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滌與吳指南另有一相同之處，他們都在開元十四年亡故了。
此番江陵之會，繼之以衡山之行，而後又過訪安陸，一路奔波，堪說是馬不停蹄。途中，崔滌便感覺體氣虛弱，心血起伏，待回到洛陽遵化裡故宅，終於累倒。這間歇心悶的毛病，原本只是偶發，旅次之中兼旬一犯，及返家宅，竟三數日一眩暈，天地顛倒，四方旋轉，唯蜷縮於地，但覺身在滾滾洪流之中，隨波濤翻起滾落，無際無涯。
據家傳舊聞，崔滌的祖父崔仁師於高宗永徽初葉一病而逝之前，也是這麼個症狀。他自知大漸之期不遠，不免要操煩許多未了之事，可是這人平生坦易詼諧，凡事總要表現些灑落出群的風標，再三尋思，想到個主意。先是將遵化裡府中輿夫、馬僕、庖丁諸色人等聚集了來，開啟正堂前榭四面軒門，終朝連夜作飲宴之會，往來送迎不歇，陪侍的是府中私蓄的一班樂工、歌妓，分班輪值，箏笛笙笳具備，務使歌吹不歇。崔滌則高踞上席，興來則飲，飢來則食，隨念所及，或書札或賦詩，總之是盡其所歡而一一面見了舊友，也交代了後事。
這一番連綿豪宴，有說長達數月之久者。許多當時遊身於東都的寒士也輾轉夤緣赴會，有的只是來一睹盛況，有的則試圖親接風雅，也有的不過是想蹭幾頓飯食。多年之後杜甫詩《江南逢李龜年》之句如此：「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詩中盛稱幾度所聞之妙樂者即此。來遊東都、觀國之光的杜甫這一年只有十六歲。
至於崔滌生前在歌樂喧闐之中所作的詩，有此：
琴心偶感識長卿，緩節清商近有情。脫略鸘裘呼濁酒，消淹蠶篆作幽鳴。蕭牆看冷雙紅豆，病雨聽深一紫荊。滴落風流誰拾得，曉開新碧漫皋蘅。
留在崔九堂中的這一頁殘稿與其餘三十多首五七言之作，皆為近體律絕，首首依律而成，看來嚴謹而少局面，也沒有古風、歌行之屬的長篇，不知是否崔滌作詩慣常如此，或也是由於病中神思逸想不能恢闊開張之故。這是他僅存的遺篇，皆無題目，應該是寄贈而抄錄的稿本。這一首旁註四個行草小字：「付安陸行。」
「行」字，可以解釋為行走、旅行，也可以解釋為歌行。不過，這明明是一首七律，不應歸於「行」。將崔滌其他多首詩作的註記比合而觀，也沒有任何一詩具載詩歌體例。於是也有人推測，這個「行」字，可能是個「許」字，「付安陸許」的意思，就是交付於安陸許家的某一人。
安陸，是李白託身之地；許家，則是李白就婚之門。司馬承禎在一年多前於江陵城擲甲驛前的滂沱大雨之中所謂：「非此君，斯人恐不得親魏夫人之大道。」一語之讖，恰恰應在這裡。說得明白了，正是：「設若沒有崔滌，李白恐怕就錯失了親近上清派道術的機會。」李白之所以能夠成為上清派之門的一員，恰與「安陸」許家的一段因緣有關。
崔滌的這一首詩，開篇用的是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典實。不煩贅言：這就是藉由一個通俗的故事，來借喻接受這一首詩的人所面對的人生實況。
詩眼在於頸聯的「蕭牆看冷雙紅豆，病雨聽深一紫荊」。
其中由蕭牆、病雨二詞領句，所指皆為崔滌本人。蕭牆，是面對國君宮門的短牆，一名塞門，又名屏。當臣下來到屏前，受到短牆之阻隔，便須警省：即將面對國君，心情必須肅穆，因此蕭字從肅。崔滌近年來為皇帝新寵，時時召入宮禁見駕，或恐就是在宮禁之中、御苑之內、蕭牆之前，曾經目睹紅豆發枝而起興，隨即由這一回憶中的物象，喚起了對遠方安陸故友的思念。
紅豆為男女互贈留情、以表相思之物，毋須甚解；出此「看冷雙紅豆」之言，則用心可知，也許對於接受這一首詩的人，崔滌有一番警惕或勸慰的意思。換言之：崔滌或許知道對方用情已冷，也或許是不希望對方用情漸冷，才以一種肅穆的感懷，勉此遠人。
關鍵還在紫荊，此樹中原遍產，屬種繁多，唯其中一種，號曰「籮筐樹」，唐時產地僅蜀中與安州——蜀中，既是司馬相如的故鄉，也是李白成長的家園；而安州，則是李白娶妻而隨居十年之地。此一特種紫荊，天下僅兩處繁生，不可謂不難得，看來崔滌是藉著這樹，來隱喻著分別出身於蜀中、安州兩地的一對佳人，應該彼此相愛相惜。
崔滌寫過這一首詩之後不知又撐過了幾日，終有一天午後，倒臥在堂榭席間。他生前有令：「一俟不起，便教管絃昂揚，不捨晝夜，勿使須臾停歇，以祝仙遊之壯。」
然而這首「付安陸許」之詩究竟命意如何？卻與崔、許二家三代以來的私交略有淵源。
許圉師，祖貫高陽，而後落籍安陸，為追隨李淵逐鹿天下的開國功臣許紹之子。此子進士出身，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四遷為左相。到了高宗龍朔二年冬十月，突遭鉅變，其子許自然於射獵時誤殺一人，許圉師憂憐其子不免於刑，遂隱案不奏，卻被當朝的許敬宗揭露，以為：「人臣如此，罪不容誅。」隨即父子皆下獄，到第二年春天，許圉師貶官虔州刺史，復調相州刺史。
許圉師在相州時，仍一本寬省刑罰的用心施政，據說有官吏犯贓事發，許圉師也不推究，僅賜《清白詩》責勉之，有句如此：「悲天看灑十方淚，夜雨來施千戶春。」還果然感動了那官犯，改節從善而為廉士。這個因許圉師一念寬慈而受惠的官犯，就是崔湜、崔滌之父崔挹的從弟崔捷。受此恩德，崔家和許家從此時相往來；從日後墓誌碑撰可知，高宗末葉——即使是許圉師過世之後多年——崔捷之家與許自然之弟許自牧和許自遂兩家，還分別在調露元年和永淳元年締結過婚姻。
此外，即是許家和安陸另一顯宦郝氏的綿密關係與來往。
許圉師的外甥——也就是許紹的外孫——郝處俊少孤而好學，年未弱冠，即以精研《漢書》而知名，儼然成一家學。郝處俊非徒知書，亦能征善戰，曾追隨英國忠武公徐世績徵遼而有功，以此而大開仕途，遷中書令、拜檢校兵部侍郎、兼太子賓客。不過，就在李白來到安州的整整五十年前，郝處俊以直言極諫之故，伏下了此族一禍。
高宗上元三年，皇帝以風疹之疾為口實，揚言退位，要讓天后攝理國政。讓國茲事體大，不能不與宰輔相商。郝處俊對奏時言辭亢直而堅決，他是這麼說的：「臣下嘗讀禮經雲：‘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後，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於天，下則取怪於人。即使取鑑於舊史，昔年魏文帝生前有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族。伏乞特垂詳納。」
這一番議論立刻得到中書侍郎李義琰的支援，皇帝遂罷遜位之念——當然，郝處俊也就因此而觸怒了武氏。然而，《新唐書·郝處俊傳》：「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
五年之後，郝處俊薨，年七十五，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典儀隆重，封賞無匹。可是郝處俊知機而先見，早就託侍中裴炎上奏，轉達了婉謝恩賜靈輿、官供葬事，這當然是為了持盈保泰，不予後黨以構陷之辭。
殊不料郝處俊的孫子郝象賢在七年之後的垂拱四年，仍舊為家奴攀誣造反而入罪，臨刑之時，郝象賢「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人還沒來得及被送上法場，便教金吾兵亂棍打死在路上，「令斬訖，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爇屍體，處俊亦坐斫棺毀柩」。此後法官每欲處大辟之刑，都會用木丸塞人犯之口，此其始也。
先是，郝處俊之子郝南容曾任頓丘縣令，當時郝象賢尚未成年，暴戾乖張，痴頑不馴，一幫常與他往來的朋友都稱他「寵之」。他自己不親書卷、拙於字句，並不知道「寵之」二字，聲韻一旦調轉，便另寓暗諷，成了「痴種」。郝象賢不但不覺有異，每每還在父親面前自以「寵之」為號。郝南容無奈，只好誘著他說：「汝朋友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延之皆來。」
翌日，郝象賢果然邀來了十多人，郝南容一一與之飲，而後才懇切地勸道：「諺雲：‘三公後，出死狗。’小兒的確愚昧，煩勞諸君為起字號，然而，有損於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乎？」意思就是說：「痴種」之詬，殃及前代先祖，連郝處俊也一併罵上了，是不是請讓一步田地？說著，一陣涕泣，眾少年遂羞慚無地而退。只此可見從郝處俊以下，門第之式微如斯。
郝家的門第仍夠撐持，香火得以綿延，還得感謝崔家。這又有一段不大為人所知的舊事在焉。大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刑部以《賊盜律》中之謀逆罪，兄弟連坐僅沒官而已，有以為太輕者，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當時世論紛紛，有從重、從輕兩派。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即徐世績）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