出一句不合時宜的話來。現在初人冒出這句話，後果十分嚴重：豐先生沉默不語了、眼裡的笑意消失了。
為了打破僵局，我聲色俱厲地反駁初人：「馬克思的話又不是句句是真理！馬克思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這就是不對的。列寧的十月革命成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有了列寧主義！」我的臉轉向豐先生：「馬克思的話並不是全部對的。」
初人曉得自己亂說話闖了禍，連忙點頭表示同意，氣氛有所緩和，豐先生的目光中又有了笑意。但是剛才那種溫暖融洽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豐先生再也不多說什麼。我們只得立起身來告辭，豐先生與我們一一握手，還送到了門口。
一離開豐子愷家，孟德熬不牢了，把初人罵了一通：赤佬儂哪能亂講八講。老頭子為求太平上班也不去上，儂聽伊講伐？交關辰光弗去畫院了。儂倒好，跑到伊屋裡廂講伊格末事反動。伊勿要嚇煞啊——登勒屋裡也不太平！
我也責怪初人亂講話，他垂頭喪氣地聽我們數落，彷彿傾盆大雨下的落湯雞。
大家沮喪地分手了。不過我在沮喪之餘有點沾沾自喜：告別時豐先生和大家握手時似乎和我握手的時間稍長一些，還向我微微一笑——不知道我是否神經過敏。
40多年過去了，豐子愷先生早已仙去，孟德也已不在人世，然而那次對豐先生的拜訪我永遠難忘！相信初人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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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老：柯慶施，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哪裡答額：滬語，哪裡的。
小辰光：滬語，小時候。
日腳邪氣難過：滬語，日子非常難過。
響勿落：滬語，無話可說。
此段滬語大意：你這個鬼東西怎麼可以亂講話。老先生為求太平連班也不上了，你聽他講了嗎？很長時間不去畫院了。你倒好，跑到人家家裡講人家的東西反動。他不要被嚇死呀——待在家裡也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