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的倡議之後，人們越來越重視手術室裡的消毒滅菌工作，但我們在醫院病房裡的表現卻始終不盡如人意。兩者的差別竟然如此巨大！在手術室裡，沒有人會認為清洗雙手的遵守率達到90%就足夠了。要是哪個醫生或護士沒有洗乾淨雙手就接近手術檯，我們都會驚駭不已。
李斯特時代以來，在手術室中我們對自己的要求越來越高。現在，我們一定要穿戴無菌手套和手術服，戴口罩，戴帽子；我們在病人的皮膚上塗抹抗菌劑，在他們身體上蓋消毒鋪單；我們把手術器械放進高壓蒸汽滅菌器裡消毒，如果某些器械過於精密，不能高壓滅菌，我們會選用化學滅菌法。
為了消毒，我們對手術室裡的一切細節進行徹底改進，甚至還在手術小組裡專門設定一個崗位，叫做巡迴護士。從本質上來講，他的主要職責就是保證所有成員無菌。手術過程中，有時需要使用事先沒有預料到的工具，每當有這種情況發生，手術組成員不能幹站在那裡，等著其中一人停下來、手臂消毒、把所需的東西從架子上取下來、清洗，然後再回來。於是誕生了巡迴護士。巡迴護士負責取來額外的紗布、棉球和器械，接聽電話，做記錄，並在需要的時候提供協助。這些工作可不只是讓手術流程更加順暢那麼簡單，這其實是在保障病人不被感染。他們的存在使每次手術的無菌性得到維持。
造成傳染病在醫院裡蔓延的原因不是無知，不是我們缺乏相關的技術知識，而是醫護人員沒有遵守規章，沒有將技術知識正確地加以應用。讓每個人都遵守規章很難。140年過去了，手術室裡謹小慎微的精神為什麼一直沒能傳播到那扇雙層門之外？這還真是個謎。
在手術中最細緻認真的人，往往是在病房裡最馬虎的人。我很清楚這一點，因為我知道自己就是其中一員。我總是嘗試著要求自己，在手術室外也要按照手術時一樣，一絲不苟地洗手。要是我總是這麼提醒自己，也許我會做得相當好，可是沒過一會兒我就把它拋到了九霄雲外。類似的事情幾乎每天都會重演。我走進一位患者的病房，腦子裡想著該怎麼把手術的相關情況解釋給他聽，或者想到他的家人，也許他們正憂慮不安地站在那兒，或是想起某個住院醫生剛剛講給我聽的小笑話，於是就完全忘記了要擠出一股凝膠到手上這回事，不管牆上貼了多少張提醒海報也白搭。有時候我的確記得要洗手，可還沒等我找到給液器，病人就伸出手來想要跟我握手，我覺得要是不立即回應，那也太奇怪了，所以就趕緊握住他的手。有時我甚至想，去他的吧，我已經來晚了，得抓緊時間；而且只違反這一次，能有什麼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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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前財政部部長、鋁業巨頭美國鋁業公司的執行長保羅·奧尼爾來到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主持一個地區性醫療改革試點專案。他把解決醫院感染的問題作為首要大事。為了證明問題可以解決，他安排一名年輕的工程師彼得·佩雷進駐匹茲堡退伍軍人醫院，到了一個設有40張床位的外科住院部。一位參與過那個專案的醫生告訴我，彼得跟那裡的員工會面的時候，沒有問「你們為什麼不洗手」，他問的是「你們沒做到的原因是什麼？」最常見的回答是「時間不夠」。於是，他利用自己作為工程師的長處，開始著手對那些佔用員工時間的事情加以改進。他設計出一個標準化供應體制，在病床邊不但備有罩衣和手套，還有紗布、膠帶和其他一切所需品，這樣大家就不必為了尋找這些東西在病房內外來回奔走；聽診器最容易帶來交叉感染，但他沒有要求醫護人員在檢查兩個病人之間清潔聽診器，而是在每間病房的牆上配備專用的聽診器。諸如此類，他開展實施了幾十項簡化性的變革，既減少了感染蔓延的機率，也降低了保持清潔的難度。換句話說，他讓醫院的每個病房都像手術室一樣運作。此外，不管病人入院時有沒有感染的跡象，一律為他們做鼻腔細胞培養，通過這種方式，工作人員就可以知道哪些病人攜帶有耐藥性病菌，從而針對這些人預先採取更加嚴格的防範措施。該策略有時被稱做「查殺」。實施這種策略之後，通過醫院傳染致死的mrsa病例從每個月四至六例減少到一年四至六例，感染率下降了將近90%。
不過，儘管有一系列的鼓勵措施和倡導，兩年後，這家醫院裡只有一個科室堅持這些新做法。而且，在佩雷離開到別處去做另外的專案以後，原先那個科室也漸漸不再保持「查殺」了。奧尼爾失望地撤銷了這個專案。情況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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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關於變革的信念並沒有熄滅。曾經協助佩雷的一名外科醫生約翰·勞埃德仍在繼續苦苦思索變革的方法。有一次，他碰巧看到一篇有關一項救助兒童計劃的文章，在勞埃德看來，這個故事對匹茲堡有借鑑意義。這是一項以改善越南兒童營養不良狀況為目的的反飢餓計劃，發起人是塔夫斯大學的營養學家傑瑞·斯特尼和他的妻子莫妮卡。對那些存在營養不良問題的村莊，他們原本想從外部引入解決辦法，但是一再遭遇失敗，於是他們決定放棄這種策略。其實村民早已瞭解改善營養不良問題的方法，如怎麼種植更富營養的作物，以什麼方式餵養飢餓兒童更有效等，但大多數當地人就是不願意僅憑不相干的人的說話而作出改變。於是，斯特尼夫婦開始集中精力，從他們自己人身上找尋解決辦法。夫婦倆讓一小組一小組的貧苦村民來提名，在他們當中，誰家的孩子餵養得最健壯。然後村民們去拜訪那些母親，親眼看看她們是怎麼做的。斯特尼夫婦把那些被推舉出來的人稱做「正向偏差」。
革命性的扭轉出現了。村民們發現，儘管一樣貧窮，但是在他們當中，也有餵養得很好的兒童，而且那些母親在各個方面都並未遵守當地人普遍持有的舊觀念，而是採用一些「奇怪」的餵養方式。例如，即使孩子腹瀉也要給他們餵食；讓孩子每天少吃多餐，要好過一天吃一兩頓大餐；在孩子的米飯里加些紅薯葉，儘管它被看做是低等人才吃的食物。這些新方法傳播開來，並在人們心中紮根。該計劃還對成果進行評估，並在村裡張貼出來供村民觀看。兩年內，斯特尼夫婦所到之處，每個村莊的營養不良率都下降了65%~85%。
正向偏差概念給勞埃德帶來了啟發，可以藉助人們已有的能力，而非外部建議，來指示他們必須如何改變。到2005年3月，他和佩雷成功說服匹茲堡退伍軍人醫院的領導層，嘗試用正向偏差法解決醫院感染問題。勞埃德甚至還說服斯特尼夫婦也加入其中。他們與醫院裡各級別的相關人員一起，展開了一系列歷時30分鐘的小組討論。參與討論的包括餐飲服務人員、大樓管理員、護士、醫生，甚至還有病人。每次會議，改革小組基本上都以此為開場白：「我們聚集在這裡，是為了解決醫院感染問題，至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瞭解你們的意見。」沒有人發出指令，也沒有專家提出應當採取哪些措施。傑瑞·斯特尼說：「倘若我們灌輸任何教條，結果一定會是，人們將不願意嘗試做任何改變。」
大家爭相表達各式各樣的主意。有人指出哪些地方還沒放置凝膠給液器，有人提供防止罩衣和手套供應不足的辦法，還有人點到一些護士的姓名，說她們似乎總能做到清洗自己的雙手，甚至還會教病人洗手。很多人說，這是第一次有人詢問他們應該怎麼做。
以往的行為模式開始發生變化。40個新的給液器送到以後，員工們自行把它們放到合適的位置；從前要是看到醫生忘了洗手，護士們是不會當面提出的，現在知道其他的護士會直接給醫生提意見，她們也照做；有八位物理治療師不願意戴手套給病人做治療，覺得看起來傻乎乎的，但另外兩個同事勸他們說，戴個手套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
眾人的建議並無特別新奇之處。斯特尼說：「第八組之後，就開始聽到一遍又一遍重複的東西了。不過我們還是繼續下去，即便之後的小組討論一直是重複的東西。因為這是第一次有人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們也是第一次有機會為了自己而革新。」
在醫院網站和內部報刊上，改革小組把收集來的意見和醫院裡發生的每一點一滴的進步都毫無遺漏地公佈出來，挨個部門張貼每月成果。當然，他們也實施細緻的監督，例如，為每一位入院和出院病人進行鼻腔細胞培養。投入試驗改革一年，整個醫院的mrsa感染率就下降為零，要知道，已經有好多年沒有取得這樣顯著的進展了。
最近，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和猶太醫療基金會投資數百萬美元，要將這個方法應用到全國範圍內另外10家醫院。勞埃德提出警告說，匹茲堡獲得的成效能不能持久還是個未知數，這裡的成功是否能在全國其他地區如法炮製也是個未知數。但不管怎樣，這確實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效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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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著橫江、馬裡諾一起巡視病房，走過一個普通病區時，我終於開始理解她們如何實施監控了。物理治療師、護士、營養師、住院醫生和實習生都在病房裡來回奔走，有些人洗手很認真，有些人卻做得不怎麼樣。橫江指給我看，八間病房中有三間貼有醒目的黃色警告標識，因為裡面的病人感染了mrsa或vre。這時我才意識到，我的一個病人就住在這個樓層，而他的病房門上就有這麼一個標識。
那位病人62歲，入院將近三週了。他是從另一家醫院轉來的，由於手術失敗，來的時候處於休克狀態。我先給他做了緊急脾切除術，後來他止不住血，我又再次進行處理。他的腹部有一個傷口，因此不能進食，必須靠靜脈滴注來攝取營養。不過他的情況有所好轉。入院後三天，他從重症監護室轉到了普通病房。入院時，為他做的鼻腔細胞培養顯示其體內並無耐藥性微生物。然而，入院10天后，培養結果發現mrsa和vre全都變成了正值。幾天後，他的體溫升至38.9c，血壓開始下降，心率加速。他得了敗血症。他的中心靜脈導管——汲取營養的生命線——受到了感染，我們必須把它取出。
我站在那兒，望著門上標識，思緒萬千。我從來沒想過讓他感染的人也許就是我自己，但事實上有這種可能性。而且，不管怎樣，一定是我們當中的某個人。
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因1976年美國費城召開退伍軍人大會時暴發流行而得名。——編者注
由一種細菌引發，該細菌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危險性堪比生化恐怖武器。——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