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身邊有個「長人」，就是常在皇帝旁邊伺候的人，叫許小客，和唐崇是哥們兒。唐崇想當宮內教坊的判官，跟許小客唸叨了幾次。這天許小客下來就跟唐崇說：「今日崖公（宮裡對皇帝的稱呼）很蜆鬥（也是宮裡的話，高興的意思），本想幫兄弟開口的，一猶豫，沒敢。」唐崇馬上把這話理解為許小客問他要東西，立馬送了他兩束絹。
幾天後，許小客和唐玄宗勾肩搭背地走在宮裡。許小客突然說：「俺有件事兒……」唐玄宗一把推開他，嚴肅起來：「什麼事？」許小客趕緊說：「是教坊裡的事，那個唐崇……」
話剛出口，唐玄宗說：「唐崇想當教坊判官是吧？」
許小客馬上拜下去了：「陛下是真聖明，還沒說呢就知道了。」
皇帝說：「那天唐崇表現不錯，本來就該賞他，判官何慮不得啊？這樣吧，明天讓他到玄武門來。」
這就是要升官了啊，許小客興高采烈地去找唐崇，唐崇也美得一蹦老高。他倆都不知道，皇帝回去就交代衛隊：「明天在玄武門，唐崇一來，就騎馬過去踩死他。」
唐崇沒死，唐玄宗對教坊負責人說：「唐崇是什麼人，敢讓許小客奏事。打板子，發配五百里以外。許小客，再也不用來了。」瞧，走個後門，好事變壞事，倆人都倒了黴。這後門，還不如不走呢。
唐玄宗這麼煩走後門的，那麼走後門就有可能變成官員們構陷對手的方法。這話怎麼講呢？這就得提到一個叫魏知古的傢伙。魏知古是宰相姚崇推薦出道的，可後來，倆人有了彆扭。當時魏知古代理吏部尚書去東都洛陽選拔官員，就動上小心眼兒了，因為姚崇的倆兒子都在洛陽當官，肯定要找他走後門啊。
果然，姚崇的倆兒子央求魏知古照顧照顧自己。魏知古回來就把這個「後門」向唐玄宗彙報了。某日，唐玄宗召見姚崇，故意問他：「老姚，你有幾個兒子？都在哪裡當官啊？」
姚崇心裡立馬明白了，回答：「臣有三個兒子，兩個都在洛陽當官，為人多欲而寡交，是不是又去麻煩魏知古了？我還沒來得及問他們呢。」
皇帝本來想敲打敲打老姚的，聽他這麼一說，覺得老姚實在，挺高興，就說：「嘿，你怎麼知道的？」
姚崇答：「魏知古是我推薦出來的，我那倆兒子傻，就知道我和魏知古有交情，不知道我們倆已經鬧矛盾了。肯定會去求他啊。」
這麼一說，唐玄宗也懂了，這是魏知古要黑老姚啊，非要貶斥他。老姚趕緊勸：「千萬別，這是我兒子不懂事走後門，攪亂了陛下選才。陛下不處分我已經夠可以的了，還要處分知古，那大家肯定說你偏心，我就更擔待不起了。」
薑還是老的辣，姚崇就這麼化解了危機，還鞏固了形象。魏知古呢？皇帝給他來了個平級調動，心眼兒多啊，當工部尚書得了，別吏部了。
唐玄宗沒想到，自己老了的時候也犯糊塗，也走後門，可居然沒走成——不給他面子的那位，叫李林甫。
那時候，宮裡有個伎人，也就是耍把式的，唐玄宗想給他升個官，他卻說：「陛下，別讓我當官了，我女婿王如泚，要考進士了，要不您賞他個進士及第吧。」
唐玄宗答應了，轉身讓禮部去辦這事。禮部侍郎李就找上級右相李林甫辦理。李林甫問：「王如泚的水平，夠得上進士嗎？」
李說：「給不給他進士，兩可吧。」
李林甫當即就嚴肅起來：「那這後門不能走啊。考進士是國家選拔人才的過程。要是皇帝對他好，直接給個官怎麼行？進士不能給，要不沒法選才了。」他還真的去找皇帝說去了。
王如泚這邊還美呢，在家裡擺席，賓客盈門，熱烈祝賀。正高興呢，中書省下禮部的公文到了：「王如泚按規定參加考試。」聞者愕然失措。皇上的面子沒給，能不愕然嗎？
這件事說明了兩個道理：一是李林甫權勢很大，大到皇帝的面兒也不給。二是古代考個公務員比現在嚴，就算皇帝發話，也不一定能走後門，更不能隨意亂做手腳，這是規矩。
二代不成器
聽過評書《楊家將》的人都知道，裡面有一位仗義執言、忠心耿耿的「八王趙德芳」。歷史上還真有其人，不過不是趙德芳，而是他的表弟趙元儼。趙德芳是宋太祖的四兒子，年紀輕輕就死了。而趙元儼是宋太宗的八兒子，封燕王，鎮北虜，威風凜凜，人稱「八大王」。
「八大王」威風到什麼程度呢？燕薊之地，如果小兒啼哭不止，當媽的就說：「再哭八大王來了。」孩子立刻就收聲。人們牽牛馬過河，也會在牛馬耳邊說：「八大王在河裡哈。」牛馬立刻就顯得特別聽話。
就這樣一位大英雄，偏偏有個不成器的兒子。八大王的兒子叫趙允良。歐陽修《歸田錄》裡記載，這位小王爺特別愛坐木馬子，坐上就不下來，餓了就在木馬子上吃飯喝酒，還叫人在面前奏樂歌舞，一坐就是一整天。據宋書《諧史》說，小趙這個不良嗜好一直持續到三十多歲。木馬子是什麼呢？可不是現在小朋友騎著玩的木馬，更不是電腦病毒。木馬子就是現在說的「馬桶」。瞧，這孩子還真是重口味。
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好，從小錦衣玉食。有聰明的，但也有不少「二」的。因為「二」得比較明顯，從古至今，總成為文人們譏諷的物件。清代《康熙字典》的總編修官陳廷敬就講過一個段子，說在他的老家山西，有兄弟兩人曾經做過大官。可他們的孩子不讀書，敗家，最後窮得拿著家裡的銀碗到大街上要飯。陳廷敬揶揄說，知道去要飯，就不知道手裡那銀碗可以換錢嗎？換了錢不就可以幹好多事不要飯了？陳廷敬講這個故事，是為了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能不讀書，要不，就得給祖上丟人了。
類似的故事，金朝人元好問也講過。在《續夷堅志》裡元好問說，燕地有個大款叫劉伯漁，做生意發的財，生活過得極其奢侈——他養了好幾百號閒人，任務就是給他打探哪兒有好吃的，怎麼做，做好了給他吃。再多的錢也禁不住糟蹋，劉伯漁年老的時候，家財已經大不如前，等到他去世十幾年後，倆兒子已經把家敗得乾乾淨淨，上街要飯去了。元好問說這叫「玉食之禍」，他耳聞目睹，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人這樣了。
諸位二代，有時候好不學，壞學得相當快。唐朝《朝野僉載》就講了這樣一對父子。當爹的叫崔挹，是國子監的官員，兒子叫崔湜，官比爹大，吏部侍郎，管人事的。這爺倆一對貪，收人家錢，賣官。有一次某人想買個官當，向崔挹行賄，老崔收了錢，小崔卻不知道，到末了也沒給人家官做。那個人去找小崔講理：「你家親戚都拿我錢了，你憑啥不給我官做啊？」小崔一瞪眼：「誰拿你錢了？看我不拿鞭子抽死他。」那人答：「你真敢抽他，就該丁憂回家了。」古時當官，若是父母去世，就得回家守孝，叫作丁憂。話說到這份兒上，小崔才明白是自己爹收了人家錢，一時語塞，滿臉羞愧。
就這位官二代，對自己的老爹也是摳門到家。在唐朝，吃個瓜可不是件容易事，種的少，還要看節氣。可巧，有一次趕上瓜熟了，皇帝念老崔年紀大了，賜給老崔一個瓜，讓小崔給帶回家去。這回輪到小崔對老崔保密了，回家壓根兒沒提這事，而是偷偷把這個瓜給自己的小妾吃了。事情傳出去，「朝野譏之」。成了話把兒，還被記到了史書上，一齣名就是一千多年。
不懂事，是二代們最大的特色。也是《朝野僉載》，寫到了另一件事，關於武懿宗的。武懿宗是哪位呢？他爺爺是女皇武則天的伯父，他爸爸是唐高宗時的倉部郎中，總之是官二代加皇親，啥都不懂就封了王爺。就這位，淨給武則天找不痛快。有一天武則天在宮裡請吃飯，歡聲笑語地正高興呢，這位武懿宗突然站起來說：「臣有急事要啟奏。」武則天嚇了一跳，趕緊問：「出什麼事兒了啊？」武懿宗說：「以前我家屬地徵收物品，都是直接收的。現在改成由州縣幫著徵收，損耗太大了。」那意思，還是改回來吧。
武則天給氣壞了，翻著眼睛盯著屋頂椽子半天，才回過神來，說：「朕和親戚們一起吃個飯，樂一樂，容易嗎？你是親王啊，就為你家那點雞毛蒜皮，差點把朕嚇死。朕覺得，你不配當這個親王。」一句話，說得武懿宗摘了帽子，磕頭不止。周圍大家趕緊說情，才算把這事圓了過去——拿現在的話說，這位武懿宗也忒沒眼力見兒了。
和權貴沾親帶故的人都容易得瑟，武懿宗不算是最得瑟的，最得瑟的一位叫王子溶，南宋人。他為啥得瑟啊，因為他是秦檜老婆王氏的親戚。憑著這層關係當了官，最早是在浙東倉司。上級每次請客，必須得叫他，他一到場，吆五喝六，又玩又鬧的，上司唯唯諾諾，好像變成了他的下屬了。後來他到蘇州吳縣當了知縣，這下倒霉的是蘇州的知府了。請他吃個飯，他一入座，頭一件事就是指使人去請戲班子，手下飛馬前往，麻利得很，不管人家是否有演出，必須得立刻到場，無人敢留。
有一次元宵節，王小爺要看燈，竟然召知府到縣衙來，導致「郡治乃寂無一人」。這還不是最過分的，最過分的一次，知府和王小爺一起喝醉了，回到家中，睡到半夜，突然有人玩命敲門。一邊敲一邊喊：「我是王知縣派來的，有急事必須面見知府。」
知府嚇壞了，趕緊穿衣服，舉著蠟燭，狼狽不堪地見客。一見面，來人說：「我們知縣喝多了，聽說你家有鹹菜，讓我來要一罈子，拿去吃醒醒酒。」
知府連個屁都沒敢放，趕緊叫人拿鹹菜，送到王小爺門上去。
這事寫在陸游《老學庵筆記》中。陸游嘆道：「其陵侮如此。」要是現在哪位市長，手下有這麼個區長，還不鬱悶得跳河？
吃喝場上也有人品。二代們人品不濟，飛揚跋扈，基本是因為骨子裡有狗仗人勢的基因吧。
辯才無雙
讀了點書的人，特別喜歡辯論。一是能賣弄學問，引起大家敬仰；二是能打敗對手，高人一等。就像動物世界裡動物老掐架，為的是爭當頭領，讀書人的辯論，有時無關對錯，僅僅就是為了掐架。
王安石得意的時候，編了本《字說》，大約就是現在的字典，他把每個漢字都拆解，說漢字的音、形都表示萬物的規律。天下的讀書人，就都得按照這個方法來解釋漢字。
這種學術權威非常招人討厭，蘇東坡就不服，有一天質問王安石：「丞相，我問你，牛長得壯實，鹿跑得快，那為啥‘犇’（就是奔的異體字）是表示速度快，而‘麤’（粗的異體字）是表示粗壯呢？」（另一個版本，這話是劉攽問的，劉攽是《資治通鑑》的副總編輯，一看就知道是司馬光的人。）結果，把王安石問了個張口結舌。
蘇東坡接著問：「你說‘坡’是啥意思？」王安石答：「‘坡’就是土的皮。」蘇東坡大笑：「那‘滑’就是水的骨頭了？」
這有點像現在的人在網上吵架。明面看，是學術爭論，背地裡，是兩派官員的政治鬥爭。得罪王安石有啥好果子吃啊？沒多久，蘇東坡就被貶官了。
蘇東坡沒想到的是，到了百十年後的南宋，他自己成了學術權威了。陸游就寫過，北宋的時候，社會上風靡的是《文選》（南朝蕭統組織編纂的前人優秀詩文選），那時候說什麼，都得用《文選》裡的詞兒。草一定得叫「王孫」，梅花一定得叫「驛使」，月亮得稱作「望舒」，山水必須是「清暉」。要不這麼說，就吃不開。所以有個順口溜，叫「《文選》爛，秀才半」，意思是《文選》念熟了，秀才就算考上一半了。
可誰知道風水輪流轉，到了南宋，崇尚的是蘇氏文體，一切文章體例、用語乃至口氣，都得按蘇軾、蘇轍他們的路數來。誰要不服，就做好一輩子懷才不遇的準備吧，順口溜也改了，叫「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這可是當年蘇東坡做夢都沒想到的事。
辯論之類，效果最好的是和當下的紅人辯，效果次之的是和前人辯——當然質疑的必須得是常識。比如陸游，就質疑了一個成語，「壽終正寢」。陸游說，古代諸侯快死的時候，一定要抬到大廳去，死也得死在大廳上，不能死在臥室裡，為啥呢？因為臥室裡有女人，死在那兒容易導致女人干政、誤國。大廳，也叫路寢，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叫「壽終路寢」。可很多人包括黃庭堅都認為大廳叫「正寢」，臥室叫「小寢」，這不就成了筆糊塗賬了嗎？
這種辯論體現了陸游咬文嚼字的較真精神。可是，他較真得似乎過分了。《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說了，「路寢者何？正寢也」。一個意思啊。
辯論牽扯精力，不僅辯的人費神，圍觀的也費神。但不管怎麼說，有辯論還是好的，最可怕的是不由分說連辯論的機會都不給，那就慘了。
這個倒霉鬼叫張鈞，是金熙宗的手下。有一年，雷雨大作，宮殿被震壞，金熙宗迷信啊，要搞點祭拜上天的儀式，還要大赦天下，就讓張鈞來起草詔書。
張鈞是漢人，按照漢人皇帝詔書的習慣，在文章裡寫了謙虛的話，比如「顧茲寡昧」「眇予小子」之類的，這是很正常的語言。可是金朝人不懂啊，有個叫蕭肄的，是個諂臣，跑到皇帝那兒告狀：「張鈞這是罵你呢，寡是孤獨無親，昧是不懂人事，眇是瞎子，小子是小孩兒——這是利用詔書罵皇帝啊。」金熙宗一聽就火兒了，把張鈞叫來，也不容人家解釋，一劍扎到張鈞嘴裡，最後把他剁了肉醬。這叫什麼事兒啊。
喜歡辯論的人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自信心強。特別是網上有些辯論欲特別強的人，也不知道哪兒來的自信心，就覺得自己對。這種人古代也有。
《雪濤小說》裡就講過——有位從南方來的，見著生薑，一口咬定這東西是樹上長的。有人說不對，這是土裡長的，他急了，非要拿自己的驢和人賭。連問了十個人，都說姜是土裡的，這哥們兒還嘴硬呢：「驢我不要了，但姜肯定是樹上結的。」
另外一位北方人，也這毛病。他到南方吃菱角，連殼放嘴裡嚼，有人說：「菱角殼不能吃。」他馬上辯上了：「這我能不知道嗎？可是菱角殼吃了敗火啊。」又有人問：「北方有菱角嗎？」他立刻回答：「怎麼沒有？山前山後到處都是。」
還有一種喜歡辯論的人，略微強點，讀過一點書，就出去跟人噴——這位是明朝人，名字叫韋政，外號韋大夫，見誰跟誰辯，用的都是古代的君臣故事，可故事說完，前因後果也講不出來了。有人就擠對他：「你看的書，是《脂麻通鑑》吧？」
脂麻就是芝麻，那時候江南流行脂麻點茶，所以就有人買小包芝麻。賣芝麻的呢，經常撕了舊書當包裝紙——比較多的就是《資治通鑑》了，就有人看了一頁包裝紙，然後假裝學問人出去侃大山了，前後文是什麼，一點不知道。要是真遇到行家，就老實承認：「我是看的脂麻包裝紙。再多我也不知道了。」所以，這種人讀的書，就被戲稱為《脂麻通鑑》了。
可畢竟是讀了啊，功夫有限還是下了點。哪兒像現在有些網上的大噴子，啥都不懂就直接質疑了，憑的僅僅是「邏輯」，而且是說不通的邏輯。有時候真懷疑他們的辯論不是為了分出是非，他們迷戀的是辯論本身，那就太招人煩了。
敏感詞
有年慈禧老佛爺做壽，請譚鑫培進宮唱戲，戲碼是《捉放曹》。譚老闆有一句唸白「殺豬宰羊」，忽然念成了「殺豬宰牛」。唸錯了，自然沒賞，譚老闆倒也不以為意。後來有人追問他：「老爺子你怎麼給唸錯了？」譚鑫培道：「今年是三陽（羊）開泰，本不願應這出戲。要照原詞一念，先犯了個大不敬的罪名。」
原來，這年是羊年，慈禧、李蓮英又都屬羊，不是三羊嗎？在老佛爺生日會上「殺豬宰羊」還了得？什麼都得講個避諱。譚老闆心細，自覺過濾了。這話傳到李蓮英那裡，李加倍賞了譚鑫培，後來，宮裡還把《捉放曹》這戲給禁了。
這個段子是戲劇評論家徐慕雲先生寫在《梨園外紀》裡的。這只是古往今來眾多因忌諱被過濾的一例。在中國，還真講究這個，為尊者諱，為顯者諱，為權者諱。上面的人還沒說啥呢，底下有不少積極的。最典型的，秦始皇名字是嬴政，所以正月就不能讀成「政」月，必須念成「徵」月。
唐末軍閥楊行密割據南方，當地人就不能說「蜜」字，蜜改叫蜂糖了。十六國後趙的皇帝叫石勒，有一種叫羅勒的草，就得改名叫蘭香。後梁太祖朱溫他爸爸叫朱誠，所以城東、城西、城南、城北，就得改稱叫州東、州西、州南、州北，韋城、聊城這些地名，也給改成了韋縣、聊縣。宋仁宗名叫趙禎，音近的蒸餅（饅頭），改名叫了炊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還真有人為這事捱了揍。南北朝北齊皇帝高歡，沒當皇帝的時候在東魏做宰相。有天下屬辛子炎跟他彙報事情，說了句某某事「取署字」，高歡就急眼了。為啥啊？因為辛子炎有口音，把「署」念成了「樹」，高歡他爸爸叫高樹啊，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板子。這要擱現在，高等數學怎麼唸啊？也許得改高數叫神算吧。
有沒有不在意避諱的皇帝呢？有，唐太宗。唐太宗叫李世民，他手底下倆大臣李世績、虞世南都跟他一樣，屬於「世」字輩兒的，唐太宗可從來沒想過讓這二位改名。直到唐高宗即位，才想起避諱這事兒來，當時虞世南已經去世也就算了，李世績改名叫李績，「世」字兒就沒了。
有趣的是，唐太宗不給自己避諱，卻還記得為隋朝的皇帝避諱。唐初，魏徵等人修《隋書》的時候，因為隋文帝的父親叫楊忠，所以把該用「忠」的地方都改成「誠」。比如忠臣改成誠臣，《忠節傳》改成《誠節傳》。就連唐太宗寫詩，都寫成：「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這都是為楊忠避諱呢。這要到了朱溫那兒，還不都得給改回來？
不過，總的來說，唐朝人對避諱還是看得比較輕的。古書《唐摭言》裡，就收錄了一封曹州布衣袁參寫給宰相姚崇的信，有一段說：「您要是遭遇不測，被人抓了，老婆孩子也進監獄了，我一定以微薄之身，伏死一劍，以白君冤。」雖然是表忠心吧，但人家還好好的就這麼說人家，擱現在是不是也有些彆扭呢？
避諱特別繁瑣，是從宋朝開始的。宋朝是個避諱特別多的朝代。不僅說話寫字避諱，連姓名官職都得避諱。
在宋朝被避諱弄得最五迷三道的，非趙匡胤的三弟趙廷美莫屬。趙廷美最早叫趙匡美，結果他二哥趙匡胤當皇帝了，他只好改名叫趙光美，後來三哥趙光義當皇帝了，他就叫趙廷美了。
本來按照金匱之盟，趙光義之後該輪到他了，可沒想到趙光義要傳皇位給兒子，趙廷美政治鬥爭失敗，從秦王、開封府尹的高位上一降再降。有趣就有趣在這個開封府尹上——宋朝後來當上這個市長的人，除非是皇族，其他都要叫「權知開封府」，也就是暫時代理市長，包括著名的包拯，他也是個代理的。為啥啊？因為正市長皇家的人當過，別人不敢當。倒霉的趙廷美，終於在身後讓別人忌諱了一把。
這一類的避諱到南宋愈演愈烈，甚至官職犯了三代內的家諱都得辭職。比如有個張嗣古，曾經要升任起居郎——也不知道這仨字兒哪個犯了祖上的名諱了，他必須得請辭。這朝廷也真有意思，一看出了這事兒，乾脆把官名給改了，改成「侍立修注官」了。
名字中不許用「天」字，也是從宋朝開始的。宋徽宗政和年間，給事中趙野上書說：「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的，已經下令去掉改變了。但還有用天字當名字的，我覺得也該禁止。」這個建議被宋徽宗採納了，從此人們的名字裡，這幾個字就消失了。到了明朝正統年間，這事就更過分了，內閣的授意，考進士的，試卷裡出現「天」字也不行。那「天」叫什麼啊？改叫「霄」了。這叫什麼事兒啊。
更為神奇的是，在宋朝連「太行山」都成了忌諱。為啥啊？古文太與大相通，「太行」就是「大行」，大行就是——皇帝掛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所以，文人崔公度寫給宋真宗的《太行山賦》，就改成了《感山賦》。後來，一系列的朝代似乎都在避諱太行山。
宋朝皇帝講究避諱，有時候會把自己避諱亂了。《鐵圍山叢談》說，宋徽宗是個特別愛換年號的皇帝，他為了紀念自己當皇帝二十年，曾經下令改年號為「重和」，和上加和，多麼喜慶啊。可是沒倆月，就發現這年號和遼國的年號重了。原來，遼國曾經有個年號叫重熙，可宋徽宗時期，遼國國主叫耶律禧，禧與熙同音，遼國也講避諱啊，於是就把以前的重熙年號，稱為重和。宋徽宗聽說後不幹了，怎麼能和番邦一個年號呢？改！
幾個月後，「重和」改成了「宣和」，汴梁皇宮裡就有宣和殿，宋徽宗心說我用我的宮殿當年號，總沒毛病了吧？
可誰知道還是有毛病。有人指出，宣和的「宣」字，裡面有「二日」，你一大宋朝，有倆太陽，吉利嗎？
宋徽宗可真急壞了，到處徵求意見，這年號叫什麼不犯忌諱啊？想了好幾年沒想出來，把金兵想來了，他禪位了，年號改成靖康了。這可是歷史上著名的年號之一。
避諱，有時候也是權力的象徵。你要是平頭百姓，誰想得起為你避諱啊，可你要是權臣蔡京，那就是另外一種待遇了。蔡京當權之時，吃飯的時候上菜，必須報出菜名來。飯桌上有菜湯，宋朝人叫菜羹，菜羹菜羹地叫，口齒不清楚不就成了「蔡京」了嗎？一定要改。於是，菜羹變成了「羹菜」。
那個時候，蔡京還有個忌諱，就是寫文章不能有「哉」字。為啥啊？「哉」與「災」同音，有損和諧社會形象。這可難壞了參加考試的考生們，聖人書裡最愛用「哉」了，什麼「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之類，不讓寫「哉」，這考試沒法寫作文啊。
蔡京不管這套，只要有「哉」的，「必暗黜之」。最後還是有官員看不過眼，上書皇帝，「哉」字才算又活過來了。後人形容當時的情況，真是「轉喉即觸諱」。
到了元朝，必須避諱的字就更多了。清代有一本《在園雜誌》講，元朝寫賀表，一共有一百六十七個忌諱字。這本書還把這些字列出來，有些的確是莫名其妙，比如：夢、幻、蒙、追、古……也不知道這是哪位的主意，這文章還怎麼寫啊？
忌諱有好幾種原因，除了尊重、恐懼以外，還有一種是因為討厭。明朝《萬曆野獲編》說，南宋最討厭的當然是金朝，所以南宋皇帝后妃留下來的墨寶中，「金」一律變成了「今」。到了明初呢，當然不喜歡元朝了，所以民間的很多貿易文書中，吳元年、洪武元年這些時間概念，都變成了吳原年、洪武原年。這倒沒有行政命令，完全是大家自發自願的一種行為。
關於百姓中的忌諱，還有很好玩的事情。清代學者俞樾小時候寫過一首詩：「君子雖爭沒世名，留芳遺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馮玉瑛。」
曹蜍和李志兩位，都是晉朝的書法家，不過運氣不好，和王羲之生在了同一年代，沒什麼大名氣，但畢竟算是留名歷史了，可這馮玉瑛又是誰啊？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明末大名鼎鼎的奸臣馬士英。這位馬士英還是很有才的，善畫山水，留下許多作品。只是人品太不好，後人極其厭惡他，忌諱提到他的名字，乾脆，就給他畫上的署名添了幾筆，馬士英就變成馮玉瑛了。
混到這個份兒上，真是很慘吧？偏偏總有人不接受教訓。今天避諱這個，明天避諱那個，脆弱得不行。別在今後某一天，讓大夥給避諱了，那就是歷史笑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