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外灘是傳統的金融區，從外灘向西直到河南路一帶曾經集中了上百家銀行和金融機構。很多巍峨、堅實的大樓是專門為銀行設計建造的，銀行建築必須給人有財富、恆久和安全的感覺，人們才會對銀行產生信任感，放心地把錢交給銀行打理。所以外灘一帶的銀行建築造價極高，其結實牢固在國內是無可比擬的。經過幾年的折騰，銀行關的關、並的並，銀行職工也趕走得差不多了。但人去樓不空，那些銀行大樓變成了機關、工廠、設計院和飯店，對大樓內部任意破壞，尤其是用作工廠的銀行建築，裡面一塌糊塗。1960年代我去過上海鍾廠，過去是大陸銀行。原本金碧輝煌的營業大廳隔成了兩個車間，四周和頂部都是發黑的油垢，誰能想象，黑垢下精美的大理石浮雕？銀行內最牢不可破的部分是金庫，左右上下全是炮彈打不穿的鋼骨水泥（據說還夾有鋼板），金庫唯一與外界的出入口有一道厚度達半米的鋼門。現在這道門永遠開著，金庫變成放勞動保護用品的倉庫，用了原有的一道鐵柵門。大煉鋼鐵時有人動過這扇鋼門的念頭，後因鋼門太重又拆不下來而作罷。想想金庫派這種用場，多麼浪費。
1956年父親加了工資，心情好了許多。畢竟這是解放後父親首次加工資，以前都是減工資。對於父親這樣一位藝術愛好者而言，1956年是一個讓他高興的年頭。一是過去禁演的京劇可以上演了，如「四郎探母」、「游龍戲鳳」等；二是又能看到久違了的西方電影，如英國電影「孤星血淚」、法國電影「勇士的奇遇」，還包括一些國產老電影「馬路天使」、「夜半歌聲」、「一江春水向東流」。老電影重新上映時我們全家3人都去看，他在看「勇士的奇遇」時開懷大笑，稱讚男主角演得出色、女主角很美，連替錢拉·菲力浦配音的韓非，他也評價配得好，換了為「王子復仇記」配音的孫道臨那就糟了。父親一點也不欣賞孫道臨，他最推崇的男電影演員是石揮。上海人藝演出英國戲劇大師蕭伯納的「英雄與美人」也是在1956年，他聽了收音機實況轉播全部，並說喬奇演得不錯，不過要是讓石揮演，可能更好。
也正是在1956年夏末，我家大禍臨頭：母親被診斷出得了癌。她從醫院回來號啕大哭，1950年代患癌症等於判死刑。父親強作鎮靜安慰她，並保證，她一定會治好。我媽媽沒什麼文化，還是很好騙的，所以那天晚上母親倒是睡著了，父親卻一夜未睡。我半夜醒來時發現他一個人坐在窗邊抽菸。
和病魔的鬥爭
1950年代上海治療癌症最著名的醫院是上海腫瘤醫院，舊名鐳錠醫院。父親陪母親多次去看病，醫院床位緊張住不進去，心急如焚的父親又領著母親到處去看中醫，也找過民間偏方如「四腳蛇」（壁虎）粉什麼的來治母親的病。那些日子我覺得父親忙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好不容易母親輪到了住院，進行了放射線治療，父親天天去醫院。我家和父親上班地點離醫院還是很遠的，所以我是每個星期天去。印象中母親住院了1個多月，放療結束後還服用腫瘤醫院專職中醫龐冸池的中藥方子，結果母親病癒出院。出院後定期去醫院複查，繼續服中藥，1年後中藥也停了，和她一道住院的病友一個個都復發去世，唯有母親再也沒有和癌症發生任何關係。
母親戰勝癌症的重要因素是她有一個樂觀健康的心態，用她的話來說，她「不想心事」。而父親就兩樣了，他總是心事重重，結果是母親的病好了，他倒有病了，患上了高血壓症。
1956年底父親因血壓太高第一次住醫院。家裡人發現父親很願意住院，這樣可以不必見到他頭疼的領導和只會拍馬溜鬚打小報告的「積極分子」。出院後上了沒多久的班，他又病假在家。我現在才知道過去的降壓藥十分傷腎，父親由高血壓引發了慢性腎炎，以後的幾年裡每年至少住一次院，成了醫院的常客。1957年春天，父親正在家養病，有「積極分子」上門說領導請他去參加單位幫助黨整風的座談會，父親去了。會上氣氛很熱烈，許多老同事爭先恐後地發言，領導態度異常誠懇，對大家的批評全盤接受，還點名要一言不發的父親講講，不料父親不痛不癢地講了幾句便完了。會議結束時主持人拿來會議記錄請各位發言者核對並簽名，父親看了一下自己的發言記錄（別人都是興沖沖地立即簽名），覺得沒有什麼才簽上自己的名字。
不出父親所料，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那些發言熱烈的老同事都變成了右派分子。不過沒有想到的是，那位上門請父親去開會的「積極分子」也當上了右派。他可是一貫緊跟黨組織的：「三反運動」當過「打虎隊員」、「肅反運動」中查抄過審查物件的信件，馬上就要入黨了。父親估計，他可能是在「整風」中積極過了頭。慶幸的是父親逃過一劫。因為病假他可以不去參加批鬥右派老同事的大小會議，老同事畢竟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父親為他們心裡難受。
後來父親講並非自己有什麼先見之明，而是上過當的人不大會再上當。1949年解放前夕，作為國家銀行之一農民銀行的襄理，父親已經接到了上峰命令，要他撤退飛往臺灣（可帶妻、子兩名家屬）。然而此時中共地下黨頻頻和他接觸，不是約見會談便是發信，要父親留下來領導保護銀行資產迎接解放，並保證將來要重用父親，組織上知道父親是個金融人才，等等。父親相信了。而且考慮到去臺灣會和他的老父老母天各一方，所以毅然決定不走，留在上海。剛解放時對銀行實行軍管的軍代表對父親還蠻客氣，因為清點移交財物父親非常配合。日子一久軍代表就變臉了，什麼繼續發揮作用的話好像從來沒有講過似的，父親再賣力也是白搭。所以一氣之下父親就離開銀行，辭職！這一來正中下懷，不必再為安排父親什麼掛名無實權的職務費心。父親和一個朋友到杭州開了一家麻袋廠，從事實業，半年後麻袋廠倒閉。實際上是上了這個朋友的當。父親只得又回上海，由於他在銀行界頗有聲望，又破例重回銀行。經過這次遭遇，父親什麼都明白了，什麼都看透了。
離去的日子
從1957年之後，父親不再上班了，或是住院或是在家養病。腎炎漸漸地改變了他的容顏，頭髮日見稀疏，臉色日見灰暗。過去父親是個美男子，人長得高大、帥氣，比成年的我至少高半個頭。小時候，一些第一次見到我的太太們總是對母親說：你兒子長得不錯，不過沒有他爸爸漂亮。印象中父親的紅粉知己不少，對此，母親在不高興之餘還有點得意。困難時期香港有位女士給我家寄來了食品，母親告訴我那是寄給父親的：「她去香港之前喜歡過你爸爸。」
父親開始拿病假工資了，收入減少了許多。我家從此開始變賣黃金首飾一類值錢的東西，記得有一次父母帶我去南京東路一家珠寶店賣掉一隻翡翠戒，換得100多元。挺奇怪的，這些珠寶店實際上是珠寶收購部，只收進不賣出。當時人民政府鼓勵百姓把珠寶黃金賣給國家，讓國家換外匯建設社會主義。這些話都是收購部的人講的，至今不忘。不過他們不收金條之類的非工藝品，黃金由銀行收購，當然也是隻進不出。黃金珠寶只允許賣給國家，私下裡買賣屬於非法行為。所以，我去了一趟倒也受到「教育」，知道了黃金珠寶對黨和國家的重要性。1966年席捲全國的大抄家運動讓國家收進無數黃金珠寶，其數字至今未見公佈。
1959年我高中畢業時，在報考什麼專業方向上父親起了決定性作用，他要我選理工科。其實我的數理化並不好，我想選歷史專業或者圖書館專業，父親不贊成，理由是讀文科容易「犯政治錯誤」。父命難違，我選了理工科，稀裡糊塗地考上了安徽大學物理系，畢業後當了物理教師。父親不會知道，我不學文科也要「犯政治錯誤」，命中註定了「犯政治錯誤」，逃也逃不掉。
第一年寒假和接下來的暑假我都回了上海。眼見父親日趨衰弱，心裡難過。曾經和父親商量乾脆退學回家找工作，可以減輕父親負擔，遭到父親斥責，他要我堅持到畢業。後知道了安徽在捱餓，儘管上海食物也短缺，他想方設法給我寄吃的。
1961年初我收到家人發來的電報：「父親病危」。從火車站回到家才知道父親已經病故！我在太平間見了父親最後一面，望著他又黑又瘦的臉，我又是悲傷又是無名地憤怒。父親走得太早了，他才44歲。
雖然父親病故時我才19歲，然而一生中他對我的影響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