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罷官」挨批
當《文匯報》登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長文時，沒人當作一回事，單位每週兩次政治學習也未把這篇文章作為學習內容。因為這幾年報上隔三差五總是有批判文章，不是批某部電影某出戲，便是批某位名人，大家早已麻木。反正批來批去都是「上面」的事，與我等草民無關。
事態的發展比我預想的長。以往報上熱鬧一陣子，當事人寫個檢查痛罵自己一通，然後降職罷官，事情就告一段落。而這回拖得很久，對吳晗始終拖住不放，似乎吳晗發表了自我批評文章亦不管用。期間還登過幾篇為吳晗辯護的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有「引蛇出洞」之嫌，這幾位和姚文元唱反調的人恐怕要倒霉。有一次在科學會堂聽形勢報告，休息期間有個黨員同事突然和我聊起了「海瑞罷官」，我出自本能的警覺講了幾句「海瑞罷官」反動透頂、姚文元批判的還太客氣之類的「極左」言論，弄得這位同事大為掃興。想來「釣」我這條魚嗎？做夢！我自知自從「退出」基幹民兵之後在領導眼裡已成另類，所以在政治學習及其他公共場合要麼不開口，開口必定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當時我們的政治學習組長葉慶，發言「左」得一塌糊塗，不料我發言比他還「左」。（唱高調又不難）所以黨團積極分子對我很無奈，聽說他們背後議論我乃一典型的「口頭革命派」。只有在汪初人、老高或者屠利水、田振義這些朋友跟前我才會講真心話。我說吳晗自己講寫劇本是「破門而出」（跨行越界的意思，他不是劇作家），沒想到一齣門就捱了一棍子。朋友們都認為姚文元是個專門打棍子的「壞料」。
《人民日報》刊登了郭沫若在某次會上的發言。郭老說對當前的「文化革命」自己並非隔岸觀火，又說要放一把火把過去寫的東西統統燒掉，還說他要到越南前線去扔幾個手榴彈、消滅幾個美國鬼子——時間大約1966年初。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化革命」這句話，對「隔岸觀火」也有深切的感受。郭老身在高層，當然無法隔岸觀火；而對於吾輩小民，樂得隔岸觀火！（當時誰也沒想到火越燒越大，最後燒到廣大百姓身上）而且這篇講話使我對郭老此人感到既可悲又可鄙。
忽然各報都加大了火力，批判起「三家村」來了。開門見山就點了鄧拓、廖沫沙的名包括早已見報的吳晗，有的文章還含沙射影地指出「三家村」還有更高的後臺。大概上面有佈置，政治學習增加了批判「三家村」的內容，無非讀讀報罵罵鄧拓而已，學校並未停課所以我們照常教書上課。順便說一下：我班上的工人學員，雖說在企業都屬黨團骨幹，然而他們對報刊上批吳晗批「三家村」此類「大事」卻漠不關心。倒是我們這些同事會議論幾句，有訊息靈通人士說大概北京市委「出事體了」，記得有個北大物理系畢業的同事聲稱他相信彭真「不會出事體的」，因為彭真「反修」很堅決。這些議論領導肯定有所風聞，但他們不制止也不說明。只是通知要開一次批判聲討「三家村」的全校大會，有人（黨員教師）要準備發言。
彭真會出事？我印象之中彭真是很「左」的。以前傳達過彭真在1964年北京高校畢業生會議上的講話，他說現在的大學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等到大學畢業連我們這些人也不放在眼裡了」；還指示從現在開始分配到各單位的大學畢業生第一年統統下去勞動，不許坐辦公室。這位彭真同志跟毛澤東不是跟得很緊的嗎？他會倒霉？
暴風雨終於來了
暴風雨來臨之前天氣往往異常沉悶，空氣彷彿凝固了，令人窒息——那些日子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的。
也有開心事，我的高中老同學英彪結婚了。他是我朋友圈子中第一個結婚的，婚房是在虯江路一間租來的私房（單位沒有分配房子給他）。那天，我、妙濤和重慶探親回滬的若炎一道去英彪新居祝賀。新娘子上班不在家，新郎親手炒菜做飯給我們吃，手藝真不錯，尤其是清炒鱔絲堪比飯店水平。我們從上午吃到下午（當然喝了點酒），感慨命運真奇怪：我們4個老同學當年3個在外地讀大學——妙濤在西安交大、英彪在杭州浙大、我在合肥安大，只有若炎在上海交大，而到了畢業分配工作，我們3人都從外地回到了上海，原本在上海的若炎倒去了重慶。在聊到當前的政治氣候時，英彪兄提醒大家：在單位裡講話要當心點。
全校教工大會是在晚上6點開始的（事前通知不得請假）。發言者一個個慷慨激昂，有些出身好的人大講自己或家人如何在舊社會受苦受難，接著話鋒一轉聲稱「三家村」及其黑後臺的罪惡用心就是企圖使中國回到「萬惡的舊社會」，重新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讓他及他的家人「重吃二遍苦」。幾乎每個發言者都這麼說。
我沒看過《燕山夜話》，但我相信鄧拓、吳晗不可能在報上號召「回到舊社會」，「革命左派」是根據一種莫名其妙的邏輯推斷出來的。在以後的10年裡這種邏輯大行其道，無論批判誰，批到最後必然是「企圖回到舊社會淪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讓勞動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至多再加上一句：「其心何其毒也！」奇怪的是：這種在過去歷次運動中特別是在「文革」中廣為流行的流氓邏輯在今天仍被某些人奉為圭臬，只要你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們就說你是「漢奸」、「賣國賊」，等等。
晚上的聲討大會開到8點鐘，主持大會的領導宣佈會議暫停，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重要新聞。於是喇叭裡傳來了中央批發的北大聶元梓等人的一張大字報內容，還有一則新聞是改組北京市委的中央決定。聽完廣播後會也開不下去了，大會在口號聲中結束。
表面上看起來廣播的重要新聞和上海和我們學校並無多大關係，（倒是《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預示了未來的走向）然而接下來的事實切切實實地表明：暴風雨終於來了！
無中生有的「殺共產黨」
回顧往事，我認為這篇《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起了極壞的影響。社論號召要「橫掃一切」，而且指明存在許多「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這就明白無誤地表明：文化革命不光是揪彭真鄧拓吳晗這些頭面人物，還要抓無數老百姓「陪綁」。社論還第一次提出要「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即「破四舊」，這就為今後摧毀中國一切民族文化傳統的行為開了綠燈。
學校不久就「停課鬧革命」了，學生每週來校兩天讀讀報寫寫大字報，但我們學校學生都是企業職工，許多人對寫教師大字報興趣不大，有的人寧可在廠裡上班不來學校，所以在「文革」初期我們學校和普通學校很不同：他們那裡主要是學生鬥老師，我們這裡是教工之間「窩裡鬥」。
「文革」開始的幾個月，運動完全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進行：上自上海市委，下至教研室黨支部。我所在基礎課教研室位於九江路41號總校，所以我們的「運動場」必須在總校。同在總校一道「革命」的還有學校行政一攤和人數眾多的機械教研室一攤。此時的總校佈滿了吊大字報的鉛絲，鉛絲上牆上全是大字報。大字報的毛筆字有的龍飛鳳舞、有的工整大方、有顏體、有柳體——想不到學校內有這麼多書法行家啊。（後來瞭解，毛筆字好的人專門為別人代書）大字報批判物件幾乎都是有「歷史問題」的教師或職員：或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或是「摘帽右派」，或在過去運動中受過處分。同是物理教師的老袁不以為然地對我說：一看就曉得這是「上頭在拋檔案，存心整這些人」。老袁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從工農速中保送進華東師大物理系的，是個背駝身矮的殘疾人，為人極其剛正不阿（在領導眼裡是桀驁不馴）。後來老袁成了我此生最尊重的好友。
基礎教研室的「鬥爭重點」是一位數學教師徐新。徐新年紀不老，30歲出頭吧，父母都在海外，自己一個人住衡山路一套高階公寓，衣著光鮮，出手闊綽（工資之外每月有外匯進來），常常會請同事吃飯，也喜歡向漂亮女同事獻殷勤，但沒有談婚論嫁的女朋友——因為要出國，打過多次出國申請報告均未批准。徐老師的性格外向，喜歡和同事「瞎吹」。有一回我在楊浦分校辦公室聽到他對同事們吹《基度山恩仇記》，還熱心地把這部小說借給他們。徐新把學校的女同事搞了一份美女排名：第1號美女是王人麗，只排到第6名。美女排名表廣為流傳，我猜基礎教研室女同事肯定對徐老師恨之入骨，因為我們教研室那麼多女數學老師女物理老師女化學老師，竟然沒有一個排入美女6甲。
在教研室「革命群眾」的大字報中，請客吃飯成了「腐蝕拉攏群眾」；瞎吹牛成了「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借書給同事成了「引誘群眾嚮往腐朽沒落的西方世界」；最嚴重是申請出國探親，變成了「企圖叛國投敵」。徐新就這樣變成了教研室第1個「牛鬼蛇神」。
我和初人兄、阿鮑、孟德幾個人既是同事又是安徽大學的老同學，正因為是老同學，平時往來較多，這點實際上是隱患。
孟德突然貼出一張大字報，內容很短，只是寫道，汪初人在安大讀書時曾公開說：「要殺共產黨！」
這張大字報猶如一顆重磅炸彈，引起了巨大沖擊波，大字報鋪天蓋地向汪初人撲過來（不少是其他部門的），許多大字報直呼汪初人是反革命分子，有的大字報宣稱對汪要嚴懲。那時候不成文的規定是不能為自己申辯也不能說明事實的，若聲辯和說明便是對抗群眾運動。
其實稍加分析就明白汪初人不可能公開講這種話，要講了他還能從安徽大學畢業嗎？安徽大學不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大學嗎？
我在物理組的會上說了事實經過（見前文「從同學到朋友4」），但絲毫不起作用，還被認定是「保皇派」企圖包庇汪初人，為此也被貼了大字報。倒霉的初人兄成了教研室第2個「牛鬼蛇神」！
大火燒到了黨內
阿鮑也貼出了大字報，「揭發」了「反革命分子」汪初人一些「資產階級」言行，我頓時怒不可遏。因為阿鮑和孟德不同，不論過去在安大作為同學，還是現在在工大作為同事，我們3人都是很親密的朋友，他的舉動讓我有一種背後被人捅一刀的感覺。於是我立刻寫了一份揭露阿鮑「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大字報，大字報還引來了其他同事對阿鮑的攻擊大字報，阿鮑一下子蔫了。
有次周圍無人，老袁批評我不應該寫反擊阿鮑的大字報：「你們這樣自己咬來咬去，正好上了‘上頭’的當」。此時老袁本人也正被大字報「圍剿」。大字報說他「喜好遊山玩水的‘隱士’背後居心險惡」，又說他「自恃出身好一貫目無黨組織」，等等，大字報全是黨員積極分子寫的，一看就知道是黨支部的授意。老袁每逢暑寒假必定到外地遊山玩水，他還愛好攝影，在那個年頭，幾乎沒人會去旅遊，所以老袁的興趣愛好顯得有點怪；最主要的是老袁對領導一直犟頭倔腦，又愛打抱不平「管閒事」，所以領導想借此「運動」整治一下老袁。不過老袁的反應很讓領導失望：他對這些大字報似乎視而不見，既不辯解也不寫任何大字報，彷彿什麼事沒有。這點讓我很欽佩，所以我對他的批評口服心服。
運動初期的大字報鬥爭會，有的是黨委黨支部組織的，這是主流；也有是群眾之間的「混戰」。例如同住一間集體宿舍的兩個同事，平時有點小疙瘩，此刻就在大字報中「刀光劍影」了。先是老何貼出大字報說老謝不講個人衛生：不理髮不洗澡、襪子不換，換了也不洗，屋裡一股臭襪子味，老何「上線上綱」成老謝有「頹廢沒落的剝削階級世界觀」；於是老謝不顧不得打擊報復的禁令，馬上寫大字報講老何常常勾搭青年女性、居心不良，也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反映」（何謝二人當時均為光棍）。之後這兩位變成「冤家」，互不理睬。
上頭明白，光是批判周穀城、周予同、李平心這些教授學者或者巴金、趙丹那些文藝界名人是不行的——中央不是揪出了彭羅陸楊一大批黨內大佬了嗎。所以此時訊息傳來了：同濟大學的黨委書記王濤落馬了，高教局局長、原復旦大學的第二號人物陳傳綱被揪出來了。總之大火開始燒到了黨內。我們學校當然緊跟市委，黨委也必須丟擲一些黨員幹部。落實到我們基礎教研室，便是教研室主任、黨支部委員黃林。
黃林是1940年代就加入地下黨的老黨員，那時還是聖約翰大學學生。也許是書生氣太足，解放之後黃林官越當越小：1949年當過某區副區長，不久調往楊浦區任區委辦公室主任，後來被派到控江中學當校長，1960年建立業餘工大時來任楊浦區分校負責人，幾年後總算當上了學校教務處副處長，可是沒當多久，就貶到教研室當主任（名義上還是副主任，正主任是一位老教師，黨外人士，實際上不管事）。顯然黃主任屬於那種非主流、吃不開的黨員幹部。
一時之間，針對黃林的大字報蜂擁而至：有的揭發他「一貫右傾」；有的說他熱中於「推廣教學法」、實際上是熱中搞資產階級教育那一套；還有大字報揭露黃林在一次會後發牢騷，說1959年反右傾過後，「黨內還有誰敢講話！」大字報給黃林戴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於是黃林成為教研室第3個牛鬼蛇神！
毛澤東思想是宇宙最高結晶
「文革」十年中，上海「革命群眾」時常在市中心人民廣場集會，會後順便遊行，第一次參加的廣場聚會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