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輕道士，正是在大匡山上與李白曾有一面之緣的丹丘子；老者則是李白亟欲一見的上清派道長司馬承禎；而那華服官人，則是當朝秘書監崔滌。
將近十三年前，太平公主及竇懷貞等人被控以「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並有七月四日作亂之謀，而傾黨遭到誅除。事發之前，皇帝召見了當時的中書令崔湜——此人曾經將妻妾上獻於原本還是世子的李隆基，以此而成為滿朝卿吏之笑柄；而崔湜本人非但毫不以為意，也仗著自己的秀色與高才而成為太平公主的面首之一——他正是崔滌的哥哥。
起初，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的父親崔挹任禮部侍郎。父子同時官任尚書省的副職，是自有唐以來，所未曾有者。而崔湜「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的權術與野心更不止於獻妻進妾而已。上官昭容掌權時，崔湜為其面首；太平公主勢焰盛時，他也毫不猶豫地以色事之。張鷟的《朝野僉載》如此記載：「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與二女並進儲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或有人牓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可謂謔矣。
皇帝召見崔湜，實則別有用心。儘管在接見時動之以恩義，託之以腹心，洩漏了對於太平公主的諸多不滿；不過，這顯然只是誘敵之術。崔湜歸家，與崔滌商議依違之計。崔滌苦口懇勸：「主上有問，勿有所隱。」
可是，崔湜卻基於與太平公主的情誼而辜負了這告誡，日後果然以「私侍太平公主」而得罪——皇帝髮禁衛軍「平亂」之後，把崔湜流放於竇州。也就在崔湜道經荊州、停留於擲甲驛的當天，接獲皇帝新頒佈的敕令，宣稱宮人元氏在受審時供出他案，元氏曾與崔湜同謀進毒以期殺害皇帝，崔湜當即賜死，縊於此所。
向日在宮中，十目所視、千夫可指，元氏與崔湜根本沒有彼此接近的機會，所以說崔湜進毒弒上之事，越是追究細節，就越令人起疑。當震驚和憤怒漸漸平息下來，皇帝忽然發現：這一指控明顯出於攀誣，而朝中法司希旨逆意而辦案，則是不爭的事實；因而，對於太平公主之亂的查察和鞫審，已然像是一匹脫韁的野馬，朝著無人能預知的方向恣肆而去。
皇帝再也沒有向人說起崔湜，可是卻時不時地派遣高力士：「喚崔九入宮。」
崔九乃從大排行論稱，崔滌是也。他平居喜交遊、好議論、有辯智，隨時能引人噱笑。皇帝最忌人張揚自喜，原本不喜歡崔滌這樣的個性。可是崔滌的長相與崔湜極相似，一旦見到了崔九，在俯仰接談之間的一些片刻，皇帝會誤以為面前這人竟是崔湜——崔湜渾若未死，就讓皇帝不時覺得好過一些。
以此而一再相召，久而久之，皇帝在新人身上所見者，便不只是舊人的面目，他漸漸為崔滌開朗坦易的性情所吸引，原先對崔湜的愧疚和思念，也就轉變成對崔滌的賞識；不但經常隨手賞賜些天家恩禮，不多時還給升了官，成為秘書監，君臣過從密邇。崔滌隨時可以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的時候不讓席，有時他的座次還排在皇兄寧王李憲之上，日後更御賜一名，曰：「澄」。
東封泰山的時候，皇帝欽點崔滌隨行，封禪禮成，加金紫光祿大夫。聖駕於封禪之後並不在魯地停留，隨即迴鑾東都，崔滌則立刻請命下江陵，表面上的名義，是陪同司馬承禎赴衡山，這也另有緣故——早在封禪禮儀使張說所訂的儀注中已經明白議定：封禪次年春正之日，應由太常少卿赴南嶽致祭，整個封禪大典便有了延續、擴充的意義。
司馬承禎能夠先行往衡山勘查風土，這是很難得的事，皇帝也就一口答應了。然而崔滌卻另有計議。原來過往十餘年間，崔滌四處打聽天下有道之士的術業能為，目的就是要讓負屈而死的哥哥得以超薦。他聽人說司馬承禎「服真五牙法」、「太清行氣符」能打通陰陽兩界，且此師行事厭惡繁文縟節，痛恨招搖排場，對於一個畢竟還是問罪未及赦免的亡靈來說，施以簡約平易的手段，更屬難能可貴。然而，要搬動這樣一位天下知名的道長，來開脫一個身負叛弒汙名的罪臣，畢竟不好啟齒。
此事遷延多年，忽然在開元十三年大暑之日，竟莫名其妙地成就了。原來是那胡紫陽的門生丹丘子傾萬貫家資、在嵩陽修築的道院終於落成，廣邀海內高賢，大集天下術士。司馬承禎身為一代宗師，也在受邀赴筵並尊禮壇講之列，所講即是「五門見道妙義」。
司馬承禎欣然應邀開講，還在大暑日親筆覆信，告訴丹丘子：秘書監崔滌刻在東京，去嵩陽不遠，可以延為上賓。司馬承禎向不結交公卿，此舉殊不尋常。丹丘子便向交遞書信的道童隨口問了一聲：「真君忽欲見公卿，殊費解！」
不料那道童當下從袖中另取一紙奉上，道：「師雲若有此問，所答在焉。」丹丘子攤開這第二張信箋，但見端端嚴嚴寫了八字：「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這話說了也直似未說，丹丘子依言赴洛陽延請，崔滌聞知此議出於司馬承禎的八字真言，並不明瞭其中另有道術之士深密的玄機寓焉，登時擊掌歡踴，開顏喜笑道：「神人知某，何可求而得焉？」崔滌與丹丘子、司馬承禎之訂交自此而始。
一年有餘的光陰過去，皇帝再於開元十五年召見司馬承禎，「令於王屋山自選形勝之地，置壇室以居」，因而建立了陽臺觀。這一恩寵，實則出自崔滌的進言——只不過到了開元十五年的時候，崔滌也已經過世了。至於崔滌於開元十三年在嵩陽初會司馬承禎時，以為那「一死」指的是兄長崔湜，「一生」所指，也就是崔滌本人，崔滌以是而慨服其術算之神。殊不知司馬承禎這八個字實則另有所料於日後——那「一死」，實言崔滌；「一生」，說的卻是生受陽臺觀封賞的道人自己。
開元十四年春，司馬承禎、丹丘子和崔滌聯袂來到擲甲驛前，暴雨未歇，司馬承禎指門而道：「但不知——某等為不速之客耶？抑或室中之人為不速之客耶？」
「然則……」崔滌有些遲疑，他知道間壁驛亭中都是遠近聞名而來迎迓的黃冠羽客，這些人只道司馬承禎是來南遊衡山的，那麼暗中超薦之事，萬一洩漏形跡，上達天聽，以皇帝之雄猜猶疑，少不得要治罪。
「不妨，此大鵬之使介而已。」司馬承禎笑著轉向丹丘子道，「汝此行不虛，或可與故人重逢了！」
崔滌並未料想到，千里迢迢追隨司馬承禎來此超渡，不過就是一拂袖間之事——究其實而言之，他連吳指南駭詫不能自信的五色祥雲都未曾看見——忽然有些許的失望之感。然而，他又覺得司馬承禎如此草率為之，或恐還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底細，遂舉步上前，施一長揖全禮，低聲追問道：「即此便是了麼？」
司馬承禎淡淡答道：「‘天地四時，猶有訊息’，君宜同其情慨耳。」
「天地四時，猶有訊息」只有八個字，出自《世說新語·政事第三》，卻另有長遠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嵇紹則是司馬承禎奉以為「知出處大節而不移」的完人——多年之後，李白能夠得到仕途發展上的許多暗助之力，實則種機於他在江陵與司馬承禎的一次傾談。所談者，恰是嵇紹，以及嵇紹的父親嵇康。
嵇康官至中散大夫，本由父親嵇昭事曹魏為侍御史而成為士族。嵇昭並妻皆早逝，嵇康成長之後，娶了宗室之女長樂亭主，這固然是保障士族門第的慣例，但是，仕宦生涯顯然與嵇康所耽所習的老、莊之學，有著極大的差異。
世人熟知嵇康隱於河內山陽，幾無半點官聲。生前著作又多次不可扼抑地表達了厭棄仕途的強烈情感，在與一同列名為「竹林七賢」的山濤的絕交信中，甚至公開以極盡揶揄的修辭，自嘲「七不堪」，不能為吏。包括：貪眠不起、閒遊不羈、衣履不潔、不喜文書、不喜弔喪、不近俗人、心不耐煩等。凡七不字，都是曲筆反寫他對積極進取以邀功名、掌權柄的輕鄙。尤其是在「七不堪」之後的「二不可」，更坦言自己的性情不合時宜：「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
更強烈的議論是在這一段反諷之後的結語：「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鳥魚，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此言，實關乎千古百代以來士君子出處知道的關節，也正是大鵬見希有鳥之後的一段激辯，暫伏草蛇灰線於此。
竹林七賢決不是詩酒風流、灑然世外而已。「避徵不仕」往往意味著士族脫卸門第中人所應該承擔的責任，也意味著士人自有疏離皇室或心懷異志的詭謀，這是極其危險的抉擇。是以《與山巨源絕交書》並非嵇康與山濤交誼之斷絕而已，它甚至該被視為嵇康對山濤的保護。
此後，乃有呂巽、呂安兄弟鬩牆而導致的一連串殺戮。幹寶《晉紀》雲：「呂安與康相善，安兄巽。康有隱遁之志，不能披褐懷玉寶，矜才而上人。安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反告安謗己。」
這是一段原本呂氏兄弟都亟欲隱藏的家庭醜穢——呂氏兄弟原本與嵇康是多年故交，呂巽貪戀呂安之妻美，借酒而汙之。呂安在嵇康以保全門第名譽的勸說之下，不再追究。豈料呂巽深自惴惴，反而誣控呂安毀謗（一說是不孝之罪）。呂安因此被判流徙發邊，不得已而寫信向嵇康求援。嵇康基於義憤，寫下了另一篇著名的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非徒與呂巽決裂，並挺身為呂安證冤，遂也猶如當年司馬遷為李陵辯解而獲罪故事，受連坐而下獄了。
然而，若僅止於家道穢聞之辯，焉得問罪如此？事實上，此案波興瀾起，另有內外兩因。揆其內因，是當呂安問了流徙邊郡之刑後，那一封向嵇康寄發的書信之中，有這樣的句子：
顧影中原，憤氣雲踴。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哉？
這幾句憤激之語已經不只是惱恨兄長反噬誣陷而已，甚至明顯透露出對政權和皇室的顛覆之心，晉太祖司馬昭將之「追收下獄」，實出於疑懼叛逆。接著，便是連綿而來的外因了。
正當其時，呂巽的故友，也是正有寵於司馬昭的司隸校尉鍾會，當廷大發議論，認為收信人嵇康亦必須予以收押究罪：「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
終於，嵇康被錄為死囚。時有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這樣反而壞了事。皇帝對於士論之騰起更加畏懼，非但不許所請，還很快地將嵇康處死，以免喧囂連綿，抗議迭宕。臨刑之前，親族都來話別，嵇康顏色不變，問其兄嵇喜：「來時攜琴否？」
嵇喜道：「已攜來。」
嵇康取過琴，稍事調弄，彈奏了那首知名的曲子——《太平引》；曲成，嘆道：「《太平引》於今絕也！」一說《太平引》為《廣陵散》。
《廣陵散》絕後二十年，山濤舉薦了嵇康之子嵇紹出任秘書丞，嵇紹十分猶豫，以為其父獲罪，為人子者不應再仕，但是山濤卻說：「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訊息，而況人乎？」
嵇紹遵山濤之囑而出仕，任御史中丞、侍中，一度還被罷為庶人。日後，在一場皇室骨肉輾轉相殘的八王之亂中，嵇紹應徵復出，參與蕩陰一役，身當矢石，所部大敗，為了護衛晉惠帝，為叛軍亂箭橫刀所殺，鮮血濺滿了皇帝的衣袍。戰陣之中，僥倖未死而被俘的晉惠帝被押往鄴城。當左右從人慾為皇帝更換血衣的時候，皇帝說：「此嵇侍中之血，勿洗去！」
就司馬氏政權之酷虐而言，嵇紹豈能為利祿所驅而就任？尤其是嵇康承襲父親計程車族地位，道盡了「七不堪、二不可」，底蘊亦不乏自認是前朝曹魏故臣的心意；這種心意，寄託於出世之說，原本是借遁之辭，順理成章。可是，山濤的勸慰之語，也並不是出自趨炎附勢的居心。在山濤看來，進退之間，並不應該以個人賦性或懷抱為依歸；作為士人，只有以天下為擔當。至於食誰家之俸祿，更不須營營于思念之中。
「然則，真君之言，是以嵇侍中之血責成崔九麼？」崔滌固然知道山濤、嵇紹的典實，卻全然並不能體會司馬承禎的用心，只得虛虛一問。這一問，顯然也透露著不情願的意思；至少，若以嵇康蒙冤屈死、可是嵇紹仍殉帝以忠而言，崔滌仍心有不愜；他對於當年崔湜遭到宮人元氏攀誣的陰謀之主仍未釋懷，原以為司馬承禎慨然而來，還真能透過什麼貫通陰陽的手段，以求問於陰靈。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會得著這樣一番結語——
司馬承禎道：「汝有大力則可以與大事；無此大懷，則並大力也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