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制定的醫療檢查準則十分嚴格。英國醫學總會、皇家內科醫生學會和皇家婦產科醫生學會明確規定，病人接受任何一項「私密性檢查」（與乳房、生殖器或直腸相關的檢查）時，無論病人和醫生各為何種性別，醫生都必須主動提供適當性別的陪診人。男性醫生為女性患者做私密性檢查時，陪診人必須在場，且陪診人應當是醫療團隊中的女性成員，她的名字應當被記錄在案。如果病人拒絕陪診人的陪伴，而檢查並非十分緊急，那就應當將檢查推遲，直到有女性醫生可以為病人檢查。
在美國，我們沒有類似的指導方針，病人也並不清楚應該要求我們怎麼做。當然，最起碼的準則還是有的。美國聯邦醫藥協會明文規定：出於醫療以外的目的碰觸病人的胸部或生殖器就是性侵犯，是違法行為，應受處罰；與病人進行口腔接觸、誘使病人當面手淫、用醫療服務換取性利益同屬性侵犯之列；諸如向病人提出約會要求、批評病人的性取向、針對病人身體或著裝發表任何跟性有關的評論，以及主動討論自己的性經歷或性幻想都是性方面的失當行為，這些行為雖然不涉及身體接觸，但是同樣被禁止。我不太記得有誰在醫學院裡教過我這些行為界限，但我樂意相信這些東西不需要教授（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
對於那些行為規矩的醫生來說，問題在於醫學檢查本身總有其不確定性。任何病人都可能會情不自禁地產生疑問，醫生真的有必要碰觸我那裡嗎？當醫生詢問病人的性史時，誰又能確定他的意圖呢？給病人看病時，每個醫學專業人士都曾經感到窘迫，或覺察到自己的思想偏離到不怎麼對頭的方向，這些事實說明，失當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極大。
一個用詞、一個玩笑或一句閒談就有可能改變診療時的氣氛。有位外科醫生告訴我，一個年輕患者對自己「奶子」上的腫塊表示擔心，但是當他以同樣的用詞作出回應時，患者卻覺得非常生氣，後來還投訴了他。我認識的一位婦女更換了她的婦科醫生，就是因為醫生在為她做盆腔檢查時隨口讚美了一下她身上的日曬線。
當然，檢查本身，即接觸的方式和位置，是最有可能出問題的。只要患者開始懷疑醫生的舉動是否恰當，就一定能挑出茬子。那麼，我們到底應該遵循什麼樣的慣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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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為嚴格、更為統一的專業準則可以帶來很多益處。其一是可以保護患者免受傷害。聯邦醫藥協會對醫生們作出的處罰命令當中，有4%都與性過錯有關。每200名醫生中，就有1人在從業期間曾對病人犯有性失當過錯，從而受到處罰，其中有些人竟然作出諸如在盆腔檢查過程中與病人性交之類的無恥行徑。絕大多數這類案件都發生在男醫生和女患者之間，而且幾乎都是在沒有陪診人在場的情況之下。在某個州，這類案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涉及醫生與患者之間約會或發生性接觸，另外三分之二屬於性失當行為或不恰當碰觸。
制定更明確的準則對減少醫生遭受錯誤指控也有幫助。假如病人對醫生提出錯誤的指控，陪診人便能為醫生們提供有力的辯護。此外，患者的不恰當行為也可能得到避免。199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72%的女性醫學院學生和29%的男性醫學院學生都曾經歷過一次或多次患者實施的性騷擾行為，12%的女生遭遇過患者的強行性碰觸。
然而，說到底，要消除不正當行為和控告，硬性規定醫生檢查病人身體的方式似乎並不可取。不是因為問題發生的機率極小（至少資料表明是這樣），或是完全杜絕行為失當不可能實現（恐怕只有仿效塔利班國家的方式，才能完全避免漏洞），而是得冒著對患者不利的風險，勸阻他們做全面徹底的身體檢查，這才是麻煩所在。
其實，考慮將醫療公約的準則嚴格化，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為了促進患者和醫生之間的信任和理解。最近醫療界興起一種不拘禮儀的風潮，醫生不穿白大褂，醫患之間有時相互直呼其名，模糊了我們曾經遵守的行為界限。倘若連醫生自己都把握不好檢查室裡的規範，那患者搞不清楚也絕對一點不稀奇，因而彼此產生誤解就更無需大驚小怪了吧。我們丟棄了舊的傳統，卻沒能找到適當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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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是一位泌尿科醫生，他對如何防止這類不確定狀況做了認真的思考。他告訴我，剛開始，作為一個外來人，一個初來乍到、在俄亥俄州的南方小鎮行醫的印度移民，他覺得很缺少底氣。沒有現成的指導方針能讓病人打消疑慮，相信他的所作所為符合一名泌尿科醫生工作的常規程式。為了避免出現任何問題，他付出了艱苦的努力。
從檢查開始之前他就加倍小心了。看病時他總是打領帶，穿白大褂，雖然跟患者往往是相識的，談論私人事務（話題從陽痿到性事無所不包）的時候也不會避諱，但他總是嚴格地以醫學用語來表述。如果一位女性患者必須換體檢袍，他會在她脫衣服時離開房間。他特別注意在檢查過程中為病人解釋他下一步要做什麼以及為什麼要這樣做。如果病人躺下來後，需要解開釦子或拉開拉鏈，他會很謹慎地不去幫忙。即使做腹部檢查，他也會戴上手套。倘若病人是女性，或是年齡不到18歲，不管檢查是否屬於私密性質，他都會叫一名女性護士進來作為陪診人。
他的方法很有效。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卻從未出現過任何流言飛語。隨著我一天天長大，認識了很多他的病人，我發現他們看起來都絕對信任他。
不過，我發現他的一些做法並不適合我。我的病人中，傷病部位在腰部以上和腰部以下的數量相當。給他們做常規腹部檢查或是腋下腫大的淋巴結檢查時，我覺得並不需要陪診人在場。除非是做生殖器檢查，不然我也不戴手套。不過，我還是努力效仿我父親給病人看病時的那種謹慎的態度——言語禮貌、服裝整潔、言語謙虛、檢查準確。我進一步思量了他的做法，並作出一些調整。現在，除了盆腔檢查外，為女性做乳房檢查和直腸檢查時我也會叫一位女性陪診人在場。我會告訴患者：「如果您認為可以的話，我去叫賈尼斯過來，她可以做我們的陪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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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檢查中如此容易出現問題，這可真讓人沮喪。你本是一名掌握醫療知識和技術的專業人士，從未料想過只是檢查規範上的小問題就能將你挫敗。不過事實證明，醫生的社交素質與專業素質一樣關鍵。隨意和正式要怎樣把握，含蓄和坦率要如何界定，怎麼表現謙虛和自信，要表現到什麼程度才好，這些事情與醫療技術同等重要。我們從事的是與疾病作鬥爭的工作，可並不是直接就跟基因或細胞互動，而是跟有血有肉的人打交道。正因為這樣，醫學才顯得如此複雜多變、富有魅力。患者是否信任醫生，醫生是否能聽到患者的訴說，能否得出正確的診斷，進行恰當的治療，都取決於每次互動的開展。不過在這個領域，還沒有滴水不漏的規則可以遵循。
以陪診措施為例。我有一個曼哈頓的朋友，30來歲，因為擔心一顆痣去看皮膚科醫生。醫生60多歲，非常專業。醫生提出要檢查一下那顆痣，並且看看她身上還有沒有其他痣存在，因此我的朋友換上了一件破舊的體檢袍。然後，醫生叫來了一位陪診。這麼做理論上是為了讓我朋友感覺舒服和安全一點，但那位陪診——一位女助手一直站在那兒看著醫生檢查我朋友的身體，這讓她更覺得自己是在展覽示眾。
「很尷尬，」我朋友說，「叫陪診過來，就好像是在大聲宣佈，這是個高度嚴肅的場合。為了避免今後惹起雙方各說各話的訴訟，這個護士就要一直在角落裡站著，一句話也不說，啥事也不幹。這讓我感覺更加糟糕，氣氛古怪得很，現場簡直達到五級警戒狀態。一次常規的醫療檢查好像變成了希區柯克式的無聲電影。」
男性醫生在為女性做私密檢查的時候，陪診在場究竟能否讓女士感覺舒服一些？依我看來，有陪診是利大於弊。不過我們都不知道效果具體是怎樣的，也沒人做過相關的研究。這證明我們本身就低估了醫學上人與人交流的重要性和困難度。倫理、博弈、憤怒情緒、道德，等等，眾多要素都可以在看似普通的醫院檢查室裡集中體現出來。醫患之間的關係是極其私人的，包含著承諾、信任和希望，正因為此，作為一名臨床醫生，工作的成績不止跟診斷結果和統計資料有關，還必須行為正直。如何對病人做到行為正直？真的很難界定，有些時候甚至根本無法界定。是否引入陪診？這就好比檢查時你在病人身上發現一顆痣，你覺得有可能是惡性的，但轉念一想，又覺得應該不是，你會再三考慮才作出診斷嗎？當你嘗試了幾套治療方案都以失敗告終，你會繼續堅持還是就此放棄？必須作出選擇。沒有永遠正確的選擇。不過，總有機會讓我們作出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