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受了大委屈的男人——屈原、司馬遷。
「魂一夕而九逝。」（屈原《抽思》）屈原始終有強烈的被拋棄感，一夜之間離開軀殼九次的靈魂要到哪兒去？到楚國國都郢都去了。屈原投水自盡是絕望後的自我拋棄，也是對被拋棄命運的無奈反抗。
「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司馬遷《報任安書》）是何緣故使司馬遷陷入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之境地？是恥辱，是撕裂軀體、深入靈魂的恥辱。以受宮刑為標誌，司馬遷的人生判然分為兩截。司馬遷亦被拋棄了，且是更徹底的拋棄——他成了「非人」。一把恥辱之鋸，拉扯著他的肉身和靈魂。他晃盪著殘軀，帶著一個難以安撫的巨大創傷，激憤又冷酷地登場。
司馬遷把自己活埋在那個張牙舞爪的盛世，《史記》就是他的墳，他的墓誌銘。司馬遷以超常心力，突入歷史的縱深地帶，亦突入人性的縱深地帶。
宮刑，是活人所能經受的最沉重身體創傷和精神鎮壓。噁心，不僅僅是對自己殘軀的噁心。歷史與現實的令人噁心之處，亦正是令司馬遷噁心之處。他懷著這樣的噁心感度過殘生。
義氣深重的司馬遷，義氣深重的《史記》，不僅能觸動你的心靈，甚至能觸動你的生理反應。
他本在盛世跑龍套
不知其人，視其友。
——司馬遷
智者貴在乘時，時不可失。
——司馬遷
歷史一直在說漢武帝時代是一個偉大盛世。司馬遷的奇崛人生歷程，基本與這個時代相始終。
人是歷史動物。把自己安頓在歷史裡，是人類由來已久的精神需求。漢武帝時代，中華民族已累積了豐富的歷史經歷。而歷史文化最豐富的家族就是司馬遷家族。司馬氏世代為史官。
漢初崇尚道家的無為而治，飽經戰亂的社會得到休養生息。第五位皇帝漢武帝劉徹接手的是一個富於生機、野心勃勃的龐大帝國。這個帝國，差不多可說就是從前的「天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所向往的天下一統局面，似乎是實現了。
看看這樣一個時代，容納了些什麼人物。
一號人物當然是劉徹（西元前156——前87年）。劉徹十六歲登基，在位逾半個世紀，將漢朝推至鼎盛，壽命長，威勢重，能量大，陰影亦大。元鼎四年（西元前113年），劉徹出巡至河東郡（今山西夏縣），郡太守料不到突然來了皇上，供給保障措手不及，急得以自殺來逃避。司馬遷以十一個字實錄此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史記·平準書》）第二年，同樣原因，隴西郡守自殺。皇上——這個權力恐龍，影子就能嚇死人。劉徹熱衷武功與出巡，是古代走得最遠出巡次數最多的皇帝。他對女人的熱衷亦甚有名。「用劍猶如用情，用情猶如用兵。」（翦伯讚語）
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在現實與歷史中，他們皆赫赫有名。他們一次又一次遠征漠北、西域。他們是武帝性格的延伸，是帝國揮出的鐵拳。對內集權與對外征伐，是劉徹的力量來源。他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武帝一朝，是中國古代進攻型將領最多的朝代。靠蠻力挑戰漢朝的匈奴，在武帝鐵拳不斷打擊之下，不得不一再遠遁。
張騫，中國古代走得最遠、出使時間最長的外交家、旅行家。軍事將領向遠方伸出鐵拳，大漢使者則向遠方傳佈帝國訊息。
董仲舒，首次確立儒學至尊地位的思想家。天下一統了，也必然要求「軟體」一統。帝國到了從容建設「軟體」的時候，董仲舒應運而生。他將儒學世俗化、實用化兼神學化，殫精竭慮從天上到人間為體制尋找自圓其說的合法性。
……
這些人與司馬遷同代。他們大都不會留意、在意人微言輕的司馬遷，而早早就有史學使命意識的司馬遷卻不會不留意他們。
大文明需要大時空。漢朝人不論走多遠，都沒有發現文明高於自己的地方，更不會發現比自己還要龐大的帝國。在這一大背景下，劉徹追求好馬的熱情極為高漲，為此他不惜耗費巨大人力物力，派將士一次又一次深入西域。後世不斷有人詬病劉徹此舉。其實，這類似當今追求尖端武器。劉徹有理由認為，他最有資格擁有尖端武器，最好的馬應該為他的帝國馳騁。
司馬遷（西元前約145——前87年）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他的命運，他的才華，在此時空下展開。
比生活在這個時代更加幸運的或許是：司馬遷有一位偉大父親——史學家司馬談，一個有能力有條件站在時代文化巔峰的人物。司馬談任太史令，太史令掌文史星曆。「天下遺文古事，無不畢集太史公。」（《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的讀書條件當世無人能比。司馬談服膺道家精神，卻讓兒子師從孔安國、董仲舒等人習儒。這應當含有為兒子規劃未來人生的現實考慮。崇儒大局已定，只有習儒才能走上仕途，這類似今日的接受應試教育。司馬遷十歲時，父親就將他從家鄉夏陽（今陝西韓城）帶到京城長安。二十歲時，司馬遷迎來了他一生至關重要的首次壯遊。這時的司馬遷無公職，出遊必出於父親的安排。由此可見司馬談對兒子的期待之深。司馬談的影響及有意識的培養，必使司馬遷的文化自覺、史學膽識發育極早，為他成長為精神更雄偉、文采更豐富的人，奠定了重要基礎。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概括了二十四歲前的人生：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司馬遷對自己的遊歷甚為得意。首次壯遊大約持續了三年時間，再次出遊則已是奉使青年朝官身份。這些遊歷可視為司馬遷所進行的史學「田野調查」。一個學養非凡的青年，又及時進行了非凡的浪漫長旅，膽識、文氣得到有力淬鍊，他以廣闊的地理為人生奠基。正當多情易感的青春時代，走出書齋，面對大地山河，胸中典籍掌故在遊歷中一一被指認，書生心竅豁然開朗。如此時空的長旅，在漢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國家大，心臟亦大。帝國的強大心臟，能把志向非凡的司馬遷送到很遠的地方。司馬遷深知這個時代，並喜歡這個時代。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後來激烈批判這個時代。在此後二十多年時間裡，他又不斷隨侍熱衷出巡的皇帝劉徹，遍行大漢江山。後世的史學家，在腳力與心力兩方面皆無人能及司馬遷。非凡的遊歷考察，使他對歷史特別是現當代史具備了鮮明在場感，歷史的大局與細節瞭然於胸。他把遊歷化為《史記》的一條脈絡，其深沉的脈動不時在各篇中呈現。
司馬遷已經把自己確立為這樣一個人物：中國古代遊歷最為深廣、文化準備最充分的史學家。到司馬遷以深邃眼光打量歷史的時候，中華民族極其宏富的歷史經歷，亦在呼喚一位偉大史學家、一部偉大史學著作的出現。
在這個大時代，司馬遷卻一直是一個小人物。司馬遷二十四歲左右為郎官。此後二十餘年，他幾乎隨侍了劉徹所有出巡行動，雖自視為莫大殊榮，但他無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旁觀者、記錄者。與眾不同的是，職業敏感、知識修為使這位記錄者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一個洞察者。司馬遷能看到並經歷他人看不到的歷史活劇。在那些活劇中，他只是一個跑龍套的角色，對劇情卻可能比主角、比導演看得更清楚，並深知產生那劇情的背景。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劉徹舉行漢朝首次登泰山封禪大典，司馬談卻突然在周南（洛陽）病危，不能隨侍封禪，臨終遺命司馬遷完成《史記》。司馬遷垂泣受命。按漢制，兒子可繼父職。三年後，三十八歲的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至四十八歲遭宮刑前，司馬遷除應對本職事務外，集中精力撰述《史記》。
司馬遷或許自信已具備洞察歷史的能力了，但對自己的命運卻完全無能為力。他深知歷史，在現實中卻一派天真。
他要為自己的天真付出「意外」代價了。
李陵案的一個意外事件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司馬遷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司馬遷
不管投降及投降後的遭際多麼曲折，李陵是叛徒這是歷史事實。
弔詭的是，一代又一代後人一直同情乃至喜歡這個叛徒。歷史的可畏與有趣，在李陵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人們對李陵的這份歷史情感較大程度上是司馬遷給奠定的，是他撫哭叛徒情懷的濡染和發酵。
司馬遷朋友很少，撰寫《史記》這一浩大工程要求他必須心無旁騖，家族、職位亦決定他不會成為朝廷股肱之臣，無巴結權貴的必要。雖然如此，皇帝劉徹的身影卻不能不深深地籠罩他。宮刑之前，他是這種心態：「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報任安書》）誰都可以不必巴結，皇帝卻是生存意義所在。青年郎官司馬遷小心翼翼，讓皇帝滿意，討皇帝歡心是最高行為準則。與皇權下的許多臣子近侍一樣，司馬遷亦具「臣妾心態」。
任安是他少數幾個朋友之一。西元前98年司馬遷入獄並受宮刑，次年出獄，且意外地尊崇任職——任中書令（皇室機要秘書）。七年後，任安因「巫蠱案」下獄，論腰斬之罪。任安下獄前數年，曾致信已任中書令的司馬遷，希望他「盡推賢進士之義」，就是利用職務之便向劉徹推薦自己。司馬遷竟數年未復此信，直至任安死到眼前才覆信。兩千年後一讀再讀《報任安書》，司馬遷那顆流血的心仍會令人心驚膽戰：老朋友任安你太不理解我的心事了。
劉徹對司馬遷施以宮刑，皇帝心事依舊，司馬遷心事已非。
司馬遷對李陵家族的敬仰和同情由來已久，而他與這個家族向來毫無瓜葛。「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報任安書》）與李陵連一杯酒的交情都沒有，卻為他蒙受奇恥大辱。
李陵像他的祖父李廣一樣急於立功。西元前99年秋天，李陵主動要求率五千步卒出擊匈奴。進入漠北已是寒風吹徹的冬天。這注定是一個與他過不去的冬天。在浚稽山一帶，李陵部眾與單于三萬騎兵展開了遭遇戰。單于很快發現他這三萬騎兵竟不能制服李陵五千步卒。單于又調集八萬餘騎，對李陵擺成合圍之勢。李陵部眾的一百五十萬支箭全飛向了匈奴人。部隊損失慘重，且成了一支赤手張空弓的部隊。他下令部眾解散，各自突圍。單于太想活捉李陵了。李陵未能衝出重圍，最終為單于活捉。
李陵投降了。
李陵投降前二十年（西元前119年），其年過六十的祖父李廣最後一次出擊匈奴。李廣已轉戰疆場四十餘載，匈奴人都驚呼他為「漢之飛將軍」。時乖命蹇的李廣始終未能封侯。他想用戰功說話。可是，部隊卻因迷路而貽誤戰機。為向皇上謝罪，亦為本人和家族免受羞辱乃至屠殺，李廣果斷自殺於陣前。
李陵卻陷入了複雜的選擇。
李陵全軍覆沒的訊息掀起軒然大波。劉徹一開始聽說李陵陣亡了，接著又有訊息說投降了。他便讓相師給李陵母妻相面。相師說李陵母妻臉上皆無死喪之色。獨裁者往往樂見他人的犧牲，犧牲愈壯烈，獨裁者心境愈欣慰：這樣是好的。一將功成萬骨枯。李陵陣亡或自殺，他這當皇帝的才有面子：李陵竟不肯為我一死，他至少應該和他祖父李廣一樣啊。
名將陣前降敵，深深刺激了朝廷心臟。事件中心不是李陵，而是皇帝。劉徹的心情，才是「臣妾們」最關心的。他們在揣度此時劉徹愛聽什麼話。從前讚揚李陵的人都說李陵壞話了。司馬遷對無人為李陵說句公道話甚為不滿，臣妾心態又使他牽掛劉徹，希望皇上能把心放寬一些。適逢皇上召問，小臣司馬遷發言了：
僕觀其（指李陵）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
——《報任安書》
司馬遷對任安說，他就用這些話去應對皇上。可是，秀才心事對帝王心事，真是南轅北轍。劉徹龍顏大怒：你這是借為李陵擺功，攻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屢次勞師遠征卻損兵折將！李廣利是誰？——劉徹寵妃李夫人之兄。國家，國家，國就是人家劉徹的家呀。對多疑忌刻、心理又遭重創的劉徹這樣說話，可視為司馬遷之不智。專權者有翻臉不認人的強大優勢，悶棍的這個打法當然是臣奴無法也不可能招架的。
司馬遷下獄。司馬遷成了李陵事件中的一個意外「事件」。
這完全出乎司馬遷意料——微臣可是一片忠心啊！
更大的不幸還在後面。第二年，劉徹對李陵之事有所悔悟，派公孫敖深入匈奴，企圖尋機接回李陵。公孫敖未能見到李陵，卻傳給劉徹如此訊息：李陵正為匈奴練兵，準備與漢朝對壘。
劉徹心靈再次遭受重創。皇帝總有遷怒的辦法：李陵被滅族，獄中司馬遷論死罪。
司馬遷在武帝面前開口為李陵辯解時，內心既有書生的正直天真，又有婢妾般的絕對忠誠。幾句話惹出殺身之禍，令司馬遷一下子明白：帝王心事與臣妾心事，實有天壤之別。司馬遷當時大約連咬碎舌頭的心都有了。可是，宮刑七年之後，在那封著名的《報任安書》裡，仍情不自禁盛讚李陵。可以後悔當時那樣說話，但一旦白紙黑字卻還是要那樣說話。
司馬遷的悲劇是偶然中的必然。馳騁疆場的將領，或勝或敗或死或降，乃正常命運，因將領正常命運而致司馬遷無妄之災，又屬非常事件，非常事件落在司馬遷身上又有必然性。如他不在場，或在場不說話，或察言觀色隨大流說話，都可免禍。他在場了，他說話了，他說話必發自肺腑，發自肺腑就要惹禍，就要觸犯宮廷叢林法則。這是性格決定命運的古代版本。徹底的恐怖效果來源於絕對懲罰權力，專權者需要不講理就能做到絕不講理。
按漢律，死罪可拿五十萬錢贖罪，或以宮刑免死。司馬遷家無餘財，朝中也無人為他說話，他只能面臨三種選擇：自殺、處死、宮刑。自殺是最能保持一點尊嚴的死法，司馬遷也最想自殺。讀《史記》，你看到自殺是如此普遍，伍子胥、田橫及五百士、李廣、屈原、蒙恬等等，皆自殺。自殺是有用的，或明志，或避辱，或解脫……可是，父囑未實現，《史記》未完成，我司馬遷不能死、不敢死。是斬首還是去勢，他只能在身體的兩頭之間選擇。——他選擇了宮刑。當朝當代不許他發自肺腑說話，他對歷史、對後人發自肺腑說話的願望就變得格外強烈。司馬遷堅定地想：我必須活下去。他決定接受一具荒謬的身體，在荒謬中活下去。從此，他終身視自己為該自殺而未自殺的人。
人是唯一的為了自身利益而對同類或其他動物實施閹割術的動物。比身體閹割更加普遍的是精神閹割。能決定現實秩序者，必求決定心理精神秩序。在宮刑之前，司馬遷雖學識超人，卻亦自覺走在精神閹割的路上了：「以求親媚於主上。」婢妾心態在皇權體制下是常態，而非異態。大環境足以使你自覺養成「婢妾自律」。宮廷之內，大約只有皇帝一人無「太監表情」。從閹者身體和精神里，皇權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最「純正」奴性。
敏感自尊、學識超人的四十八歲老男人司馬遷被處以宮刑了。少小時遭閹割，會自然養成閹者人格，可司馬遷已經做男人四十八年了。
宮刑，這真是一種令人髮指的酷刑，一種最具中國特色的摧殘術。文明進化的結果使男女性器成為最深忌諱最根本隱私，宮刑則把這一切一刀挑開。消逝的性器實際上可看作是被張掛在了受刑者臉上。司馬遷將恥辱列為十等，「最下腐刑極矣」。腐刑（宮刑）是生人恥辱之極。「僕以口語遇遭此禍，……汙辱先人，亦何面目覆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報任安書》）七年兩千多個日夜未能使恥辱感稍有緩釋。他時時感受著身體上的那片虛空。閹人，皇權體制裡不可或缺的蛆蟲。司馬遷的殘生裡，時時有蛆蟲在身的噁心。
一刀下去，司馬遷終於窺破帝王心事了。他堅定地想：劉徹，這回我不跟你玩了，不給你為婢為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