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裡的陶子常常就是那樣躁動不安的。
再看徹底歸隱之後。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還舊居》，時陶子約四十七歲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蓆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雜詩》，時陶子五十歲
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時陶子五十四歲
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何以慰我懷，賴古多此賢。
——《詠貧士》其二，時陶子六十二歲
僅錄數例。除首例詠大化無常、擔憂生年不永之外，其餘皆言及貧困。第二例還特別言及有志難伸功業無成的悲哀。陶子另有不少詩文亦言及此。徹底歸隱後，淵明的貧困逐步加重，詩人如實記錄了下來，讀之令人心酸莫名。儒家情懷與無功名之憾，求道之志與貧窮之苦，大化將盡與來不及「活」就死去的憂思，在世俗中實現超俗的願望，構成陶子田園生存的巨大壓力及張力。這是陶子的痛苦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
單純從數量來講，陶子詩文寫田園之樂總體多於寫田園之苦。這是事實。不必列舉。這兩者共存於陶子身上。這兩者不能互相否定。反對的是那種把陶子僵化為「採菊東籬下……」的狀態。《飲酒》其五，達到了與自然與宇宙冥一之境。那種純然的靜穆和諧、難以言喻的喜悅，是瞬間體驗，既不可能長久，亦難以複製。按照馬斯洛理論，只有極少數修為境界特別高的人，才有可能發生那一巔峰體驗。
人們往往易見陶子的淡泊寧靜，而漠視陶子的孤獨、耿介、酸楚、躁動。我們不能因為喜歡一個靜穆的陶淵明，就無視他的矛盾痛苦。孤松寒柏的耿介之氣瀰漫陶子一生。魯迅就說陶淵明並非「渾身靜穆」，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淡泊澄明怎麼來的？一腔熱血釀成。「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詠荊軻》）英雄與隱者之間的距離或許最短。「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朱熹語）此語能見道，亦可證朱熹亦有趣。朱熹眼裡，陶子正是另一種豪傑。「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有持久的寧靜。」（叔本華語）這話是符合人性本相的。豪傑亦不例外。越是心智平庸者，對孤獨的耐受力越有限。具特操者，會有較強耐受孤獨能力，但亦非無限。陶子亦不例外。幻影般完全靜穆的陶子，是不存在的。
四十一歲時的這場退卻，是陶子人生的一個座標。
我低至泥土草根，卻可以心雄萬夫。有耿介之節，方有淡泊之懷。踏過了荊棘之路的陶子，方能到達他的精神「桃花源」。
他為人類做了一個夢
由田園抵達「桃花源」，是陶淵明的必然。
陶淵明由「人間」決絕退卻至田園。這顆田園魂沒有止步于田園。他那顆追求生長的靈魂，常常需咬緊牙關。身在仕途，「口腹自役」的生存令人厭惡；迴歸田園，迴歸陶子視為安身立命之所的田園，這顆田園魂卻又不時逸出田園。從追求存在深度這一維度來說，似乎是歸宿的田園，仍只能視為陶淵明的一個人生驛站。
陶子的田園之路是忠誠於生命之路，是荊棘之路，而非安逸之路。再深的貧窮，我都願意忍受，只是為了活出自己的「活」。人生這杯苦酒，我情願獨自品嚐。
從外在的東西看，退卻到泥土草根的陶子，關注豐歉、帶月荷鋤的陶子，把酒話桑麻的陶子，與農人無異。但他本質上顯然不是農人。他的精神疆域，也非有限田園能夠容納。他辭別「人間」，卻無法離開這個無道的世間。他一再回望歷史，呼喚先賢，也一再打量品味死亡，企圖張望死後及未來。一個人若對生麻木敷衍，不可能具備這種精神驅力與能量。
存在的孤獨是必然的。區別在於是主動孤獨還是被動孤獨。人們體驗到的孤獨幾乎全為「被動孤獨」，是不得不孤獨。而淵明是主動孤獨，他主動接納這份孤獨人生。最偉大的文化創造，常由主動孤獨者來完成。老子、莊子、司馬遷、陶淵明、曹雪芹、魯迅等，皆可視為主動孤獨者。這其中，陶淵明或許更典型，也更親切可感。一顆鬧鬨鬨的靈魂裡，難以生長高品質的事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移居》）陶子得知有一些「素心人」在那個地方居住，就把家搬過去了。「素心」就是守拙之心、自求孤獨之心吧。「桃花源」這方淨土，只有一顆「素心」才能發現。
「桃花源」這概念在中國堪稱婦孺皆知。《桃花源記》則似乎是一篇能夠永遠生長的文章。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鹹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自古至今，人們不但爭論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是人間還是仙境，還爭論桃花源是在南方還是北方。大有膠柱鼓瑟之嫌。其實不必爭論。「桃花源」是從陶子靈魂疆域生長出來的，唯有陶子能讓它生長。它顯然是一個既非人間又非仙境的「烏有之鄉」。
人間——田園——桃花源，畫出了陶子靈魂生長的軌跡。
晉太元中、漁人、太守、劉子驥等等，你看，陶淵明言之鑿鑿，分明在呈現真實事件、真即時空，可是，他同時告訴你：那一切並不存在。
太元是東晉孝武帝年號，去陶子寫此文僅二十年。漁人，朝代更迭裡的草民、順民，皇權體系中一個最小的納稅單位。太守，統治者序列中的一員。劉子驥，實有其人並甚有名望，桓玄叔父桓衝曾請他做長史，固辭不受，一直鄉居。起初，漁人一派天真，先「忘路之遠近」，再「舍船」，一「忘」一「舍」，在完全無目的且完全不動心機前提下忽然到達桃花源。「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漁人所見如此。桃花源人雖歷數百年，對暴政的恐懼卻如基因一樣代代相傳。乍見漁人，桃花源人的驚訝程度遠勝漁人乍見桃花源人。面對忽然而至又將離去的漁人，桃花源人作此小心囑咐：「不足為外人道也。」漁人轉臉就辜負了桃花源人，無半點負疚心理，離開時沿途「志之」，並馬上報官。這是由漁人作為順民的「工具性」所決定的，其天真具有暫時性。太守立即派人去尋桃花源，作為嚮導的漁人竟連親手所做記號都找不到了。「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漁人與統治者，喪失天真，不能「忘」、不能「舍」，尋桃花源必定是南轅北轍。故事到此完全可以結束了。陶子卻不肯結束。「高尚士」劉子驥可視為與陶淵明同類人物，或許能找到桃花源。陶子嚮往並創造了這個「桃花源」，詩筆一揮又讓這個劉子驥動心動念去尋找。「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陶子把漁人已眼見之、足踏之、飲其水、啖其雞的桃花源凌空架虛，懸於烏有之鄉，極逼真又極空靈。抱著尋找桃花源這一目的、從人間出發的任何人，都只能空手而歸。陶子就是這麼安排的。陶子真是厲害。
陶子說得明白，這個美麗新世界是他心中的夢幻泡影。心中有桃花源，世間無桃花源。它在人間，又不在人間。它不是人間，卻比人間更具人性、人道。無意求之而得之，有意求之則蹤影盡失。似乎是完全紀實，卻又是徹底的浪漫。真即是幻，幻即是真，非真非幻，非幻非真。作者喜悅乎？苦悶乎？迷惘乎？淵明這是在開一個什麼玩笑？
陶子做了一個大夢，藉此發出此生最深長最有意味的一聲嘆息。人性、人道、人與人、人與自然，若如桃花源呈現出的那樣就好了，人間卻偏偏不那樣，偏偏截然相反。人間與桃花源，是兩個不能溝通的世界。桃花源拒絕溝通，害怕溝通。這竟然是桃花源存在的前提。桃花源人從一開始就明白這一點。
人間——田園——桃花源，這是陶子用生命串聯起的一個非凡的意義領域，形成陶淵明人生求索、生命審美的廣闊天地。依從生命中那份「天真」的召喚，陶淵明從他厭惡的「人間」退卻至田園。田園的美好、艱辛與孤獨，他都咀嚼品味過了。肉身需地址，靈魂無疆界。田園不是他人生的終點，這顆「田園魂」常常飛昇至他心中的桃花源。
桃花源人僥倖地逃離了暴政，並從此逃離了殘酷的克隆一般的朝代更迭，進入了一個無統治者無王稅的「田園」新時空。陶子及芸芸眾生，卻不可能有這種幸運。桃花源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以如此口吻提及故晉，可證陶淵明對晉的眷戀即使有，亦相當有限。陶子無半點憤青式表達，批判性卻甚徹底。
中國古代，找不出哪篇文章比此文更富張力。
《桃花源記》是《桃花源詩》的序，卻遠比詩有名，詩反而像是對序的註解。「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彼岸與此岸，理想與現實，桃花源與人間，一淳一薄，尖銳對立，雖靈光乍現，卻只能迅速「幽蔽」。桃花源人壓根就不相信外面會有「好」人間。詩如此結尾：「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陶子並不願他人陷入「迷魂陣」，說得極明白：桃花源在塵囂之外，從人間出發焉能抵達？我陶子只盼踏著這一縷清風，去尋覓那與我靈魂契合的事物——桃花源就是我的虛構，它只在我心靈世界裡。不少注家把「尋吾契」註解為尋覓世間桃花源，那不成了陶子自打耳光嗎？在閉塞的古代，小規模的治外之地並非罕見，但皆非陶子筆下桃花源。陶子這一幻想、理想必有所本，但他把「所本」也虛化、幻化了。在漫長田園生活中，在對生命的審視與感悟裡，在與生存的艱辛抗爭中，陶子靈魂已到達存在澄明之境。《桃花源記》是陶淵明的一次精神遠足，靈魂放飛。在這樣一個悲慘人間，在他安靜寂寞的田園裡，他知道自己的喜悅、苦悶與迷惘。他嚮往桃花源人自由、自然人性，亦理解漁人及太守卑陋心機。桃花源自求「幽蔽」，正如陶淵明之自我退卻。桃花源是陶淵明深邃靈魂不容侵犯的象徵。表面上是此世棄我，本質上是我棄此世。
陶淵明之後，吟詠唱和桃花源成為歷久不衰的文化現象。找不出哪篇古文，受到過如此熱烈追捧。古代，不僅僅是士人，各級統治者乃至皇帝本人，對桃花源式「治」外之地亦常心生嚮往。古史中這種訊息不難找到。乾隆皇帝就寫有數首詠桃花源詩。陶子的桃花源，對統治者的人性、非工具性一面，竟然亦形成一種檢驗。不管是什麼人，只要他會念及桃花源，即可證其尚未被徹底工具化，尚存對非工具性的嚮往。歷代吟詠桃花源之作，可謂汗牛充棟，激我最深者乃王安石《桃源行》。「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重華（舜）之世不可再現也，秦政非秦一代而終也，桃源夢千古大幻夢也。王安石詩境界闊大，思理邃密，深得陶子旨趣，不愧為政治家詩人。
幽蔽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桃花源，卻打通了人類的某種美好情感。古今中外不斷有思想偉人在幻想好的人類生活。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再到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可證對美好社會的嚮往，是人類前行的永恆動力。梁啟超則把桃花源稱為「東方世界的‘烏托邦’」。桃花源有儒家《禮記》「大同世界」影子，亦有老子「小國寡民」痕跡，但又與它們根本不同。陶子把桃花源人聲氣口吻呈現給了我們，看上去那是一個可以詩意棲居的美麗新世界。桃花源比所有長篇大論的「烏托邦」都有詩意，也更似夢幻泡影。陶淵明並不存為社會開藥方之想。面對永遠充滿苦難的現實，自古至今，自以為手中有靈丹妙藥的人真是太多了。
桃花源，這個婦孺皆知的概念，是陶淵明貢獻給我們的。婦孺皆知，可不是一件簡單事。桃花源，明明是陶淵明之夢，至今卻仍在撥動我們的心絃，它的意義仍在生長。
人類是個懷鄉團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歸園田居》其一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飲酒》其七
陶子田園生活的精髓，就是「返自然」「得此生」。《歸園田居》寫于歸隱第二年，《飲酒》則寫在歸隱十年之後。「得此生」之感的獲得真是來之不易。愛田園，源於愛自然；愛自然，源於愛自由；能夠自然、自由，才會有「得此生」之感，才能活在我向往的「活」裡。可是，田園裡的自由卻近乎泥水自閉式的自由。陶子常需咬緊牙關，對抗孤獨、寂寞、貧窮；陶子需要一個比田園更加廣大深厚的靈魂。他最終擁有了這樣一個靈魂。
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十分迷戀早他百年的詩人荷爾德林，《荷爾德林詩的闡釋》是他《存在與時間》之後重要著作。他的著名演講《人，詩意地棲居》，就以荷爾德林詩句為題。荷爾德林正是一位有強烈懷鄉、田園情結的詩人。海德格爾視荷爾德林詩作昭示著「存在之澄明」。他在闡釋荷爾德林《返鄉——致親人》一詩時說：「通過歡悅的明朗者，它照亮人類的心靈，使得人類的心情對田野、城鎮、家園的真諦洞開；通過高超的明朗者，它首先讓幽暗的深淵張開而得到澄明。倘若沒有澄明，深淵又會是什麼呢？」（見《荷爾德林詩的闡釋》）老實講，我對海德格爾這些話，亦如對海德格爾一切話一樣，似懂非懂。但我似乎總會從中讀懂、讀出另外的東西。他在闡釋荷爾德林，我卻分明感到是在闡釋他所不知道的中國偉大詩人陶淵明，或其他相關的東西。
海德格爾以晦澀難解著稱，他極力去闡釋或許永遠無法闡釋明白的「存在」。但他卻能實現「闡釋的深度」。以此來理解陶淵明，時有豁然開朗之感。偉大又易知易懂無疑是好的，偉大卻難知難懂的東西有時也會具別開生面之效。所以，我不避趕時髦之嫌，勉強用之。魏晉那股瑰異的生命審美思潮，是能夠與當代存在主義哲學相通的。陶淵明又堪稱代表。
海德格爾與陶淵明相通之處，除了自然、田園，還有「死」。海德格爾前所未有地把死從生存中突出出來，以對死之「親」之「畏」來逼出「生機」。「向死而生的意義是：當你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見《存在與時間》）生很少具備進行哲學思考的必要，死卻是最重要的哲學問題。存在主義哲學把死作為「動力」置入生，破除生存的虛幻、虛妄。陶淵明正是一位深度關注死亡的詩人，他始終把「死」懸置於生存之中，去抵抗生存的庸俗、苟且。陶淵明「畏」死，又囑自己不要「怕」。淵明一生，可視為一場「向死而生」的實踐。
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
——《酬劉柴桑》
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
——《還舊居》
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
——《雜詩》其七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神釋》
餚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目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擬輓歌辭》
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自祭文》
「任真自然」的生存追求，使淵明深知，物之興替、人之生死，乃宇宙大化，他既情願縱浪大化，又惟恐來不及活出自己的「活」。要自己勿「多慮」，正因有所慮。《擬輓歌辭》一心一意懸想自己死時、死後情境。此詩並非作於死亡來臨之際，而是較早。荒誕未來時，我先荒誕著，無幽默處，我偏偏幽他一默。《自祭文》作於去世前兩個月，總結感慨一生，兼具遺囑意味，同時還有將卸下生存重負之釋然。他要求不起墳不栽樹。這自然是縱浪大化情懷。最後仍是對存在終極的追問：生之艱辛我已親歷親嘗，「死」又如何呢？淵明當然知道，這是個既不求人答、亦無答案的問題。至死還在思考死的淵明，對死顯然已非「畏」。淵明是個不肯敷衍此生者，不肯隨波逐流者。「聊復得此生」——此生總算在我手中了。《自祭文》又說：「餘今斯化，可以無恨。」可以說，在艱辛備嘗，頑強抗爭之後，淵明得以在靜穆澄明之境中辭別人間。雖然帶有「精神勝利法」意味，仍可說是獲得了基本的勝利。如此人間如此世道，人還能如何呢？他的靈魂或許能夠前往他的「桃花源」。
一條命，一顆心，一杯酒，一輩子，一片塵，幾番喜，幾番憂，了卻生，了卻恨，已知生，再問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死，陶子顯然比孔子較真。可謂「向死而生」乎？孔子有擔荷引領天下氣度，生命能量外向，陶子則盯緊自己這條命，生命能量內向。孔子行走在春秋遼闊大地上，天下雖擾攘不已，士人卻鬥志昂揚，因為並無霸主敢隨便對士人動刀鋸。陶子這隻叢林野兔，從悽風苦雨中退卻至田園一隅，把這條命翻來覆去打量。陶子使用這條命，讓這條命脫盡工具性，實現了生命存在的深度、生命審美的深度。這隻敏感深情的野兔，遠離喧囂的世界，傾聽天籟，傾聽自己的心跳之音。越是不可一世的梟雄，往往越是難以實現存在之真，存在之深度。人生荒謬，行屍走肉。許多人物看上去身影偉岸，卻不過是在追求作為行屍走肉存於世，然後瞬間腐爛潰敗，血汙狼藉。
中國古代最能表達存在深度的文學作品，大約只能是陶淵明詩文和《紅樓夢》。賈寶玉徹底「不器」，完全不具備賈政所希望體制所需要的工具性。賈寶玉天生痴絕，乃一不可「馴化」之赤子，其非工具性並非出於自覺。陶淵明非工具性的實現，則根源於自然加自覺。非工具性與存在深度具有密切相關性。後世對陶淵明的景慕，正是對其所實現的非工具性及存在深度的呼應。
陶淵明之後，唱和陶淵明成為千年不絕奇觀。被唱和如此之多之久，歷史上並無第二人。
陶淵明開創了田園詩，後世競相效仿。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詩人，都寫出了大量優秀田園詩，與陶子相比，卻大都似城裡人在說鄉下事。他們既無淵明之身世遭遇，更無長達數十年親耕經歷。陶之田園詩是心靈自然流露，如清風如天籟。更深層原因是，陶淵明已臻於「立德」境界。自古就有人指責淵明是「自了漢」。這沒錯，淵明的確是不得不走上了「自了漢」之路。奇蹟在於，他在此路上可說實現了「立德」境界。達則兼濟、窮則獨善，是孟子所標榜士人應世之道。追求獨善，又是魏晉士人普遍風尚。但無人能達淵明境界。或許，數千年間唯陶子一人。淵明是獨善其身的極致。放棄立功，亦無意於立言，其詩文遠離時尚，只為自娛，在當世毫無影響，立德境界卻在近似自然狀態中實現了。所立之德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然、自由、澄明。淵明所立此德，無違其深厚仁德，卻有反工具性之潛質潛能，能啟發存在感，能指向未來。顯然，這不是皇權推崇之德，但皇權有時亦對之略示尊重。殺隱士這一極端行為，只朱元璋幹過。江山打下來了，朱皇帝釋出詔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此詔令下，姚澗、王謨、夏伯啟等不肯出山為官者被誅殺，並籍沒全家。明清時代，皇權臻末世，奴化達頂峰。如石頭可以奴化，統治者大約連江山上的石頭也不肯放過的。
士人喜歡陶淵明有多深，其反工具性願望即有多強。
對陶淵明的景慕，至宋代達頂峰，士大夫「嗜陶」成為普遍風尚。這其中，以蘇軾、辛棄疾為傑出代表。二人同為豪放派詞人，一為大才子，一為才子兼英雄，遭遇皆曲折異常，登高望遠，識破機關，卻只能無奈悲嘆。才子的豪放，英雄的豪放，不約而同折服於陶子這位隱士的「豪放」。
蘇軾天縱之才，磅礴浩瀚，蔚為大觀，飽受磨難，卻愈老愈真。自五十七歲起極度迷戀淵明，一直到六十六歲去世，念念不忘是淵明。六百年前的「自了漢」淵明，竟成為蘇軾晚年巨大精神安慰，其和陶詩達一百零九首，幾乎把陶子作品和了一遍。「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蘇軾與蘇轍書》）「醉中了了夢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蘇軾《江城子》）欲做淵明而不得，夢中醒中不能忘，以至於視淵明為自己「前生」。「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蘇軾《臨江仙》）蘇軾所恨者，正是恨不能擺脫工具性也。求真求自然，蘇軾亦似淵明，但澄明之境、仁德之厚顯然有所不逮。在擺脫工具性的決絕上，亦乏淵明勇氣。蘇軾一再淪落，卻始終不曾去官。形格勢禁，去官恐於生存不利。豪放如蘇軾，亦不敢對生存不計功利，無法實現淵明的存在深度。皇權無縫隙，仕途之外再無路可走。這差不多是古代士人共同處境。
辛棄疾作品中對淵明的吟詠追和，達九十餘處，僅次於蘇軾。「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辛棄疾《鷓鴣天》）辛棄疾眼裡，晉朝當年王導、謝安等巨族諸公，還抵不上淵明故里柴桑陌之塵土呢。
後世文人追慕古代同類，如蘇、辛這般持久深切，文學史尚無足以媲美之第二例。有蘇、辛這等異代知音，淵明可以告慰於九泉了。
蘇、辛主位人格乃積極用世者。似乎淡泊的淵明，卻最能打動他們的才子情、英雄魂。淵明的柔軟、自然，正是從不屈的熱血剛腸中生長出來的。越是真才子、大英雄，其自然自由之我越是難以被徹底壓抑取消。景慕淵明，正是對自然自由之我的深情呼喚，對工具之我的反抗。皇權時代無數士人，皆承受過欲為「自了漢」而不得的痛苦。人們喜歡淵明，其文化、心理原因就在這裡。淵明不朽的原因亦在此。
普遍的懷鄉情結、田園情結，正源於自然、自由之我。故鄉、田園的深層意蘊正是自然、自由這一人類根性。
真正的詩人，幾乎無不懷鄉——詩人是個懷鄉團。放大視野看，懷鄉者不只是詩人，歷史上，廣大士人亦普遍懷鄉——士人是個懷鄉團。可是，懷鄉者群體還要廣大得多。螞蟻般叢集蝸居在樓群叢林裡的現代都市人，如能面對一片原汁原味的田園，竟如面對一個熟悉的奇蹟。那田園為何看上去如此喜悅？那田園為何恍然如我一個睽違太久的「家」？那田園為何如我的一個夢？那田園為何如我的前生？無他，只因田園正是人類的根性所在——人類是個懷鄉團。
人類經歷了漫長的採集、狩獵、游牧歷史，始到達以耕種為特徵的田園。田園讓人類第一次生根。田園的根性，讓人類從動盪野蠻的生存，進入相對安靜質樸的生存，人類文明始進入快速創造積累時代。千百萬年的積澱，已使田園成為人類文化基因。普遍的懷鄉，正是這一基因的投射。田園，是人類創造的「人化自然」，或曰第二自然。田園的根系關聯著大自然，關聯著山河大地天空宇宙，當然亦關聯著人的自然、自由本性。陶淵明匯聚昇華了人類的田園情感，成為負載這一情感的符號或曰幽靈。
人類是個懷鄉團。陶淵明有個田園魂。
尾聲
一百七十二年前的美國，二十八歲的梭羅提著一柄斧子來到瓦爾登湖邊，砍樹築室獨居。兩年後，又回「人間」打理他那「鉛筆製造廠」去了。《瓦爾登湖》一書，記載了他這一段生活經歷與感悟。與陶淵明迴歸之路的漫長、沉重、執著相比，梭羅的迴歸自然，有興之所至淺嘗輒止意味。當今稍有財力者，似乎都可那麼做一下。陶淵明的精神核心遠超梭羅，梭羅在當今世界的影響卻似乎遠超陶淵明。在中國，讀《瓦爾登湖》者就可能多於讀陶淵明者。我甚至惡意地認為，梭羅安排這一段生活，固然根源於自由自然這一生命本性的驅使，是不是也是為了寫出《瓦爾登湖》這本書啊？梭羅即使如此，也不是什麼錯。現當代寫作者，創作而不與名利掛鉤，倒是稀罕的。陶淵明卻不是這樣。
今日之世界，真是一個新世界，可是卻遠非美麗新世界。大自然從未遇到「現代人類」這一勁敵。從溪流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無不呈現出敗壞之相。霧霾以幕天席地的陣容，從容不迫地圍剿人類。有沒有「制空權」，真是太不一樣了。人類再囂張，不如霧霾囂張。在這樣的時候，陶淵明的影子竟然會朦朧浮空，重現人間。
梭羅與陶淵明，相隔一千多年歲月，分處地球兩邊，文化背景迥異，深入田園程度不同，但都是人類迴歸田園的代表，都是對人類「詩意棲居」理想的實踐。
人充滿勞績，但還
詩意地棲居於這塊大地之上。
——荷爾德林《人，詩意地棲居》
「詩意地棲居」，沒有比陶淵明更適合承受這句話的詩人。憂勤一生，詩意一生，痛苦一生，亦「任真」一生。這就是陶淵明。這一生，竟然亦可以是無數人的一生。為何，無數人會念叨陶淵明？為何，無數人認為自己的生命裡該有一個陶淵明？
得意時想到陶淵明，那是念及人生的限度；失意時想到陶淵明，那是尋求生存的慰藉。
田園，是人類最初的詩意，也是永恆的詩意。陶淵明站在田園裡，望自己，望人類，望宇宙。陶淵明站成了一個精神座標。陶淵明是一筆能夠不斷生髮意義的遺產。
那一團幽隱的光明，能照見我們生活的另一面。幽靈有分量有壓力，以一種溫柔又韌性的聲音提醒著我們的生活或我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