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點心·1
大概不少外地來滬的新上海人不知道「蟹殼黃」是什麼。蟹殼黃是一種「迷你型」小燒餅：外有芝麻內有油酥；甜的加糖鹹的加鹽加蔥末；因其薄薄一層外殼呈黃色而得名。剛出爐的蟹殼黃又松又脆又香又酥，堪稱名符其實的上海小吃。
過去蟹殼黃總是和生煎饅頭一道賣的，如浙江中路上的「蘿春閣」和四川中路上的「大壺春」。蘿春閣的生煎饅頭曾被1957年的《新民晚報》評為上海的名店名點，它的肉餡配方很講究：放多少肉皮丁在肉糜內、肉糜內肥瘦比例等還是按照老店傳統（曾有人在鳴放時寫文章批評上海老點心店、老飯店公私合營後拋棄傳統，質量下降），此外煎的時候掌握火候也很到位。1950年代初我隨父親去過蘿春閣，印象中這家店門面小得和它的名聲極不相稱，樓上是茶館，當年食客就人滿為患。而大壺春的生煎饅頭卻別具一格：它的生煎不像蘿春閣生煎有許多湯汁，而是溼漉漉的，十分鮮美，咬下去不必擔心汁水會濺出來。這兩家店的生煎和蟹殼黃可以稱得上無與倫比。
1958年我的一位舅公從浙江來上海治病，他患肝癌在第一人民醫院病房住到去世。他曾在上海待過多年，臨終前半個月想煞了吃蟹殼黃。我父親走遍全上海各家點心店都沒有買到！到頭來也未能滿足他舅舅的心願。此時正是大躍進時期，估計點心店職工都去大煉鋼鐵了。
上海點心·2
一提到小籠饅頭（也叫小籠包子），現在的上海人只會想到老城隍廟「南翔小籠」，卻不知過去許多點心店賣出來的小籠饅頭並不比南翔小籠差。1957年以前，到任何一家點心店吃小籠饅頭，必定送上蛋皮湯和一小碟生薑絲，不另外收費。湯是骨頭熬成的高湯，點心店供應的大小餛飩湯水和蛋皮湯水來源相同。小籠包子裡的湯汁儘管「肥而不膩」，但畢竟有肉，哪怕吃一客，也有至少6只，所以只有沾著泡有薑絲的醋吃小籠包，再呷一口蛋皮湯，嚼點薑絲，把油膩全消化掉，儂才能真正品嚐到小籠包子的美味。
小籠包子和湯包都是皮薄湯鮮，都是肉餡（也有加蟹肉變成蟹粉小籠和蟹粉湯包），但湯包的湯汁要多許多，所以湯包只能趴著，「立」不起來。吃湯包要特別小心。我曾見到一個北方漢子把筷子用力一夾，破了、湯全部漏光、放到嘴裡只是有一丁點肉的包子皮了，所以這位吃慣「狗不理」包子的老弟很是鬱悶，直到服務員給他拿來一根吸管才算完事。
對於久居北方的朋友我要解釋一下：生煎饅頭也好，小籠包子也好，相對於「狗不理」包子而言都屬袖珍版的。在收糧票的年代，1個大包收1兩糧票；4個生煎饅頭收1兩糧票，而8個或6個小籠包子也只需1兩糧票。
上海點心·3
上海的點心是海納百川的產物，主要受江蘇浙江的影響，尤其是江蘇。蘇州是千年古城，它的飲食文化源遠流長，江南又是富庶之地，蘇州的小吃必然精緻；而揚州一帶自明清以來便是富可敵國的鹽商集中地，他們對吃的講究必定對周邊環境有重大影響。當代文人中有美食家之稱的，一位是久居蘇州的陸文夫先生，一位是家鄉在揚州以北運河邊的汪曾祺先生，便是明證。
浙江點心在上海名氣最大的當推寧波湯糰和嘉興粽子。陝西路上的「美心」專賣寧波湯糰，寧波湯糰個頭小巧，裡面的「黑洋酥」餡（芝麻粉加糖加生豬油即板油）佔足了香甜二字，湯糰是用水磨米粉做的，又軟又滑又糯，不黏牙，所以上海本地圓子只能甘拜下風。我諾是寧波人，阿孃（祖母）每年春節都磨粉夯芝麻，自制湯糰，滋味不比「美心」推板，比當前超市裡賣的寧波湯糰絕對要好。我母親是四川人，也學會了做，傳統一直保留到我老婆，亦做得很好。自制寧波湯糰當年從寧波人傳到各家各戶，不是寧波人家的，也都借石磨做水磨粉，成了春節一景。
「喬家柵」的點心現在是每況愈下，當年的粽子是有嘉興風味的，現在只能買出自嘉興五芳齋的粽子。而且冒牌貨太多。當年我印象深的好點心有：南京路「沈大成」的小籠和燒賣，南京西路「王家沙」的兩面黃炒麵，永嘉路「喬家柵」的煨面，延安路「紅榴村」的蝦肉餛飩及小籠，福建中路「德興館」的燜肉面，南京西路「鎮江」的揚州湯包……
廣東點心在上海很有人氣。福州路「杏花樓」的廣東雲吞、蝦餃，南京路「新雅」的叉燒包、雞肉大包，就是四川北路「新亞」外賣部的廣東點心都是相當出色。
光顧最多的當然是家門口的「四多」（後改「四海」），那裡的湯圓個頭比寧波湯糰大很多，一般人吃4只就夠了。特別是鮮肉湯圓，湯鮮肉多，皮子糯軟，很受青睞。這家店還外賣糕團，什麼條頭糕、黃松糕、方糕、赤豆糕、蜜糕、茯苓糕、雙釀團、粢毛團、金團……
「四大金剛」·1
當年多數上海人的早餐是泡飯。泡飯的做法有兩種：一種是把昨晚的剩飯用開水泡一泡、立刻就吃；另一種是剩飯加水放在火上煮一陣子，變成名符其實的「飯泡粥」。用來「下飯」的一般是昨日的剩菜，也可以是醬菜、乳腐之類，講究的人家還有用皮蛋、鹹蛋、肉鬆、油氽豆板這類佐粥食品來過泡飯的。但是多數人家會去買大餅、油條。大餅、油條佐以泡飯，就是上海普通家庭的常見早餐。
大餅、油條、豆漿、粢飯稱作「四大金剛」，是上海人除了泡飯之外的主要早食。一副大餅油條加一碗豆漿，是過去上班族的首選。大餅有鹹甜兩種：鹹大餅有芝麻蔥花、甜大餅有糖和芝麻——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芝麻真香！當時的大餅3分錢一隻、糧票1兩——別忘了帶糧票。1970年代我在玻璃廠勞動時，曾在工廠附近的青雲路大餅店買到邊上嵌豆沙的大餅，大餅的邊做成夾花，仍是3分錢。以後大餅攤推出新品種：油酥大餅，價格為5分錢、屬「高階大餅」，咬在嘴裡一股酥香，真是一分錢一分貨。
上海的大餅製作工藝可能出自蘇北的燒餅，在全國大城市中堪稱第一。我去過北方，那裡的燒餅不能和上海比。（指1980年代之前）尤其是北京的大餅（那裡叫火燒），硬如石頭，足能砸痛你的腦袋。信不信？
買油條必定排隊。油條和大餅豆漿粢飯是一個攤位聯合經營的，但只有油條排長隊。有一回為了下泡飯我去多倫路油條攤買油條，快輪到我時，前頭一個「赤佬模子」拿出半斤糧票4張1角頭人民幣、大喊一聲：「來10根！」拿麼好！等到10根油條1根1根炸好，「赤佬」1根1根拿到伊帶來的「淘米籮」裡得意洋洋地走了。我嘸沒買到，只得耐心等油條師傅把經過發酵的麵糰拉開，再用刀切成一段一段，然後放入油鍋。我本來打算拿2根的，花了那麼多時間只買2根？於是我對油條師傅也喊了一聲：「4根！」
豆漿可以在攤頭上「堂吃」，也可用搪瓷大杯或熱水瓶買回家。淡漿3分錢半兩糧票一大碗，「堂吃」的人往往喝鹹漿外加一副大餅油條。一碗熱氣騰騰的鹹漿鮮美無比，豆漿裡有蝦皮、榨菜末、碎油條、醬油和辣油，價格比淡漿貴2分；甜漿是豆漿加砂糖，價鈿和鹹漿一樣。不過那時「吃豆腐漿」必須趁早，過了7點鐘就賣完了。
南方人習慣吃米飯，所以粢飯也是上海人喜愛的早餐。2兩飯糰裡包1根油條，再加一點糖（1950年代是加一點綿白糖），就成了一道美味早點。有的顧客要求包一根「老油條」，這種二次回鍋的油條比較脆；也有人不要加糖而是要加一點榨菜末——反正加什麼都不另外加錢，總共2兩半糧票8分錢。食量大的人要3兩粢飯加油條，也不過1角錢。
「四大金剛」·2
「四大金剛」現在仍是上海普通百姓早餐內容，但製作者早已換成了全國各地來的農民，當年的「集體所有制」攤頭早已消失，都變成了個體經營。「新上海人」的手藝固然比不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老師傅，至少從形式上而言，「四大金剛」還存在。大家擔心的無非是炸油條的油是不是地溝油？做大餅的麵粉是否加了增白劑？
有幾樣早點在形式上也不復存在了，那就是蔥油餅和羌餅。「新上海人」也做，但他們不知道做法。過去的蔥油餅在生面坯裡就放油，形成油麵，再捏入油酥，做成一個一個圓形，加一兩粒生豬油（板油），撒些蔥花，再在爐上特製的鐵板上烙熟，最後還必須在爐邊豎起來烘烤幾分鐘才算完成。花5分錢1兩糧票就能購得一隻，「吃口」是嘸沒閒話講！噴噴香。現在也有人賣蔥油餅，製作極其馬虎，不放油酥和板油粒，最後一道烘烤程式根本沒有。
目前上海類似羌餅的餅類不少，如東北千層餅，等等，然而味道大相徑庭。過去的羌餅又厚又香又軟，現在再也吃不到了。
至於我小辰光吃過的梅花糕、海裳糕之類的特色早點，1960年代就已絕跡。只有粢飯糕和米飯餅保留至今。
我這裡是否在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唱頌歌呢？非也。那個年代的點心都是民國時代傳下來的，都具有民國的範兒。把傳統丟棄後，現今粗製濫造的東西倒是破舊立新的產物。
錫貴阿哥·1
告訴我廣式春捲哪能弄法的老朋友是錫貴阿哥，他對老上海的衣食住行無所不知，一開口就是：「早年我在卡德路一家飯店……」。聽口氣你會以為他至少有八九十歲了，他嘴裡盡是1930年代上海各處的老地名，其實他也不過74歲，是1955年的高中畢業生。
錫貴一生未婚，據說也從未戀愛過。然而他一點沒有老光棍慣常的不修邊幅邋遢樣子，出門總是衣著整潔、皮鞋發亮、頭髮彷彿吹過風似的服服帖帖，（每天梳頭時用溼毛巾壓頭髮）若是應邀做客，則更是西裝筆挺，手裡吊一根司的克，派頭十足。1980年代我和他一道去商店購物，營業員無不以為他是港商華僑（那時的勢利鬼眼皮子淺），對他十二萬分的客氣，我跟著沾光不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錫貴阿哥挺括的鼻子顯酒糟色，那是他多年喝酒之故。想想也是，無妻無後的錫貴若不喝酒，如何打發晚上的時光？自打50多歲從廠裡退休以後，每天老酒從黃昏吃到深夜，然後一覺睡到中午。
那年我女兒出嫁，錫貴來出席婚禮。他的衣著舉止很引人注目，有的親友說一看就知道這位老先生是大戶人家出來的。這位親友說得一點不錯，雖然錫貴阿哥一生坎坷，最後作為普通工人退休，但他的確是「大戶人家出來的」。
錫貴的祖上是當官的。祖父是清軍的統領，父親也是清末的武官，年輕時就是藍頂花翎，十分風光。他父親駐防在太湖一帶，專門清剿太湖水盜。當年太湖流域河網密佈，既是全國最富庶的魚米之鄉，也是土匪水盜縱橫之場所，這些盜匪依靠太湖發財而被稱作湖匪，很難對付，打湖匪就成了錫貴父親一生的專業。錫父（以後就這樣稱呼他）從清末一直到1949年都是以清剿湖匪專業戶而被各朝倚重：民國北洋政府時期他帶兵駐守太湖；南京政府時期他也以江蘇省水上警察廳的名義駐防太湖；抗戰以後他撤退未果，就在蘇、滬、杭三地「瞎混」，一面接受南京汪精衛偽政府的委任當上一個沒有兵的空頭軍長，一面和重慶方面暗中來往，抗戰勝利後當上了掛名的陸軍中將參議；1949年解放軍華東軍區又來找他，要他協助太湖剿匪，這是錫父這位太湖剿匪專業戶最後一次參加的軍事行動，不久就隻身一人去了香港，總算在境外得以善終。
錫貴的生母是錫父的五太太。錫父有名分的太太有五六位，沒有名分的妻子多得只有錫父才清楚，一律稱小姐。錫貴出生時，他那幾個大他30歲左右的哥姐已經結婚獨立門戶，年幼的他倒是和父親及幾個太太生活在一起。此時錫父已無實權，沒什麼進賬，但排場仍很大，客廳裡等候接見的人每天不斷，來的人不是求職便是告幫，錫父總是拿點錢打發，不讓他們空手回去。
錫貴經常講，他父親所作所為對小輩並不避諱，不像有的家長在外頭花天酒地，在家裡卻對兒女宣揚「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的道理。錫父有時會帶小錫貴去他幾個外室家去白相，錫貴印象最深的是兩家。一家在跑馬廳附近的新式里弄內，這位小姐是出身中醫世家的大家閨秀，人很文靜，一手娟秀的毛筆字，對錫貴非常好，儼然一副繼母身份（錫貴講，伊哪亨會得跟我尼老太爺咯？真弄不懂。）；另一家在西愛鹹思路一小洋房裡，這是錫父多所藏嬌金屋中最好的一所，女主人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京劇花旦演員。錫父在滬、蘇、杭的金屋，開銷驚人：每一處必須配備孃姨傭人，每一處吃飯的除了女主人還有她孃家人。漸漸地錫貴家就有點捉襟見肘了。
錫父為人很開放（錫貴原話），他會和兒子講心裡話：「我迪格人呵，就是歡喜女人。改變是改變不了，老了再變就是老扁細（變死）哉。」
抗戰時期長三堂子生意清淡，會得打電話給錫父，要將軍大人這位當年風月場中的盟主去捧場。錫父立刻答應擺兩桌花酒，把妻兒老小開到堂子裡去吃酒（妓院裡從來不曾碰到過，嫖客帶全家老小來吃酒捧場的），所以錫貴小時候在妓院裡多次吃過飯。
錫貴阿哥·2
錫父一走，他的眾多妻子自然是「飛鳥各投林」，錫貴和他母親及一位沒有子女的三太太住到了餘慶坊。此前錫貴在上海南京西路安登別墅住過，在美琪電影院附近的大華新村也住過，餘慶坊是石庫門住宅，算是錫貴住過的最差的房子，但卻是他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足足待了61年。看來仍將待下去。
此時錫貴家的生活跌入谷底，吃飯的人不少：錫貴母子加上錫貴母親的妹妹，三太太和三太太的老母親。但沒有收入，就靠變賣金銀細軟紅木傢俱為生。應該說蘇州的那所花園豪宅是值點錢的，可又充公了，成了蘇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因此日子過得越來越緊，比如平時吃飯葷菜就是螺絲當家，魚肉不大進門了。錫貴在餘慶坊的6年完成了學業，先在前進中學後在華華中學，錫貴阿哥講都是些「縮貨學堂」。後來前進中學、華華中學、江淮中學3所學校合併叫作「三縮並一縮」，最後成了第五十三中學。於是以「縮」自居的錫貴1955年高中畢業就去淮南煤礦工作了。
錫貴在淮南礦區的一所子弟學校當數學教師，所掙微薄工資中的大部分都寄回上海養家，自己只留點活命錢。不久躬逢「反右」，由於他一心養家餬口，對國家大事、學校小事一概沉默，所以逃過一劫。但他看到不少熱心同事落入萬丈深淵，從此深知禍從口出的古訓，尤其自己這類出身不好的人更要火燭小心。
儘管錫貴小心翼翼做人，仍然逃脫不了「幹部下放」的命運。1958年大躍進一來他就作為幹部下放到礦井去挖煤了。雖然錫貴想不通，真正的幹部（領導）只是偶爾下礦轉幾分鐘，而他這種只不過編制算幹部的底層教師卻要和礦工一樣天天下井。後來一個政工幹部一句話讓他茅塞頓開：你們這種知識分子就是要多勞動，通過勞動改造世界觀。原來教師算知識分子哉，原先錫貴以為自己只是高中畢業生，算不上知識分子。
1959年下半年開始，淮南和安徽省其他地方一樣，食品供應日趨困難，即使礦區個人定糧比一般老百姓高，但礦工仍然捱餓。沒有油葷、沒有瓜菜光吃飯，而且號稱乾飯的成了稀飯，使得勞動強度很大的礦工一個個都幹不動了。錫貴和許多人一樣得了浮腫。屋漏偏逢下雨！在井下幹活時一塊礦石掉下來砸在他背上，沒幾天背疼得直不起來。總算領導開恩，批准錫貴回上海探親治病，就此告別了淮南煤礦。
錫貴講，1960年他回上海時親人見到他都嚇一跳。原本的帥小夥變成了彎腰曲背的小老頭，人從腳腫到肚子上。錫貴母親焦急萬分，一面想盡法子給兒子弄吃的，一面陪兒子到處看病，在吃了中醫傷科多帖藥之後錫貴的病漸漸好轉。假期早過，淮南方面來信催他回去。於是，回去還是留在上海，這個問題就擺在了眼前。回淮南肯定苦，但有正式工作；留上海和親人在一起，但工資沒有了，戶口也沒有了。難以決斷的錫貴母子就去找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算命先生姚文周（此時可不敢公開算命），想不到姚先生一算就斬釘截鐵地對錫貴言道：今年是庚子年，對你而言是大凶之年！最好在家養病，若去外地有殺身之禍！錫貴母親聽了堅決不讓錫貴回淮南，錫貴就留在上海待業了。
姚先生的命算得太準！就在1960年錫貴決定不回淮南後一個月，他天天干活的礦井瓦斯爆炸，下井之人無一倖免。
錫貴阿哥·3
戶口制度是天下最嚴厲最奇怪的人口管理辦法。奇怪之處在於當年錫貴去淮南要辦戶口遷出上海，派出所只花了不到10分鐘統統辦完，效率之高態度之好著實讓人感動。現在錫貴拿著戶籍資料要遷回上海則比登天還難。派出所還是當年的派出所，辦戶口的民警依舊是當年的民警，這些都沒變，但「面孔」變了：當年儂去外地是參加革命建設，革命光榮；現在儂回來是「自動離職」（淮南的戶籍材料如此寫），實際上就是當逃兵。逃兵可恥！想報戶口嗎？嘸沒介便當！等著吧！
這一等就是兩三年，這期間錫貴是「袋袋戶口」。問題是那年頭沒有戶口就意味著沒有一切！工作當然想也不要想，然而飯總要吃吧？當時什麼都要票證：糖要糖票、肉要肉票、油要油票……這些倒也罷了，最人命關天的是沒有戶口就沒有糧食供應。靠親人支援是杯水車薪，「三年困難時期」誰家有餘糧？總算出臺一個政策：對原本上海出去的「袋袋戶口」適當發一點糧票。於是錫貴每隔半個月拿好家裡購糧證去糧管所排隊領救濟糧票。據錫貴講發多發少沒有標準，要以糧管所老爺的心情而定，高興了給你10斤糧票，不開心了（昨晚和老婆吵架）就給你3斤糧票。
1960年代在上海有一批人被稱為社會青年。凡是種種原因沒能上高中、上大學的失學學生以及從外地、本地高校退學在家的學生，甚至像錫貴那樣已經在外地工作過又回來的人，年齡從十四五歲到30歲不等，統統歸入這個群體。因為這批數量龐大的青年既不屬於學校也不屬於任何單位，既無學上也無工作，因此為他們想出一個名詞：社會青年。不是失業青年、不是失學青年（新社會沒有失業和失學），而是社會青年。若干年後又發明了知識青年這一名詞。
社會青年歸街道里弄管。和這些小阿弟小阿妹一道開會勞動，有時一道去造紙廠撿廢紙一天得3毛錢，錫貴阿哥心裡總感到不是個滋味。「上頭」為解決「社會青年」問題可謂煞費苦心：先是動員大家去崇明開墾，可惜崇明能容納的人有限；後來「上頭」欣喜若狂地找到了新疆這塊大地方，於是乎紅旗滿天、歌聲飛揚（「我們新疆好地方啊……」）、大會報告、上門動員，講來講去無非是到新疆去是青年最正確的選擇，是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去了社會青年從此變成革命青年了云云。錫貴就這麼看著一批又一批的小阿弟小阿妹被送上了西去的列車，他心裡難過的是自己不能也不敢對他們說些什麼。
街道也有人嘗試勸錫貴去新疆革命，錫貴阿哥恭順地表示：自己曾在礦上革命過，目前想在上海革命。想來上海和新疆一樣也是共產黨的天下，待在上海不至於都會不革命反革命的，儂講阿對？
錫貴阿哥·4
1964年錫貴終於報上了戶口。不久，街道發善心介紹他去做臨時工，到了1965年錫貴得到了一份比較滿意的工作：去楊浦區一所業餘中學代課，教代數幾何。這期間錫貴會在領工資時帶母親和小妹妹去飯店吃一頓，有時也會到老大昌一個人喝咖啡，過過「老早的日子」。儘管平時過的是蘿蔔乾過泡飯的生活。
這個小妹妹生於1950年代初，是錫貴母親一段露水姻緣的結果。原來錫父1949年離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音信全無，作為五太太的錫母心情苦悶之餘去接了一些手工活來做，從而結識了發收活計的小老闆「老寧波」，一來二去兩人好上了。老寧波還信誓旦旦要娶錫母為妻，等到錫母懷孕幾個月後，老寧波卻溜之大吉。錫貴小阿姨一調查，原來老寧波是有老婆的，還有一大群兒女。小阿姨代表錫母把老寧波告上法院，判下來老寧波每月出8元錢給錫母撫養這個非婚生女兒。然而沒過幾年老寧波吃官司了，8元錢也沒人出了，實際上小妹妹還是母親和錫貴養大的。紅顏薄命的小阿姨去世後（以後專門講一講這位對錫貴影響一生的美人），在一段相當長的歲月中，錫貴和母親、妹妹3人相依為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楊浦區的這所業餘中學停課搞階級鬥爭了，代課教師全部辭退，錫貴又一次丟了飯碗。
天無絕人之路，有家玻璃廠需要臨時工，街道把錫貴以及幾個從外地回滬和錫貴相同命運的難兄難弟都派了進去。工作很辛苦，屬於高溫工種。不過對錫貴這樣當過「煤黑子」的人來說還真不算苦。他幹活又賣力又仔細，尤其在服從調配這一點上既肯吃虧又無怨言，給車間領導和同事們的印象極佳。過了幾個月，廠裡稱不需要臨時工了，難兄難弟全部回家，只留下了錫貴。厂部的理由是錫貴正巧出了點工傷。有政策：臨時工出工傷期間不能辭退。沒過幾天錫貴傷好了，廠裡從此不提辭退的事，錫貴就在這家玻璃廠一直「臨時」下去，總算捏牢了飯碗。難兄難弟們都說錫貴是因禍得福。
文化大革命也來到了玻璃廠，什麼大字報、批判會、戰鬥隊熱鬧非常。錫貴和以往一樣，對運動只帶耳朵和眼睛不帶嘴巴，既不參加「保皇派」也不參加「造反隊」，要是有革命群眾問起他為何不「關心國家大事」？（最高指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他就回答自己是臨時工，尚未有「關心」的資格，再說對廠裡情況也不瞭解。
由於錫貴家窮得叮噹響是全弄堂出名的，實在沒有一點油水，所以在大抄家的浪潮中竟然沒有一個紅衛兵隊伍或者革命群眾組織來抄錫貴家，所以「文革」初期他家還算太平。
上山下鄉運動來了。錫貴的妹妹是六八屆初中，趕上了「一片紅」，而錫貴母子居然支援她不去上山下鄉。這一下，暴風雨終於來了。
錫貴阿哥·5
起初是錫貴妹妹（簡稱錫妹吧）在學校裡參加「學習班」，接受同學老師的幫助，錫妹索性不去學校了，橫豎去不去學校都一樣不發畢業文憑，文憑被「文革」取消啦。於是學校工宣隊、革委會、紅衛兵輪流登門做動員工作，要錫妹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去安徽淮北插隊落戶。順便也做錫貴母子的工作，要他們堅決支援。
錫妹從小就知道：出去容易回來難，阿哥回來報戶口報了近4年，吃了多少苦頭。上海戶口多珍貴，絕對不能放棄！所以錫妹的態度空前「頑固」，堅持說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去。而錫貴則表示完全響應偉大領袖號召，但妹子身體不好這兩年不好去。
錫貴家成了上山下鄉運動的絆腳石、釘子戶。這還了得！學校把動員錫妹上山下鄉的光榮任務移交到街道里弄。於是從某一天開始，每天上午9點鐘有十來個人敲鑼打鼓來到錫貴家，先是喊口號：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上山下鄉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