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皇帝說起「學仙也晚」、「隨命為天子」的話，賀知章故作臨機而動，實則早就主意打定而上奏，道：「我朝高宗皇帝乾封丙寅之年，曾祀昊天上帝於泰山之陽，而武氏隨行焉。其後武氏亦於萬歲登封乙未之年，封於嵩山，至今二十又五載矣。此天子為萬民敬天事神之禮，不宜久疏，而絕天人精神往來。」
「封禪大事，豈便說得即做得？」皇帝打斷他，「遠事姑且不徵，即就乙未之封少室而言，早在天授年春正月，便有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臣、外官二千八百人上表，請封中嶽——遑論這畢竟還是出於武氏之意；儘教如此，也還遷延了五年。」
大唐開國首度封禪，要從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乾封丙寅的前一年——十月說起。
當時天子率文武百官、武后則領內外命婦，從駕的文武儀仗，自東都洛陽啟行。一路之上，都要列營置幕，帳帷彩幄，彌亙原野。隨行者，東從新羅、百濟、高麗等國而來；西自波斯、烏長、突厥、于闐、天竺而來。天下軍將，也各自簡選了精銳扈從，鹵簿儀仗綿延數百里。初發景觀，即有「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的盛況。
封禪的禮儀究竟應該如何？歷代皆無定製。唐高宗所從事者，多出於當代禮官研讀古籍、揣摩文字、附會諸般數術詞語的摹想、發明。像是築起一座高壇以祭天地及四方山嶽之神，這壇臺，無論在《周禮·春官》或《史記·封禪書》裡，原本就叫做「封」，其廣丈二尺、高九尺，相當簡樸；封禪之時所建立的刻石，也叫「封」，連尺寸大小都沒有定式。
但是到了唐玄宗時代，便融合了道教的法語；封，也就形成了繁複的名類。至若「封」中藏有玉牒，在秦漢之時，約只是禱祀祈求的話語，並無奇秘奧衍之處，可是到了唐代，踵事增華之餘，便成為一宗連皇帝都不知道該如何慎重其事的繁瑣大事。
直到十二月，高宗一行才蕈集於泰山之下，在此地停留十日。其間皇帝下達敕命：在山南之麓四里處建圓丘為祀壇，壇上以五色土髹飾，名之曰「封祀壇」。此外，山頂也要另築一座更高聳、更寬綽的五色土壇，這是「登封壇」，其形制「高九尺，廣五丈，四面出陛」以象「九五之尊，德被四方」。同時，還要在與泰山一脈的社首山頂再築一座方壇，號曰「降禪壇」。三壇皆依《周禮》所記，以素土夯實而成，不用一磚一石，極簡約而質樸，以示對天純誠，不假雕飾。
封禪之禮完全結束之後，皇帝接受群臣朝賀，還要下詔，立三碑，改「封祀壇」為「舞鶴臺」、「登封壇」為「萬歲臺」、「降禪壇」為「景雲臺」，此時，天下改元乾封，改奉高縣為乾封縣——這已經是後話了。
此前，君臣們都要在這泰山腳下度過歲末，直到次年新正朔日，才進入封禪大典的高潮。皇帝先在山南「封祀壇」祀昊天上帝；第二天才登岱頂，封玉牒於「登封壇」。玉牒究竟是什麼？始終是一個秘密，搜求舊典所載，並無任何形容。人們只知道歷來封禪的帝王，會將這「玉牒」埋藏在祀壇之下，而一向無人能窺其字句。到了開元天子當下，也只聽說：當初高宗封泰山的這一回，「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金匱。」——此處的意思是說：前來封禪的皇帝分別將他對天（也就是昊天上帝）以及配享於天地山川的前代帝王所禱祀的內容，封藏在不同的容器之中。關於這件後世史書必將記載的大事，行年三十六歲、雄心勃勃的李隆基表面上謹慎，也頗有不欲昭告於人的主張。於是，當著司馬承禎的面，他故意曲折其辭，又問了一次：「猶記睿宗皇帝曾問道兄術數如何治國之事；道兄奏以‘無為’，而直指數術為‘異端’，此誠驚人之論！然則，封禪以通神明，是有為抑是無為？」
司馬承禎閉上雙眼，匍匐而言：「舉天下人之力，傾天下人之資，虔天下人之心，致一‘敬’字；正是化‘有為’以入‘無為’；借‘無為’以彰‘有為’。」
皇帝原本躁動不寧的心忽然安定下來，他吁了一口氣，騁目遙迢，從重重疊疊的飛簷反宇之間，望見幾塊畸零的藍天，這時就連飄過宮苑上空的雲朵，都緩慢得好像凝結了。他反覆回思道士的話，覺得感激。他知道：道士大可以不必鼓勵他多事，多事則怎麼說也夠不上「無為」的妙旨。可是，道士言外，似仍有未盡之意，令這好奇慕才不能自已的皇帝還想一探究竟：
「‘致一敬字’當作何解？」
「天子示人以敬，便是‘無為’；天下以敬生信，便能‘有為’。」
此後，司馬承禎別無長言；無論皇帝再怎麼問，只唯唯虛應「如其然」、「則其本然」、「與民休養」、「共物生息」而已。他不希望皇帝在層出不窮的語詞上反覆考掘，轉成文字之障，卻誤以為自己得到了無上的奧義。
皇帝這一次受籙，不期然卻堅定了他封禪的意願。他相信司馬承禎的推論：當皇帝展現了他對天的崇敬之後，也就隨之而鞏固了蒼生百姓對整個帝國的信仰，而這種「致一敬字」的工作，卻是多方面的。
例言之，有一份早就呈上來的太史奏疏，指陳：已經通行五十多年的「麟德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準確預測日食，這不是新鮮事，援舊章往例，就該更造新曆，皇帝遲遲未決，卻在見了司馬承禎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詔命名僧一行「更造新曆」，亦即日後名為「大衍曆」者。一行僧造歷，還牽涉到要更鑄新的觀測儀器，於是又發動府兵曹梁令瓚製作了一具全新的「黃道遊儀」，用以「測候七政」——亦即觀測日、月、五星執行的軌跡。這兩件事傳揚開來，使天下週知，人們開始期待：「皇帝將有大事於天。」
果然，到了次年（即開元十年）六月，早先因為木材腐朽而崩毀的太廟歷經五年工期而重建完竣，並從原先的五室擴充為九室。當初被搬遷到太極殿的歷代先祖皇帝神主都遷回太廟來了，皇帝也特別發表詔書，強調了他敬天法祖的情感。
法祖，則不只是去禮敬那建立大唐的高祖李淵而已；在接下來的一年中，皇帝又依據史官們最新的研究——以及相當程度的牽強附會，追尊北魏時代官居金門將的李熙為大唐「獻祖宣皇帝」，並追尊李熙之子李天賜為大唐「懿祖光皇帝」，兩位受追尊的皇帝牌位，都入祔於太廟九室了。
此舉，顯然有意遮掩李唐自冒郡望的長遠謀劃。李唐皇室篡改郡望，以圖自高於山東豪門士族的質疑早在國初之時即普遍流傳。根據釋彥悰《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所記，唐太宗時，即有法琳僧當面駁斥唐太宗自道郡號為「隴西成紀」。法琳是這麼說的：「琳聞拓跋達闍，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隴西之流也。」此處所謂的「柱下」，是指老子李耳；而「成紀」則是漢將李廣。法琳之說，已經是公然揭露李世民自冒漢家貴胄身份，以高聲價了。
追尊兩祖併為皇帝，乃是為了昭告世人：一向被封為太祖的李虎（也就是開國祖李淵的祖父）也有了可傳之於經傳的父輩和祖輩——李虎之父，就在這一追尊之下，確認是李天賜無疑；當李熙、李天賜的父子地位一旦納入了李唐皇室的宗譜，李熙又可推考為涼後主李歆嫡系之孫，而眾所周知，李歆原本就是涼武昭王李暠的次子；這樣一來，李唐由原本「隴西狄道」之郡望就可以一變而為「隴西成紀」——因為相傳那李暠恰是龍城飛將李廣的十六世孫。
不但要追尊先祖為皇帝，就在三個月之後，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官居禮儀使的張說等人上奏：行之有年的「三祖並配之禮」也應該修改。
高祖武德年間以降，皇家祭祀之地就有一個原則不易而逐時變通的規矩：如欲祀景皇帝（李淵的祖父李虎）則在圜丘；如欲祀元皇帝（李淵的父親李昞）則在明堂。圜丘，天子於京中祀天之地；明堂，則是天子舉行朝會和一般祭禮之處。太宗即位，則以高祖配圜丘，到了高宗時代的永徽年間，又以太宗奉祀於明堂。日月代遷，高宗升遐之後，武后垂拱年間又改了常例，而將高宗奉祀於圜丘，於是稱之為「三祖並配」。
如此，本無失禮不敬之處，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禮儀使張說所提出的解釋，卻出於皇帝的意旨，以為：三祖並配，略無等差，為了嚴肅儀注，應該重新更張。於是一舉而提高了高祖李淵的地位，使之配祀昊天上帝。
這仍是出於皇帝對於「致一敬字」的別裁專解——開元天子刻意慎重其事，相較於先前高宗和武氏兩度封禪，這一次更不是尋常的祈福，他要藉由祀天的大典再一次強調：天下唯李氏獨尊的門第。
本年（開元十三年）八月，張說再度上疏議封禪儀，請以皇帝的父親睿宗配皇帝祇，也就是讓睿宗享有僅次於天神的地神之位，如此一來，皇帝祭天、祭祖都為一事，所以在封禪之禮中最重要的文獻「玉牒文」中，皇帝是這麼寫的：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讀去聲），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佑，錫臣忠武。底綏內艱，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這篇文字四言立體，每四句或六句換韻，用的是《詩經》的「頌」體，以示莊重。文內有「升中」二字，升者，上也；中者，成也。「升中」就是祭天的別稱。特別拈出高宗祭天的一節，主要還是因為其後有「中宗紹復，繼體不定」的一段插曲。所指不外為武氏當國——她一度篡改了國號，也曾經在嵩山祭過天；史冊斑斕，不容粉飾塗銷，只好在這篇玉牒文裡輕描淡寫，避言皇統中斷，也不寫宮廷鬩爭，逕以「底綏內艱」（終於度過了一段內廷艱困時期而歸於平靜）四字一筆帶過。而先以「高宗升中」領文，反面文章即是抹去武氏也曾經即位祭天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