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留給歷史的最後表情是委屈。
屈原被深深地委屈了。歷史完全承認這一點。
詩聖杜甫、詩仙李白，聖、仙之上就是神。中國的詩神是屈原。一個人、一個詩人，具有了近似宗教的意義。他那巨大的存在，從帝王到平民都難以忽視。在民間，他的確具有準神祇意義，人們卻將他區別於任何神，百姓對他不求不拜，只以一個獨特的節日來紀念他，紀念這個受了大委屈的人。
滿腔忠貞、滿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澤畔，行吟於遍生橘樹的楚國，走進歷史深處，走進一個水氣淋漓的節日。
這個節日就是端陽節。
端陽節在屈原之前早就存在。在古代，端陽被視為一個可怕的時刻。按夏曆，五月初五正處在小滿與夏至之間，此時陽氣極盛，疫病也最易流行。古人即取忌諱方式稱五月為惡月，五月五日更被視為惡月中的惡日。這一天出生的嬰兒甚至都不能讓其存活。戰國四君子之一的齊國孟嘗君就因生於此日，差點被父親扔掉。東晉名將王猛在這一天生有一孫，王猛的豪氣非同一般，不但拒絕他人將孫子送出去的主張，還為其取名「鎮惡」。王鎮惡後亦成為一代名將。直到明清，民間仍保持這一天不汲水、不遷居、不曝床蓆等忌諱。在古代，人們曾將端陽節先後附麗於介之推、伍子胥、屈原，並最終固定在屈原身上。三位古人全都性格奇倔、正氣凜冽，且皆死於非命。這個日子不可能與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好命」之人聯絡在一起。古人從來不把這一天看作平常日子，其投注的感情可想而知。我很懷疑屈原死於端陽節這一說法。我想，人們以之紀念屈原，最早必含有以正人鎮邪惡求吉祥之意。
從歷史來看，民眾將情感投向哪個人，還真不是宣傳教育的結果。
一
帝子降兮北渚，
目渺渺兮愁予。
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
——《湘夫人》
這是屈賦楚辭《湘夫人》首段。不看註釋，不求甚解，僅輕輕吟誦，異樣的天籟般的美感即無邊無際撲面而來——生命如花，神靈如雲，草木情深，人神相依。這與《詩經》給你的人間煙火氣太不相同了。這一切是怎麼來的，根源何在？
屈原（約西元前339——前278年），名平，字原，先後忠事楚懷王、楚頃襄王，秦破楚都後投汨羅江而死。他創立了「楚辭」這一文體，《離騷》等二十五篇被視為屈賦楚辭。
遲於北方在遠古南方文化發育，荊楚曾長期遭受華夏文明的歧視與征伐。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國風》未採錄楚風，原因或許就在這裡。至戰國末期，楚文化已相當發達，形成與北方並駕齊驅之勢，但文化邊界卻仍是清晰的。《詩經》記錄了黃河流域的文明形態。在《詩經》裡，不論是廟堂頌歌，還是田野風詠，都情感質樸、少想象。那是稷麥氣息，那是有時溫馨有時嗆人的人間煙火。而這時的楚地卻仍是神話沃野，巫風瀰漫，人神共處。作為楚國北部人的老子、莊子，正可看作南北過渡的代表，少了些質樸，多了些想象與浪漫。長江岸邊的屈原則純是南人了。屈原帶著植物氣息，帶著溼地沼澤氣息，從另一個方向來了。那牽掛與哀愁，溫熱與傷感，具有多麼醒目的強度啊。
屈子來了。他之來，不是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開始了獨唱，開始了水氣淋漓、芳香撲鼻、悽美絕豔的獨唱。似乎沒有任何徵兆，任何鋪墊，中國第一位獨立詩人橫空出世，大放悲聲，哽咽難抑，草木為之生情，風雲為之變色，神靈為之驅遣。《離騷》《天問》《哀郢》《懷沙》……一章章吟完，投江自盡。屈子死了，楚國亡了。屈子投江激起的這輪漣漪，漸洇漸大，很快，屈子便化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經。
吟詩，以詩為交際工具曾是《詩經》時代的日常生活。「不讀《詩》，無以言。」（孔子語）。那是一個詩像工具一樣被普遍使用的時代，卻並無獨立詩人。屈子來了，這實在非同尋常。
楚辭形式上與《詩經》迥異，句式、篇幅不拘長短，隨物賦形，曲盡幽情，詩的表現力得到大解放。孔門詩教：「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屈子卻是又怨又怒，氣吞聲悲，肝腸寸斷，大哀極傷。以北方諸子為標準衡量，屈賦真可謂不倫不類，不經不典，可正因如此，屈賦才具備了自為經典的品格。《離騷》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最早最輝煌的抒情詩篇之一，亦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源頭。從此中國文人的傷感有了深度，有了參照，從此《詩經》《離騷》並峙，進而風騷並稱，成為文學的代名詞。
春秋戰國是華夏文明走向成熟的時代，是思想哲學的自覺時代，思潮激盪且主流已顯。這一大潮中的楚文化卻仍保持青春氣象，狂熱、純潔、生猛，並具原始氣息。屈原是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它的極端代表。諸子之文皆可視為文學作品，但文學是以寄生狀態存在。屈原的橫空出世，標誌著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屈原帶著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鮮血液，猛然楔入華夏文明腹地。
中國第一個獨唱的詩魂痛哭登場——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八方有靈，四顧茫然，「東一句西一句地上一句天上一句」（劉熙載《藝概》評《離騷》語），自言自語，綿綿無盡。他似乎將我們帶離了歷史、生活現場，進入一個似真似幻、婉轉浩瀚、芳菲迷離、匪夷所思的世界。而這一切竟是因為他承受著超常的現實重壓——君昏國危，黨人跳梁，朝政日非，宮闕日遠，他一再被疏被逐，無助絕望日甚一日。
二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離騷》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離騷》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離騷》
《離騷》作於屈原初被懷王疏遠或第一次流放之後。憂心如焚，纏綿悱惻，辭意哀傷而志氣宏放。這時的屈原希望未滅，心存幻想，切盼懷王悔悟，讓他重回郢都，為國效力。這數句詩，將屈原的人格主要特徵、困境意識表達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導源於楚國陷入困境。
屈原出身楚國貴族，主要活動於楚懷王時期。懷王為太子時，屈原曾長期侍讀。懷王即位後，屈原深得其倚重，位為左徒、三閭大夫，「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儀表出眾，風度翩翩。古人是迷信相貌的。相貌或許是命運的一種形式。才華和相貌都會引起他人的嫉恨。屈原在作品中屢屢訴說他為嫉恨所困。
正當中國實現大一統前夕。迅速崛起的秦國，雄踞西北，虎視鷹瞵，有野心有實力有動作。對六國來說，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現實。國際關係錯綜複雜。有能力抗衡秦國的是齊、楚，齊國在政治上已顯頹勢，楚國疆域更廣更富庶。「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天下不歸秦，則歸楚。實際上，秦國完成大一統之前，楚國先完成了中國南方的統一。
六國從未有過真正成功的合縱，秦國的連橫動作卻每每奏效。
已是風聲鶴唳的局面。天下大勢，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慮緊張，由來已久。屈原始終力主聯齊抗秦。他屢次出使齊國，都是為了同一目的。可是他的主張與奮鬥卻一再受挫，楚國逐步陷入為秦擺佈狀態。屈原亦漸被疏遠，直至被流放。楚懷王三十年（前299年），懷王應邀赴武關會盟時被秦扣，三年後客死異國。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郢都。據記載，此時屈原絕望，賦《懷沙》，投汨羅江自沉。
春秋戰國之諸子百家，早就認可天下必將重新歸於一統，形成「新天下」。天下重於國家，是諸子的共識。到戰國時，「邦無定土，士無定主」，客卿制盛行，縱橫家走俏，朝秦暮楚竟無關人的品質評價。士子們有空前的活動空間。在一個愛國感情相對稀薄的時代，屈原卻把自己與楚國命運緊緊綁在一起。
不斷有後人這樣發問：憑屈之才能，何國不容？何不棄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並非不認可諸子的天下觀，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來統一，也至少要長久儲存楚國，這是屈原政治、思想、情感的底線。他融合吸收以儒為主的諸子思想，稱道堯舜禹湯，主張仁政，其主導思想是北方的，情感文化卻是南方楚國的。作為楚貴族，世代與國家關聯極深，本人一度成為政壇中心人物。這一切決定屈原自覺地把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綁在一起。楚國如為人吞滅，在他是不能接受的。舉目天下，無處能給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間必無此屈原。這是解讀屈賦，理解屈原異乎尋常感情的基礎。
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離騷》這樣，將個人情感、政治際遇、國家命運結合在一起。所謂長歌當哭，《離騷》是也。自成天籟，「自鑄偉辭」（劉勰語），《離騷》是也。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劉勰語）沒有楚國，亦難見屈原。楚國，屈原，《離騷》，三者可互印互證。「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韓愈《送盤谷序》）楚國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國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塵埃落定，惟楚國國亡而「魂魄」在。「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在懷王客死之時就喊出這一口號。六國中為何楚國、楚人特別能「記仇」，特別懷念故國？除了戰國末天下大勢這一原因外，恐怕還應從文化上找原因。不能不承認，戰國七雄中，楚國文化面貌最鮮明最獨特。歷史果然應驗。反秦鬥爭中，楚人最為踴躍，陳涉首事，以「張楚」為號，項梁從民間找到楚懷王孫重新立為「楚懷王」。漢高祖劉邦曾為項梁部下，還寫過楚辭《大風歌》。新興漢朝對包括屈原在內的楚人表示了特別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僕伕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離騷》
《離騷》收篇於一場白日夢般的飛昇遠遊。這類似莊子的《逍遙遊》。可是當屈原從天界一瞥見故鄉，天上的快樂等一切都不復存在，只有故鄉，只有魂牽夢縈的故鄉。《逍遙遊》在想象中完成了對現實的超越，屈原卻總是重重地墜落在地。從天空墜落，是屈賦楚辭中一再出現的意象。屈原那裡有中國最早最沉重的鄉愁。屈原之鄉，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蒼茫的遍生橘樹的楚國。
三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橘頌》
世渾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
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懷沙》
屈子的人生，從明媚《橘頌》歡快出發，至黑暗《懷沙》痛苦而止。
屈賦楚辭，除《橘頌》《國殤》等數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眾芳蕪穢、日暮途窮之強烈意象，《懷沙》則是無路可走後的絕命詞。屈原對死亡有長久的預謀，死之意願貫串於疏遠流放全過程。對屈子來說，死是他最後可以使用的工具。「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盡的彭咸。在《離騷》等作品中屈原先後七次鄭重述及這位古賢，《離騷》最後兩句決絕地說：「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意思很明白：我必會效法彭咸。這個時候，他尚在壯年。屈子是作為自覺的犧牲者，走上祭壇的。
《橘頌》被視為屈原最早作品。屈原正當青春，受到與他同樣年輕的懷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國凌冬不凋的橘樹自喻，紮根祖國，自信豪邁，陽光明媚，與天地、諸神、君王及社會高度和諧，顯露出強烈的使命感。《橘頌》表明，屈子是一赤子，楚國的赤子。赤子面臨相對單純局面時會如魚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結構勇猛精進。當局面複雜化、異己化，則必會陷入困境。屈原此後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堅持到人生終點。
《橘頌》已顯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賢端倪。同時，屈原有執著的「美政」理想，希望輔佐君王成為堯舜般的聖王。既深深地愛惜自己，又殷切地期待君王與朝廷，這可視為屈原赤子人格的核心內容。不能實現的愛惜和期待，最終只能是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