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離騷》，這一人格特徵更加突出。《離騷》開篇讚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後，接著一再申述對美質修能的不懈追求，一再表明對時光飛逝的焦慮。他的根本願望，就是為懷王、為楚國盡力，並能確立個人「脩名」。可是，隨著楚國政局的惡化，屈原越是堅持此人格追求，與楚王及朝中黨人的對峙便越緊張。怨恨懷王的同時，他強烈譴責黨人：「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國家即將傾覆的可怕局面就在眼前，「恐皇輿之敗績」便成為屈原心頭時時懸著的噩夢。
注重修身、自高自賢、以道自任，傲視王侯至少是平視王侯，包括孔、孟在內的先秦諸子皆有此氣象，只是程度、風貌各不相同。這是那個偉大時代足以令千古唏噓的特徵。屈原正具此氣象。《離騷》開篇介紹完自己後，即豪邁地說：「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為王者師的氣度十足。屈原總是比他人更極端。屈原一再申明：「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我是不可改變的，寧願死。屈原與楚王及黨人難以調和是必然的。
失意臣子屈原只能無路可走。越是絕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長期以來，他一直企圖以心目中的聖王尺度引導塑造楚王。屈原的「戀君情結」是強烈的，君卻不戀他。屈賦中處處交織著對懷王極戀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關係類似於親密無間的「情人」關係。忠君是他永遠無法醒來的夢魘。忠極則戀，戀極則怨，戀與怨正是一體之兩面。人最強烈的感情是愛情，雖然未必能持久。當其他感情達到一定強度時，亦會呈現「疑似愛情」的狀態。屈原這種「疑似愛情」既強烈又持久，堪稱亙古一人。屈賦中屈原反覆開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無不以失望失敗告終。但是，屈原卻將自己的「單相思」義無反顧地進行到底，大約令正宗愛情也望塵莫及了。面向君王的這一「婢妾心態」，有深刻的政治及心理原因。憂患極深、心事絕大的「失戀臣子」屈原，就這樣把浩瀚無際的詩意、至微至巨的意象與匪夷所思的「疑似愛情」融會在了一起。真是難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騷者。
後世文人臣子特別樂於營造「求女」意象的傳統，不能簡單以為是對屈原「求女」意象的效法。以婢妾心態對君王絕非屈原發明。只要存在絕對權力，臣屬對君王產生婢妾心態就毫不奇怪。極而言之，只要有人被賦予能決定你一切的權力，你就極有可能以婢妾心態款待他。多少人靈魂早就跪下了，卻並不自知。屈原以婢妾式的誠摯勸楚王，但他從未完全跪著。屈原的救國願望，只能寄託於最高統治者。忠君是絕望中的希望。擺脫婢妾心態其實很容易：緩釋愛國之情，出走他國。屈原不是不明白，只是做不到。
當代有些學者，以現代心理學、病理學解讀屈原，時有令人耳目一新之發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國、放在那個時代，只就屈賦中的一鱗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戀物癖、同性戀、雙性戀、易裝癖、精神病患者等結論，實在比《天問》更具想象力。屈原長期身處逆境，備受磨難，身心俱疲，喪失健康，時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狀態，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異風貌應當與之相關。就是說，某種程度的精神異常在促使屈原精神能量的爆發、創作能力的強化上，可能起了作用。但屈子堅貞人格始終未曾分裂崩潰，心智未曾瞀亂失序，也是可以肯定的。屈賦為證。《懷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徹底絕望，同時高度清醒。他之從容就死，就剩下捍衛人格或殉道、殉國這種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子經營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詩。
屈原的「天」塌了。
《天問》系屈原晚年之作。全詩一百七十二問，疑至何處，問至何處，只問不答，問就是答。全詩不講文采，不事修飾，問天問地，問古問今，問他這痛苦的此生。屈原似乎是在宣佈他曾有的「天」塌了，類似尼采宣佈「上帝死了」。尼采瘋了，屈原賦《懷沙》後投水了。令屈原成為瘋子的壓力比讓尼采成為瘋子的壓力或許更大，但屈原沒有瘋。葬自己於楚國水土，屈原最終只能做此事了。《懷沙》，有情屈子寫給無情世界的絕命辭；死，絕望屈子唱給深情自我的歌。
四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漁父》
每個民族都有令人言說不盡的話題人物，屈原就是一個。並且，屈原剛死或未死之時，大約就是這種話題人物了。
《漁父》在楚辭裡別具異趣。作者不詳。應是屈原之後一位具有道家精神的楚辭作者所為，是最早透露屈原社會反響資訊的文章。司馬遷把《漁父》錄入《屈原列傳》，以佐證自己對屈原的評價。
《漁父》極具戲劇性，殊堪玩味，就似在澤畔上演了一幕二人短劇。屈原和漁父皆親切可感，只是作者反而讓漁父顯示了精神能量上的優越。《漁父》可能是屈子投水後，楚人對屈原最早的解讀。
這一短劇極富張力，是兩種道德精神的衝突與映照。在漁父那裡，這世界固然不怎麼美妙，卻是個可以將就可以和光同塵的地方。屈原則是西西弗斯式的反抗荒謬世界的荒謬英雄，偉大英雄。「漁父」是明白這一點的。曠達的漁父，執著的屈原，他們與其說是為了說服對方，不如說是各自進行了抒情式陳述。《漁父》可看作是對屈原內在矛盾的文學表達。這一矛盾在《離騷》等作品中皆有表現。莞爾而笑的漁父揚長而去，枯槁憔悴的屈原葬身魚腹。
屈原不僅醒目地存在過，重要的是他的存在一直深刻影響著後世。屈子之魂擴張了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和情感深度。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世說新語·任誕》
王孝伯是東晉末不成器的一個人物，《世說新語》的作者在這兒使用的當然是反諷筆法，從中卻正可見屈原在士林的影響。
自漢代始，讀騷解屈就被士林視為高品位精神活動。可是，解屈常常伴隨曲解。《離騷》就是供給中國士人的一罈烈酒，有人痛飲，有人淺嘗，有人不屑，有人乾脆將這壇酒一腳踢翻。
漢武帝令淮南王劉安編撰《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淮南王傳》）可見劉安早就將《離騷》爛熟於心。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引用劉安所論：「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完全繼承劉安論點，並進一步評說：「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突出屈原應該怨，屈賦產生於怨。劉安、司馬遷是最早對屈原作出高度評價的人。
此後，圍繞屈原，歷代文人或褒或貶，或愛或惡，對壘分明，直至現當代。
西漢初賈誼、西漢末揚雄皆為有名辭賦家，都激賞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時痛惜其遭遇，責其未能離楚，全身遠害，致遭螻蟻之輩欺凌。
東漢班固，青年時激賞屈原。自中年奉詔修史後，一改從前立場，激烈反對劉安、司馬遷觀點，在《離騷序》等文中全面否定屈原，指責屈原「露才揚己」「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離騷》不合儒家「法度」。班固觀點的逆轉可視為屁股決定腦袋的古代版本。
東漢末王逸的《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注本，對後世影響甚大。王逸反對班固所有觀點，視屈原為標準儒家門徒。為此，王逸不惜削足適履。例如，他這樣解釋《天問》：「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天問」這種命題方式，在屈賦及諸子著作中甚為普遍，屈賦中尚有《橘頌》《國殤》等。重要的是，王逸的解讀有違《天問》主旨。《天問》正是昊天之下「日暮途窮」的屈原，對「天」的激烈發難。
班固與王逸觀點針鋒相對，其思想卻並無本質不同。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為漢武帝推行後，儒教迅速三綱五常化。班固因感到實在很難把屈原當儒家門徒對待，乾脆「打倒屈原」。王逸則煞費苦心「解屈」，務必將屈原修飾成標準儒家門徒。
漢唐之間是漫長的亂世。歷仕梁、北齊、北周、隋四朝的顏之推，在其《顏氏家訓·文章篇》中，歷數幾十位「輕薄」文人，屈原首當其衝：「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揚才露己，顯暴君過……」顏之推自嘆「三為亡國之人」，朝秦暮楚，卻皆為「忠臣」，騰挪躲閃，竟得善終。念此驚魂一生，必有深刻「心得體會」。如此評價屈原，可謂發自肺腑。
自唐代始，統治者不斷加封屈原，意欲將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體制塑造適合它需要偶像的衝動是強烈的。南宋理學家朱熹作《楚辭集註》，努力把君臣大義從屈賦裡讀出來，無視屈賦顯露的沖天怨氣、如夢似狂的精神狀態，將「怨」全解讀為「忠」，以屈原作孔門太廟之犧牲。元明清諸朝，對屈原或褒或貶，並無超出前代新意。閃光點卻是有的。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將「忠君」解讀為「忠國」，同期的金聖嘆否定屈原「忠孝著書」說，立屈原「憂患著書」說。二人同歷明亡之痛，眼光毒辣，迥異於俗儒，屬非常之人的非常之見。
皇權時代，圍繞屈原的論爭，少有藝術批評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糾纏。根源在於，皇權專制二千年一貫制，了無新意。
那些真正的詩人、文學家對屈原是何心態？劉安、司馬遷之後，賈誼、揚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棄疾、蘇軾等皆厚愛屈原。他們甚少參與論爭，只是把屈賦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詩文。「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杜甫《天末懷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會寫詩投入汨羅江，與屈子之魂惺惺相惜。「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李白《〈古風〉（其一）》真正的詩人，他們的確容易對屈原產生惺惺相惜之情。
詩人中竟也有憎惡屈原的。中唐詩人孟郊有《旅次湘沅有懷靈均》一詩，其對屈原評價之劣可說絕無僅有：「名參君子場，行為小人儒。」「死為不弔鬼，生作猜謗徒。」「懷沙滅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聖明朝，養育無羈孤。」簡直類同詛咒，連屈原自殺亦被視為不孝。真是令人瞠目。上綱上線式的大批判，古人亦懂。上綱上線的作用就是，讓本不搭界的意思搭上關係後，會有特別驚悚的效果。詩最後歌頌「吾皇聖明」，社會福利好得很。一個很有成就的詩人，為何如此仇視屈原？孟郊又有《登科後》一詩：「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登科後狂喜至此。孟郊為「苦吟派」詩人代表，功名心重卻半生困頓，大約永存一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夢想，精神人格之蒼白乾枯由此詩可見一斑。已成標準「小人儒」，卻完全不自知。孟郊的心態就是完全建立在一己功名基礎上的徹底婢妾心態。
圍繞屈原，古代文人似可站成數列。一列：劉安、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王夫之、金聖嘆等。二列：班固、顏之推、孟郊等。三列：王逸、朱熹等。他們對屈原態度分別為：高度肯定或大部肯定、基本否定或全盤否定、高度肯定或基本肯定但曲解之。第三列雖只列出二人，實際追隨者卻是一支浩蕩大軍，一支拿「藝術」比附政治的大軍。推敲一下三列人物的思想、情感、個性及文化取向，大有趣味。
對屈原的解讀，至梁啟超、王國維等現代學者，始基本擺脫皇權陰影，置於現代理性陽光之下。可是，時至今日，屈原仍然可以繼續被荒謬、被塗抹。
一位詩人，如果能有讓歷代讀者百讀不厭價值，那麼他一定具備可以讓讀者「自我發現」的功能。解說不盡的屈原，就像一面鏡子，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來照一照自己。有人照見面具，有人照見肝膽，還有人照見的不知是什麼。
五
惟郢路之遼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屈原之後，隨著以儒為主、儒釋道融合格局的形成，中國士人的人格、情緒得到馴化、平衡，少有屈原式的悲劇英雄了。
屈原代表了人類困境的一種型別。「魂一夕而九逝。」屈原說，在流放地，他的夢魂一夜奔往郢都「九次」。用「忠君愛國恨黨人」來概括屈原的精神世界，應該無大錯。君、國、黨人、屈原，形成一個無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國，存國，還是存國。忠君？他不能不忠君，國家存亡繫於君王一身。君昏國危是逼到眼前的現實。他對君的忠、戀、怨、憤即婢妾心態，全部根源於此。
屈子的悲劇深刻又徹底。可以說，悲劇成全了屈原。當然，這是今天的解讀，而非屈原的自覺。屈原是自覺的犧牲者，而非自覺的詩人、自覺的文化創造者。這與前面所說「屈原標誌著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並不矛盾。所謂「自覺時代」是後世歷史的認可，屈原並無這種自覺。屈原追求的是楚國統一天下、楚國常存以及個人成就「脩名」這一「喜劇」，而不是做「偉大詩人」。人，不論偉大還是渺小，自覺進入歷史的可能性極小。
讀到餘秋雨解說屈原的文章《詩人是什麼》，文中有此一說：
在後世看來，當時真正與「國家」貼得比較近的，反倒是秦國，因為正是它將統一中國，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形成梁啟超所說的「中國之中國」。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
有人也許會辯解，這只是反映了楚國當時當地的觀念。但是，把屈原說成是「愛國」的是現代人。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恆性因素搓捏成一團，把區域性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總是把速朽性、區域性性的因素抬得更高，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誤區。
尋常老百姓比他們好得多，每年端午節為了紀念屈原包粽子、划龍舟的時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當時被楚國侵略過的地方，還是把楚國滅亡的地方，都在紀念。當年的「國界」，早就被詩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愛恨了。
作者將多種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團」，文意看似曲折，實則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區域性了，「政治愛恨」化為塵煙，所以屈原愛國說很荒謬無道理。這一思路如成立，人類將難以找到「愛國者」。宋亡於元，版圖擴張了不少，國界也被打通了，該也算「對峙性訴求」？與作者高見恰恰相反，「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具體的國家、朝代、黨人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愛國精神絕不會速朽。試問：古今中外哪一位真正的愛國者形象不是在某種「對峙」中確立的呢？屈賦楚辭的每個字都浸透著屈原鐘愛楚國的血淚。屈原正是因此才超出了「當時當地」，成了中國的、世界的。屈原不論生於何國，如果他抱持那種精神，進行了那樣的創作，不論其國家存亡，他都一定是偉大不朽的。或者說，與楚對峙的其他諸國，若出現了屈原式人物，歷史照樣尊敬他。再說，屈原愛國說怎麼是始自「現代」呢？自漢至明清皆說屈原忠君愛國。君權時代，忠君愛國難以區分。王夫之乾脆將屈原忠君說換成忠國說。
真正的文化一定是從泥土裡、血液骨髓裡生長出來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來的。屈原無「文化」，頭腦很清楚，愛楚恨黨人，一點不含糊。「政治愛恨」一定是具體的、時代的，真實的「國界」也一定不是詩句所能打通的。「詩句打通國界」只能當一句詩來看。不可否認，屈原「愛國說」有後世包括現代人附會堆壘的成分，這是許多古人共同的命運。但他愛楚國卻是無法否認的。從餘氏話中自然可推出又一層匪夷所思的高見：我並不否認屈原愛楚國，但愛楚國能說是愛國乎哉？如屈原愛的是後來統一了天下的強秦，其愛國說才能立得住腳。嗚呼哀哉不亦樂乎！愛國與否竟然也以「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一江湖原則來判斷，似乎又難以用走入「誤區」來理解了。
可以批評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態，可以惋惜屈原沒有諸子的達觀，但一箇中庸玲瓏、朝秦暮楚、蹀躞有術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偉大文化創造。現實困境中的屈原，最強烈的嚮往一定不是靠寫詩「打通國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創造，而是存國、存國、存國。屈原偉大的文化價值是後世歷史的認可，若以這一認可來否認屈原為愛國者，或認為若承認屈原為愛國者就貶低了屈原的文化價值，這無疑極端荒謬。屈賦楚辭的偉大文化激情與其愛楚國之情密不可分，這兩者在歷史在現實中皆不構成普遍性因素與區域性性因素的關係。將其這樣劃分，不但很難說是理性思維，甚至可說是不通情理。屈原顯然扮演不來「文化蹀躞家」角色，蹀躞於齊兮，蹀躞於魯，蹀躞於秦兮，蹀躞於楚……
婢妾心態，曾遍佈歷史，遍佈朝野，當然亦可以遍佈現實。給你一個婢妾環境，你就有可能為婢為妾。甚至，已經有不必為婢為妾之路可走了，而有人卻仍甘願，甚至努力爭取為婢為妾為奴。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自古士人，心頭想的不過是把自己賣出去，交易即使成功，在重重黑幕後面坐莊的卻永遠是帝王。唐太宗看到新進士子魚貫而入，興奮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他的潛臺詞應該包括：我終於可以讓這些「英雄」為婢為妾了。交易從沒有以平等為原則。
婢妾心態，這一定不是屈原與生俱來的。
數千年間，屈原給了我們極寶貴的文化營養。這種營養不可或缺。可是，數千年間，王逸、朱熹們反覆欣賞玩味並企圖加以利用的實際是屈原的婢妾心態，以婢妾心態為主體人格的人看到的全是婢妾心態。婢妾心態不是屈原的主體人格，是屈原人格被扭曲掉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態為屈原走上自殺之路加了一把勁。屈子自殺，他該是想把那婢妾心態也殺掉吧？
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李白《江上吟》
李白這詩，榔頭一樣敲下來。在現實中總是吃敗仗的詩人，又用詩句打了一個勝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