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西醫生不確定眼下到底屬於哪種情況。於是，她關掉了催產素的滴注來減弱宮縮的力度，給洛克用鼻塞輸氧，還用手去碰胎兒的頭皮，想要刺激他，確認他的心率作出反應。每次宮縮，胎兒的心率依然下降，但之後都會恢復正常。25分鐘之後，心率下降的情況終於消失了。胎兒的心率回到了穩定正常的狀態。
現在該怎麼辦？五個小時以來，洛克的宮頸都沒有再進一步擴張。胎兒的頭側向卡住。到此刻為止，她的分娩已經持續了30個小時，胎兒卻沒有一絲一毫要出來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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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世界上有1.3億新生兒誕生，其中超過400萬出生在美國。無論醫學界怎樣努力，總有一定的失敗比例。然而，醫生們始終都堅信他們能夠起到有益的作用，至少能夠降低那個比例。20世紀30年代的一份國家報告證實，產科醫生並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而醫生能力不足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醫學行業開始採取新的策略，針對醫生個人從業資格制定了嚴格的規定。接生嬰兒的醫生必須要經過培訓；醫院對接生醫生的資格、必須遵循的步驟、運用產鉗和其他有風險的干預措施的許可等方面也設定了嚴格的章程，倘若出現產婦死亡的情況，醫院管理部門和政府將予以調查。
這些標準的誕生使產婦死亡的案例大大減少。20世紀30年代中期，生孩子是女人一生中最危險的一件事：150名孕婦當中，就有1名在分娩時死亡。到了20世紀50年代，產婦死亡的風險降低了90%，只有2‰的比例。那些嚴格的執業標準功不可沒，當然，盤尼西林和其他抗生素的發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新生兒的狀況可不那麼樂觀：30個新生兒當中，就有1個在出生時死亡。這個數字比起一個世紀前根本毫無起色，人們不知道如何改善這種情況。後來，一個名叫維珍尼亞·阿普伽的紐約醫生想到了一個辦法。她的辦法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卻徹底改革了醫院接生和新生兒護理的工作。按照常理來看，阿普伽不太可能成為一個產科醫學改革者，因為當初她根本沒有接觸過分娩——既沒有為產婦接生過，自己也沒有生過小孩。
1933年，阿普伽成為首批被哥倫比亞大學醫生和外科醫生學院的外科醫生實習計劃錄取的女性之一。她身材高挑，如果不是鼻樑上架著眼鏡，頭上彆著髮夾，會顯得頗有威嚴。她的個性很勇敢、待人友善，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熱情，人們都很願意接近她。不管誰遇到了麻煩，她都會坐下來說：「來告訴媽媽發生了什麼事。」與此同時，無論做什麼事情，她都一絲不苟。阿普伽不僅是個很有天賦的小提琴演奏家，還能自己動手製作樂器。59歲，她竟然開始學習駕駛單引擎飛機。在實習的時候，阿普伽曾為一個病人做手術，術後病人死亡。「維珍尼亞擔心是因為自己在手術過程中夾住了一個很小但很關鍵的動脈，她一直為此苦惱，」她的一個同事後來回憶說，「她得不到驗屍許可。於是悄悄溜進停屍房，開啟手術切口尋找原因。的確是那個小動脈被夾住了，她立刻報告給外科醫生。她從沒想過要掩飾錯誤。不管付出什麼代價，她都要知道真相。」
外科實習期滿的時候，科室主任告訴她，無論她表現得多優秀，女性外科醫生總是沒辦法像男性外科醫生那樣吸引患者。他勸她加入哥倫比亞大學醫院做麻醉科醫生，在當時，麻醉科醫生的地位遠遠不如外科醫生。她接受了建議，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二個獲得資格認證的女性麻醉科醫生。她在哥倫比亞大學醫院最終組建了獨立的麻醉科部，與外科部平起平坐。在她的職業生涯中，曾經為超過兩萬名患者實施過麻醉。她甚至還在隨身小包裡備有解剖刀和一段管子，以防有行人需要急救氣道插管——她確實利用它們成功地救過十多人。「爭分奪秒，做自己該做的事」是她的口頭禪。
工作過程當中，她最喜歡的就是給分娩的產婦實施麻醉。她喜歡看到新生兒來到這個世界上，那意味著生命的延續和更新。但是許多新生兒得到的護理都不恰當或不充分，這讓阿普伽很震驚。那些出生有畸形、個頭過小或只是身上發青、呼吸不太正常的嬰兒都被列為「死胎」，醫護人員認為他們先天不足，一定不能存活，因此將他們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滅。阿普伽覺得這樣做不對，但又沒有足夠的權力去質疑這些傳統慣例。她自己不是產科醫生，而且是個女性，當時的醫學界是男性的天下。於是，她採取了一種不那麼直接但最終更有效的方法：設計了一個評分表。
阿普伽新生嬰兒評分表後來聞名世界。護理人員根據0~10的等級標準為新生兒的狀況進行評估。如果嬰兒渾身呈粉紅色，可以打2分，有啼哭可以得2分，進食良好可以得2分，呼吸有力得2分，四肢都能移動得2分，心率超過100得2分。10分表示新生兒出生時狀況最佳，4分或以下代表嬰兒不健全，體質虛弱。
這個評分表發表於1953年，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原本在臨床上，新生兒的狀況是一種難以確定、全憑印象判斷的抽象概念，這個評分表將其轉化為人們可以收集和比較的數字。它需要醫護人員付出更多的精力，細心觀察和記錄每個嬰兒的真實狀況。而且，醫生之間都喜歡相互競爭，即使單憑這一點，這個評分表也能發揮很好的敦促作用，醫生們都希望自己接生的嬰兒能夠獲得更好的分數，新生兒的狀況當然也就更好。
在世界各地，幾乎所有在醫院出生的嬰兒都要用阿普伽評分表來評估，出生後一分鐘和出生後五分鐘分別記錄一次。很快，人們就發現，就算嬰兒出生後一分鐘的評分很糟糕，通過輸氧和保暖措施，他們往往都能被救活，五分鐘評分的結果也都很好。於是，醫院紛紛設立新生兒重症監護室。評分表還改變了醫院為產婦接生的過程。人們發現，相比全身麻醉的產婦產下的嬰兒，脊椎麻醉和後來的硬膜外麻醉產下的嬰兒得分普遍要高。嬰兒出生前，醫院會藉助超聲波儀器，來預知分娩時可能會發生的問題。胎心監測儀也成為標準配備。數年中，就有幾百項修正和創新條例問世，形成了一套產科工作規程，有時候被人們稱做「產科一攬子方案」。這套「一攬子方案」的實施最終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今天的美國，500個足月出生的嬰兒當中，只有1個死亡，產婦死亡率更是低於萬分之一。倘若按照20世紀30年代的死亡率，去年會有2.7萬名產婦死亡（實際不到500人）和16萬新生兒死亡（實際數字只有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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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存在一個悖論。如果你詢問研究型醫生，怎樣才能使行業取得進步，大多數都會回答應遵循「循證醫學」的模式，也就是任何東西在投入實踐之前，都必須經過正確的檢驗並且證實有效。但是1978年，有人將各個醫學專科對新儀器的採用情況進行了一次排位，結果產科排在最末。以胎心監測儀為例。經過縝密研究，胎心監測儀對常規接生並無特別幫助，護士每小時用聽診器聽一次胎兒的心率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事實上，使用這些儀器似乎增加了不必要的剖腹產次數，因為只要儀器影像稍微顯示一點異常，大家就很緊張，不敢冒險等待產婦順產。然而，幾乎所有的醫院都在接生時使用這些儀器。另外，有幾項研究將產鉗接生術和剖腹產進行對比，發現剖腹產並沒有特別優越之處（有的甚至還發現產鉗接生對產婦更好），可是在現代，產鉗已經近乎絕跡。
其他領域的醫生私底下常常瞧不起產科的同行，覺得他們沒什麼才能——產科一直都吸引不到頂尖的醫科學生加入他們的隊伍，而且他們的工作似乎對技術要求不高，不夠複雜精深。但是，其他任何醫學專科挽救過的生命數量都不能和產科相提並論。誠然，如今我們在治療疾病和提高人們生存質量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撼的進步。我們有藥物能夠控制中風，能夠治療癌症，還有冠狀動脈支架術，機械關節和人工呼吸機等等。但是，我們在運用這些醫學成果的時候，能夠做到既安全又可靠，跟產科醫生們媲美嗎？恐怕還差得很遠呢。
例如，即便在富有的國家裡，普通肺炎仍是致人死亡的第四大殺手，過去25年來，肺炎造成的死亡率甚至還在提高。出現這種狀況，部分是因為肺炎本身變得比過去更加難纏，但能力欠缺的醫生們也難辭其咎。研究人員已經進行了精確嚴密的試驗，告訴我們哪種抗生素效果最佳，需要住院治療的病人如果在入院四小時以內開始抗生素治療，死亡的可能性就會降低。但我們在實踐中卻很少去關注病人實際的情況。最近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有40%的肺炎患者都沒有及時獲得抗生素治療，而在得到抗生素治療的患者當中，還有20%的人被施用的是錯誤的種類。
相比之下，在我們的產科同行那裡，如果一種新的策略看起來值得嘗試，醫生們根本不會坐等研究試驗來告訴他們這方法是否可行。他們會直接動手嘗試，然後看一看結果是否有所提高。產科醫學不斷進步的模式跟日本豐田、美國通用極其相似：飛速前進，並始終關注成效，持續努力最佳化。這種模式非常有效。也許目前，我們還弄不清楚產科的每項修正和創新是否都有必要，都能發揮有利作用——例如，將胎心監測儀作為常規工具就尚存爭議。但這套一攬子方案已經無可辯駁地提高了分娩的安全性。雖然總體來說，現在的產婦比以前年齡更大，體型更加肥胖，也因此產生一系列的健康問題，但分娩的安全性還是確確實實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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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伽評分表功不可沒。它簡單實用，計算方便，給臨床醫生提供了即時反饋，讓他們瞭解自己的治療效果。在其他領域，我們習慣於對幾十種具體專案進行測量：血球數、電解質水平、心率、病毒滴定濃度等等。但我們沒有一種常規的衡量方法，能夠將所有資料綜合起來評定一個患者的總體狀況。我們只能憑藉印象判斷自己表現得如何，有時候連印象也沒有。一臺複雜的手術結束後，病人的死亡可能性是五十分之一，還是五百分之一？我說不出。整個過程中我感覺不到其中的差別。「手術做得怎麼樣？」患者家屬總會這樣問我。「挺好。」我也只能這麼回答。
阿普伽評分表的影響不僅限於讓臨床醫生迅速、客觀地獲知自己的表現。醫生們有時有多種選擇，而評分表影響了他們的選擇。產科機構的領導者們開始關注下屬醫生和助產士的評分表結果。他們這麼做，目的跟麵包廠裡的廠區經理沒什麼兩樣。廠區經理清點麵包師烤煳的麵包數量，而他們檢視評分表結果，兩者都是想找到方法，提高每一位僱員（包括最生疏的新手和最熟練的老手）的工作成效。有些方法更可靠，而有些方法雖說具有偶然性，卻有達到完美結果的可能。有時候，要想提高整體的表現，就必須選擇更可靠的方法。
產鉗的命運就能很好地說明問題。沃森·鮑斯是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除了開展早產兒護理的研究以外，他還是一本著名教科書上有關產鉗技術章節的撰寫人。我曾與他就產鉗的發展史做過交談。他在20世紀60年代從事產科接生工作期間，使用產鉗接生的比例超過40%，剖腹產的比例還不到5%。他說，的確，很多研究都證實使用產鉗的效果好得驚人，不過那隻能說明產鉗在大型醫院的經驗豐富的醫生手中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可是，不管醫院規模大小，無論經驗是否豐富，全體產科醫生得共同為提高阿普伽評分和全世界新生兒的死亡率負責。
「產鉗接生術非常難教——比剖腹產難教多了，」鮑斯說，「教剖腹產的時候，你站在學生對面，可以清楚看到他們的動作，可以指點他們，‘不是那裡，是這裡。’可到了教產鉗術的時候，總是覺得很困難。」
單是將產鉗放置到胎兒的頭上就很講究技術。首先你得選擇正確的產鉗型別，以適合產婦的骨盆形狀和胎兒頭部的大小——至少有六種產鉗可供選擇。你得讓產鉗的兩刃平穩地移動，準確地到達胎兒頭部耳朵和眼睛之間的位置。「大多數實習生要經過兩三年的訓練才能做到十拿九穩。」他說。接著，醫生必須施加適當的牽引力和壓力，往外拉動胎兒「當你在產鉗上施力，應該對其活動情況有些感覺。」他說。如果用力過大，皮膚可能撕裂，頭骨也可能骨折，可能會引發腦部大出血致使胎兒喪命。「有些實習生對此有敏銳的感覺，但有些人就是沒有。」
產科醫學面臨的問題是：醫學是一門技術還是一個產業？如果醫學是一門技術，那你就集中精力訓練產科醫生掌握一套手藝技巧——處理肩難產胎兒的伍茲螺旋手法，處理臀位分娩胎兒的拉夫賽特手法，以及胎兒頭部過大時使用產鉗的手法。你通過研究發明新技術，還得接受這個現實：不是每個人都能利用這些技術解決問題。
但如果把醫學視為一個產業，這個產業必須負責為所有的新生兒提供儘可能安全的接生服務，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重點改變了。你必須尋求可靠的方法。你開始懷疑全美4.2萬名產科醫生是否真正穩妥地掌握了接生的技術。你會注意到，雖然醫生們都經過充分的培訓，但還是不斷出現因使用產鉗不當對產婦和胎兒造成嚴重傷害的案例。阿普伽評分表問世後，產科醫生們認為他們需要的是一種更為便捷、更可預知後果的方法，一旦遇到難產，可以立即介入。這種方法就是剖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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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七點半剛過，產程已持續39小時的伊麗莎白·洛克接受了剖腹產手術。佩西早在8個小時前就向她提出了手術建議，但被她拒絕了。她還不想放棄靠自己的力量把腹中小小的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上，雖然醫生懷疑她的努力能否奏效，不過從胎心監測儀上看來，胎兒情況還是良好。讓她繼續再試一試也沒什麼壞處。醫生稍微增加了催產素的劑量，直到胎兒心率能夠承受的最大限度。雖然已經實施了硬膜外麻醉，宮縮的疼痛還是非常劇烈。下午3點，有了一些進展，洛克的宮頸張開到將近九釐米，宮縮也將胎兒往前推進了兩釐米。就連佩西也開始相信洛克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分娩。
但是，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胎兒的頭部還是沒有下降一點，仍然保持側向，洛克的宮頸也沒有進一步張開。洛克終於接受了現實，她的孩子不會自己出來了。因此當佩西再次提出剖腹產的建議時，她同意了。
催產素的滴注被關掉了。宮縮監測儀也被拿走了。只剩下胎心監測儀上的曲線還在「通、通、通」地迅速跳動著。佩西介紹了一位將要為洛克做手術的同事，洛克的產程持續了太久，期間醫生已經輪轉了三班崗了。她被推到大廳另一邊一間寬敞、貼著白色瓷磚的手術室。她的丈夫克里斯手忙腳亂地塗抹綠色的消毒劑，戴上綁帶口罩和蓬鬆的手術帽，然後套好藍色鞋套。他坐在手術檯一頭的椅子上，在洛克身旁用手握住她的肩膀。麻醉師又往硬膜外導管里加了一劑麻醉劑，然後在她腹部的皮膚上戳弄，檢查麻木的面積是否夠大。護士用黃褐色的消毒藥水在她的皮膚上擦拭。手術開始了。
剖腹產手術是我見過的最奇特的手術之一，也是最簡單的手術之一。醫生手持10號手術刀，沿著產婦突出的腹部下方抵入皮肉，一下下乾脆利落地將皮膚和金黃色的脂肪分開，白色紗布片被放在傷口邊止血。切開肌肉上的筋膜，將其掀起就可以看到下面結實的紅色肌肉。腹部直肌呈兩條帶狀垂直分佈，醫生從中間將兩側肌肉分離，用金屬牽開器將其左右拉開，好像從中間開啟一扇窗簾一樣。然後切開腹膜，那是一層薄薄的、近乎透明的膜。這時，顏色像李子、結實而富有肌肉的子宮赫然出現在眼前。醫生先用小手術刀在子宮上開啟一個小小的口子，然後換用繃帶剪迅速、輕鬆地將其開啟，就像在切開一個難切的、外殼堅硬的水果一樣。
接下來的過程對我來說，至今仍然具有夢幻般、超現實的色彩。通常外科醫生開啟並深入人的腹部，是為了尋找腫瘤或其他一些異常情況，而剖腹產手術裡，醫生找到的是五個正在扭動的小小腳趾、一隻膝蓋、一條小小的腿。突然之間，你意識到在自己手中掙扎的是一個新的人類生命。你幾乎要忘了手術檯上的產婦了。有時候，嬰兒很難取出，它的頭部有可能深陷在產道里，這時醫生就得抓住嬰兒的腰部，筆直地站好，不斷地拉啊拉。有時還要讓其他人從下方推嬰兒的頭部。然後剪斷臍帶，用襁褓包裹好嬰兒，由護士在阿普伽評分表上做記錄。
下一次宮縮以後，醫生將胎盤從傷口中取出，接著清潔產婦的子宮內部，將血塊和殘餘物去除。然後用牢固的可吸收縫合線以雙層對縫法縫合子宮，再取一段縫合線縫合肌肉筋膜，再來是縫合皮膚。手術就此完成。
這個手術從前很少見，如今卻非常普遍。過去，為了解決足位分娩、臀位分娩和頭部卡進骨盆等不同的問題，產科醫生要分別學習不同的技術，每一種都很複雜精細。而現在，幾乎不用理會難產究竟屬於哪種型別，解決方式都是一樣的——剖腹產。今天，每一位產科醫生都能夠自如地實施剖腹產手術。即使是小型醫院也沒有問題。手術的可靠性非常顯著。
不過，儘管手術過程非常簡單，也有出錯的可能。嬰兒可能被手術刀割傷；如果胎盤剝落，而嬰兒頭部沒有及時解放出來，就可能窒息。產婦也面臨較高的風險。我就曾經接到緊急召喚，進手術室幫忙修補產婦在手術中破損的腸道和撕裂的傷口。出血狀況可能會很嚴重，傷口感染也很常見。大出血和肺炎的風險也在升高。就算沒有出現任何併發症，手術後的恢復期也比順產要長几周，也更加痛苦。而且，產婦經過剖腹產，將來再次懷孕的時候可能會遇到嚴重的麻煩。如果下次想要嘗試順產，子宮的刀口撕裂的可能性是兩百分之一，大出血的風險也很高。剖腹產畢竟是外科手術的一種，只要是手術就有風險，這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然而剖腹產手術本身也是無可取代的。現在，一旦產婦的分娩存在任何風險，醫生們就會轉而採取剖腹產，因為這就是最可靠的選擇。如果胎兒個頭超過4500克，產婦以前曾經做過剖腹產手術，胎兒處於側位或臀位，是雙胞胎等等，但凡存在任何較難處理的情況，醫療標準作出的最低規定就是要求助產士或產科醫生實施剖腹產。不管風險多小，臨床醫生們也越來越不願冒險，不敢讓產婦嘗試順產。
我問鮑斯，如果時間回到20世紀60年代，他會怎樣處理像洛克這樣的難產情形。如你所料，他首先會稍稍加大催產劑的劑量，嘗試產鉗技術。（在較早期的接生過程中，催產素的劑量要比我們今天許可的劑量高得多，這是為了使產婦的宮頸完全張開，這樣才能將產鉗放入。）他說自己用產鉗接生過一千多名嬰兒，而且新生兒受傷的比例跟剖腹產不相上下，甚至還要更少，產婦的恢復速度也比較快。如果洛克由他負責接生，不需手術安全分娩的可能性極高。不過隨著職業準則的改變，鮑斯也改變了自己。他告訴我：「作為一名教授，你必須充當示範的角色。你不會想成為冒險英雄，去做一些你的實習生肯定沒有能力做到的事情。而且冒險總是充滿不確定性。」甚至連他也會擔心，害怕某一天他的判斷和技術會導致失敗。
這跟麵包廠裡的規則一樣。為了避免生手使用產鉗以及與之難度相仿的各種手法出現紕漏，只能讓大家都不使用它們。1999年鮑斯退休的時候，他做剖腹產的比例已經達到24%，跟他的同行差不多。他相信，假如自己繼續工作下去，這比例會達到30%，一點也不會低於今天的同行們。
是否應當為懷孕39周、並無特殊分娩風險的產婦實施剖腹產，而不等待自然分娩，業界對此有著激烈但又誠懇的爭議。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剖腹產手術的安全性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為產婦提前實施剖腹產似乎是產科醫生們自以為是的最鮮明表現。未嘗試過自然分娩之前，怎麼能夠考慮剖腹產呢？我們外科醫生從來不會建議健康的人割除闌尾，也不會說人工髖關節比普通的強壯。即使是簡單的手術，併發症的發生率仍然很高。然而，再過10年左右，剖腹產手術的可靠性會進一步提高，比自然進化賦予我們人類的自然分娩形式更加安全。
目前，平均500個健康、39週會踢腿的嬰兒當中，只有1個在分娩前或分娩過程中死亡——這是有史以來最低的比例，但產科醫生相信，預先計劃好的剖腹產最起碼可以再阻止一些其中的死亡。還有很多人認為這樣做對產婦也比較安全。比起緊急剖腹產——手術倉促、情況急迫、產婦和胎兒都處於危難之中，預先計劃的剖腹產的風險當然要小得多。美國最近的一次研究對計劃剖腹產是否足夠安全提出了疑問，而英國和以色列兩國分別進行的研究則發現，事實上，計劃剖腹產中的產婦死亡率低於順產。而且，經計劃剖腹產的產婦在今後的生活中出現尿失禁和子宮脫垂的可能性也較低（雖然這個結論尚需商榷）。
然而，一想到如今醫生們如此輕易地採用手術接生，總讓人覺得有些不安。美國的一些醫院實施剖腹產的比例已經超過分娩總數的一半。我們為這種狀況感到擔心，可不只是懷舊情結在作祟。我們正在失去與另一個生命自然過程之間的聯絡；我們也正見證著接生藝術的沒落。通過順產將難產嬰兒安全帶到人世的技術（儘管成功機率不夠穩定）已經傳承了幾個世紀；而今在產科醫學發展的主流之下，恐怕不久就會完全消失。
懷疑論者已經提出，他們懷疑醫院廣泛實施剖腹產手術是為了方便安排時間進度，而且剖腹產速度快，比順產獲得的報酬更為豐厚。產科醫生回應說，其實有時候他們自己也認為沒有必要實施剖腹產，但之所以會更傾向於採用這種方式，都是出於對醫療事故官司的恐懼。給數量如此眾多的產婦動手術應該不是他們的動機。醫生們從內心深處對控制新生兒風險的渴望才是最大的推動力；這是追求可靠性必須付出的代價。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阿普伽評分表也有其武斷專制的一面。當我們評估新生兒的健康狀況時，母親經歷的痛苦、失血情況和恢復期的長短似乎很少被關注。我們沒有評估產婦情況的評分表，除了關心她們是否還活著之外，沒有措施能夠督促我們改進產婦的狀況。但是這種不平衡的狀態是可以得到修正的。如果新生兒的健康可以測評，母親們的為什麼不可以？
事實上，每一個接受醫療服務的人都需要阿普伽評分表，包括接受精神治療的病人、住院病人、手術病人，當然也包括分娩的產婦。我的研究小組最近設計了一個外科手術專用的阿普伽評分表：根據一個病人在手術中的失血量、最低心率和最低血壓設定的10分製表格。我們進行了大約一千人次的臨床試用，發現評分達9或10分的患者出現併發症的機率小於4%，無死亡病例；而得分低於5分的患者出現併發症的機率高於50%，死亡率14%。所有的患者都應該得到簡單的測評，評測結果可以反映出他們在治療過程中的狀況，將會推動我們進步的腳步。我們完全有理由樹立這樣的目標：讓每位醫生都能表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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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那樣看著，你知道，」洛克說，「手術燈下，我可以看到整個過程。我看到她的頭出來了！」凱瑟琳·安妮出生時重約3.6千克，褐色頭髮，藍灰色眼睛，因為頭部曾經側向深卡在母親的骨盆裡，所以能看到一些淡紫色的傷痕。她的一分鐘阿普伽評分是8分，五分鐘後是9分——接近完美。
她的母親卻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間。「我完全垮了，」洛克說，「我筋疲力盡，基本上不省人事。而且疼得難以忍受。」她的產程長達40小時，還經歷了剖腹產。佩西第二天早晨告訴她：「你受到的是兩面夾擊，所以恢復得會比較慢。」她實在太虛弱了，因此也沒有母乳。
「我感覺這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剛開始我想去做好每件事，可是一樣也沒能成功，」洛克說，「我不想要硬膜外麻醉，可是後來我請求醫生給我硬膜外麻醉；我不想剖腹產，可我後來同意剖腹產；我想要母乳餵養，可我完全沒辦法做到。」她為此痛苦了一個星期。「後來有一天我想通了，‘你到底在鬱悶些什麼呀？這樣想太蠢了。你現在擁有了一個如此美妙的小傢伙，是時候多為這個小傢伙多花一點心思了。’女兒令我將所有的遺憾都拋到了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