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為我在學校裡的好成績感到驕傲，他們沒上過大學，家族裡也沒人受過高等教育，所以如果我能考上大學就是了了他們一直以來的心願。然而，多年的學校生活並沒有讓我真正地融入其中，雖然我努力地改變自己去適應，卻還是游離於集體之外。我已經厭倦了學校，當然也就不想念大學了。我希望找到適合自己的新環境，嘗試新的事物。這一點我倒和很多同齡人一樣，但我並不知道，這會帶給我怎樣的改變。我向父母說了我不上大學的決定，他們很失望，也為我擔憂著，怕我不足以應付校園外的社會環境，畢竟我連刷牙、刮鬍子這樣的小事情都做得很艱難。
我每天都看報紙上的分類求職廣告。還在上學的時候我就跟職業輔導員說過，信件分揀員或圖書管理員很適合我。信件分揀員只需要將信件擺放到正確的位置，圖書管理員則終日跟文字和數字打交道，這類井然有序、可以安靜獨處的工作最適合我。不過，附近的圖書館，要麼是不缺人手，要麼就是我的條件不符合要求。後來，一則徵求海外志願者的廣告吸引了我。我看過很多介紹世界各國的書，記住了歐洲所有國家的首都名稱，對於能去遠在國外的地方工作讓我心中既充滿嚮往，又有一些對未知的恐懼。不管怎樣，這都是我想要的，因為我心裡清楚，我不可能永遠都留在父母的身邊。
我將這則廣告拿給家人看，他們沒有明確表態，只是讓我打電話多要一些資料看看再說。幾天後，材料寄來。刊登廣告的是志願者海外服務社團青年部，這是個協助各地發展的國際慈善組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志願者服務團體。他們非常願意幫助英國待業在家的年輕人，通過提供去海外當志願者的機會來幫助他們找到工作。提出申請的人先要到他們在東歐的培訓中心接受培訓。得到家裡人同意後，我提交了申請，然後就等待迴音。
一想到要去遙遠的地方開始新生活，我就滿心焦慮，但我已經長大，只有勇往直前，才能為自己開闢新天地。我的德國朋友延斯也鼓勵我，要像他一樣，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可以讓自己變得自信，也可以學會對他人敞開心扉。我更希望藉助這次遠遊，來了解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終於等到了迴音，我被通知去倫敦中區參加面試。面試那天，我穿上新買的襯衫和長褲，父親幫我係好領帶，為了讓我及時趕到，父母給我錢讓我坐計程車去。一路上，新襯衫領口的商標磨得我後背又紅又癢，我不停地抓。到了面試的那棟大樓，我站在電梯裡面，眼睛一直盯著上方閃動著數字的小螢幕。然後到了接待處，我報上名字，一位負責接待的女士翻開資料，用紫色的墨水筆做好記號後，讓我找個位子等著。我知道「找個位子」（takeaseat）就是「請坐」的意思，而不是在等候區找張椅子帶走，於是我去了等候區坐等。
等候區狹小幽暗，鋪著褪色的地毯，我坐的椅子旁邊有些黃色的餅乾屑，我想之前在此等候的人應該在這吃過餅乾。旁邊還有張桌子，上面放著幾本有摺痕的雜誌，但我不想看，我更願意低頭數地上的餅乾屑。
突然，門開了，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站起身，朝辦公室的方向走，小心地繞過那張桌子，以免碰到桌上的那摞雜誌。辦公室裡有扇窗，顯得明亮多了。坐在辦公桌後面的女士手裡拿著一疊紙，我猜那大概是我的申請表。在跟我握手後請我坐下，緊接著就問了一個我最有信心回答的問題：「你憑什麼認為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志願者？」我深吸了一口氣，低頭想著母親提醒我要多強調正面的話，然後說道：「我考慮事情很周密，能夠理解不同人的差異並予以尊重，有較強的學習和接受能力。」
接著她又問了其他一些問題。包括：如果遠離英國，我是否會想念自己的同伴（我沒有同伴可想），以及我能否適應不同的國家和文化等（我能）。隨後又問我在哪些事情上比較在行，以志願者的身份，我希望從事何種工作。我回答說，上學期間我曾幫助低年級的學生學習外國語言，如果去國外，我希望可以從事教授英語的工作。那名女士笑著做了記錄。她又問我對東歐有哪些瞭解。我說在學校學過蘇聯歷史，知道所有東歐國家的國名和首都。她打斷我，問是否介意去比較貧困的國家。我不喜歡被人打斷，因此沉默了一會兒說不介意。我會自己帶上必需品，例如書本、衣服和音樂磁帶等。
面試結束了，那位女士站起來跟我握手道別，說很快會通知我結果。回家後，母親問我面試得怎樣，這樣的事我無從把握，也就說不出什麼了。幾個星期後，我收到答覆，說我通過了面試，要求我在下個月去中部接受為期一週的培訓。
通過面試讓我很高興，但想到要坐火車又讓我焦慮，因為我從沒獨自坐過火車。答覆的信件裡附了指示路線圖，我將裡面的每一個字都背下來，才稍稍感到安心。啟程的日子到了，父親幫我整理好行裝，又親自送我到車站，陪我一起排隊買票，然後看著我找到正確的站臺，踏上火車，他才跟我揮手道別。
夏天的火車悶熱難耐。我迅速找了個旁邊沒人的靠窗位置坐下，把行李放在兩腳之間，緊緊夾著。座位軟塌塌的，怎麼坐都不舒服。我不喜歡這列火車，因為它太髒了，車廂地板上黏著糖果紙，我前面的空座位上還有皺巴巴的報紙。列車行進時所發出的震耳噪聲，使得我無法專心做任何事，就連數清車窗上的刮痕都做不到。停了幾站後，車上的人越來越多，漸漸聚攏在我身邊的或站或坐的人，讓我越發焦躁不安。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翻雜誌的聲音、隨身聽的嗡嗡聲、音樂的嘈雜聲、咳嗽聲、擤鼻涕聲、吵鬧的說話聲，讓我的腦袋快要在這些聲音的轟炸下裂成上千片了，我只好用手指堵住了耳朵。
火車終於到了目的地，我如釋重負地下了車。由於我沒有方向感，所以總是擔心自己會迷路。還好剛出站就攔到了一輛計程車，我坐進車裡，把地址交給司機。沒多久，車子抵達一棟紅白相間的大樓前。這棟樓的窗戶很多，周圍都是樹，樓前的牌子上寫著「哈波恩大樓——會議暨培訓中心」。從大廳裡的簡介手冊得知，這棟樓是18世紀的建築，之前是女修道院。我來到報到處，棕色的木柱子直頂天花板，加上那些咖啡色的椅子讓這裡顯得尤其昏暗，木頭欄杆的樓梯正對著的是報到處的桌子。我領到培訓期間必須佩帶的胸卡，上面寫有我的名字，還有房間號碼、鑰匙以及當週的培訓日程表。
我的房間在樓上，光線比樓下好，也顯得沒那麼陳舊。房間角落裡有個小洗手池，廁所和浴室都在走廊的盡頭。我不喜歡在洗漱時衛生間裡還有別人，因此我每天都儘量早起，趕在別人之前洗漱完畢。
培訓第一天，我知道了自己被分到立陶宛教英語。除了知道它的首都是維爾紐斯外，我對立陶宛可謂一無所知。培訓中心發給我幾本介紹立陶宛風土人情的書，以便讓我對它有更多的瞭解。接下來是團體說明會，參加者是十幾個被分到東歐各國工作的青年志願者。大家圍坐在一起，首先是簡短的自我介紹。我很緊張，暗暗地提示著自己，發言的時候眼睛一定要看著大家。其他志願者中有我認識的人，其中一位是個愛爾蘭男生，很長的捲髮，他去俄羅斯；還有一個是女生，被分到匈牙利做兒童工作。
培訓不算緊張，有很多可供個人支配的時間。多數人都到娛樂室聊天、玩遊戲，我則願意留在房間裡看書，或者去大樓服務中心，那裡有很多我喜歡的書和圖表。每次去餐廳，我都來去匆匆，因為不想跟很多人在一起。每天的培訓結束後，我就一個人坐到樓外的草坪上，看夕陽，看大樹，想著自己的心事。對於出國，我還是充滿顧慮，害怕此行不能達成預期的目的。不過在同時也興奮著，因為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改變生活和命運。
培訓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培養團隊的參與合作精神。受訓者被分成幾個小組，每組分到一個裝滿彩色塑膠球的箱子，任務是將塑膠球快速移出箱子。我想，如果能得到簡單明瞭的指令，我就會有非常好的表現，而且還會為自己對團隊所做的貢獻而驕傲。這樣的練習通常要做上幾個小時，對我而言，自始至終地全身心投入確實有些困難。
培訓的第二部分是分組討論不同的文化價值和風俗，目的在於通過彼此的辯論以消除個人心中的成見和誤解，從而開拓眼界與心胸。有一次，大家看了一段描述世界各地飲食的片子，然後主持人問大家，如何看待一些國家大量食用動物油脂的飲食習慣。很多人皺起眉頭，認為這種吃法很噁心。我想主持人說的應該是牛油，於是我回答說，我一點兒也不介意這種吃法。
關於東歐各國的地理、社會和政治形式的講授是培訓的第三部分。有一次課上，大家都在做筆記，但我只是坐著聽，一個字都沒寫。培訓講師問我為什麼不做筆記，我說我已經把所有的內容都記在腦海裡了，不需要做筆記。我上學的時候就如此，一樣有好成績。講師充滿懷疑地問了我幾個課堂上的問題，我全都答對了。
培訓結束後，我回家等待去立陶宛的最後確認通知。我等到的是一個大包裹，裡面放有很多印刷品，還有地圖、人名、聯絡電話、住宿資料、工作細節和機票等。這意味著，我被錄用了。父母開始擔心，怕我離家那麼久那麼遠會不習慣。但我卻為此興奮不已，感覺自己的人生邁出了一大步。我幾乎不敢相信，在自己快20歲的時候終於要離開家了，去一個遠在1200公里以外的地方。
立陶宛共和國是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小國之一，北接拉脫維亞，東南與白俄羅斯接壤，南邊是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1940年被蘇聯吞併，而後又被德國佔領，1945年重新被蘇聯佔據。1990年3月11日，星期日，立陶宛獨立，成為第一個宣佈脫離蘇聯的共和國。當時蘇聯試圖對其進行鎮壓，並由此引發了一起發生於立陶宛電視塔的著名事件，幾個立陶宛人在事件中喪生。不過，鎮壓沒有成功，2004年，立陶宛成為北約和歐盟的正式成員國。
乘計程車去機場的路上，我數著來往的車輛，一想著要到明年才能見到家裡人，我就頭疼欲裂，好像要生病一樣，離家真的讓我難過。臨行前，我答應母親，每週打電話向她彙報近況，並保證每頓飯都好好吃。機場的大廳很冷清，那時已是11月，暑假早已結束，我很快就託運好行李，然後過了安檢，接下來就是漫長的等待。我不停地踱來踱去，盯著大螢幕上的飛機班次，終於等到了登機時間，我順利登機。機艙座位空著一半，我旁邊座位也沒人，這讓我感到很放鬆。我埋頭坐在座位裡，閱讀培訓中心寄給我的資料，默唸那些有著奇怪發音的人名和地名。一路無人打擾，班機在維爾紐斯國際機場降落時，我檢查了一下隨身帶著的相機，這時的立陶宛已快入冬，我打算多拍幾張雪景的照片。
等候入境的人並不多。穿著黑制服的警察巡視著通關的旅客，檢查完護照後，會蓋上「立陶宛共和國」的紅色印章。我通過了檢查並拿到行李後，被負責接待的志願者協調員開車送到了住處。
我住在立陶宛的第二大城市——考納斯。安置我的公寓是棟鋼筋混凝土建築，樓前有片菜地，都是公寓裡上了年紀的老年人在經管。此處遠離公路，所以很安靜。我的房東叫喬納，滿頭銀髮，他用蹩腳的英語向我介紹了公寓的規定，以及怎樣使用公寓的裝置，包括開關暖氣等。他又將電話號碼留給我，囑咐我有事可以隨時跟他聯絡。送我來的協調員給我一張手繪的路線指示圖，上面有我前往工作的地點以及乘車路線。那天是星期五，開始工作前，我還有兩天的時間讓自己安頓下來。
公寓比我想象的寬敞。廚房、客廳、浴室、臥室，一應俱全，房間內掛著厚重的深色布幔，陰天的時候顯得格外幽暗。廚房裡有冰箱、櫥櫃和一個破舊的爐子，四面的牆上貼著白色的瓷磚，有些已經脫落。客廳裡陳列著桌子、沙發、電視，有一面牆上還懸掛著喬納家人的照片和一些裝飾品。浴室裡的淋浴裝置很齊全，還有洗衣機，這對於當時的立陶宛來說，算是奢侈品了。臥室足夠大，床、桌椅、電話，應有盡有。在未來的9個月裡，這就是我的家了。
整個週末我都在忙著安頓行李，試用公寓的裝置。我開啟了電視，裡面大都是美國的節目，配有立陶宛字幕。冰箱裡有喬納留給我的牛奶、麵包、早餐麥片等必需品。我從沒自己動手做過飯，一旦冰箱裡的食物吃完了，我就得鼓起勇氣去市中心採購。
上班第一天，我起得很早，洗漱完畢，穿上厚外套、圍上圍巾後才出門。儘管沒到冬天，但這裡已經很冷了。按照協調員留給我的指示圖，我從公寓旁邊的小路走上了大馬路，然後去路邊的報攤買公交車票。發給志願者的資料裡有關於怎樣在立陶宛買東西的內容，我全都背下來了。於是我跟攤主說買一張車票，他遞給我一張小小的方形車票，還找給我一些零錢。我坐的車子在一條又長又陡的路上顛簸著，幾乎每分鐘都會停下來載客。上車的乘客包括戴著帽子、身穿厚皮衣的男人，領著孩子的媽媽，還有帶著圍巾、腳邊堆滿塑膠袋的矮小老太太。車內逐漸變得擁擠起來，我開始頭暈，好像淹沒在人海中。我迫切地想呼吸外面的新鮮空氣，於是在車子快停靠的時候，我猛地站起身來，低著頭一路推擠著下了車。下車後，我渾身虛脫，幾分鐘後才緩過來。
提前下了車，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我沿著一條長長的陡坡路一直走到盡頭的一棟高大的水泥建築前。我站在水泥臺階上按門鈴，一個濃妝豔抹、戴著很多珠寶首飾的嬌小女人給我開了門，她用流利的英語對我說：「歡迎你!是丹尼爾吧!請進。還喜歡立陶宛嗎?」「剛到，還沒來得及四處看看。」我回答。接著她做了自我介紹，她叫麗達，是中心的創辦人兼主任。
麗達的中心叫「社會創新基金會」，屬於非政府組織，主要救助附近失業和貧窮的婦女。立陶宛脫離蘇聯後，社會動盪不安，失業人數驟增，麗達希望可以通過這個組織幫助女同胞在新的社會環境裡自立自強。
中心的工作大半由志願者承擔，這是它成功的關鍵所在。很多志願者都來自國外，跟我一起教授英語課程的叫奈爾，他70多歲了，被美國和平隊派遣到這裡。休息的時候，他總喜歡講過去的事情，講他在美國安家，退休後和太太買了活動木板房，還遊遍了美國的50個州。
中心還有一位叫奧加的女教師，是俄羅斯人。她有著一頭紅色的捲髮，戴著彩色的眼鏡。每次開口講話時，我都看得見她嘴裡一左一右的兩顆金牙。奧加看得出我在新環境裡的緊張，於是安慰我說大家都如此，這讓我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