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不確定病人能不能完全康復，我們也希望醫生能夠奮戰到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中，軍隊外科醫生一直在學習如何救治受傷計程車兵，有的人身體遭受100%的燒傷，有的頭部受到嚴重、永久性的傷害，有的腹部受傷並且四肢中的三肢都被炸飛，這些人都得到了治療。在之前的戰爭中，這樣的傷勢是不可能存活下來的。雖然失去雙臂、僅憑一條腿是沒有可能再過上正常的生活的，但我們還是希望醫生不要放棄。儘管傷員們的傷勢空前嚴重，我們仍舊希望醫生們以倖存者的康復為奮鬥目標。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努力爭取，並且找到解決辦法。
即便是最普通的病情，我們也希望醫生能夠奮戰到底。我10歲的女兒哈蒂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患有嚴重的牛皮癬。這個病不會危及生命，不過她的全身因此留下粗糙的紅色疥瘡和鱗片狀的斑塊，膝蓋上、背上、頭皮上和臉上都有。皮膚科醫生給她使用了強效的類固醇軟膏和藥物，病情稍微控制住了一些，但還是有一些不聽話的斑塊不時冒出來。醫生說，他已經盡了全力，能用的辦法都用了。現在我們只能嘗試控制病情，希望哈蒂長大後能夠靠自身的免疫系統擺脫這種疾病。於是，很長一個階段我們對她的病都無可奈何。但她討厭這樣，她尤其憎恨臉上出現的皮疹，於是不斷地央求她的媽媽和我說：「求求你們，帶我去看另一個醫生吧。」我們最終答應了。第二個皮膚科醫生說她有個辦法可以試試看。她給哈蒂服用一種普通的抗生素：阿莫西林。她說，這個藥對成人沒用，但有時候對孩子特別有效。兩個星期後，斑塊都消失了。
這樣看起來，醫生最簡單最明智的行事法則應該就是：不輕言放棄，找出更多可以採取的措施。這個法則也很合我的心意。它為我們提供了最多的機會，能讓我們避免最糟糕的錯誤：放棄那些本來可以救治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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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朋友，他上了年紀的祖母因為背痛服用布洛芬，結果導致胃出血，休克過去。醫院給她實施了多次輸血才能彌補巨大的失血量。一袋裝血漿被放在壓力袋中，以最快的速度泵入她脆弱的血管裡。醫生為她實施了緊急的內窺鏡檢查和血管造影，經過很多個小時的不斷努力，終於找到出血的動脈，並幫她止住出血。但止血後她的情況一直不太好，戴著呼吸機在重症監護室裡度過了幾個星期，始終不省人事。肺部和心臟也停止了工作，最後醫生只得為她做氣管切開術，插入進食管和導尿管，一隻手臂上插入動脈輸液管，頸部插入中央靜脈輸液管。一個多月過去了，情況不見一點好轉。繼續那樣殘酷的治療，她的家人都感到於心不忍，就算老人能活下來，今後的生存質量恐怕也很難保證。最後，全家人找到醫生，說他們已經決定，是時候撤除維持老人生命的一切措施了。
但醫生們拒絕這樣做。他們說，讓我們再觀察一段時間吧。「他們滿含關切，渴望得到我們的同意，同時態度又相當堅決，」我的朋友這麼說，「他們不想聽到停下來的話。」所以家人們同意按照醫生們的想法繼續治療。大約過了10天左右，我朋友的祖母開始戲劇性地好轉起來。很快醫療組就拔除了她身上的各種插管，氣管切開的位置也癒合了，她度過了危險期。又經過了幾個星期的恢復，她總算是甦醒過來，之後又享受了幾年的快樂生活。我的朋友說：「她曾經告訴過我很多次，能夠活著是件多麼開心的事。」
這麼說，也許我們應該永不停止，一直努力下去？面臨不確定的狀況，怎麼做才更加有益？我們不久就會發現，奮戰到底的法則既不可行，也不人道。每一個醫生，不管是外科醫生、精神科醫生或是皮膚科醫生，都會遇到無法治療、甚至無法作出診斷的病人，無論多麼努力也無濟於事。我本人就有幾個病人，他們訴說自己的腹部有這樣或那樣的持續而劇烈的疼痛。我竭盡所能，嘗試了一切辦法想要查詢出疼痛的原因。ct掃描、核磁共振都做過了，還把他們送到腸胃病專家那裡，用內窺鏡檢查他們的結腸和胃部。我排除了胰臟炎、胃炎、潰瘍、乳糖不耐受，以及較少為人所知的乳糜瀉的可能性，但我仍找不到病因，他們的腹痛始終存在。就幫忙把我的膽囊給摘除吧，一個病人這樣懇求我，甚至連她的內科醫生也這麼跟我說。那個病人疼痛的位置就在膽囊，可所有檢查都表明她的膽囊沒有任何異常。有極小的可能性膽囊就是疼痛的來源，可你會只是為了碰碰運氣而切除她的膽囊嗎？有些時候，你不得不承認，你解決不了自己面臨的問題，一味執著下去，結果卻可能適得其反。有些時候，你根本什麼也做不了。
有一天，我正走在走廊裡，重症監護室的一名護士珍妮滿面怒氣地攔住我。她說：「你們這些醫生怎麼回事？難道你們從來不知道適可而止嗎？」那天，她一直在照料一個肺癌病人。他的一側肺部已經被摘除，五個月以來，他只有三個星期的時間是在重症監護室以外的病房裡度過的。剛做完手術，他的另一側肺部就出現了肺炎，不做氣管切開、不戴呼吸機根本無法呼吸；他還要大劑量地注射鎮靜劑，否則血氧水平就會下降；外科醫生動手術幫他放置了一根胃管，他只能通過這個吸收營養；他的腎臟感染了敗血症，治療小組不斷地給他做透析。事實早已顯而易見，這個病人是不可能活著出院了。但是不管醫生也好，病人的妻子也好，好像都很願意與現實對抗，因為他們認為病人得的不是絕症（他的癌細胞已經通過手術成功地清除了），而且他還只有50來歲。所以儘管他躺在病床上，一點好轉的希望也看不到，醫生們卻不斷想方設法地讓他留著一口氣。當然，珍妮見到的像這樣的病人還不止這一個。
我們交談的時候，珍妮也提起，她覺得有些醫生的確是過早地放棄努力了。然後我問她，最優秀的醫生應該怎麼做。她思考了片刻，然後回答說：「優秀的醫生會清楚一個關鍵性問題——醫生不是治療的主體，一切應該以病人的需要為重。」她說，優秀的醫生也不一定總是能找到正確的答案，有時候他們也會執著過頭或者不夠執著。但至少他們會經常停下來自省，會重新思考自己選取的道路。他們願意從同事那裡尋求不同角度的意見，絕不會剛愎自用。
這番見解十分睿智，但是卻不像表面看來那麼容易理解和把握。當病人來找你，希望你能運用專業所長提供幫助，但你卻失敗了，接下來你還能怎麼做？只有靠你的性格來決定了——有時候你擺脫不了的只不過是自尊心而已。也許你會否認自己的治療方案失敗，否認自己其實已經無計可施；也許你火冒三丈，可能還把責任推到病人身上——「她沒遵照我的醫囑！」甚至於害怕再次看到那個病人。這些反應我都有過，但從來都於事無補。
總之，我們能控制什麼，不能控制什麼，沒有哪個指南能為我們提供這方面的資訊。面臨無法確定的情況，我們常常過於執著，不願意放棄。但你必須隨時保持警惕，分辨哪些情況只是你的自負和一意孤行在作祟，哪些情況繼續執著只會造成傷害。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工作的確是要「奮戰到底」。但奮戰不意味著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據病人的情況作出正確的選擇，然而我們並非總是清楚什麼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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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莉的醫生也說不清楚，一旦前面幾輪化療失敗，她康復的希望會變得多麼渺茫。誰知道一種試驗性藥品或是另一種化療能起什麼作用？成功的希望還是存在的。但她的醫生也跟卡莉和她的父母申明，如果他們希望停止治療也沒關係。
她的父親羅賓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想要知道應該怎麼做。我跟他交談的時候，發覺自己除了重複醫生們給出的選擇之外，別無他法。他當然希望女兒能夠活下來，但也不想讓她遭受不必要的折磨。如果接下去的治療方案能救活100名患病兒童中的2個，而其餘98名兒童最終都痛苦地死去，對卡莉來說，這個方法還值得嘗試嗎？我也不知道。卡莉和父母必須自己去理清這些頭緒。
我們談話後不久，卡莉的母親雪莉給親友們發了一封郵件，信的開頭是這樣的：「我們必須從精神上根除籠罩我們的、令人對未來失去信心的一切擔憂和恐懼。」兩天後，2006年4月7日，卡莉被父母接回了家。4月17日，雪莉又發來一封郵件：「復活節次日凌晨一點剛過，卡莉在家中平靜地離開人世。我們都還好。我們的家裡充滿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平和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