剡溪居曹娥江上游，屬古吳越之地，唐初武德八年設縣，用的就是古名。李白日後寫《夢遊天姥吟留別》：「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敘舊贈江陽宰陸調》詩：「多酤新豐醁，滿載剡溪船。」以及《別儲邕之剡中》：「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剡溪之地，每每不能去懷。在唐代，對於前代六朝風物人情的想象與景仰，往往集中於某些特定的倫理價值，這就使得剡溪、剡中、剡縣成為文人與節操、風雅的象徵之地。其樞紐人物，就是戴逵。
關於戴逵，最常見的記載是《世說新語·任誕》，其情境流傳
千古，一字不能改傳：「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這個故事，曾經為李白引用在詩句之中多達十六次，可見念茲在茲，不能或忘。然而，它自有啟人疑竇之處。
被訪者戴安道懵然夢中，豈知門外有乘興而來之人？舟子勞力槳楫，豈知主家有忽然而盡之興？顯然，這一程灑然來去的風采，必是王子猷自造而傳人。王子猷與戴安道有多少交情，史籍不載，野說亦不見，這一則神理動人之談，會不會是出於令時人「欽其才而穢其行」（《晉書·卷八十》）的王子猷的杜撰呢？
戴逵，字安道，東晉譙郡人。世家官宦，其兄戴逯就曾經因為戰功而封侯，官至大司農。戴逵則自幼便以「有巧思，聰悟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而聞名甚早。《晉書·卷九十四·隱逸》上說他：「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除了具有文物創造的天資，戴逵還曾經以夙構在胸，揮毫即成的一幅《漁翁圖》震驚當代畫師王濛，《世說新語·識鑑》記錄了王濛的感慨：「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這份畫藝，甚至感動了他的老師——陳留大儒範宣。原本戴逵追隨範宣就學，範宣讀書，戴逵亦讀書；範宣抄書，戴逵亦抄書。唯獨戴逵好畫，範宣認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等到戴逵出示所繪的《南都賦圖》——也就是依照東漢張衡名篇的文意，躍之紙上，這就像是披圖作注，以明宗旨，反而令範宣大開眼界，領悟繪事載道的精神。
唐代律宗之祖道宣所贊戴逵之語，具載於《法苑珠林》，道宣以為，自佛祖入滅以來，經過了上千年，從西方傳入中土的佛像，已經在中原形成了定製。雖然佛像「依經溶鑄，各務彷彿；名士奇匠，競心展力」，但是隻有戴逵，能夠「機思通贍，巧擬造化，思所以影響法相，咫尺應身，乃作無量壽挾持菩薩……核准度於毫芒，審光色於濃淡；其和墨、點採、刻形、鏤法，雖周人盡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逾也」。
這就是說：戴逵所繪佛像一齣，也就成為後世認知、仿效的標準，佛祖也就有了濃眉長眼、寬額垂耳、笑面大肚之形。據傳：戴逵每畫一佛、每塑一像，都悄立於帷幕之後，默聞觀者品評指點，以為修改之資，這是能兼攝群生之意的手筆，化千百人之想象，盡融於一人之手眼，時人謂此為：「真參造化也。」
除了賦佛以億萬眾生觀想之形，《世說新語·巧藝》更進一步借東晉名士庾道季（龢）之辯，襯托了他對雕塑佛像的看法。庾道季認為戴逵所畫的佛像「太俗」，應該是戴逵「世情未盡」的緣故。戴逵卻說：「大約只有務光（按：夏、商之間一名行事孤僻、避跡卓絕的隱者）能免得了‘世情未盡’之評罷？」不只淡語解嘲，亦且拈出了「人想象中的神是不是應該沾帶煙火之氣」；而主張神應該避免俗氣的論者，是不是又持論過苛了？
曾經在廢后風波之中以「妄談休咎」一語排去姜皎、事後卻仍然受到王守一牽連而貶官的宰相張嘉貞有一玄孫，名彥遠，著有《歷代名畫記》。在這本貫通三千餘年歲月的繪畫史上，張彥遠引南齊人謝赫語，形容戴逵的手筆：「情韻綿密，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勳）衛（協）之後，實稱領袖。」
聰明、好學、擅六藝的魏晉人物，多如過江之鯽，戴逵之特殊，在於他不同於其他名士高賢的格調。在戴逵看來，儒家重名，是基於尊賢的根本；道家輕名，也是基於務實的企圖。所以這兩家之說，只是殊途同歸而已。也就由於他所重視、講究的是一己道德修養和根本實踐；而這種孜矻勤恪的治生立說、為人處事，卻很容易被視為腐儒。
《世說新語·雅量》說到戴逵自會稽東出，身為太傅的謝安去探望他。謝安一向看不起戴逵，相見不與接議大事，但泛談琴書而已。戴逵了無吝色，欣然自得，而且說到琴與書，言理益妙，像是更適意而自在。從此謝公才真正明白了戴逵的雅量。
戴逵與知名的竹林七賢更迥然不同，他在書法、繪畫、雕塑甚至音樂和儒術方面的成就，並沒有讓他追隨魏晉間的名士時風，走上放曠、任誕之途。相對地，戴逵之所立論，是在一個明確的論證基礎上，排除儒、道兩家為思想與行為帶來的障礙。他是一個對「求名責實」有著深切體會的人——倘若不能責實，名即墮入虛妄。《兔園策》（以及據之而擴充的《蒙求》）上都有「戴逵破琴」故事，亦具載於《晉書》本傳，謂：當時太宰、也是武陵王的司馬晞，聽人說戴逵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然而世事之矛盾反覆如此：戴逵原本不求身名，偏因隱居不仕而成就了「通隱」之名，也為剡中、剡溪帶來了千載之譽。是以後世也有冷眼觀書而不能服志於俗說者，頗以為「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諸語，不過是成就了王子猷的風趣之名，其情其慨，竟與戴逵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