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數過，從父親在客廳艱難地邁開步子到他撲倒在自己的影子裡，一共是7秒。他倒下後，喘著粗氣，瞪大眼睛看著我，眼裡滿是紅血絲。
父親逐漸顯露出病態，是在有了雙胞胎妹妹之後。他的生活習慣也不同往日，很少在院子裡做事，也不再去見老朋友了。他有時會滔滔不絕地講個沒完，可有時又一言不發。短短幾個月，父親看上去老了10歲，體重驟減，臉上的皺紋越來越深，行動越來越遲緩。
10歲那年，我正巧看到父親第一次發病。那之前的幾個月，父親會無端地倒下或發出很怪異的聲音，母親總是設法不讓我們看到這些。但那天我恰好走進客廳，眼看著父親撲倒在地板上，眼睛睜得又大又向外凸，嘴裡發出嘰裡咕嚕的聲音，不知在講些什麼。我安靜地站在原地，看著父親，不知該有怎樣的感覺，也不知該做些什麼。母親聽到父親撲倒的聲音，趕緊跑進客廳，她輕輕地推開我，讓我回到樓上自己的房間裡，她說父親只是不舒服，她已經叫醫生了。10分鐘後，一輛救護車停在我家門口，鳴笛聲隨之停歇。我從樓梯上看見救護人員將父親抬上擔架，在他身上搭了一條毛毯，然後將他抬走了。
第二天，家裡比往常安靜，感覺也很冷。我坐在自己的房間裡，想著父親的病，尋找著對父親該有的感覺，但卻找不到。過後幾天，我才感覺出，缺少了父親這個家就不夠完整，於是我盼著父親能早點兒回家。
父親住院這件事，大人們給我們的解釋是：父親累了，要在醫院休息，他很快就會好起來。父親住院的這幾個星期裡，孩子們被禁止去探望，母親則乘車去看他。父親在一家收治慢性精神病患者的療養院裡接受治療，那時我們還太小，不知道「精神病」是什麼概念。母親從不跟我們講父親的病情，只說他病情在慢慢好轉，而且很快就能出院了。母親忙著照料父親的時候，家裡的7個孩子（有5個是4歲以下）全靠姥姥、姥爺、家裡的親友和義工幫忙照看。我和弟弟作為年齡稍大些的孩子，被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減輕大人們的負擔，例如幫忙打掃、擦乾碗盤、拎袋子等。
父親出院時，大家並沒有為此而慶祝，因為每個人都希望家裡的生活能恢復到從前的樣子。儘管父親嘗試著做他生病前的日常家務——換尿布、做晚飯，但還是不一樣。我那時就已經知道，那個竭盡全力照顧我、保護我的父親已經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連他自己都需要照顧、需要保護的人。在醫生的叮囑下，父親每天都吃藥，還需要多休息，午飯後，他就回到樓上的房間睡幾個小時。當父親休息的時候，母親要求家裡的孩子都像我一樣小聲說話，免得吵到父親。如果小一點兒的孩子哭起來，母親就馬上抱著他們衝到院子裡去，然後才哄他們。
父母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改變。以前，母親在各個方面都很依賴父親，但現在完全不一樣了。他們不太講話，彼此間的默契也了無蹤影，就像換了兩個人，而且要開始一種不一樣的關係。吵架成了他們交流的主要方式，聲音越吵越大、越吵越兇。我不得不堵住耳朵來躲避他們的爭吵聲。有時，大吵一架後，母親會走進我的房間，靜靜地跟我坐一會兒。我真想把這安靜變成一條柔軟的毯子，將母親裹起來。
父親的病情時好時壞，他大部分時間的言談舉止跟原來一樣，但有時會突然發作，講話顛三倒四、神志不清，還會躲開家裡人。之後的幾年裡，他經常住院，每次都要幾個星期。再後來，父親的病好像一下子就好了，就像他得病時一樣突然。他變得能吃能睡，體力恢復了，心情也好起來了，慢慢有了信心和勇氣。父母的關係也好轉了，接下來的1990年夏天，家裡添了第八個孩子安娜瑪利亞。17個月後，距離我滿13歲還有4天，家裡添了最後一個孩子雪莉。
1991年，我們再一次搬家，搬到馬斯頓街一棟四室的房子。我們住的是整片房子中的一棟，離商店和公園很近，房後的院子也很大。但我們住過的所有房子，包括這棟，都只有一個浴室，以至於我們常常需要在浴室門外排長隊等著洗澡。客廳和餐廳隔著幾道不上鎖的門，可以來回穿越。當需要想事情的時候，我就在樓下的幾個房間穿來走去，從客廳到餐廳，經過廚房、走廊，再回到客廳。走的時候低著頭，雙臂緊貼身體兩側，旁若無人地來回穿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1990年9月，我升入中學。母親特地領我去市中心為我買了我的第一套學校制服：黑色外套、長褲、白襯衫和紅黑相間的條紋領帶。父親教我打領帶，可我怎麼也學不會。於是，他讓我只將領結弄鬆，需要戴的時候，直接套上拉緊就可以。這套制服穿在身上很不舒服，面料的質地粗厚，壓在身上很沉，黑色的新皮鞋穿起來也會將腳趾夾得生疼。我還買了新書包和文具。
我就讀的是巴金修道院中學。報到第一天，父親幫我打好領帶，扣好襯衫的袖釦，然後帶著我坐公交車來到學校。在校門口，他鼓勵我要勇敢面對新環境，迎接開學第一天的大挑戰。我目送他離開，直到看不見他的背影，才怯生生地跟著其他學生走進體育館，校長要在那裡向全體新生致詞。體育館很小，幾位老師靠牆而立，全體新生只能席地而坐，紛紛坐下的瞬間，地板上的塵土飛揚起來。校長馬克斯韋爾先生要求大家保持安靜，然後開始講話。我坐在後面，發現自己很難聽進去，只好低著頭，用手指來回撥弄地板上的灰塵，等著結束。分完班級和老師後，學生排著隊去了各自的教室。我高興地發現我的教室位於校圖書館隔壁。註冊後，我領到了新學期第一週的課表，原來每門課都由不同的老師在校內不同的教室裡上。從小學升入中學，最讓我難以適應的就是上課需要不斷地換學科、換教室、換老師。
新班級裡沒有幾個巴利小學的老同學，好朋友巴巴克去了另外一所學校。我緊張得不敢和班裡的任何人說話，甚至不肯做自我介紹。上課時，我會不停地看錶，希望指標可以走快些，好讓這一天馬上過去。下課鈴聲響起，學生們全都衝向操場，我害怕被跑出教室的學生衝撞到，所以尾隨在後面。我來到隔壁的圖書館，從參考書書架上拿了一本百科全書，一個人坐下來看。我不斷地抬頭看圖書館牆壁上的表，因為擔心要是上課遲到就會被已經在教室裡坐好的同學盯著看，那會讓我渾身不自在。午休鈴聲響起後，我又坐在了圖書館同一張桌子上看書。
上小學的時候，我中午吃母親為我準備的盒飯。上了中學，父母希望我吃學校的午餐，因為我們是低收入家庭，有代金餐券。看了半小時書後，我來到餐廳，就餐的人沒剩多少了，我就可以拿著餐盤一個人在餐檯選自己想吃的食物。我選了炸魚、薯條和豆子，因為很餓，又在點心區拿了一個甜甜圈。我走到收銀臺，將餐券遞給收銀員，她按了幾個按鈕後告訴我，代金券的面額不夠買那個甜甜圈，需要補差額。我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又著急又羞愧，臉一下子紅了，感覺自己馬上要哭出來。收銀員看到我的窘狀，安慰我說沒關係，因為是開學第一天，甜甜圈留著吃好了。我找了一張空桌子坐下，雖然餐廳的人不多，但我還是擔心會有人走過來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我飛快地吃完，立刻起身離去。
放學後，直到所有的同學都走了，我才走向那個我認得的公交車站牌，因為我早上就是從那裡下車的。這是我第一次自己搭乘公交車，我不知道原路返回必須要坐反方向的車才可以。公交車到了，我上了車，將我在心裡反覆練習過的幾句話講給司機聽，也就是告訴他我要在哪一站下車，然後我就自顧自地掏錢買票，司機回答些什麼，也沒聽清。司機又大聲地重複剛才的話，而我正努力剋制著自己的緊張慌亂，還是沒聽懂他的話。我一直堵在車門口，沒辦法，司機搖了搖頭，收下我的錢，遞給我車票。我找了就近的一張空椅子坐下，沿途望著窗外，看是否會出現我熟悉的街景，但窗外的景色一片陌生，好像方向也不對。我擔心起來，然後就意識到自己坐錯了車，我跑到車門口，焦急地等著停車開門。下車後，我走到對面去坐車，告訴司機我要下車的站名，這回司機沒說什麼，只告訴我票價，這個我早就知道了。我暗自鬆了口氣，這回終於坐對了。20分鐘後，我心裡更踏實了，因為我從車窗看見了我家在的那條街，總算安全到家了。
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積累，我終於可以獨自一人坐車去上學了。站牌離我家很近，而且我還記得所有的發車時刻，所以我從來不會錯過車次——除非公交車誤點。我們每天到校後都要先去自己的班級報到，然後根據當天的課表去不同的教室上課。不幸的是，我生來沒有方向感，就算在住了多年的街區，我除了幾條特意記憶過的街以外，還是會迷路。在學校，解決的辦法就是跟在同學後面走。
數學當然是我最喜歡的學科。開學那天，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一個數學的分班考試，然後按照成績從高到低，分成1～4這4個等級。我被分在等級最高的一級班。剛一入班，我就發現這個班的進度比我在小學的班級要快很多。每個同學對數學都很感興趣，很投入，老師教的內容也非常廣泛。我最喜歡的內容是數列，例如斐波那契數列（1、1、2、3、5、8、13、21……），其中每個數字都是前兩個數字之和。此外，我還喜歡資料處理（例如計算一組資料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和機率問題。
多數人不能靠直覺算出機率，就像這道題：「一位母親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是女孩，另外一個也是女孩的機率是多少？」答案並不是多數人會想到的1/2，而是1/3，因為這位母親已經有了一個女孩，就不可能有兩個男孩，所以剩下的可能就是：男女、女男和女女。
在做「三張卡片」這道機率題時顯然也不能跟著感覺走。問題是這樣的：有三張卡片，第一張兩面都是紅色，第二張兩面都是白色，第三張一面是紅色，一面是白色。將三張卡片混在一起，然後抽出其中一張放在桌上，朝上的一面是紅色，那麼另一面也是紅色的機率有多大？有人說，有紅色面的卡片只有兩張，一張的另一面是紅色，一張的另一面是白色，所以，紅色面出現的機率是1/2，即紅色與白色出現的機率各佔一半。而實際的答案是，這張卡片另一面也出現紅色的機率是2/3。我們可以這樣分析，兩面都是紅色的那張卡片，一面寫a，另一面寫b；一面紅色、一面白色的那張，在紅色那面寫c。需要我們判斷的那張卡片，已經顯現出的紅色面，有可能是a、b或c。如果是a，則另一面就是b；如果是b，則另一面是a；如果是c，則另一面就是白色。所以，這張卡片的另一面出現紅色的機率是2/3。
中學期間，我還喜歡歷史。我從小就喜歡列表裡的內容，歷史課上就能接觸到各種列表，包含君主、總統、首相名字和在位時間的世系年表，都對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我喜歡紀實類的歷史勝過虛構的小說，研讀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不同史實和人物，對我來說是莫大的享受。我還試著理解不同思潮和不同歷史局勢之間的相互關聯。我驚訝於歷史事件的連鎖效應，一個看似孤立的偶發事件竟然會引發一連串的反應，就像多米諾骨牌。歷史的複雜性令我著迷。
我從11歲起就開始建立自己的歷史人物世界，包括總統和總理，我還替每一個人編寫了完整且複雜的傳記。我腦海中會毫不費力地浮現出人名、日期和事件，需要我動腦筋思考的是那些構成事件的材料和統計資料，一些源自我對真實歷史事件的認識，另一些則完全靠想象。直至今天，我仍然會思考自編的這套歷史年表，並不時地增加一些新的人物和事件。以下就是我想象出的一個歷史人物：
霍華德·桑杜姆（1888-1967），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他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一個貧窮家庭，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1921年當選為共和黨眾議院議員，3年後入選參議院，時年不過36歲。1930年當選州長，1938年11月，擊敗64歲的民主黨現任總統埃文·克雷默而成為新總統。桑杜姆戰時受任，於1941年向納粹德國和日本宣戰。1944年11月（總統選舉每6年一次），桑杜姆被民主黨候選人威廉·格里芬擊敗，從此隱退政壇。桑杜姆在退休後撰寫的回憶錄於1963年出版，他唯一的兒子查爾斯，追隨父親的足跡，踏入政壇，在1966-1986年間擔任眾議員。
當然，也有我不喜歡的學科，課上得也辛苦，例如木工課。其他同學會興致勃勃地鋸木頭、打磨、組裝，我因為聽不懂老師的指令而總是落在後面。有時候，老師會對我失去指導的耐心，直接過來替我做。老師以為我在偷懶，但實際情況是我不想待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裡。
體育課也是如此。我喜歡那些不需要跟別人互動的專案，最想參加的是跳蹦床和跳高。可惜的是，體育課大部分時間玩的是橄欖球、足球這類需要彼此配合的團隊活動。隊長被選出後，會接著選自己的隊員，我最怕這個時候了，因為每次挑選完，都會剩我一個人孤零零站在那裡。倒不是我不會奔跑和傳球，只是不知道該何時移位、何時傳球、何時將位置讓給別人。賽場上總是很吵，我的大腦會自動遮蔽外界而進入封閉狀態，直到有球員或教練跑來提醒我要「專心」或「參與」，我才會意識到身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