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者初入三清之門，頭頂平冠，身著黃帔，大約是一般服制。從東漢五斗米教傳延而成立的天師道，又名正一道，也就是潘師正上推三代所受於陶弘景、下傳一代而及於司馬承禎的這個教派；其裝束就比較繁複。身為道者，頭戴芙蓉玄冠，下著黃裙，外披絳色粗布。若是假以時日，潛修上進，則服飾更為精麗，有的玄冠四葉，瓣象蓮花，褐帔三丈六尺，不以粗布，而用紫紗，且有青羅作裡，光鮮明麗。到了三洞講法師的位階，法服上還飾以紋繡，加九色章黼，如諸天雲霞，其燦爛華美，難以言表。
修習上清派《大洞真經》、《靈書紫文八道》和《黃庭經》等上清派原始經典，蓋因直承自魏夫人華存，須特示禮敬，道者入室之時，就有「以紫為表，以青為裡」的規矩，有鹿皮之巾，則著之；無鹿皮之巾，則以葛巾代之。總之，冠袍披戴，極盡繁瑣之能事。
席前諸人都不能道：這一襲外紫內青的長袍——或稱之為紫綺裘者，究竟在玉霄峰白雲宮中有著什麼樣的地位，但知絕非等閒服色而已。李白從未受籙為道士，無端收受如此華服，自然著了些惶恐，低聲問龔霸：「恕某學疏識淺，不能解此中緣故，然未敢以身為溝壑而受之，謹以奉還。」
李白不由分說便拒絕了這一襲紫綺裘，看得眾人目瞪口呆，唯獨孟浩然的神情不同。他知道李白那一句「未敢以身為溝壑」的用意，遂不待龔霸回答，搶道：「憑君一語，而知士行，天下有何貴物不能受納？」
原來那是出於《子思子》和《說苑·立節》篇的兩段記載，被趙蕤取用於《長短書》，作「是曰」、「非曰」之辯，又是個矛盾相攻、莫衷一是的論題，正反皆以子思的言行為根據。趙蕤曾以此題令李白釋其所以然，而李白不能解。
《說苑·立節》上曾經提到：子思居留在衛國期間，過著極端清貧的日子，一身粗麻袍，連外裹的罩袍都沒有，二十天之中僅僅吃了九頓飯。魏文侯的國師田子方聽說了，派人送了一領白狐裘給他，又擔心他矜持不受，還特意吩咐：「吾借物與人，隨即或忘；贈與之物，亦如拋棄，故不必掛懷。」子思的答覆倒也爽快：「伋（子思名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汲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然而，在《子思子·外篇胡母豹第五》上，另有一則文字，敘述衛公子交要饋贈四輛馬車給子思，溫言相勸道：「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的答覆是：「伋寄命以求，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足，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
趙蕤所挑釁的是，既然子思在衛國所受到的待遇是日夕皆有酒及祭膰（熟肉）之類的賜物，以及量身訂製的衣服，又何至於「縕袍無表，二旬九食」呢？
龔霸也許不明白這「未敢以身為溝壑」的典故；也許是明白的，卻根本不在意。但見他拈起二指，翻開紫袍光滑的表被，露出亮青色的襯裡，嘆道：
「某乃江津小吏，身為賤胥，而傾心慕道數十年矣；一向聞彼玉霄峰天下名山，道法嚴明。此物確係上清派道者法服，未著之前，必以函箱盛護，置於高淨之處。既著之後，起坐須時時拂拭，勿使漬染。雖暫解離身，更不得與常服俗衣相鄰。縱是同修同契，亦不許相假交換。尤有甚者，絕不許賃借俗人服用。其矩範之森然，萬萬不得逾越。而尋常為下座者，實亦不能著此紫袍。然而，正因如此，李侯更不該峻拒所貺。」
「何則？」這倒是眾口一聲的疑惑。
「此必出於司馬上師之厚意，豈容吾輩妄臆？」說著，還是將白綾包裹覆蓋妥當，推還於李白手中。
話說至此，眾人都沉默了，倒是那驛卒怯生生地移膝向前，湊近几席，從袖內摸出一角紙封來，道：「尚有此物。某將袍至亭前，遇一女子，付某此箋，說是要面呈崔、李二郎君。」
崔五和李白相顧一眼，大約料到了這紙封的來處，卻都躊躇至再，沒有取看的意思。範十三一把將紙封掠去，搋入懷中，放聲大笑，道：「不外是加餐相憶之語，丈夫長策未揮，不必寓目了！」
也像是有意不理會那信箋所載，崔五依士人拜禮，長跽挺身，向孟浩然舉盞近額，道：「某後生，向不及親沐夫子雅教，但接聞於長者，謂夫子曾獻書宰輔，有鴻猷遠略以致朝廷——」
不待崔五說完，孟浩然卻搖起頭來，也略一舉盞，隨即擱下，道：「也沒什麼，俱是十年前的往事了。某野人獻曝，不察輕躁而已。」
然而一來一往的簡淡之言，卻勾起了李白的無限興味。在他聽來，十年前孟浩然似乎曾向當局獻策，上達宰相，而以崔五這般身份的公子也有所知會，應該是影響非凡了。隨即興奮地問道：
「某亦聞之於業師，投匭之制，廣開言路，俾壅塞自伸於九重，聖人親覽而知四方之事，果其然乎？」
投匭進狀，與書策文章，是武氏則天首創的奏事之例。她在垂拱元年，設定匭使院，屬中書省，以諫議大夫及補闕、拾遺一人為知匭使。命匠人鑄造四隻銅匭，旁側四面分別塗以青丹白黑四色，以應東南西北方位。每日暮進晨出，列於署外，任人投遞文書。
雖然天后始意，不免欲以風聞之言，借作搜獵異端之據；然水能覆舟，亦足載舟，的確如趙蕤所說的，一時「廣開言路」，凡能屬文者，或者是懷才自薦的人，有「匡政補過、申冤辯誣、進獻賦頌者」，都可以暢其議論，令天下事彙集於內廷。其所施設，大凡如後來憲宗朝李中敏《論投匭進狀奏》所追述的情狀：「（銅匭）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
久而久之，難免也出現了冤濫誣控、詭異譫妄的文字，只好另謀權宜，先謄錄副本，呈之於專職的「匭使」，再三檢核，不讓那些顯而易見的惡札煩擾御覽。可是，這似乎又違背了當初設銅匭以獎勵投文的本意。
匭使亦分兩層，由御史中丞、侍御史、中書舍人等兼任「理匭使」，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知匭事」。也是這些職官，對於非由科舉、制舉出身的人才，知之最先亦最多。
開元初，太平公主之黨誅戮一空，薛稷瘐死於獄，崔日用復拜吏部尚書，一方面基於任用、考察官僚為其職守，另一方面也因涉及與太平公主一派勾斗的畏忌，崔日用特別留心二事，一為舉才，一為物議。此二端都不免要留心「投匭」，遂時時徵詢於理匭、知匭諸使。
孟浩然上書是在開元四年，彼時朝廷看待投匭故事，已多援例收納，專使批閱，虛應而已。可是崔日用卻從獻策的文字之中，看出此子文才識見，不同俗流，經常誦述其策論文字，不徒是讚賞，也以之教誨子弟。
「某不敢僭越，然口呼‘孟夫子’，自有緣故。夫子策論之文，某猶朝夕在心，是不敢忘家大人之言耳。」崔五眄一眼李白，當下隨口便誦出了一段當年在崔日用耳提面命之下強記的文字，那正是孟浩然投匭之作：「‘詩書禮樂，大化流行，故舉寰區之人，莫不各安愚賤之分；文武成康，世澤敷衍，故盡素王之聖，而不敢有慕殷夏之心。’此何等豪越之言？家大人嘗言：若知貢舉，非取此人為狀頭而何？」
這番話不免讓孟浩然激動了。他知道崔日用大起大落，雖然身後榮顯畢至，偏偏在仕宦生涯之中，沒有主考舉士的機會。但是，孟浩然實則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隱衷——但凡作詩、行文，他必然是隨視聽之官，觸目接耳而浸假會心，始能徐徐落筆。這是因為由作詩入門，形成了鋪敘景語以為構思之本的積習，到了應考關頭，了無遊目騁心之資，遂難以在限時之內，依論題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