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重新整理圓周率的背誦紀錄後，報紙與電臺對我的採訪接踵而至，英國一家大的電視臺還提出要為我製作一小時的紀錄片，並計劃次年在英國和美國播出。節目製作單位對我在牛津的表現印象深刻，他們尤其驚訝於我在大眾與媒體前的從容應對。製片單位計劃於年底去美國拍攝自閉學者金·皮克（kimpeek），他是電影《雨人》主角的原型。他們認為如果我能現身說法，在節目中講述作為自閉學者的親身經歷，就會增加節目的看點。此行不但能見到皮克，還將有機會與英美兩國研究學者症候群的世界級專家對話，對我而言實在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同意參加拍攝，但還是顧慮重重。我已有五年沒離開過英國，甚至沒離開過我居住的小鎮，一想到漫長的旅途和即將面對的陌生環境，就讓我心存恐懼。外出期間的行程會很緊，我平日規律化的生活將被打破，如宗教儀式般的數數字活動也都將難以踐行，我擔心自己會無法忍受。我沒去過美國（儘管我背得出麥金利之後的歷任美國總統的名字和其所屬政黨），我不知道自己將置身什麼樣的環境中，會不會又大又吵？會不會絢麗得讓我眼花繚亂？在那個與我家隔了遼闊海洋的地方，如果我恐慌起來該怎麼辦？
家人和尼奧都支援我去，但他們也擔心我在外的奔波和麵對新環境的無所適從，於是建議我跟製作單位事先做好協調和溝通。製作單位保證不會將我一個人留在陌生的公共場所，以防我迷路，還答應拍攝的時候不會對我進行干涉。
拍攝計劃可謂氣魄宏偉：兩週內跑遍美國東西海岸，從加州的聖迭戈直到猶他州的鹽湖城。節目名稱暫定為《腦人》（ibrainman/i），起初我並不喜歡製作單位提出的這個名字，但後來也接受了。
2004年7月，啟程前一週，我跟拍攝小組成員見面。攝影師叫託比，年紀跟我差不多，大家都很友善，儘量讓我覺得輕鬆隨意。即將開始的拍攝，誰也不知道會有怎樣的奇遇，小組成員對於這個充滿未知的行程，顯得興致勃勃。受到他們的影響，我也有些躍躍欲試，我的情緒總是會被周圍的人所左右。
臨行前一晚，我收拾好行李。尼奧因為工作的關係不能陪我同行，為了能和我隨時保持聯絡，他給我買了手機。我把手機放在右邊的口袋裡，護照、機票和錢夾放在左邊的口袋裡。
尼奧開車送我到機場。這是我們結識三年半以來，第一次分隔兩地。臨別時，他給了我一個擁抱，著實嚇我一跳，我不知道在這樣的場合中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回應他。候機廳人很多，周圍都是提著行李走來走去的人，這讓我焦慮起來，於是我開始數排隊的人數，心緒才漸漸平復下來。
那是一個最常見的夏日，晴空萬里。飛機升空時，可以從視窗望見機翼掠過薄薄的浮雲。廣播說，我們要飛往洛杉磯國際機場，航程11個小時。每當我被告知一個預計的時間，我的心裡就會浮現出一個場景：一張桌子上放著一節麵糰，它的長度就是一小時，我可以根據它來判斷時間的長短。它的一半長度就是半小時，那麼我就可以理解散步30分鐘有多久了。但我從沒估算過11個小時有多久，因此也就無法在心底看到它的長度，我變得緊張起來。我閉上眼睛，隨即睜開，注視著自己的腳，藉此讓自己慢慢平靜下來。
做什麼事情我都喜歡未雨綢繆，事先在心裡想象可能遇到的情況以及該如何應對。我知道在飛機上，空中小姐會在某個時間走過來問我一些問題，例如吃什麼之類的，於是我就會事先想象空中小姐站在我身邊，我則輕鬆自如地點著我愛吃的東西。
我不斷地摸著左右兩邊的口袋，以確認手機、護照和錢夾還在原來的位置。耳畔傳來推車的聲音，我開始進入戒備狀態，出乎意料的事情會讓我措手不及，因此我仔細聽著空中小姐與其他乘客的對話，並在心裡演習著她走來時會出現的場景，我要選的是：雞肉和燴餃。推車來了又走，我的選擇完全正確。
夜幕低垂，我因為緊張而無法入眠，只好翻看飛機上的雜誌，戴著耳機聽音樂。飛機終於降落了，這次毫無差錯的搭乘讓我充滿了成就感。雖然頭疼並四肢僵硬，但我到了美國。
洛杉磯天氣晴朗，溫度也比倫敦高些。導演找好了車，工作人員將行李和裝著攝影、錄音器材的箱子搬上後車廂。我看著他們就像擺俄羅斯方塊一樣，試了好幾次才將所有的東西放妥。司機將我們拉到聖地亞哥一家海邊旅館。雖然旅途勞頓，但我還是被告知明天一大早就得開工。在旅館房間裡，我有節奏地刷牙，洗臉也是按照慣例，從水池裡舀五次水潑在臉上。上床前，我將鬧鈴設定在早上4點半，然後倒頭睡去。
一聽到鬧鐘響起，我就立刻跳了起來，用手堵住耳朵，我不喜歡這個讓我頭疼的聲音，然後騰出一隻手按停鬧鈴，房間即刻恢復寧靜。天還暗暗的，我用兩分鐘的時間刷牙，然後沖澡。房間裡的每樣東西都是陌生的，蓮蓬頭很大，水流衝在頭上有重重的感覺，毛巾的質地也怪怪的。換上自己的衣服時，才找到些熟悉的感覺。我極不自在地踱出房門，走下樓梯，來到餐廳。一直等到託比那張熟悉的臉孔出現，我才坐下來用餐，早餐是鬆餅和茶。等到一行所有人都吃完，大家上車來到一個樓宇排列整齊、窗戶閃閃發亮的地方。我們要拜會的是著名神經學專家拉馬錢德蘭教授和他領導的加州腦研究中心。
一群科學家在門口迎接我們。經過一個陽光明媚的走廊，我們被領入拉馬錢德蘭教授的辦公室。辦公室很寬敞，光線比走廊暗些，靠牆的書架擺滿了書，厚重的書桌上擺放著幾個塑膠腦部模型，還有幾張散放的紙。他們要我坐在教授的對面，他旁邊還有一個助手。
教授是個「大人物」，說話的聲音很大，握手時我感覺到了他的手掌大而有力，就連圓圓的眼睛、濃密的黑色捲髮和鬍鬚好像都大大的。他很熱情，這讓我慢慢放鬆了下來。
他們給我出了心算題，教授的助手用計算機核對我的答案。因為時差，我的頭還在疼，但這並不妨礙我計算。隨後他們讓我挑出給定的一組數字中的質數，我全部答對，還解說了數字在我心裡怎樣變化出來各種顏色、質地和形狀。教授側耳傾聽，一副饒有興趣的樣子。
午餐時間，教授的助手夏伊領我去研究中心的餐廳用餐。夏伊是個年輕人，跟教授一樣有著深色的頭髮和圓圓大大的眼睛，他對我在數字方面的視覺化反應頗感興趣。午餐後，他和研究小組的另一位成員埃德對我的數字經驗做了進一步的瞭解。因為很難用語言來形容，所以我要了一支筆，將他們問到我的那些數字，用我的理解方式畫出來。我的視覺化數字絢爛而複雜，而我又畫得如此之詳細，讓他們歎為觀止。
我的表現讓科學家們大感興趣，他們請求導演再多給他們一些時間，進一步瞭解我的特殊能力。導演打電話請示在倫敦的製片人，得到了批准。
第二天，在攝像機的跟隨下，我又將對數字的感覺描畫出來。我邊在白紙板上勾勒我的數字風景，邊解說如何利用數字的不同顏色、質地和形狀進行心算。他們甚至要求我用橡皮泥捏出某些數字的形狀。
隨後，他們又給我看電腦螢幕上顯示出的圓周率數值，同時我的手指連線著直流電皮膚反應測量儀。研究人員隨機改動了圓周率中的個別數字，例如把6改成9。當看到這些被改動過的數字時，我就開始不舒服，面部表情也隨之變化，因為我熟悉的數字風景被破壞了。測量儀測到明顯的起伏，反映了我對被改掉的數字有生理反應，幾位科學家在旁嘖嘖稱奇，夏伊尤為驚歎。
也許有人會問我，難道不介意自己成了科學家實驗用的小白鼠？我的回答是「不」，因為這樣的實驗將有助於科學家們更進一步瞭解人類的大腦結構，造福人類。而我也特別感謝他們讓我通過實驗來知曉自己的心智運作方式，更清楚地認識自己。
與科學家們的相處很快進入尾聲，接下來的行程會更加緊張。夏伊開車帶我去附近的懸崖看海、看降落傘在空中翱翔。他希望能有一個單獨和我相處的機會，於是我們去海邊散步。他繼續詢問著我對數字的感覺，還拿出紙筆做記錄，我的描述讓他再度痴迷。他很認真地對我說：「你知道嗎？對於科學家來說，你是個千載難逢的研究物件。」這句略帶恭維的話讓我不知如何回答。我答應跟他保持聯絡，至今我們還經常互通郵件。
下一站，賭城拉斯維加斯。製作單位希望能用「輕鬆」的娛樂形式來呈現我的能力，這一招學自「雨人」，而拉斯維加斯就是我施展的「舞臺」。
對於製作單位的安排，我的感覺很複雜。將我的能力媚俗化，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重蹈「雨人」的覆轍也會讓大家以為，所有的自閉症學者都是從「雨人」那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但同時，我也理解，電視節目在呈現嚴肅的科學內容時，必須融入一些娛樂性的因素。我喜歡跟朋友玩牌，但從沒進過賭場，於是好奇心最終佔了上風。
內華達的炎熱讓人無法忍受，熱浪撲面而來。等計程車的時候，我雖然只穿了薄t恤和短褲，但還是汗溼衣背。好在只走了不遠的路，就到了。謝天謝地，終於能享受到賓館大堂的冷氣。
不過，這裡的狀況卻讓我們大失所望，因為很難找到願意與我們合作的賭場。雖然最終找到一家小規模的賭場，不但同意我們進去拍攝，還免費提供住宿，但環境實在很難讓人滿意，地毯很髒，大堂瀰漫著發黴的味道。大堂經理花費了一個多小時才為大家分配好房間，這更讓我們失落到極點。
但是，開啟房間門後，才發現裡面竟然又寬敞、又舒適。夜色降臨，拍攝小組帶我坐上車，去拍攝拉斯維加斯最著名地段的夜景，到處都閃耀著賭場絢爛的燈光。刺眼的光線讓我很不舒服，我緊握雙手，身體變得越來越僵直。還好，沒多久我們就去附近的一家餐廳用餐，回去後大家早早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一早，拍攝小組就忙著在賭二十一點的牌桌區，隔出一塊安靜的區域，準備妥當後，才到房間接我過去。賭場提供大量賭錢用的籌碼供我們拍攝使用，跟老闆和莊家打過招呼後，莊家快速地為我解釋了牌局的規則。
二十一點是最流行的撲克牌賭法之一。a算一點，也可以算十一點，人頭牌j、q、k都算十點，遊戲的目標就是賭玩家手上的牌能否超過莊家的點數，但不能超過二十一點。
發牌前，大家先下注，然後莊家替大家和他自己各發兩張牌，莊家的其中一張牌面朝下。如果有人拿到一張a和一張人頭牌，就立刻算贏，因為兩張牌合計正好是二十一點。若是沒有這樣的牌，玩家則可以選擇加牌或維持現有的牌，要是手中所有的牌超過二十一點就算爆牌了。當所有玩家都要好牌後，莊家掀開他朝下的那張牌，再決定是否加牌。如果他的點數低於17，就必須加牌，加到最少十七點，要是莊家爆牌，那麼，所有玩家都算贏。
玩二十一點的時候大家都喜歡算牌。玩家會在心裡默記出現過的牌，然後推算剩餘的牌，看自己有多大勝算，如果覺得自己贏的機率大，就可以加註。牌可分為好壞兩種，兩點、三點這樣點數低的牌算好牌，十點算壞牌。算牌的人根據出現過的牌，來推算剩餘的牌裡還有多少好牌、多少壞牌，以確定自己的策略。
算牌並不容易，就算是老手，也只能靠算牌提高1%的贏牌機率，通常在賭場是不允許算牌的。我們這張賭桌上的8副牌加起來有416張牌，牌數之多，如果靠算牌來贏取勝算，真是難乎其難。
對我而言，在賭場這樣嘈雜的環境裡，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做到不分心。我坐在莊家對面的高腳凳上，專注地看著開賭前怎樣掀牌、洗牌和疊牌，我身旁的攝像機引來眾多圍觀者，賭桌邊很快圍滿了看我賭牌的人。
攝製組跟賭場借來這張賭桌，讓我成為跟莊家對賭的唯一玩家，而且要求我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賭完。剛開始的時候，為了熟悉賭牌的規則，我只是根據拿到手的牌做判斷，例如，拿到一張10和一張8，我就不再要牌；如果拿到3和9，我就會繼續要牌；但如果莊家現出的牌是4、5或6，我就不要，這些是大家在賭牌時的基本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