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是京劇院
1970年春天我們被趕到奉賢海邊，過起了「五七幹校」的日子。
其實去幹校之前大家已經在上海近郊虹橋人民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天天忙於種菜送菜。雖說這個公社主要任務是供應市區蔬菜，但也種點油菜水稻麥子，所以農活很多。我們待了半年多，忽然上頭命令所有機關高校科研單位必須去「五七幹校」戰天鬥地幹革命，所以我們學校也被統一安排到奉賢縣星火農場一塊地方，建立了自己的「五七幹校」。
所謂五七幹校也是幹農活，開荒種地，種點稻子、種點自己吃的蔬菜。和在農村不一樣，沒有了農民的指導，海邊的土地又是鹽鹼地，種出來的東西肯定一塌糊塗，好在學校的工宣隊並不在乎，因為知識分子下幹校是為了「改造世界觀」，經常是半天勞動半天學毛選搞運動，總之是革命第一。
緊挨在我們幹校旁是文化系統幹校，以一條小河為界。起初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不久就清楚了：鄰居是上海京劇院「五七幹校」。天天見到的那幫灰頭土臉穿得破破爛爛的男男女女原本都是京劇院藝人，好傢伙，過去可是得花錢買票才見得到的角兒。
聽京劇院的人講，同是京劇院的演職人員，處境「政治待遇」有天壤之別：被首長看中的進「樣板團」，演「樣板戲」，如「智取威虎山」劇組、「海港」劇組；而首長看不中的京劇院多數人統統下幹校，勞動學習「改造世界觀」。首長是誰？大家心知肚明。
見到了童芷苓
我和初人兄被派去養豬，就此和豬打了半年多交道。
豬舍是我們全排「五七戰士」合力打造的，（全校教職員工編成幾個連，連下頭有排、班）地面用上了水泥，有人說豬圈比我們宿舍講究，我們住的大草房是泥地。豬舍建成後，就到供銷社去買小豬，養大後還必須賣給供銷社，不能自己隨便殺了吃，因為豬乃國家統購物資。既然為國家養豬，供銷社就批給我們豬飼料：米糠豆餅甚至偶爾有豆腐渣，不過飼料錢得幹校出。
我們養的豬是白毛洋種豬，據我們請來的技術指導小黎說是「約克夏」品種。小黎是附近農場連隊的飼養員，1966屆初中畢業生，那時星火農場各連隊職工絕大多數是知青。小黎很熱心，後來就成了我們的朋友。
我意外地發現：豬很聰敏，那種「笨豬」的稱號完全是對豬的汙衊。有一回一頭小豬趁我們不備飛快地逃出了豬舍，我們追它追不上。許多人來幫忙抓，它左躲右閃出奇的靈活，最後跳入河中竟然游出很遠，讓大家都傻了眼。費了好一番周折才把跑累了的小豬捉回了豬圈。豬不僅聰敏而且愛乾淨，它們不會在拉屎的角落躺著，一定找個乾淨的地方睡覺。
為了給「約克夏」們改善伙食，我每天挑著兩個鉛桶到食堂收集泔腳，人們倒掉的剩菜魚肉骨頭和廚房的下腳料是豬的美食。不只是我們幹校食堂，京劇院幹校食堂我也每天去（他們不養豬）。有一天黃昏我正在倒京劇院食堂的泔水，忽然聽見一個京味十足的女高音：
「倒這個幹嗎？」
抬頭一看，是個穿著破花布衫的北方大娘——這不是鼎鼎大名的上海京劇院花旦童芷苓嗎！我看過電影「紅樓二尤」和「四進士」，雖然她變得又老又土，還是認得出她：她的眼神依然是如此亮，帶著一絲嫵媚。
我告訴她是給豬吃，童芷苓饒有興味地問我養幾頭豬，我們聊了幾句後她便走開了。
後來知道這時的童芷苓尚未「解放」，仍在「審查」中，所以她不和同行說話。
愛唱戲竟然會判死刑
討論案例也是「學習」的內容之一。此時正是「一打三反」的高峰期，上海公檢法軍管會隔三差五把要判決的案子用檔案的形式發到各單位，單位發動群眾討論，然後把討論結果反饋回軍管會，美其名曰：走群眾路線。案件中「反革命」案件佔大多數，也有刑事案件。實際上檔案中框框已經定下了，有案子結束語是「實屬罪大惡極」的，肯定要槍斃了；還有的乾脆用上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按語，大家討論必定是死刑，只有一些看來不至於殺頭的案例，大家才會有不同結論，有的人說關10年，有的人說關15年。
「一打三反」抓了許多人，都是平民百姓，沒有「走資派」。發下來讓群眾討論的只是案件中的一小部分，屬「典型案例」。討論結果上報不久，判決結果公佈了（貼在幹校的公告欄上），殺的殺、關的關，和群眾討論的結論相差不大。
有一個案件和大家討論的結果大相徑庭，我終生難忘。
當年「小分隊」流行全國，工廠企業公社農場機關學校都有「小分隊」。「小分隊」的全名是「宣傳毛澤東思想文藝小分隊」，顧名思義就是以文藝形式宣傳毛澤東思想，於是一些會唱唱跳跳會樂器的「文藝青年」就彙集到了「小分隊」。「小分隊」的演出節目通常有小合唱、獨唱、朗誦快板「三句半」、「忠字舞」或者「洗衣歌」之類的少數民族舞蹈，內容百分之百是歌頌毛澤東歌頌文化革命的，偶爾也有唱樣板戲的節目，不過並不多，會唱歌的人遠遠多於會唱戲的人。
案件之一是有關「小分隊」的。一個滬劇愛好者（姓名忘了）領導的一個文藝「小分隊」專門演樣板戲，「紅燈記」啦、「沙家浜」啦，這個「小分隊」不知屬於什麼單位，成員（包括樂隊）都是滬劇票友，所以是用滬劇唱樣板戲，看來也蠻受滬上觀眾歡迎（當時叫作矇蔽了部分人），結果是「滬劇小分隊」被解散審查，「小分隊」頭頭被逮捕，作為典型案件讓革命群眾討論。他的罪名是「破壞革命樣板戲！」，通過這個案例的討論大家終於明白兩點：第一，樣板戲必須用京戲唱；第二，樣板戲唱詞一個字也不能改。（倒霉的滬劇愛好者用了滬劇「蘆蕩火種」的唱詞唱腔，沒有用「沙家浜」的！）
因為檔案中沒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字樣，所以大家討論是判10年！連領導案例討論的工宣隊師傅也認為關10年差不多了。
誰也想不到，公佈的判決結果是：這位愛唱滬劇的「小分隊」頭頭被判死刑，而且是立即執行！這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讓大家都驚呆了，也讓工宣隊領導大吃一驚。
以後誰也不敢瞎唱樣板戲了，怕唱不準確，「歪曲」了。
去看「外國鐵梅」
樣板戲不能瞎唱，不能不唱，因為樣板戲是文化革命的成果。
之前幹校「五七戰士」以班為單位搞過樣板戲合唱，我們班指揮是楊琛，他對合唱效果不滿意（像唱歌）。眾目睽睽之下他忽然來問我有何高招（我正巧在旁邊站著）？弄得我好不尷尬，要知道我是沒有唱樣板戲資格的人。不過楊琛知道我懂京劇，他此舉實屬無奈。
幹校領導決定請京劇院來教唱樣板戲，京劇院幹校是我們的近鄰嘛。
在會議室（也是泥地草房）大家見到了第一位來教唱樣板戲的京劇演員，他首先對領導的介紹作了更正：決不能說教唱樣板戲——只有樣板團演樣板戲的同志才能「教唱」樣板戲，比如童祥苓同志才可以說「教唱」楊子榮的唱段、沈金波同志才可以說「教唱」少劍波的唱段，而他呢只是和大家「共同學唱樣板戲」。
一連的李紹宏是京劇戲迷，看過上海京劇院不少戲，他輕聲對我言道：來人是京劇院二路老生演員李剛毅，雖然沒啥名氣，但會的戲很多。
李剛毅請大家上來唱唱：「唱不好沒關係，我也唱不好！」財務科的老戴自告奮勇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李紹宏被一連的人硬推出來也唱了一段「沙家浜」。李剛毅都表揚了一番，並一一點評，邊唱邊解說，儼然是一位稱職的京劇老師。我想起來：該給豬餵食了，我悄悄地離開了。對我而言，豬比樣板戲重要。
後來李剛毅老師來「共同學唱」的幾次我都未去，只知道自從他來我們幹校後，哼樣板戲的人多了。
不久聽說京劇院要幫助我們幹校排「紅燈記」，不是清唱合唱的那種，是要登臺演出的，有伴奏有服裝有表演的正式演出。
一天黃昏，我挑著豬食擔子從小河那邊回來，見到許多人朝幹校食堂湧過去，心裡納悶：晚飯早已用過了，這些人到食堂去做啥？
我們排的女青年小許興沖沖地叫住我：「快點，去看外國鐵梅。」
「啥個‘外國鐵梅’？哪能莊事體？」
小許告許我：幹校要演「紅燈記」中「說家史」一段戲，京劇院派來指導演鐵梅的一個青年演員「漂亮是漂亮得來——嘸沒介漂亮格！眼睛凹下去，皮膚雪白，頭髮有點黃，像外國人！伊拉喊伊‘外國鐵梅’！」
「外國鐵梅」姓孫
演李奶奶的是老丁，她嗓子好又有舞臺經驗，1940年代就是三野文工團歌舞隊員，山東人，平時喜歡哼哼沂蒙山小調什麼的，退伍之後在我們學校當幹部。老丁對軍宣隊領導是一百個看不起。據她講她在部隊時什麼首長沒見過？什麼兵團司令軍長師長都知道她小丁。現在的軍宣隊，哼，是否參加過「解放戰爭」都打問號！但軍宣隊領導對老丁卻很尊重，一定要請老丁「出山」演「紅燈記」，因為這次演出是代表學校到教衛系統去彙報的，意義非同小可，由老丁這樣一位老革命來演李奶奶是最合適不過了。
小蔣演鐵梅。她1965年畢業於同濟，在同濟大學時就享有盛名，是同濟第2號女高音。第1號女高音便是大名鼎鼎的朱逢博，當時在樣板戲「白毛女」芭蕾舞中擔任獨唱。軍宣隊看來經過調查研究，挑選的人十分合適。
問題在於：唱民歌的老丁和唱美聲的小蔣嗓子雖好，都只會唱歌不會唱戲，而唱歌和唱戲是兩碼事。
這就忙壞了來輔導「說家史」的「外國鐵梅」了：她一句一句地教、一個字一個字地糾正、一個身段一個表情地示範，累得滿頭大汗。大家都目不轉睛瞧著美人的示範，有人嘀咕：「外國鐵梅」比樣板戲中的「鐵梅」劉長瑜演得好。（其實是比劉長瑜漂亮）印象之中京劇院還有人來輔導李奶奶的，不過大家都不注意，只專注「外國鐵梅」。
老丁和小蔣在排練中產生了矛盾：老丁畢竟在文工團演過「兄妹開荒」之類的小歌劇，對身段、舞臺站位什麼的一教就會；小蔣只會獨唱領唱，「身上一點沒有」（老丁語）。「外國鐵梅」只得一遍又一遍教，顯得小蔣很笨。小蔣為此當眾哭了，還對陪在旁邊的未婚夫阿寬大發脾氣（阿寬也是同事、數學教師）。此時「外國鐵梅」乖巧地一聲不響，而老丁卻要求「繼續排練」。在上琴師伴唱時，小蔣要琴師拉最高的音調（低了小蔣不習慣），老丁也只得定那麼高。後來老丁訴苦：「她要唱這樣高的音，我老婆子只得拼老命奉陪啊，我這是拼老命呀。」（老丁那時40多歲，已經自認為「老婆子」了）
老丁和小蔣都是自視甚高的人，演出結束後她們非但沒成為朋友，見了面甚至互不理睬。
打那以後，「外國鐵梅」成了一個衡量美女的標準。比如說有人見到誰的女朋友，會形容「差不多有‘外國鐵梅’介漂亮」；也有見到的人會有異議：「好看是蠻好看格，不過嘛，還嘸沒‘外國鐵梅’好看。」多年之後，路上碰到小許，她問我：「人家講儂新結婚的老婆蠻漂亮格，是伐？有得‘外國鐵梅’介漂亮伐？」
誰都不知道「外國鐵梅」叫什麼名字。有回初人兄和我去京劇院幹校辦什麼事，碰到一個魁梧的光頭大漢，我認出他是京劇院著名的花臉演員，我問他：「您是汪志奎吧？」
「喝！好眼力！」他顯得很高興。我說我看過「四進士」他演的顧大人，就在我們聊了幾句之後，初人兄不失時機地向汪志奎打聽：那位來我們幹校指導演鐵梅的青年演員尊姓大名？汪志奎的眼裡掠過一絲笑意，他只回答了一句：「她姓孫。」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外國鐵梅」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她姓孫。
幹校的歲月是灰色的，還帶著苦澀。然而「外國鐵梅」、河面上的月光、路邊草叢裡的野花、風中沙沙作響的防護林樹葉、海灘邊的蘆葦……都是抹之不去和幹校有關的美好記憶，永遠留在心裡。
小毛劍秋的悲劇人生
天天去京劇院幹校收集泔腳的結果是交了兩位朋友：一位是燒開水的老伊，小丑演員；另一位是演武行的，就是一輩子在臺上翻跟斗打出手永遠無名無姓的老武行（如軍士甲番兵乙之類），鑑於他不肯告訴我姓名，年紀又有50開外，我稱他大叔（必須用京白，大叔不講上海話）。大叔在食堂幫廚，總是主動幫我倒泔水。
老伊是京劇院唯一的胖子，他告訴我由於他比別人胖，「文革」開始時有人貼他大字報：「三年困難時期大家艱苦奮鬥都瘦，為什麼唯獨你伊某人胖？」老伊說我胖也成了罪行！類似逗人笑的事老伊講了不少，我很喜歡聽他聊；大叔會講一些京劇院往事包括新民京劇團這些早已消亡的老劇團往事。
大概是國慶節吧，京劇院幹校搞了個樣板戲清唱會演。我們幹校和鄰近農場去了不少人，大家站在會場內看京劇院演出。最後演唱的是久不登臺的小毛劍秋。1950年代我在先施遊樂場看過她的戲，那時的小毛劍秋是顆冉冉上升的新星：年紀十六七歲、嗓子好、扮相俊美，被稱為「色藝雙絕」。從那時到1960年代初，真稱得上是大紅大紫。但從樣板戲時代開始，小毛劍秋就消失了，想不到在幹校的「舞臺」上見到了她。小毛劍秋比我少年時代見到的身影憔悴多了、老多了（已經30歲了吧），但還是很秀氣。
憑良心講，我並不喜歡樣板戲（那年頭只能唱樣板戲），然而小毛劍秋唱的「海港」唱得真好，居然有程派韻味。一曲唱罷，全場掌聲雷動（包括京劇院同行），在全場的熱烈要求下，小毛劍秋又唱了一段「沙家浜」裡的阿慶嫂，又是梅派的風範！儘管依舊有如雷鳴般掌聲，她再也不肯加唱了。
第二天我去京劇院幹校和大叔談到小毛劍秋，他嘆了一口氣，輕聲說小毛劍秋可惜了。原來「江青同志」到上海來搞革命樣板戲時，原本是挺欣賞小毛劍秋的，把她調到「海港」劇組，要讓她演主角。哪知道小毛劍秋「年青不懂事」，一來二去得罪了「江青同志」，就被踢出了劇組。這一下糟了，「文革」剛開始，小毛劍秋被京劇院革命派安上了「反對江青同志」的罪名鬥得死去活來，結果精神失常了，最近精神病才好了些。
多年之後很多「文革」時期遭殃的京劇演員都復出了，小毛劍秋仍然默默無聞，有訊息說她最近病故，也有訊息說她和她丈夫武生演員筱高雪樵晚景並不好。
老伊
老伊對小毛劍秋的遭遇有自己見解：他認為原因是小毛劍秋書讀得太少，「沒上過什麼學校」。
我覺得老伊的理由很奇特，便提出異議。老伊說小毛劍秋自幼跟家裡人學戲、跑碼頭，別人上學時她已經登臺唱戲了，所以她除了演戲什麼也不懂；不像劉長瑜、楊春霞她們是戲校畢業的，戲校有黨團組織有政治課，她們懂政治。戲校出來的人不是黨員就是團員，見到「首長」，個個「笑得像花似的」；小毛劍秋只會唱戲，「她這樣的傻姑娘不倒霉才怪呢」！
老伊個頭不高，胖胖的，長相卻是「豹頭環眼」，大眼睛炯炯有神，年齡也有50多歲了，然而行動十分輕捷。他起初不說自己是丑角演員，只承認「反面人物演得多些」：如現代戲「審椅子」中的地主、戲曲電影「紅樓二尤」裡的薛蟠。還是大叔告訴我老伊叫伊鳴鐸，在京劇院醜行中，排名在艾世菊、劉斌昆、孫正陽後邊，其實他「身上玩意兒好著呢，文丑武丑都行」。
日子處久了，老伊的話就多了，他講了不少京劇院「文革」的事。京劇院運動開始時起來「革命造反」的是哪些人呢？學館（京劇院自辦的京劇學校）的青年學員、一直演配角臺上不開口跑龍套的青年演員、再加上什麼管衣箱道具燒開水的工人，因為他們受「文藝黑線」的「壓制」最厲害，「他們掙的錢少」。
據老伊講並非所有的青年人都是革命派，小毛劍秋也是青年演員，卻「享受」了和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這班老演員一樣的「革命待遇」！（挨鬥剃「陰陽頭」之類）「不聽首長的話」是面上的理由，實質上還是她過去太出名。一樣20來歲的人，「為啥咱們只拿五六十元工資，你小毛劍秋拿一百元出頭，憑什麼！」這才是他們的心裡話，不過大字報不敢寫上去。而大叔他們就不會這麼想，儘管大叔的工資低，也只有五六十元，還是老演員。因為大叔和老伊、李剛毅都是舊戲班出來的，心裡很明白：觀眾掏錢買票來看誰？看的是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看的是小毛劍秋，舊戲班是靠觀眾養活的，他們（指鬥小毛劍秋的那幫人）來演，有誰肯掏錢買票？
說到這裡，老伊大概覺得話有點「豁邊」了，趕緊補充一句：我並不是說批鬥周信芳他們鬥得不對啊，批是應該批的，只是「要文鬥不要武鬥」。
京劇院幹校有一個「五七戰士」很喜歡和我們學校的人套近乎，常常在大田出工時靠過來和我們排的人聊幾句，年紀不老，是個30歲左右的漢子。我們排都知道了他是體育學院畢業的（京劇院裡很少見），居然也是京劇演員。有人問他演過什麼戲時，他突然大光其火，把京劇院上上下下罵了一個遍。意思是他是有文化的人在京劇院受排擠，還是對我們學校一類文化人有好感。
我對老伊提到了這個體育學院到京劇院的人，老伊不屑地答了一句：「哦，那個大學生啊。」
老伊告訴我：「大學生」不知道通過什麼關係進京劇院的，據說也是從小喜歡京劇。領導起初打算培養他讓他演些配角，可他實在不行，就放在一邊了。「文革」開始時，「大學生」第一個起來革命，鬥人鬥得真是兇，還動手打人，也當上了小頭頭。他做夢都想進樣板戲劇組，可惜他再革命再擁護「首長」，「首長」就是看不上他。工宣隊進來後，「大學生」頭頭也當不成了，和大家一道下了幹校。老伊還說：「上頭」搞樣板戲還是要會演戲的人，當然要童芷苓要沈金波要李麗芳要艾世菊，不會要你「大學生」。樣板戲要是都讓「大學生」這樣的「革命派」來演，肯定早就演砸了。
周信芳在「提籃橋」呢！
「五七幹校」一定辦在農村和農場，毛澤東認定幹農活是「改造」的最佳途徑。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幹農活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在高中就下過鄉，大學時期也去過農村，1969年夏天隨學校去奉賢莊行農村參加「三夏」，這一年秋天又到上海縣虹橋公社種了半年蔬菜（據說和「林副主席一號通令」有關，下鄉是為了「準備打仗」），許多同事還下鄉搞過「四清」，所以我們幹校的農作物種得還算馬馬虎虎。
說我們還過得去是相對旁邊的京劇院幹校說的，他們多數人年齡偏大，體力弱，又不會種地，用老伊的話說：都是打小學戲，幹別的都不行。因此我們的稻田和京劇院稻田相鄰，我們的稻田還像稻田，他們的田完全看不出種什麼。話雖如此，如果要靠我們種的糧食養活自己，統統得餓死。這一點我們幹校和京劇院幹校都一樣。
這天我們班到食堂幫廚，食堂弄到了大量的魚，大家忙著刮鱗挖肚腸。來了一個京劇院「五七戰士」，是個白淨的中年男子，他開口要求食堂給他兩三條小魚，是類似貓魚最小的那種，京劇院食堂有野貓，他是可憐那隻貓來討點貓食。食堂負責人說魚是人吃的，拒絕了他的要求。我趕緊向食堂負責人介紹：這個人叫黃正勤，過去是京劇院的頭牌小生，「老有名的」！食堂負責人周玲弟其實是個直爽的熱心人（否則我不會多嘴），她回答：「只要伊開口撥阿拉唱一段，魚就撥伊！」黃正勤聽了很高興，說我的行當現在不興了（樣板戲沒有小生），「這樣吧，我來個跟斗！」說罷便在泥地上翻了一個「空心跟斗」，大家齊聲喝彩。
黃正勤把小魚和魚肚腸放進他帶來的大碗裡，笑著說：「我叫他們都過來表演——有魚。」
最近京劇院活躍起來。每到下午4點，傳來了鑼鼓和琴聲，還有人唱、「吊嗓子」。據老伊透露：「首長」有指示，幹校要安排一個小時「練功」。有的武生演員還要「壓腿」、練練開打。萬一「樣板團」有人生病或者傷了腰什麼的，就能從幹校中抽人上去頂替，老伊估計可能還要排新的樣板戲。事實證明老伊有遠見：1972年推出了新樣板戲「龍江頌」，那是我離開幹校一年後的事了。
每天都聽紀玉良清唱，唱的總是「紅燈記」的那一段。紀玉良是京劇院著名老生演員，有1950年代很紅。可能每天總唱「紅燈記」，他自己也唱厭了。老伊邊聽邊搖頭：「越唱越糟！」是啊，那個年頭，只能唱樣板戲，只能聽樣板戲（電臺天天播），只能看樣板戲（電影），誰不厭煩。
夕陽把西邊的天空染成一片金色，防護林的樹葉呀、河面呀，連老伊的開水房頂上稻草呀……都跳動著金點。老伊今天興致很高，有一個收工的人來打水燙腳，老伊和他開玩笑：「我的開水只能燙豬去毛，不能燙腳丫子。」
見老伊情緒不錯，我問了一個「敏感問題」：「你們的院長周信芳不在幹校吧？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
「他啊，來幹校倒好啦——關在‘提籃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