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武帝劉徹的短兵相接中，司馬遷看見劉徹並不高大，他看見了劉徹臉上的毛孔和眼中的血絲。匍匐的他站了起來，站立成大丈夫，站立成一心可對八荒的大丈夫。對司馬遷來說，現世已成「荒原」。現在，《史記》成為他生命中第一位的東西。
中書令向來由宦官擔任。對司馬遷宮刑後任此職，不斷有人說這是劉徹羞辱司馬遷，有意提醒他的宦豎身份。從前我亦認同這一說法。今日看來，這是高估了劉徹的情商。對下級，沒什麼獎賞比官帽更重要，這是皇帝和各級首長的共同思維。司馬遷出獄時，李陵事件已塵埃落定。公孫敖傳回的訊息有誤：為匈奴練兵者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位降將李續。李陵得知被滅族後，怒而殺掉李緒。「大勢已去」的司馬遷出獄後竟升了官，參與皇家機密，這很大程度上是劉徹的悔過表示。殺人不眨眼的皇帝，犯不上用一頂級別更高一些的官帽子去羞辱一個人，也與情理不通。
對皇帝心事，司馬遷已洞若觀火。對司馬遷心事，皇帝完全無知。劉徹完全不知眼前這個無根男人在精神上已走得多遠。處司馬遷宮刑這年，劉徹是六十歲老人了。這個老英雄，這個把權力使用到極致的帝王，他不會去判斷也無興趣判斷身邊這個小人物的雄心壯志及情感風暴。
當世榮辱、皇帝恩寵對司馬遷已完全無意義。他雖被置於權力系統中，但精神上絕對是「局外人」了。皇帝亦不過是「荒原」的組成部分而已。宮刑無異於一場精神淬火。司馬遷在精神上已徹底拋棄了當代，拋棄了皇帝。
司馬遷要在歷史裡無所依傍地站著。
至莫（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指衛青）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广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列傳》是唱給李陵祖父李廣及李陵家族的深情輓歌。司馬遷的深情，化為歷史的深情。李陵案為《史記》增加了最深重的義氣。
李陵案意外地改寫了司馬遷的命運，被改寫命運的司馬遷重寫了中國歷史。中國歷史多了一種「意外」的表情——司馬遷表情。
把名字擦亮
立名者，行之極也。
——司馬遷
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司馬遷
司馬遷成了一個自覺的悲劇人物。荒謬的身體，悲愴的精神，無情的世界，不能不令司馬遷瞪大眼睛，他拋棄了靈魂裡的最後一絲虛偽。司馬遷裸體面對歷史。他自覺地在荒謬中度過餘生。他使用著這具無根軀體，直面並超越這個給他了巨大恥辱的當代世界，以驚人的意志，偉大的才華，堅強的人格，將自己送入歷史。
與通常的閹割摧折人格作用相反，司馬遷湧起的是反精神閹割的狂潮，是人格旗幟的高揚。
司馬遷有哪些思想精神資源？
司馬遷之世去先秦不遠。他不難感受先秦那思想自由文化繁榮氣息。同時，漢武帝時代大一統氣象又令其振奮。他認可自己欣逢盛世，一直取「緊跟」時代態度。
靠鐵血政策完成統一大業的秦朝，還沒來得及為帝國安裝「軟體」，就土崩瓦解了。秦創立的國家體制卻基本由新興漢朝繼承了下來。秦帝國企圖用絕對權力絕對控制每一個人，建立一個傳之萬世的超穩定結構，不料迎來的卻是曇花一現的宿命。「傳之萬世」又何嘗不是後世帝王心事呢。只是秦之忽興忽亡的慘烈事實活生生擺在面前，牧民之術再也不能像暴秦那樣蠻橫露骨了。
董仲舒極力將儒教加以神化和俗化，貼近皇權，貼近政治，他提出的天人感應、天不變道亦不變等主張，被確立為時代命題。這種貌似不容置辯的理論，很合統治者胃口。秦朝「以吏為師」求思想統一歸於失敗，武帝「獨尊儒術」卻大獲成功。好在短命的秦朝難以完全阻斷先秦那偉大的氣息，百家爭鳴的歷史局面雖難以再現，司馬遷時代卻無疑尚能感受諸子的流風餘韻。
道家人物司馬談卻讓兒子習儒。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司馬談晚年，崇儒已成大勢，他當然希望兒子矚目於時代顯學。司馬遷沒有辜負父親期望。對孔子的傾心仰慕讚美，是瀰漫整部《史記》的。司馬遷要求自己做孔學衣缽傳人，他自覺「折中於夫子」，即以孔子為判斷是非的標準。
司馬遷對道家又深情喜愛。《史記》許多篇章對此都有流露。後世有個性計程車人往往都表現為尊儒而喜老莊。所謂儒道互補，是士人精神張力所在。司馬遷可稱之為開先河者。有趣的人，不論在儒在道皆有趣，反之則皆無趣。
司馬遷這樣確立創作目標：「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司馬遷並無系統異端思想，但對儒學神化迷霧，卻有獨持異見的勇氣，不時衝破當代儒術的羈絆。雖然我們從《史記》中得不出「究天人之際」後的明確答案，但司馬遷之天不等於董仲舒之天，是可以肯定的。司馬遷對孔子止於「聖化」，董仲舒則將儒教「神化」。董之天不可究，遷則究之。《史記·伯夷列傳》中寫到伯夷、叔齊品性高潔而餓死，盜蹠暴戾以壽終，司馬遷不禁感慨：「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司馬遷的思想不時旁逸邪出，超越正統儒家規範，對漢代儒術更是頗有微詞，其思想又體現出多元混沌乃至矛盾狀態。
司馬遷之魂，正是混沌又清澈，堅定又懷疑之魂。這是司馬遷的深邃所在。
多元混沌的司馬遷，最堅定明確的精神追求是把自己的名字擦亮。只有把名字擦亮，才能對得起自己經受的苦難，才能對得起列祖列宗、天地宇宙，才能對得起手中的「史筆」。他是以悲壯之情對待這一點的。
重名是儒家傳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司馬遷視孔子此語為座右銘。「立名者，行之極也。」（《報任安書》）司馬遷視確立名節為人生終極目標。《史記》中，他常常用名不虛立、名冠諸侯、名垂後世、名重泰山等語深情讚頌所述及的傑出人物。「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史記·陳涉世家》）這是起義草民陳涉的豪言壯語。「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報任安書》）司馬遷對自己的文采早有自覺，他認為如不把才華表達出來並傳之後世，那是可恥的。
司馬遷重名，亦出於儒家世俗倫理責任。「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太史公自序》）把自己的名字擦亮，是為包括父母在內的列祖列宗盡孝。由此可見，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在司馬遷生命意識中的地位。在司馬遷看來，立德、立功與他無緣，唯立言是他可以把握追求的。
後世不斷有人指責司馬遷「急於求名」，這是不能仰見其偉岸人格之故。不可否認，宮刑使他的立名衝動更加緊迫強烈。可是，司馬遷立名的首要目的是洗刷人生奇恥大辱，並且不是在當代洗刷，而是在歷史裡洗刷，在歷史裡為蒙羞的靈魂正名。司馬遷之名，是名節、氣節，是貫通古今、頂天立地的判斷與正義擔當，舍此則斷無可能確立司馬遷心目中之大名。從來都是名利相隨，追名逐利必立足眼前當下，必巴結權貴。司馬遷之立名卻以徹底剔除眼前功利、拋棄當代為前提，完全不存以著述求當世功名之念。司馬遷比孔子所要求的立名境界可說更徹底更純粹。「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論語》）孔子把功名完全當作今生今世之追求，並且有年齡限度，越早越好。
體會一下司馬遷這些話：「述往事，思來者。」「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報任安書》）「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史記·封禪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公自序》）這一口吻，這一情懷，瀰漫整部《史記》。這極重要。隔著兩千多年的時空距離，更有利於我們體會這些話的偉岸與深情。司馬遷是以未來意識去審視歷史的。他把立名衝動放在一個巨大的歷史座標上。他判斷歷史，並自信其判斷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司馬遷重名，在某種意義上與追求真理同義。
創作卻絕無眼前名利企圖，不唯人慾橫流的當今無人企及，古代亦罕有其匹。重名的司馬遷，卻取消了當代，取消了漢武帝評判他的資格。你割我的卵，我滅你的膽。眼前江山是你皇家的，我要打掃清理出一片「歷史江山」。我的判斷是根本判斷。這是何等胸襟？誰能有此胸襟？誰曾有此胸襟？
司馬遷在精神上徹底從現實退卻，在歷史裡縱橫馳騁。他要在歷史裡為自己正名。他竟然做到了。
天下大勢在我胸
人窮則返本。
——司馬遷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司馬遷
司馬遷單人獨騎，一往情深，一意孤行，突入歷史的縱深地帶。
《史記》就記錄的深度廣度，思想情感的高度強度而言，不僅前無古人，亦堪稱後無來者。從哲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史記》就是一部人性史，人性的秘密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司馬遷之後，修史之責被統治者強調得愈來愈重，修史路徑卻愈來愈窄，以重臣監修史書成為常態，史書越來越無趣，個性光彩、人性深度、批判鋒芒從史書中全面退卻，再也難見文氣豐沛、識見卓越。
司馬遷看到這是一個勢利世界，又是一個悲劇世界。無數人受利益的驅使，而陷入各種各樣的悲劇。可是，還有無數人為了正義、情義、信念、國家，或僅僅為保持人格尊嚴，而自覺選擇悲劇命運。《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一百一十二篇寫人物，人物多數為悲劇人物。其悲劇人物之眾，悲劇氛圍之濃，悲劇性質之徹底，中國古代史學、文學著作皆無出其右。悲劇意識是司馬遷的精神本質。「太史公曰」是司馬遷獨創的嘆息形式，《史記》就是一聲深長的嘆息，眾多篇章皆以悲夫、乎哉、矣、乎、哉等嘆詞來結尾。《史記》充滿了鬱結、苦悶、寂寞、激越、沉吟，可視為一篇淋漓著司馬遷心靈苦汁的自傳。
商鞅、荊軻、項羽、蒙恬、白起、吳起、屈原、賈誼、李斯、李廣、李陵、張湯、主父偃等等，從市井細民到宮廷權要，他們的人生無不以悲劇收場。
李斯：出賣良知、精神自宮者的典型。精神自宮者死於閹人趙高之手。這是個掀動司馬遷複雜情感的人物，噁心、痛惜、憐憫，皆有之。《李斯列傳》中，司馬遷開篇就讓李斯面對老鼠——蠅營狗苟的老鼠。這是一位身體被閹割者，給一位精神自宮者的定位。李斯作為一個攜有巨量資訊的人物，出現在司馬遷筆下。
張湯：一個「模範」酷吏而最終不得不自殺。《酷吏列傳》中，司馬遷亦開篇就讓張湯麵對老鼠。張湯兒時，肉為鼠偷吃，張湯因看家不力遭父毆打，張湯怒而掘穴捕鼠，煞有介事佈置場面，傳佈文書莊嚴「審鼠」，當堂處鼠以「磔刑」。審鼠的孩子後成長為酷吏。這個盛世看上去光鮮異常，卻需要大量酷吏來維穩。《酷吏列傳》所描繪的恐怖世界是皇權的投影。紂只有一個，助紂為虐者卻必是一群。張湯審鼠，莊嚴常常就是滑稽。
張湯、李斯與鼠之關係這種細節，極具黑色幽默味道了。
主父偃：一個皇權時代庸常官僚的庸常悲劇。司馬遷卻對之寄慨遙深。《平津侯主父列傳》寫至主父偃被族，司馬遷悲情又起：「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這一徽記，如伏流千里，貫穿《史記》全書。
司馬遷以文學筆法入史，後世對此爭議不斷。司馬遷之所以首創紀傳體修史體例，既決定於他的實錄精神，亦決定於他將文采「表於後」的決心。這一體例最有利於塑造人物，鋪陳他非凡的文采。李斯面對廁中鼠與官倉鼠的心理活動，小兒張湯一人在家中審鼠的場景，鴻門宴上的勾心鬥角，項羽烏江自刎時言行……《史記》中遍佈此類私密性極強的細節。這類細節是怎麼來的？我倒寧願相信，有些細節乾脆就來自司馬遷的偉大文學才能。這違背歷史真實了嗎？司馬遷追求的是另一個層面上的真實，更本質的真實。把歷史場面生動地佈置在你眼前，這是司馬遷突出的本領。一個無史識史才的人，給他再多史料也無意義。《史記》是史詩，亦是詩史。它同時具備偉大詩篇的美學意義。
司馬遷筆下的現當代人與古人，味道完全不一樣。寫古人，雖也有激情澎湃之時，但以求證、概括、理性為主。寫現當代人，司馬遷可就放開手腳了。你看，陳勝、吳廣、項羽、樊噲、劉邦等等一個個活靈活現，像極了小說中的人物。司馬遷是一個有強烈還原歷史真實願望的史學家，又是一個具有非凡創作能力的偉大文學家。「正是作為小說家的柏拉圖的優異性，才使人要懷疑作為歷史學家的柏拉圖。」（羅素《西方哲學史》）我們當然亦可對司馬遷持此態度。可是具體到《史記》中的歷史事實與細節，相信還是懷疑，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並且也不再是重要問題。以情感入史，是司馬遷的缺陷，也是他的偉大。去掉司馬遷情感的《史記》，絕不會是偉大作品。司馬遷對距他不遠的現代人物，敢於進行創造、塑造，大肆張揚文采，那是他自信已充分佔有材料，對人物具有本質性把握。他在記錄歷史，同時實現了藝術真實。
司馬遷所創制體例為後世繼承，其著史的本質精神卻難以為繼。幸運的是，司馬遷的文學精神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章大家，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等無不以《史記》為準繩。當文風頹靡時，真正的文學家就到司馬遷那裡尋找生機和力量。從《紅樓夢》的濃厚悲劇氛圍裡，亦可探得《史記》訊息。偉大的文化創造必息息相通。
司馬遷職掌文史星曆，著史卻是私人撰述。至東漢班固時，已是奉旨修史了。私著未必能超越精神閹割，奉旨卻是必須先行精神閹割的。相對於《史記》，《漢書》是規矩的皇家史冊。《漢書》主旨或許可如此概括：明天人感應，固皇權一統，成官史規範。核心是「以求親媚於主上」。班固判斷《史記》，就完全是以「真理在握」的眼光了：「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班固眼裡，司馬遷儼然異端了。大師往往充滿矛盾，精神閹割者卻最易以立場堅定，真理在握面目出現。班固肯定《史記》實錄精神，卻難以接受其思想鋒芒。班固的話對皇權後世影響甚大。漢末，司徒王允欲誅蔡邕，蔡邕上書求毀容刖足，留下一條命，以著成漢史。這顯然是要效法司馬遷了。王允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後漢書·蔡邕列傳》）蔡邕難逃一死。《史記》為謗書說在兩漢甚為流行，這是將司馬遷發憤著書降低為「洩憤著書」了。司馬遷不論是否心存誹謗，只要他貫徹實錄精神，其當代及後世必有人視之為誹謗。司馬遷恪守實錄，但又有強烈的主觀性、個性。終身抱持婢妾心態的大小班固，必然不能仰見司馬遷的瑰異光彩。與《史記》相比，後來二十餘史無不熱衷於為皇權「資治」，少有社會經濟大局的揭示，更乏對人性的深度探究，顯然氣量狹窄，侷促矮小。無主觀性、個性之史學家，竟亦難以實現深遠的客觀性。
針對班固貶斥司馬遷之言，明代思想家李贄說：「不是非謬於聖人，何足以為遷乎？」「《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為作也。」「其為一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所能窺也歟。」（李贄《藏書》卷四十《司馬談司馬遷》）可謂一語中的。班固眼中的「蔽」，正是《史記》光輝所在。漢武帝及其時代無疑是司馬遷暗諷的主箭靶。劉徹創造了一個無人敢判斷他的時代，司馬遷卻給他一個判斷。從維護統治者光榮形象的立場來說，《史記》為謗書說當然是成立的。對以天生正確自居的人或事物來說，你只要講真話就完全有可能被視為誹謗。寫劉徹父親的《孝景本紀》、寫劉徹的《今上本紀》，被從《史記》中刪除，亦可證此點。睥睨千古易，判斷當代難。中國古代專制統治者對當代史的忌諱幾乎是天然的。更有甚者，對古代史都是如此。
深情的司馬遷「絕情」於其所處的時代，不如此，他不會走向雄偉開闊。
有此絕情，方有絕唱。有此絕唱，方能稱為「獨斷歷史」（章學誠語）。
「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所能幾也。」（顧炎武語）有天下大勢，有細節，有深情，這就是司馬遷。
讀《史記》，我時常恍然感到，司馬遷就站在我的身旁。
一個穿過了精神煉獄的人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司馬遷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當代人普遍接受魯迅對《史記》的這一評價。《離騷》標誌獨立詩人的登場，《史記》則標誌獨立史學家、文學家的橫空出世。屈、遷同歷極端精神痛苦，但屈原之痛可由外因而得到緩釋或解除（如楚王重新起用他），司馬遷之痛卻是無解的。司馬遷激越感情與強大理性並存，屈原則理性相對匱乏。史學家為歷史正義而選擇忍辱偷生，詩人因無力扭轉楚國命運、自身命運而投水自盡。同為悲劇，司馬遷的悲劇更具精神徹底性。
「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儒家人格觀，在受宮刑後的司馬遷那裡變得如雷貫耳。司馬遷卻選擇受辱偷生，選擇讓肉身在卑賤荒謬中活下去。這不是司馬遷的分裂，而是社會的分裂。
「誕生到一個荒謬的世界上來的人，唯一真正的職責就是活下去，並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加繆語）加繆的立論前提為「世界荒謬」。對司馬遷來說，屈辱痛苦被植入身體深處，荒謬已被植入身體深處。司馬遷選擇在荒謬中活下去，並在荒謬中證明自己。
本文或許過於突出宮刑對司馬遷對《史記》的作用，大約難免會犯顧此失彼的錯誤。以司馬遷之才識，沒有宮刑，《史記》亦會完成，或許亦能成為里程碑式的偉大作品。但他或許難以告別「以求親媚於主上」的心態，那註定是一部為了獻給皇上而創作的書。宮刑徹底改變了這一心理。宮刑使司馬遷進入「發憤著書」狀態。懷抱如此大的心事，這是養尊處優的遵命史官難以體會的。從挑戰程度、受迫害程度上講，司馬遷遠超孔丘、屈原、左丘明等。司馬遷為中國史學、文學確立了一脈反閹割、反柔懦的陽剛之氣。
漢武帝不會想到，他宏偉一生裡這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對司馬遷處以宮刑，竟深深影響了中華文明。
司馬遷走過了靈肉之間的漠漠荒原。隨著歷史的演進，他的創作產生了極為廣闊深厚的意義領域，遠遠超出了他本人的感覺與想象。兩千年來，司馬遷和《史記》的遭遇似乎告訴我們，文化或文明就是一棵大樹，它知道該吸收哪些養料。
一個穿過了精神煉獄的人，自然會看見他人看不見的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