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醫生們來說，這套體系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起初，每一級的外科醫生都想留住自己的病人，他們相信自己能夠為病人提供最終治療，或是不信任接下去的醫生能夠完成任務。（「不相信任何人」，這是我們每個人接受外科訓練時都要學習的一句箴言，在職業生涯中全靠它來警示自己。）根據沃爾特·裡德的資料統計，戰爭剛開始的幾個月，那些傷勢最為嚴重、很明顯必須延長治療時間並進行重症監護的傷員，平均要經過八天才能從戰地抵達國內的醫療機構。可是隨著醫生們逐漸接受了新的理念，這個時間減少到不足四天（在越南戰爭時，要費時45天之久）。這套體系奏效了。
我在華盛頓曾見到一名空軍，2004年9月11日，他在巴拉德空軍基地外面遭到迫擊炮襲擊，僅僅36小時後，他就躺到了沃爾特·裡德的一張手術檯上。當時他雙側大腿受創，腹部受傷，右手被榴霰彈擊中，面部也受了傷，從戰場上被送往附近位於巴拉德的第31野戰醫院。在那裡，醫生為他控制住了失血，開始靜脈輸液和輸血，並實施了環狀刀大腿截肢和初步的腹部手術，另外，因為發現了一段結腸破裂，還給他做了結腸造口術。他的腹部沒有縫合，開口處縫了一塊明顯的塑膠覆蓋物，衣服上貼了一張便條，詳細說明了外科醫生曾經做過些什麼。接著，他被一支危重傷員運輸隊護送到蘭德斯圖爾。到了德國，軍隊外科醫生判定他即使能夠康復，也需要30天以上的時間。他們為他迅速實施了一些後續的搶救措施，進一步清洗傷口，隨後送往沃爾特·裡德。在那裡，經過幾周的重症監護和多次修復手術，他活了下來。這一系列的救治行動堪稱史無前例，結果也空前成功。在之前的戰爭中，像這樣的傷勢是不可能救活的。
不過，雖然死亡率很低，人員的代價依然巨大。那位空軍戰士的一條腿從膝蓋上面被截去，還失去了另外的整條腿、右手和部分面部。像這樣的情況怎麼生存和活動還是個尚未解決的問題。由於腹部的傷勢，他不能自行下床或坐上輪椅。只剩一隻手，他也不能獨立完成排洩。幫助傷勢如此嚴重的人康復，是我們從未面臨過的難題。要怎樣做，才能讓他們覺得生活有意義？我們才剛開始學習而已。
＊＊＊＊
2004年4月4日，在四名私人軍事承包商在巴格達西面的法魯加被殺害並戮屍示眾之後，美軍三個海軍營發動了一輪猛烈進攻，要從盤踞在那裡的1.5~2萬名叛亂分子手中奪取該城市。經過五天的激烈交戰，在伊拉克當局的抗議下，白宮命令部隊撤退。七個月之後，11月9日，海軍又展開了第二輪進攻。四個海軍營和兩個陸軍機械化步兵營，共計約1.2萬士兵，與藏匿在城裡200座清真寺和5萬幢建築物內的狙擊手和叛亂分子展開巷戰。雖然收復該城實際上只用了大約一週，但後來戰鬥持續了好幾個星期。在這兩輪進攻法魯加的戰役中，美軍傷亡人數超過1100人，叛亂分子的情況尚不明確。這麼多傷員急需救治，而鄰近地區只有不足20名外科醫生，被派駐到伊拉克的神經外科醫生總共也就兩名。海軍和陸軍前線的外科手術小組收治了部分傷員，可是很快就不堪重負。剩下的傷員被時速200英里的黑鷹救援直升機直接送到各野戰醫院，其中一半都到了巴格達的第31野戰醫院。
當時，邁克爾·墨菲正以一名後備役軍人的身份在那裡服役。他是一名血管病外科醫生，來自北卡羅來納州，曾和我一起在波士頓訓練，2004年6月，與陸軍後備隊簽約加入後備役。10月，他接到了從中央司令部打來的電話。「我離開達勒姆是在一個週日。一週後，我已經加入一支護衛隊，佩戴m9手槍在伊拉克愛爾蘭公路上行軍，卻止不住對自己身處的境況感到惶恐。」後來他這麼告訴我。
一抵達第31野戰醫院，手裡的包還沒來得及放下，他就被送進手術室搶救一名腹部被榴霰彈炸傷、失去雙腿、一隻手臂血流如注計程車兵。墨菲以前從未見過如此嚴重的傷勢。那些醫生、護士和軍醫把他弄進來的時候好像是在搬動一隻渾身溼漉漉的小狗崽。在那裡，他體驗到了從未有過的團隊合作。他說：「剛開始，因為要不要切除傷員的某個器官，我會躊躇猶豫好久，短短兩個星期過去，我居然覺得這是我做外科醫生以來感覺最暢快的時候。」
法魯加的11月戰役被軍方命名為「鬼怪暴怒行動」，由於傷員眾多，野戰醫院的工作人員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幾近崩潰。墨菲說：「每隔兩小時，就有一批傷員送來，5個，10個，有時甚至是15個。」野戰醫院的急診室有25張床位，另有5張手術檯，1個重症監護組，看起來似乎遠遠不足以應對當時的情況。可他們成功做到了。最重的傷員從一進來就由外科醫生和急診醫生負責，輕傷員則交給家庭醫生、兒科醫生，甚至是眼科醫生來穩定傷勢，這時候不管什麼專業，只要是醫生都得上。
手術室裡的外科手術小組只為傷員實施損傷控制手術，然後就讓他們離開手術檯。美軍傷員的情況一旦穩定，就會被撤離到蘭德斯圖爾。伊拉克人佔傷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是平民或安全部隊計程車兵，就要留在野戰醫院，直到伊拉克當地醫院有床位為止。倘若是叛亂分子，等他們的傷勢恢復到一定程度，就會被送往監獄。墨菲說，最繁忙的時候，他和同事們曾連續工作48個小時，不定期會有幾次不超過半小時的休息時間，他們會抓緊時間睡一會兒，然後接著再工作48小時。
「鬼怪暴怒行動」的頭六天裡，就有609名美國士兵受傷。儘管如此，醫療團隊還是把總體的死亡率控制在10%以內。在兩次戰役中受傷的1100名士兵裡，只有104人不治身亡。這是令人震驚的成就。唯有憑藉難以想象的毅力和勤奮才有可能做到。就比如說，沒有那份毅力和勤奮，外界根本無法得知有關法魯加傷員的統計資料。醫療小組不顧混亂的環境和自身的疲憊，一絲不苟地填寫描述傷員傷勢和預後的日誌。在第31野戰醫院，有三位高階醫生負責收集資料，針對每一位傷員，都要錄入超過75條資訊，這樣做是為了便於稍後對士兵受傷的規律以及治療措施的有效性進行分析。墨菲回憶：「我們有一間小小的醫生辦公室，裡面配備了兩臺電腦，我記得夜深人靜的時候，有時甚至是清晨，還看到這些夥計在輸入資料。」
我們這些在國內工作的醫生卻很少做這樣的跟蹤監測工作。要是問一家典型的美國醫院的外科醫生，最近六個月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和併發症率是多少，恐怕對方根本回答不上來。沒有哪家機構要求旗下的醫生收集這些資訊。我很想辯解說，醫生們根本也沒這個時間。可後來我想到了巴格達的醫生們深夜裡坐在電腦前的場景，他們知道分析的結果十分重要，所以他們廢寢忘食地收集那些資料。他們深刻地瞭解，唯有像這樣關注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才能有機會做到更好。當然，如此關注細節的不是隻有他們，還有為了在全世界消滅脊髓灰質炎而奮鬥的世界衛生組織的醫生們，以及努力杜絕醫院內感染的匹茲堡退伍軍人醫院的工作者們。
＊＊＊＊
隨著戰爭的繼續，醫療小組不得不面對無數難以預料的困境。戰爭持續的時間遠遠超出預期，傷員的數量與日俱增，而且，傷情的特徵也不斷發生著變化。事實證明，那些熬夜輸入的資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有外科醫生分析外傷日誌後，發現眼睛受傷的發生率很高。早前，上級已經下令讓士兵們佩戴護目境，但他們顯然是不願意照做，因為發放的護目鏡樣式過於土氣。一個士兵這麼形容說：「戴上那玩意兒，看上去就像個佛羅里達的老農民。」於是，軍事部門不得不追隨時尚的潮流，給士兵們更換了外形更酷的威利牌防爆太陽鏡。自此，眼傷的比率顯著下降。
軍隊醫生還發現被自殺式炸彈、地雷和其他簡易爆炸裝置炸傷的傷員數量逐漸增加，而且這種傷勢特別難治療。簡易爆炸裝置往往會同時造成穿透傷、鈍器傷和燒傷。榴霰彈裡不但含有釘子、螺栓之類的金屬物，還會有塵土、衣料，甚至襲擊者的骨頭。而遭到簡易爆炸裝置襲擊以後，受害人身上的傷口雖然看似不起眼，但因為數量巨大，可能會使人流血過多而死。根據這些情況，軍隊更新了士兵急救箱裡的物品，補充了應急繃帶——一旦受傷，可以當做止血帶纏在傷口上，並且用單隻手就可以把它扯下來；還給士兵們發放了一種新型的繃帶，內含一種能讓血更快凝結的藥物。接收到爆炸受害者後，外科手術小組會先用紗布包紮好所有的出血點，然後再開始實施腹部手術或其他治療措施。而且，他們還開始把沖洗傷口作為固定程式，以確保徹底去除可能導致感染的殘餘物。
不過，軍隊的醫生們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出解決辦法。日誌記錄顯示，還有很多問題至今都沒獲得滿意的解答。譬如，在伊拉克戰爭早期，防彈衣對防止軀幹受傷效果顯著。可到了後期，外科醫生們發現，簡易爆炸裝置給人造成的爆炸傷面積很大，向上可延伸入頭盔、向內可穿透腋下的防彈衣。爆炸傷還造成數量空前的肢體損毀傷，也就是四肢的軟組織、骨骼，往往還包括血管的損傷。這些傷害都極具破壞性，還有可能致命，對整形外科醫生來說，要不要給傷員截肢是最困難的決定。軍隊外科醫生過去總是參照普通外傷標準來作出選擇。可是對手術結果的分析顯示，那些標準並不適用於當下的戰爭環境。原因可能是這裡的肢體損傷程度更高，還經常與其他器官的傷勢一併發生，因此，雖然醫生們的初衷是想盡力保住傷者的肢體，但結果往往會導致失血、壞疽和敗血症，反而使他們的生命受到威脅。
後期併發症也是一個巨大的難題。舉個例子，外科醫生們逐漸發現肺栓塞和下肢血栓的發生率高得驚人，這可能是因為肢體損傷非常嚴重，而且傷員此前經過長途運輸造成的。資料顯示，送到沃爾特·裡德軍事醫療中心的傷員中，有5%出現肺栓塞，其中兩人因此死亡。對此，尚無明確可行的解決措施。傷員剛受傷不久，需要多方面的治療，這時為了解決栓塞問題使用抗凝血劑恐怕是不明智的。
另外，還有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在伊拉克受傷計程車兵中還傳播著一種具有多重抗藥性的鮑氏不動桿菌，而從阿富汗戰場送回來計程車兵當中似乎不存在這種情況。這種病菌的抗藥性究竟是抗生素的使用造成的，還是已然存在於駐伊部隊的群體之中，還是個未知數。不管是何種原因，2004年，沃爾特·裡德接收到的442名傷員當中，有37人（即8.4%）感染了鮑氏不動桿菌，該比例較之前高出很多。細菌會感染士兵身上的傷口、假體，而且至少還能再傳染其他三名醫院病患。後來，來自伊拉克的撤退傷員一到達，就會被隔離並監測是否攜帶病菌。沃爾特·裡德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保證衛生工作人員更好地清潔雙手。
＊＊＊＊
上述這些都還只是屬於醫學上的困難而已，戰爭形式的變化同樣會帶來其他一些亟待解決的困難。隨著戰爭從最初的閃電性、高機動化的軍事行動轉化為更為持久的駐守行動，野戰醫院必須作出調整，將設施固定化。比如，在巴格達，醫療工作人員遷入了綠區的伊本·西那醫院。調整之後，越來越多的伊拉克平民前來就診，但是關於是否應當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上級並沒有給出具體的指導方針。有些醫院拒絕診治平民，因為害怕有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混跡其中；其他醫院同意接診伊拉克病人，但很快就發現人數太多，醫院的資源根本無法承受，特別是小兒科，相關人手和醫療供給實在有限。
醫院要求額外增派人手，並補充各種物資。然而，由於軍隊的醫療需求提高，後方人手供應更加緊張。同時，醫療人員對簽約服兵役的興趣急轉直下。根據軍方的統計，2004年，除了墨菲以外，只有14名外科醫生加入預備役，人手嚴重不足。當時，軍隊裡的泌尿科醫生、整形醫生和心胸外科醫生都被叫來承擔部分普外科醫生的工作。國防部宣稱只要加強經濟報酬方面的激勵，就能吸引更多的醫學專業人士。可惜這個策略沒能成功。那份酬勞從來就沒什麼競爭力，再加上極有可能要離開家人到海外服役，以及工作本身的危險性質，根本不足以激起人們入伍的熱情。到2005年，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持續的時間比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還長。不僅如此，歷史上任何一場未經過徵兵的戰爭都不曾如此持久。缺乏新生力量的補充，國家軍事外科手術團隊要想保持出色的成績是極度困難的。
然而，他們做到了。到2006年末，醫療團隊依然能夠挽救90%的前線傷員的生命，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軍隊醫生們仍在不斷改進治療傷員的策略。他們專心致志地從實踐中總結科學，而不是坐等新發明的出現；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表現出了英雄主義的個人犧牲精神。這就是他們成功的秘訣。
這裡特別有必要提到一位名叫馬克·泰勒的外科醫生。他本人曾獲得軍事裝備人才獎學金，並進入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學習。幾年之後，為了履行獎學金規定的義務，他於2001年開始服役，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福特·布拉格·沃麥克陸軍醫療中心擔任普外科醫生。和很多醫生一樣，他兩次被派往伊拉克，第一次是從2003年2月到5月，第二次是從2003年8月到次年初，隸屬第782前線外科手術小組。2004年3月20日，距離他返鄉還有四天，在法魯加城外，這位年僅41歲的外科醫生走出營房想要給家人打一通電話，卻不幸被一發榴彈擊中。儘管隊友竭盡全力搶救，還是沒能挽救他的生命。這是在伊拉克戰場上，第一次有醫生付出如此沉痛的代價。
一種替代人體某個肢體、器官或組織的醫療器械和導管。——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