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講臺上教英語。除了幾本教科書和作業本，中心沒有其他的教學資源，很多時候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課程，我很喜歡這一點。班上的學生不超過12個人，來上課的婦女在年齡、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上差異很大，但她們彼此間都很熟悉，課堂氣氛輕鬆活躍。剛開始上課的時候，我很緊張，但每個學生都很友善，她們親切地鼓勵我，於是我漸漸適應了我的新工作。
我在班上結識了一位好朋友，她叫貝魯特，是位做翻譯工作的中年婦女。她的英文水平不錯，但是缺乏自信，所以希望通過上課獲得提高。下課的時候，她常找我閒聊，問我在立陶宛過得怎樣，還說願意給我當嚮導，帶我到處逛逛。我一個人是不敢出門的，因此欣然接受了她的好意。
貝魯特帶我去逛考納斯市中心的步行街，這條街總長1.6公里。街的一頭是聖米迦勒天使教堂，這是一棟有著藍色圓頂和白色柱子的建築，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蘇聯統治期間，教堂曾被改為藝術畫廊，立陶宛獨立後，重新恢復為教堂，接待人們做禮拜。街的另一頭是舊城區，有鵝卵石街面和紅矽城堡——立陶宛最早的城堡，建於13世紀。
上午的課程結束後，貝魯特和我會去市政廳吃午飯。這些按部就班的事情讓我的生活逐漸安定下來。我喜歡這樣有秩序的生活，每天按照固定的程式前行。樓下的食雜部出售很多立陶宛的傳統點心，雖然燈光有點兒昏暗，但食物很便宜。我已經不像小時候那樣挑食了，對很多食物我都能做到來者不拒。如果下午沒課，那麼貝魯特和我還會去步行街的餐館用餐。我最喜歡的一道菜叫「齊格非飛船」，是立陶宛的國菜，因其樣子像飛船而得此名。它是用碎馬鈴薯和肉餡做食材，煮好後配酸奶油吃，味道非常好。
貝魯特對我非常有耐心，她總是體諒我的難處，傾聽我的訴說，給我很多建議和鼓勵。我們的友誼日漸加深，在立陶宛如果沒有她，我都不知道該怎樣過。班上幾個學生說想多學點兒英語，但卻負擔不起額外的學費，於是我就想到可以每週在我住的公寓開一堂免費的英語會話課，貝魯特主動提出幫忙安排。來上課的女士自帶餅乾，還有人負責泡茶、煮咖啡，吃喝一應俱全後，大家坐下來用英語對話，內容無所不包。有一天晚上，貝魯特還帶來與家人假日遊玩的幻燈片給大家看，然後大家提問題，交流各自的旅遊心得。
班上和中心的女士常問我有沒有同齡的朋友。麗達的助手印嘉把她的侄子彼得介紹給我，希望我們成為朋友。彼得小我三歲，英語講得非常好，害羞，有禮貌。我們一起去市區的電影院看最新上映的美國電影，如果電影的聲音太嘈雜，我就會用手堵住耳朵，但是彼得好像從沒注意過我這點。
立陶宛還有其他來自英國的志願者，中心鼓勵我們保持聯絡，互相幫助。有個叫維克蘭姆的志願者，唸完法律才清楚自己不想當律師。我跟他沒有共同語言，他常談論的是足球、搖滾樂和其他我不感興趣的東西。跟他在一起時，我總是無話可說。
一位叫丹妮斯的女志願者，是一個30多歲的威爾士人，瘦瘦高高的，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精力充沛。她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工作，她邀請考納斯的志願者搭車去她那裡。我們在路上顛簸了一個小時才抵達維爾紐斯的市中心。這裡跟考納斯不同，街上的行人都步伐匆匆，道路兩邊有很多鑲嵌著閃亮玻璃和金屬的現代建築。丹妮斯的公寓很整潔，鋪著光亮的木質地板，廚房的椅子也是木質的，椅背像起伏的山丘。我喜歡用手指摩挲椅背的曲線，感覺沙沙的、癢癢的。我們在她家裡喝茶、吃餅乾，看丹妮斯來這裡以後拍攝的照片。每個志願者的性格不同，但都彼此包容，相互友善。
古爾恰蘭是我們當中最有經驗的。她是一名印度裔英國人，有一頭濃密的黑髮，身上常裹著豔麗的紗麗。她在考納斯工作，住的地方離我不遠，有時會提著幾袋衣服過來借用我的洗衣機。作為回報，古爾恰蘭會邀請我下班後去她家吃晚飯、聊天。她房間的每面牆上都裝飾有色彩繽紛的印度圖片，客廳的桌上滿是蠟燭和焚香。她很外向，講了很多自己的私生活，還鼓勵我也講講自己的事。我沒有私生活，不知從何講起。然後，她問我是否有女朋友，我搖頭，又問是否有男朋友。我可能是臉紅了，於是她問我是否是同性戀。她飛快的語速和一連串的問題讓我有點招架不住。我反應了好半天才開始回話。她大笑著，堅持著問我有沒有男朋友，我又搖搖頭。
中心發給每人一份當地的電話號碼簿，我一直把它放在公寓的電話旁邊。跟古爾恰蘭談話後，我一時興起，按照號碼簿上的號碼，撥通了立陶宛男同性戀組織的電話，還約好第二天下班後，去市政廳外與其中一個成員見面。我不想再刻意地掩飾自己某一方面的特點，因為我覺得只有正視它才能認清自己。打這個電話是我畢生的重大決定之一。
第二天上課，我整天都心跳加快，飯也吃不下。下課後，在去往市政廳的路上，我一直不停地發抖，但又一再地告誡自己不要打退堂鼓。我老遠地看見那個約好的人站在那裡，我深吸一口氣，走過去跟他打招呼。他瘦瘦高高的，身穿一件跟膚色很配的黑色外套。
他叫維塔託，這個名字在立陶宛再平常不過了，他年紀跟我差不多，他很高興能見到英國來的人。由於他常看美國電影和電視節目，因此英語很好。他邀請我去他和伴侶基金塔的家做客，我答應了。他們知道我不喜歡搭公交車，於是開車來接我去位於市區另一頭的住處。他們家裡有在當時立陶宛的家庭裡相當少見的大螢幕電視和cd唱盤。基金塔喜歡英國音樂，他蒐集了很多cd，還放了一些給我聽。一起吃飯的時候，我們講了一些各自的事情。維塔託是學生，基金塔在牙醫診所上班，他們通過同性戀團體結識後，已經在一起好幾年了。
之後的幾周，我常去他們那裡，大家一起聊天、吃飯、聽音樂。每次我告別的時候，都差不多已經黑天了。基金塔因為擔心我的安全，總是嚷著要開車送我回家，但我卻更願意自己走回去。街上空蕩無人，我可以獨自享受安靜和月光。
古爾恰蘭聽說我跟維塔託和基金塔有交往，很為我高興，也盼著結識他們。她提議到她家聚餐，由她掌勺，大家欣然接受。那是一個深秋的傍晚，天氣寒冷得像冬天，大家進客廳前，費了好一會兒功夫才脫去大衣、帽子、圍巾和手套。古爾恰蘭在廚房裡忙得不可開交，客廳裡瀰漫著飯菜的香味，讓我們很有食慾。夜色吞沒了夕陽的最後一點兒餘暉，屋子裡點起閃爍、溫暖的燭光。客廳中央的桌子上已經擺好了餐盤和刀叉，玻璃杯在燭光中閃閃發亮。古爾恰蘭給客人們斟滿了酒，餐盤裡堆滿了拌了咖哩的蔬菜、肉塊和多到吃不完的米飯。
大家邊吃邊聊，古爾恰蘭依然健談，滔滔不絕地講述和提問，維塔託和基金塔回應著她。我邊吃邊聽，但多數話題我不感興趣。吃完後，我隨手從旁邊的書架上拿了本書看，古爾恰蘭大聲抗議，說我這樣沒禮貌。我聽後有點兒尷尬，我並不知道這樣會冒犯他人。這時，基金塔突然放下刀叉嚷著：「老鼠，你家有老鼠！」他指著廚房的方向。古爾恰蘭微微一笑，毫不在意地說：「我知道。」她解釋說，只要老鼠不添亂，哪怕住在一起，也可以相安無事，她在英國的時候就曾跟一隻老鼠共居一室。基金塔看到的那隻老鼠轉眼就不見了，我遺憾著自己錯過了近距離看老鼠的機會。大家繼續聊天的時候，我又拿起了書，不過這次好像沒人注意到我。稍晚的時候，我們向古爾恰蘭告辭，她走過來親每個人的臉頰，走到我跟前時，我略顯遲疑，她便緊握住我的手，還說她知道我跟別人不一樣，她以我為榮，因為我敢於嘗試，不怕冒險。
一週後，我在廚房做三明治的時候，突然發現，有一小團黑乎乎的東西在瓷磚牆上爬行。我把頭湊近，才發現，是一隻我從沒見過的小昆蟲。第二天，我問貝魯特是否知道那是什麼，她脫口而出立陶宛語，可是我聽不懂，她又想了一會兒，再用英語告訴我「是蟑螂」。後來，我很快發現，這些小東西是立陶宛許多老舊建築的常見問題。我打電話給喬納，他表示很抱歉，並承諾一定會徹底根治蟑螂。要徹底根除，需要整棟樓都進行清除，可是我的鄰居們大多是老人，要那麼快地得到所有人的認可，沒那麼容易。喬納給了我一瓶殺蟲噴劑，告訴我只要見到蟑螂，就噴無赦。其實我並不是特別在意這些小傢伙，只是有時在講電話或看電視的時候看到的話，就會有些分心。在我和父母例行通電話報平安時，我講了蟑螂帶來的困擾，他們有點擔心我，我還要反過來再解釋，除了這一點之外，其他方面都很好，我也很健康，房東很積極解決問題，父母這樣才安心一些。幾個星期之後，喬納終於召集齊整棟大樓的住戶，統一進行了清除。不過，偶爾還是能再看到蟑螂的身影。
我到這裡後不久就迎來了立陶宛漫長的嚴冬，全國範圍內風雪瀰漫，天寒地凍，考納斯夜間最低氣溫達到-30c。我住的公寓是老房子，取暖裝置差，不防寒，非常冷。中心的一個志願者買了新的電熱器，就把舊的借給我。晚上我看書或看電視的時候，就把電熱器擺在客廳裡，睡覺時再拖進臥室。我跟貝魯特說起了我公寓的寒冷，於是她替我跟房東交涉，後來喬納在門窗上加了擋風的塑膠條。儘管條件艱苦，但我還是非常喜歡這裡的冬天：我喜歡雪後的銀裝素裹，喜歡腳踩在積雪上的清脆感。落雪的夜晚，我會穿上大衣和靴子，走上寂靜無人的雪地，任由雪花飄落在我身上。我還會站在路燈下，仰望落雪的天空，不由自主地張開雙臂，旋轉著迎接飄落的雪花。
12月，聖誕節即將到來。中心的女生問我有什麼安排。這是我第一次離家過聖誕節，我知道這是一個需要和他人分享的特殊日子。一個叫奧卓恩的同事邀請我和她們一家共度聖誕節，我欣然接受了。在立陶宛，平安夜比聖誕節更受重視，人們會費盡心思準備當天的晚餐。奧卓恩跟她丈夫開車來接我，她家在一棟很大的公寓裡。下車時，我才發現她丈夫非常高，將近兩米。他讓我想起了9這個數字。
進屋後，奧卓恩的兒子和母親都很熱情地迎接我，好像因為我的到來而特別開心。走過一段長長、幽暗的走廊後，眼前出現了一片亮麗的光線和色彩。客廳中央擺著一張長桌，桌面鋪著麻紗布，布底下有細稻草。他們說，這是為了提醒人們，不要忘記耶穌是在鋪滿稻草的馬廄裡出生的。桌上滿滿地擺放著12道菜（象徵十二門徒），包括醃鯡魚、冬菜沙拉、馬鈴薯、酸白菜、麵包、越橘布丁和罌粟籽湯等，沒有家禽家畜類的菜。
飯前，奧卓恩的丈夫將聖餐餅分發到每個人的餐盤中，然後把他的聖餐餅分一塊給奧卓恩，奧卓恩也將自己的聖餐餅分一塊給丈夫，接著每個人都跟別人互換一塊聖餐餅吃。吃菜的順序沒有特別要求，但最好每道菜都嚐嚐，因為不同的菜象徵含義不同，它們預示著你來年不同的方面，例如，麵包象徵著未來的富足，馬鈴薯代表謙卑。我最喜歡的一道菜是罌粟籽湯，用麵包蘸著吃，味道好極了。它的具體做法是：先用開水燙罌粟籽，然後絞碎加水、糖或蜂蜜，最後放入堅果。奧卓恩還跟我講了一些當地跟聖誕節有關的風俗信仰。據說，平安夜12點整的時候，所有河流、湖泊和井裡的水都會變成酒，但很快又恢復原狀。還說，所有的動物都會在午夜12點開口講話，但人類卻聽不懂。第二天，也就是12月25日，奧卓恩一家帶我去一個白雪皚皚的公園，我們在寬闊的冰凍湖面上散步、聊天。這是一個讓我難以忘懷的聖誕節。
我在立陶宛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了立陶宛語。當我說我要學立陶宛語時，周圍的人都感到很不解，因為很多立陶宛人都會講英語，我跟他們交流並不存在語言上的障礙，其他英國來的志願者還有美國和平隊的奈爾，也僅僅是能講幾句立陶宛語而已。況且，講這門語言的人非常少，學起來又難。但我想，如果我能用立陶宛語跟當地的朋友們交流，能讓溝通更順暢，我也會更舒服自在些。
貝魯特自告奮勇給我當老師，她以自己的母語為榮。我將學到的字都寫出來，這樣便於從視覺的角度記憶。貝魯特還把她女兒小時候看過的兒童書借給我，還教了我一首立陶宛兒歌，大意是：「我有兩隻鞋，一隻不見了，小鞋剩一隻，哪也去不了！」
在貝魯特的幫助下，我進步飛快，才幾天時間就能造句子了，這讓她吃驚不小。幾周後，我就可以用立陶宛語跟當地人輕鬆對話了。我讓身邊的立陶宛朋友儘量用立陶宛語跟我交流，這個辦法很管用，大家都稱讚我立陶宛語講得好，一個上了年紀的鄰居尤為驚訝，竟然有個這麼年輕的英國人能用當地語言跟她交談。學會立陶宛語還是有好處的，有一次，我跟其他志願者在餐廳吃飯，服務員聽不懂英文，於是我給大家當翻譯，既能鍛鍊自己，也可以學以致用。
曾經還有人誤以為我是立陶宛人。有一天，我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個迷路的人向我打聽方向，我說不知道，他還是追著我問，我只好跟他說：「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立陶宛人，我來自英國。」他驚訝地睜大眼睛，跟我說了「對不起」才走開。
春天的時候，我已經完全適應了立陶宛的生活。在日復一日的規律生活中，我找到了穩定安全的感覺。每天天沒亮我就起床了，套上件寬鬆暖和的衣服，然後步行去一座很遠的橡樹公園。公園裡有很多參天大樹，樹下是人們踩出來的小路。散步回來後洗漱，然後換上工作裝，走路去上班，途中經過那條又長又陡的路。聖誕節後，奈爾的背痛愈發嚴重，看了醫生也不見好，最後只得回美國治療。他的課由我來代上，這意味著我幾乎每天都得從早到晚地上課。此外，貝魯特也因必須留在家中照顧重病的丈夫而不能來上課。午飯的時候，我常留在上課的地方吃自帶的三明治，偶爾也會和基金塔去自助餐廳，他上班的地方離這裡很近。下班後，我會買些冷凍魚、麵包之類的食物回家自己做，睡前再看看書或電視。雖然想念貝魯特，但一個人的生活我也可以應付得來。
夏天到了，學生們都跟家人去海邊度假，幾乎沒有要上的課了。像大多數立陶宛人一樣，基金塔也在鄉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他邀我去那裡玩。他讓我先乘公車到那附近，然後開車來接我。公車很舊，一路顛簸得很厲害，開了沒多久就出了市區，來到一條長長的土路上，路的兩邊是樹木和田野。基金塔讓我留意一個路牌，但我一直沒看到，也不敢問，只能坐等。後來，車子停靠到一排木頭房子旁邊，這是半小時的行程裡我看到的唯一一座建築。我鼓起勇氣用立陶宛語跟車上的人說，我迷路了。車上的三名乘客看著我，一言不發。沒辦法，我下了車，緊張到發抖，不知該如何是好，我開始數數字，讓自己平復下來。司機隨即走過來，一言不發地用手指了指路邊的站牌。我抬頭望，基金塔告訴我的地名並不在上面。我看了下手錶，離與他約定的時間已經晚了一個小時。我走進旁邊的木頭房子，用立陶宛語跟櫃檯後一位女士說明我的情況，她只是搖頭。我又重複，她還是搖頭，於是我改用英語問：「這裡有電話嗎？」她聽到「電話」時終於點點頭，用手指著角落裡的電話。我撥通了基金塔的號碼，他焦急地問我在哪裡，我告訴他剛剛在外面站牌上看到的地名。「你怎麼到了那兒了呢？等著，我去接你。」半小時後，他開車來了。路上基金塔跟我解釋，我到的那個地方講俄羅斯語，我的立陶宛語當然沒人能懂了。儘管遲到，還是見到了基金塔的家人，然後大家一起烤肉，又去附近的河裡游泳。
貝魯特也邀我去她家的度假屋玩。貝魯特帶我去找她妹妹，她妹妹是個詩人，她邊喝咖啡邊給我們念她自己寫的詩。然後，我們去湖邊散步，碧空如洗，湛藍的湖水在陽光的照耀下泛著粼粼的波光。我又和貝魯特去附近的一個地方看日落。這是我們幾周來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因為我的合約到期，馬上就要回家了。貝魯特說我們的友誼是她在逆境中的勇氣和安慰，她會珍藏這段友誼。而我的進步與成長也被她看在眼裡。是的，新的環境和新的生活方式讓我蛻變成長，這是立陶宛帶給我的收穫與喜悅。
我和貝魯特坐在夏日的餘暉裡，看夕陽西下，但我們的心不會沉落，因為一段旅程的結束意味著另一段旅程的開始，還有新的未知等著我們去探索。
英文名為americanpeacecorps。20世紀60年代初，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後，為將美國的語言、歷史、文化等傳播到世界各地而建立的組織。——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