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的消亡
小時候，總覺得父親的眼神是憂鬱的，笑容難得一見。原因也模模糊糊知道一點。養家餬口的工資在減少，似乎在隔三差五地減少；家裡的住房也少了，原本的「客堂間」住進了別的人家；原來用「孃姨」（保姆）的，現在用不起了……
著名語言文字學家、百歲老人周有光先生在《炎黃春秋》雜誌2011年第2期「漫談中產階級」一文中提到了父親所在銀行的工資改革：「如何改革？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薪金改為工資，腦力勞動歸入體力勞動，取消‘腦體’差別。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困化！」
1949年之前，父親是銀行高階職員。那個時代銀行職員和教授醫生工程師海關郵局職員一樣都屬於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1949年之後父親降為一般職員，收入少了一半多，據他後來講也能接受。過去是襄理（副行長），現在解放了，銀行的行長副行長由共產黨的南下幹部地下黨員來當天經地義，什麼叫改朝換代呢？至於領導對銀行業務一竅不通，這也無關大局，反正具體工作都是父親這幫「老銀行」乾的，領導只管開會政治學習搞運動就行了。
銀行的「工資改革」對父親的打擊是致命的。以前每月300多元的收入變成了月工資65元，家裡吃飯的人只少了一個保姆，阿爺、阿孃、母親和我吃飯還得靠父親。不過阿孃常常到姑姑家去管外孫，阿爺有點積蓄，零用錢之類是不會麻煩兒子的。銀行的減工資運動波及我們整個家族。我叔叔有3個子女，嬸嬸當時也不工作，因為也是銀行職員，收入從3位數變成2位數，負擔一下子加重了。姑父過去也在銀行任職，此時離開金融系統去了五金交電公司，收入當然一樣減少。姑姑家也是子女多，姑姑沒有職業，過去的銀行職員夫人都是全職太太。
我們這個家族可以算銀行世家了。阿爺是民國第一代老銀行，北洋政府時期在北京英國滙豐銀行，南京政府時期在中央銀行，後來在上海中央銀行任職，一解放就被動員退職回家，拿了幾個月工資作退職金。因為上海作為過去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銀行太多了，銀行職員也太多了，「上頭」深感頭痛。於是退職的退職，改行的改行，實在趕不走的，減工資。
所以銀行職員這一典型的中產階級從1950年代初就跌入了低谷。
「精神食糧」的匱乏
父親在銀行界是個另類，他喜愛文學藝術。剛進銀行的幾年，還給報刊投過稿。1961年父親病故後，我整理他遺物，發現了幾張剪報，是父親在1937年以「戈人」筆名發表的劇評和雜文。有一篇是關於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的文學評論。當時我都不知道紀德是何許人也，說起來我還算讀過不少外國文學作品的人。我知道父親在銀行同事中有一個聊文學的小圈子。一位是陳伯伯，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另一位是吳伯伯，和吳祖光先生是本家近親。不過從1950年代開始，他們就很少走動，以免遭到「小集團」的可怕下場。
我很愛看電影。什麼「雞毛信」、「夏伯陽」、「帶槍的人」、「難忘的1919」、「上甘嶺」之類的，反正當時小朋友喜歡看的電影我都看，看後還一五一十告訴父母親。父親卻說這些算不上電影，他從來不看。母親說父親過去很愛看電影，不過他看的是美國電影。很多年之後當我看了那些經典大片：「亂世佳人」、「戰地鐘聲」、「北非諜影」、「碧血黃沙」、「出水芙蓉」，等等1949年之前就在上海放過的電影，方才明白：父親那一輩電影觀眾在1950年代是多麼失落。記得父親和祖父議論過卓別林和勞萊、哈臺誰更惹人發笑，我聽了像聽神話似的。不過也有例外。那是幾年之後了，父親去看了一場蘇聯電影「第十二夜」，回家後顯得少有的興奮和開心，他向全家詳細地講了電影故事的全部。講得太長了，以至於祖父祖母甚至母親都走開忙自己的事去了，只剩下我一個聽眾。父親有一套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全集》，我知道「第十二夜」。
我對京劇的愛好完全是父親帶出來的。1950年代初，父親領我去看徐碧雲的「虞小翠」，黃桂秋的「別宮」、「祭江」，還有他最欣賞的程硯秋的戲「荒山淚」。然而小學生的我聽這類大段唱腔的青衣戲必定打瞌睡，於是父親帶我去「大世界」、「大新遊樂場」看京劇武打戲，這一下我來勁了。當我真正愛上京戲時，父親沒錢了——減工資的後果。所以我只能在收音機旁過過戲癮。1956年北京京劇團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來上海演出，父親買了一張2元錢的票（最貴的戲票），讓我一個人去看。這件事在銀行引起轟動。看戲的同事很多，（銀行職員中京劇票友很多）都說父親：「太寶貝迪個獨養伲子！」
父親也是話劇迷，青年時代寫的劇評都是對話劇的觀後感。然而他不看那些歌頌革命的話劇，包括「龍鬚溝」、「方珍珠」之類的名劇，他說這些是活報劇。有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從外頭回到家，發現父親正全神貫注地聽收音機，是一場話劇的實況播出。過了一陣子，父親告訴我播的是蕭伯納的戲，「英雄與美人」，主演的是丹尼和喬奇。
「戲好！演得也好！」父親說。
五味雜陳的1956年
銀行的大幅度減工資行為負面影響太大，據說黨外民主人士向中央作了反映，也驚動了高層。所以在一年後的1956年，銀行職工人人加了一級工資，父親的月收入從65元變為74元，定行政20級；具體負責減工資運動的上海市銀行領導（行長兼黨組書記）被免職，降為一個肉類加工廠廠長。然而事情就到此為止了。至於有些老銀行希望「有錯必糾」，把工資從2位數還原為3位數（哪怕是部分還原，有100多元也行）無異白日做夢。在1957年就是有一些不識時務的老銀行提到減工資的錯誤應該糾正而被打成了右派，連2位數也拿不到了。
到1956年，銀行的職工人數總算穩定下來，大部分人去了不同的地方：1．支援外地建設，不一定是銀行；2．本市教育系統（算好的去向）；3．本市財貿系統，少數有去工廠的。我所知道的有這麼幾位：鄰居汪先生因為畢業於浙大生物系，因此從銀行調到閘北區教師進修學校教生物；曾經在我家樓下住過的沈先生，解放前當過銀行會計主任（相當於現今的總會計師），此時派往小菜場任會計，不久加上了菜場經理頭銜，所以經常在菜場的攤位上賣菜；父親的老同事劉先生去了餘慶坊弄堂邊「四多」點心店當財務，有時也收銀，他把帽舌壓得很低，還戴口罩，見了熟人絕不打招呼。父親說這些老同事都是人才。沈先生當過會計主任不用說了，汪先生是農村信貸的專家，劉先生更是國際金融業務的行家。現在銀行把大量人才都丟失了，銀行還能做什麼？不過是一個印鈔票、放鈔票的機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