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比羊聰敏
我們幹校養豬，也養羊。
「羊倌」是姚阿姨，原來是教材科的職員，蘇州人。她每天把幾隻羊放到河邊草坡上讓它們吃草，手裡拿著一根樹枝趕羊。一天我看見姚阿姨用樹枝敲一隻羊的頭，嘴裡還罵：「打煞奈迪只下作坯！打煞奈……」
姚阿姨受過「審查」，當過「牛鬼蛇神」，所以我和她講話比較隨便：「做啥打伊啦？姚阿姨。」
「奈看奈看，迪只公羊老是騎到小雌羊身上廂，小雌羊吃不消格。」
原來姚阿姨在維持羊群的婚姻倫理底線。我差點笑出了聲。
幹校突然決定羊不養了，在河邊大開殺戒，把羊統統宰光。我和初人見到一場「奇景」（我們大概是奉命幫忙的），當一頭羊被牽來挨刀時，其他幾頭羊仍然安詳地嚼草，哪怕被宰的羊發出悲鳴、空氣裡散發出血腥味，它們仍無動於衷、依舊慢條斯理地嚼草，更不會逃。直到一頭一頭地牽過來，全部宰完。
初人兄得出結論：羊是世上最笨的動物。
我們養的豬就完全不同了。那天鄰近農場連隊殺豬（殺豬要請當地專業殺豬人，不是隨便什麼有氣力的人能殺的），傳來了一陣陣豬的慘叫聲，我們豬欄裡幾頭豬變得異常緊張：兩眼通紅、焦躁不安地跑來跑去，還想拱開豬圈門，甚至豬食也不吃了。原來豬有「物傷其類」的情懷，會擔心自己落得個和同類一樣的下場。
豬比羊聰敏多了。
當時我忽發奇想：吾輩國人像豬多一點還是像羊多一點？恐怕像羊多一點！
宰羊後那天晚餐大夥痛快地大嚼紅燒羊肉，唯有姚阿姨不吃。
「瘟豬肉」很香
一頭豬病了。
豬一旦沒了胃口，就是病了。我們千方百計讓這頭豬吃東西：給它單獨「開小灶」，弄來豆腐渣讓它「獨享」，在泔腳裡挑它愛吃的下腳料等等，所有的努力都不奏效，我們只得請鄰近農場連隊的小黎來幫忙。
小黎不是獸醫，是飼養員，只是養豬比我們有經驗。他「出診」的結論是：這頭豬得了豬瘟，必須打針，另外兩頭也要打針「防患於未然」。雖然小黎不過是六六屆初中畢業的知青，在我們眼裡他卻是一位豬的救星，一位養豬權威。
給豬注射的針筒大，針頭也粗得嚇人。小黎要我們打，我們試著給豬打針，卻抖抖索索下不了手，他看不過便奪過去，一下兩下便打完了，還說：「赫啥啦？又不是撥（給）人打針。」
病豬還是不好，小黎也沒有辦法了。他下了結論：是豬瘟，不會好了。
幹校連排領導都來看過，他們決定等瘟豬死了，就地掩埋。小黎聽了很吃驚：「埋死豬！」豬肉是多麼稀罕的美味，他說等我們埋了他們立刻挖出來弄到他們食堂吃掉。我們排長得知小黎的打算後毅然決定：既然農場的知青能吃，我們為啥不能吃。於是他說服幹校領導，推翻了原本科學衛生的決定，把這頭奄奄一息的「瘟豬」宰了，由食堂精心烹燒讓大家分享。
據說宰這頭「瘟豬」十分省力，血也放不大出。我們兩個豬倌不願去看，只是埋頭照料另兩頭豬。
但是「瘟豬」肉我們也吃了，出乎意料的是紅燒豬肉竟然很香很好吃，而且大家吃了後都沒事，沒有任何人食物中毒。
直到最近，初人兄依舊記得多年以前美味的「瘟豬肉」，說現在的豬肉遠不如我們吃過的「瘟豬肉」。
「禍從耳入」——「一打三反」中的清查「偷聽敵臺」
幹校繼續「一打三反」：我們連揪出了一位在1962年大學讀書時散佈過「反動言論」的人，因為是過去的老問題，從輕發落為「嚴重政治錯誤」；老同學阿鮑的一點風流韻事也被批鬥了，儘管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但畢竟屬於「生活問題」，也不了了之。似乎「一打三反」差不多了，可以收兵了。
工宣隊並不打算罷手，在會上宣稱：敵情還很嚴重，有不少人「偷聽敵臺」至今沒有坦白交代。
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1967年學校兩派鬥得昏天黑地之時，許多同事不願捲入革命，而是過上了「逍遙派」生活。有些人為了打發時光迷上了自己動手裝半導體收音機，他們經常跑虯江路五金交電舊貨市場，買來半導體零件，用一把電烙鐵裝了四管、六管甚至八管機，當然有人也裝上了兩波段的，能聽短波。在集體宿舍裡除錯自己安裝的機子，據說很有成就感。
麻煩來了。短波中除了我國對外廣播之外，境外的華語廣播統統是「敵臺」。按工宣隊領導的講法：聽敵臺就是犯罪，必須坦白交代向大家作檢查，如不坦白則要「抗拒從嚴」。
所有自己裝半導體的人都作了交代，有人作了深刻檢查。學校裡愛動手的人真不少，到底是工科大學的教師。
我們排為兩位裝收音機的同事開過幾次批判會。一個是張慶方，原化工教研室分析化學教師，他是個古典音樂愛好者，他裝收音機的目的是為了收聽外國電臺的貝多芬作品，外國電臺說的是英語還是法語他弄不清楚，反正他聽的不是被稱作黃色音樂的外國輕音樂，而是「重音樂」，也就是交響曲，所以決非犯罪，華語廣播他不聽的。工宣隊師傅認為他態度不好：愛好音樂為什麼不聽「東方紅」和「國際歌」呢？張慶方說貝多芬的音樂馬克思和列寧也是肯定的，大家認為他狡辯。工宣隊師傅「語重心長」地說：文化革命已經好幾年了，看來像張慶方這樣的知識分子心裡還是沒有毛主席。經過大家的「幫助」（批判），張慶方終於承認了錯誤，作了檢查，並保證今後永遠不聽外國音樂。
另一位「批判物件」是張伯文，物理教師，和我很熟。伯文是裝收音機高手，不僅自己裝也替別人裝。他住在集體宿舍裡，除錯短波時聲音很響，全宿舍的人都聽見。「清查」開始時，他仗著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以為不會把他怎麼樣。不料工宣隊找他談話了，他起初不承認，後來聽說很多人都證明他聽過「敵臺」，他就說自己「聽白相聽聽」！（上海話聽白相就是聽著玩的意思）
「聽白相」聽出事來了。班裡開會排裡開會批判張伯文的「聽白相」。人們說批張伯文批著批著要忍住笑，問他東他答西，他會自己承認聽過美國之音、蘇修對華廣播和臺灣電臺，又會漏出來：聽過bbc。人們厲聲問他：
「張伯文！你相信這種反動宣傳嗎？」
「相信、相信。」
「什麼！你相信！」
「昏了昏了，我講錯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鬥張伯文鬥了幾次。領導考慮伯文出身好，又無前科，就作為寬大典型讓伯文作了檢查算了。他的檢查也很滑稽：第一句開場白是：同志們！我原形畢露了。
在一次假期回上海的途中，正巧我等車時遇見也在車站等車的張伯文，周圍無熟人。伯文兄嘆了一口氣對我說：你們是「禍從口出」，我呢是「禍從耳入」。
「牛郎織女」何其多
「瘟豬」事件發生後，連排領導可能覺得把養豬大業交給兩個「牛鬼蛇神」太缺乏階級鬥爭觀念，於是派老龔來豬棚擔任負責人。老龔也是教師，在「文革」中沒受過沖擊，屬革命群眾。
老龔走馬上任後第一件事便是在堆放飼料的小間內貼上一張語錄：最高指示——要大養其豬！語錄是老龔自己寫的，字很大，在牆上很醒目；又找來一張破桌兩條長凳，弄得小間像個「辦公室」。老龔向前來「視察」的工宣隊師傅說明搞來桌椅是為了學習，工宣隊師傅對貼養豬語錄很滿意，認為是突出了政治。
老龔的「新政」到此為止，其他一切照舊。我們「學習」還是和班排一道，並未增多，小房間成了休息室，打理完豬圈之後可以坐坐聊天喝水，感覺頗好。老龔對我們挺和善，也和我們一起幹活。自從下鄉來幹校之後，「革命群眾」對我們的態度有了很大變化：過去他們批鬥過我們，平時也劃清界線對我們不加理睬，現在大家都在一道勞動，過幹校生活，我們要改造世界觀他們也要改造世界觀，都是臭知識分子都得接受再教育。即使並非教師而是幹部職工也一樣，同屬修正主義教育陣營中人物，同樣得接受再教育。只有工宣隊是來教育大家的。所以被教育的芸芸眾生關係發生微妙變化，我們這些另類處境有了改善。
在聊天中得知老龔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在青島由外婆照看，老龔的青島妻子卻在長春工作，老龔說他三口之家分佈三地，一年只有一次探親假兩個星期，去探了老婆就見不到女兒，所以十分鬱悶。老龔還告誡我：千萬不要找外地女朋友，將來夫妻分居兩地成「牛郎織女」有得苦。
當時夫妻分居兩地相當普遍，我們學校很多，光在我們基礎教研室就有好些。數學教師老謝，老婆在新疆，有人和他開玩笑：古有孟姜女萬里尋夫，今有謝老師萬里訪妻；外語教師楊明馨，老公在湖北二汽工地；物理教師老樓，妻子在寧波算近了；小胡也是物理教師，老婆在安徽農村老家，小胡說要讓老婆到上海團圓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所以他最後調回了老家安徽一個小縣城。那個年頭調進上海比登天還難。幾個老家在福建的教師「文革」後期為了和老婆團聚都回了福建。還有一位女英語教師程燕，丈夫在北京，正巧她一個在北京工作的北外同學老公在我們學校，於是她們兩人對調，程燕去了北京，北外同學調到了我們學校，由於她們都是學英語的、專業相同，北京上海又都是大城市，對調才得以實現。即便如此也折騰了好幾年才成功。
大官（過去叫高階幹部）決無此類煩惱，他們到哪兒都能帶家屬。「文革」期間南京軍區一位軍級幹部轉業到上海，後來當交大黨委書記，他的一家老小都從南京到了上海。
夫妻分居兩地帶來的種種問題之一便是「生活上犯錯誤」。幹校批鬥過兩個人，均是老婆不在上海卻和別的女性「有事情」的男士。據說因同樣原因「紅杏出牆」的女士也有，為顧及她們顏面沒有公開批判。他們在「檢查」中都有一句話：「由於夫妻分居兩地……」
從奉賢到南匯
幹校要搬家了。大會上領導宣佈：我們將動遷到南匯華東局幹校去，這裡讓給文化系統幹校。
我們養的豬也大了，有一百四五十斤，所以就用板車拉到了供銷社。收購豬的供銷社職工喜形於色，連聲稱讚我們的豬好，比公社農場送來的豬肥。送走這兩頭豬心裡有些捨不得，但想到如果被我們幹校宰了，可能心中更難過。明明知道兩頭可愛的約克夏必定走向屠宰場，只要我們豬倌親眼見不到也就罷了，不去多想。
華東局幹校全名叫中共中央華東局五七幹校，位於南匯五四農場，規模很大，有許多空草房宿舍，因此搬過去的除我們學校外，還有教育學院和外語職校，都屬高教局系統幹校。就此在同一場所出現兩個系統，然而在日常事務上要聽從老土地華東局幹校的安排。
這裡不養豬，我不再當豬倌而是和大家一道參加大田勞動，每天下午學習（運動）。奇怪的是要學習《哥達綱領批判》之類的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了——以前只讀毛選。據說學習經典是為了識別打著馬列旗號的騙子，後來知道了騙子是陳伯達，「上頭」在搞「批陳整風」呢。至於咱們老百姓對陳伯達為何成了騙子毫不關心，連一點好奇心也沒有。自「文革」開始，隔三差五就有大人物被揪出來，大家早已習以為常。
到底是中央機關的幹校。這裡的食堂大會場也大，難能可貴的是還有圖書館閱覽室，晚上開放。我每天晚上去閱覽室看書，看魯迅的譯作《苦悶的象徵》。凡魯迅的作品包括譯作都能借閱（閱覽室除馬恩列斯毛魯之外只有《漢書》之類的歷史書籍），《苦悶的象徵》是廚川白村的美術評論，另外又重讀了果戈裡的《死魂靈》，也是魯迅譯的。那年頭能在公開場合看到這樣的書，夠幸福了。
幹校裡有不少大官，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就在幹校。我和管理閱覽室的老頭聊過天，他也是一個高階幹部，原本要從華東局調往一個大學當校長的，「文革」開始了就沒去，老頭愛讀史書，總戴著老花眼鏡看《後漢書》，從未見過他讀馬列著作或毛選。
有次開大會，內容是一個華東局幹部作「鬥私批修」提高認識的報告。此人說自己在延安抗大親耳聽過主席報告受過主席教誨，進城之後漸漸放鬆學習，思想漸漸變修了，工作中犯了錯誤，是文化革命挽救了他云云。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到他被「解放」當了普通人之後鬧的種種笑話：一是上公交車不買票，（他不知道要買票）被賣票員當場拿下；二是到商店買東西不帶錢，他從未有過帶錢習慣，所以以後出門必須有子女陪著。此人名叫羅毅，以前當過團中央常務書記，「文革」前是華東局候補書記，7級幹部。
當時我就在想：像羅書記這樣的大官，出門便是轎車，自然不知道乘公交車要買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送來，當然不會上商店。「文革」讓他們下來了，又換了一批人上去，但可以不花錢的特權依舊存在。
丁胖
我們是1971年初春搬到南匯的，當年夏天我就被派往市區的玻璃廠「戰高溫」了，在南匯華東局幹校沒待多少日子。
不知何故，一到南匯我和汪初人兩個前豬倌被編入了其他班排，從原來由物理教研室組成的一排調到了由化工教研室組成的三排，因此和不少化工教師成了相識。（說朋友有高攀之嫌所以講成了相識）
第一位是丁胖。因為胖大家都叫他丁胖，之前就和他熟。在奉賢養豬那段歲月裡他曾經建議我們對飼料作「精加工」，即在米糠裡混入尿液再發酵，可以把粗糠變成精飼料。天知道丁胖的點子從哪裡來的。他帶頭把尿撒入飼料桶裡，我們紛紛效仿，然後他和我一起攪拌，再把桶抬到陽光下曬熱以便發酵。不過豬對這種「精飼料」並不愛吃，後來就不再「加工」，但可以看出丁胖是個熱心人。
丁胖畢業於東吳大學化學系，他卻喜愛中國古典詩詞，平時常常背一兩段宋詞，（當時亦屬犯忌）還講講成語典故，他說自己差一點去讀中文系或歷史系。丁胖這點文史造詣在追求他老婆時派上了大用場，他給上海第二醫學院一位比他小10歲的女生寫了幾十封情書，信裡的風花雪月打動了她，成了他太太。丁胖在幹校時，他太太在虹口區中心醫院當醫生，育有一子一女，大家都說丁胖有福。
坐落於蘇州的東吳大學在丁胖嘴裡彷彿是一處小巧精緻的蘇州園林，令人憧憬。丁胖講過去大學師生之間也蠻有勁的。教他們有機化學課的是程小青先生，每次上課上到一半時，同學便起鬨要先生結束正課講霍桑大偵探。（程小青是小說《霍桑探案》的作者）所以一學期有機化學上下來，霍桑辦案的故事全部聽完——「儂講有勁伐？」然而丁胖正言相告：自院系調整東吳大學變成江蘇師院之後，「現在勿靈哉」！
丁胖的去世很富於戲劇性，但是場悲劇。1980年代丁胖的兒子女兒先後都去了美國深造，後來事業都有成。可就在此時丁胖中風了，癱瘓在床不能動彈，丁太太已是虹口中心醫院的內科主任，忙得一塌糊塗，於是照顧丁胖全靠保姆。保姆鐘點工換了不知多少，一個比一個糟，丁太太只得退休自己來照應丈夫，身心疲憊的她竟然患上了憂鬱症。子女又不在身邊，終於在1990年代快結束的某天晚上，丁太太扭開了煤氣開關，把她和丁胖都送入了天堂。據說丁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可能表示過反對，可他不能動，只得由他愛妻做主一道離開了。
兩位張兄
兩位比我年長，理應稱之為兄。
一位是張慶方。因為「偷聽電臺」受過批判，他在檢查中聲稱他聽外國電臺是要聽「重音樂」，即外國古典交響樂，工宣隊師傅曾「教育」他應該熱愛革命音樂。看來工宣隊師傅白費了一番苦心，雖然張慶方不聽收音機了，至少在幹校，可他在勞動或洗澡時還是會情不自禁哼上一段古典樂曲，愛好依舊。工間休息時慶方兄會和我聊聊貝多芬和莫札特，前提是旁邊沒有「革命左派」或愛打小報告的人。為了表示自己並非樂盲，我問他聽過華格納的作品沒有？（我對華格納只是從書上得知，其實並不瞭解）不料慶方兄表示也聽過，只是聽得不多。
有一回很意外地聽見他哼了一段京戲「失街亭」，「你也喜歡京戲？」
張慶方笑了：「我們天津人個個都會來兩段京戲。」
他說真弄不懂你們上海人為什麼那樣喜歡楊寶森，楊寶森在天津唱不過厲慧良，楊寶森演戲從不客滿，而厲慧良演出必定滿座。（楊是天津京劇團的老生名伶，厲是天津京劇團的名武生）我講我就是喜歡楊寶森。
「文革」結束後張慶方調到了華東化工學院，失去了聯絡。
另一位是張用，說起他可以講在全乾校是無人不知。雖然他和我們住一個宿舍，他卻在工具修理間幹活，不和我們一道去大田勞動。張用除了修理工具之外，兼做木工電工，是公認的能工巧匠。張用兄是復旦化學系畢業的，當年和老蔣同為復旦的名人，同為學生大右派。老蔣是復旦話劇團團長，張用是復旦合唱團指揮。他告訴我他進復旦第一天，校學生會就來找他要他去合唱團當指揮，因為張用在高中時就是上海中學生合唱團指揮，早已名聲在外了。
老蔣有時會到我們宿舍串門，他和張用見了面總要舌槍唇劍互相調侃挖苦一番。然後，老蔣拿出一張紙，上頭寫著幾個難認的字來考張用，但張用每次都讀得出來讓老蔣敗興而歸，我們見了都佩服這兩位復旦才子的雜學博碩。多年後張用曾告訴我，國學大師陳寅恪的恪字不讀「克」應該念「確」，這是客家讀法。
張用不像張慶方，從來不提音樂。他聽見慶方兄和我講京劇，沒人時他忽然唱了一段「讓徐州」，端的是字正腔圓。唱罷後關照我莫對別人提及他懂京戲，張用兄好謹慎。
也有不謹慎的時候。不知怎麼提到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張用回憶起在「上海之春」舞臺上俞麗拿首演的情景：俞麗拿那身衣裙、那種清純美麗，「讓全上海的男大學生為之而傾倒」！說此話時張用兄的眼睛發光。
「文革」結束後，張用改行去了電子工程系，退休前後又改行培訓營銷人員，前不久在電視上見到「張用教授」，主持人介紹他是營銷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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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能莊事體：滬語，怎麼回事。
上海人都知道「提籃橋」是監獄所在地，泛指進監獄了。
打煞奈迪只下作坯：蘇州方言：打死你這個流氓。
赫啥啦：滬語，怕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