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輝煌
哈里森曾經是一位骨科醫生。他今年56歲，身高1.8米，有著一頭濃密的棕發和一雙大手。你可以想象一下，這雙大手能夠把脫臼的膝蓋輕輕鬆鬆地推回原位。他看起來沉著冷靜、自信滿滿。在他的醫生執照被吊銷之前，他一度是所在醫院裡最受人敬重的骨科醫生。
一位跟他共事過的骨科醫生告訴我：「他做骨科手術很厲害，很少有失誤。」當其他醫生的家人或朋友需要做骨科手術的時候，都會請哈里森幫忙。十幾年來，哈里森是他們醫院最忙的醫生。但後來他開始變得粗心大意，不負責任，不但沒把病人醫好，甚至有時還使得病人受到更嚴重的傷害。過去對他非常欽佩的同事對此感到十分震驚。這種糟糕的情形拖了幾年，他便退出了醫界。
在人們眼裡，壞醫生就像怪物一樣。比如我們聽說過的醫生希普曼，他給病人注射過量的海洛因，導致15個病人死亡。聖地亞哥一個叫布朗的醫生，不但搞砸了好幾臺變性手術，還把一個病人正常的左腿截肢了，後來病人由於嚴重感染而命喪黃泉。俄亥俄州還有一個令人髮指的婦科醫生波特，趁病人全身麻醉的時候，莫名其妙地把病人的陰蒂包皮切除了，還做了陰道整形，他還自稱是「愛的醫生」。
但我所要說的壞醫生，並不是像上面提到的那些做下聳人聽聞的事件的怪醫，而是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就像哈里森那樣的醫生。目前已有確鑿的證據顯示，醫療過失並不是集中在少數幾個醫生身上。醫療過失太常見了，甚至到了數不勝數的地步，很難一言以概之。即使是好醫生也有可能漸入歧途，成為壞醫生。面對這些醫生，同事們也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這樣。
我和哈里森前前後後討論了一年。他和大家一樣感到疑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了。但他願意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讓我們從他的故事中吸取經驗教訓。唯一的要求是，我不能說出他的真實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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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開始於1991年，一個炎熱的夏天，哈里森在醫院為病人做手術。這家醫院的中心聳立著一棟紅色大樓，周圍有許多小小的建築像章魚的觸手一樣延伸出去，透著點點燈光。在紅色大樓的一層，長長的走廊盡頭便是手術室。哈里森就在其中一間手術室裡。他剛做完一臺手術，正準備著下一臺。由於清理手術室需要時間，他就利用這個空閒，脫下手術袍，拿起掛在牆壁上的電話。在他做手術的時候，他的助理從門診打來電話，要跟他討論丹太太的病情，請他儘快回覆。
丹太太28歲，有兩個孩子，丈夫是當地一家汽車修理廠的銷售部經理。最初，丹太太是為了治療膝蓋積水而來醫院。她的膝關節雖然不痛，但積水問題一直不見好轉。一個禮拜前，哈里森幫丹太太做了手術，抽除積水。但現在，丹太太又出問題了。她在手術後發燒、體質虛弱，膝蓋疼痛難忍。助理告訴哈里森，他做初步檢查時，發現丹太太的膝蓋又紅又熱，而且一碰就痛。拿針戳進關節，會流出惡臭的膿水。助理問，該怎麼辦？
從助理的描述來看，顯然丹太太的膝蓋嚴重感染，必須再次做引流手術，而且越早越好。但是哈里森太忙了，而且這個手術很麻煩，因此他便沒怎麼放在心上。他沒有為病人做檢查，甚至也沒請一個同事去看看，只是吩咐助理，給她開一些抗生素就行了。助理認為這樣有點不妥，哈里森卻答道：「沒事啦，這個病人就是喜歡抱怨罷了。」
一週後，病人又回來了。這次，哈里森終於為她做膝蓋引流。不過已經迴天乏力，感染不但蔓延到膝關節之間的軟骨，甚至把整個關節破壞了。後來，丹太太看了另一位骨科醫生。這位醫生只好幫她做關節融合術，免得因為骨頭相互摩擦造成不必要的疼痛。
我找到丹太太，向她問起這段經歷。她說：「我已經適應現在的生活了。」她的膝關節因為完全固定了，因此不能彎曲，不能跑，不能坐，也不能蹲下來抱孩子。她家原本住的雙層別墅，可她從樓梯上摔下來幾次之後，就只好搬到平房住了。不久前，她去看醫生，並向醫生請教可否裝個人工關節。但醫生說，由於之前關節損害嚴重，做這個手術的成功率很低。
每一個醫生都可能像哈里森一樣做出愚蠢、輕率的決定，但在哈里森職業生涯的最後幾年，這樣的錯誤一再發生。有個病人腳踝骨折，哈里森給他用的關節固定螺絲釘尺寸不對，螺絲釘因而進入骨頭太深。病人抱怨說很痛，但哈里森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拒絕為他做進一步的處理。還有一位病人手肘骨折，哈里森給他用的螺絲釘尺寸過大。病人回來找他時，螺絲頭已經穿破皮肉了。本來只要把螺絲釘鋸短一點就行了，然而哈里森還是嫌麻煩，不願這樣做。
還有一件比較嚴重的醫療糾紛。一個上了年紀的病人髖骨骨折，表面看起來他只需要打幾根釘子就能解決問題。但進了手術室之後，哈里森發現病人的髖骨根本合不起來，應該給他做全髖關節置換。可是哈里森只想速戰速決，因此只打了幾根釘子就算了事。結果沒多久，病人髖骨就裂開了，還出現感染的問題。而每一次病人回來找他，哈里森總是強調該做的都已經做了。最後，病人的髖骨整個碎了，不得已才向哈里森的同事尋求幫助。我去找到這位同事，他說他為病人做了檢查後，非常震驚，「哈里森簡直是見死不救。x光片明明都已經照出來了，他還是聽之任之。」
在哈里森執業的最後幾年，醫療糾紛層出不窮，一堆病人起訴他。在他們骨科部門的發病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中，基本上都是他的糟糕病例。
我和哈里森在市中心一家餐廳的角落吃早餐。我問他，事情怎麼會這樣呢？他閃爍其詞，冷淡地說：「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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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是在西北部的一個小鎮里長大的，父親是水電承包商，家裡有五個孩子，他排行老二。沒有人想到他會成為醫生。他本來在當地的一所州立大學讀書，是個胸無大志、表現平庸的大學生。有天夜裡，他正翻看著歐·亨利的小說，突然，他心血來潮，「我對自己說，我要上醫學院。」他告訴我，「說到學醫，我實在沒有什麼基礎或背景可言，只是想到了，就決定這麼做了。」
他從此發憤圖強，並申請到一流的醫學院求學，畢業後就準備進外科這一行。他在空軍服役時擔任醫官，退役後申請到骨科最好的醫院做住院醫生。儘管在骨科工作很辛苦，但他覺得心中充滿了滿足感。他是這一行的高手，面對一個個關節脫臼、髖骨骨折、脊椎受傷的病人，他總有辦法使他們恢復健康、活動自如。他說：「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1978年，他完成骨科訓練之後，已經是備受矚目的年輕骨科醫生。他選擇在該醫院繼續他的醫學生涯，一待就是15年。
哈里森的一個骨科同事這麼評價那時的他：「他剛來的時候，科裡有三個年紀較大的醫生，技術不靈光就算了，脾氣又大，對病人也不太負責。這時進入醫院的哈里森，不但人好，而且積極進取，有求必應。比如你跟他說晚上八點有一個小孩要做髖骨穿刺，但人手不夠，儘管他不用值班，也會馬上趕來。他對教導醫學院學生很有一套，因此榮獲教學獎章。他的事業蒸蒸日上，對工作百分之百地投入，而且樂在其中。」
然而，在1990年左右，一些事情改變了。像他這樣技藝超群、經驗豐富的醫生,應該知道怎麼做對丹太太最好；那個髖骨骨折的老人應該如何處理，他再清楚不過了；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病人要如何治療，他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就是沒做。同事們都很奇怪，他到底是怎麼了？而他只是說，最後那幾年，似乎事事不順。在手術室大展身手、醫治病人向來是他最快樂的事。但現在做手術時，他只想早點完事。
是因為錢嗎？他剛當主治醫生的時候，年收入是20萬美元。到後來名氣大了，病人和手術越來越多，他賺的錢也越來越多。他發現，如果他再努力一點，每年就可以賺30萬美元，再拼命一點，年收入甚至能達到40萬美元。慢慢地，他開始拿業績作為衡量自己價值的標準。他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是醫院的「金字招牌」。他的同事也跟我說，他對「業績之王」的稱號非常在意。
哈里森自視甚高，因此不願把病人推掉（畢竟，他素以有求必應著稱）。可是這樣一來，他便忙不過來了。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裡，他每週都得工作80~90小時，有時甚至達到100小時。他有老婆和三個孩子，但是他很少花時間和他們待在一起，因為他的時間表總是被工作排得滿滿的。
他的一天是這麼過的：早晨七點半就開始第一臺手術，比如髖關節置換手術，他必須要在兩個小時之內完成。然後，他迅速脫下手術服，完成手術記錄單，趕到幾百米外的門診區。另一個病人已經在門診檢查臺上躺好等他了，可能是要做膝關節內窺鏡檢查之類的小手術。門診快結束時，他就叫護士打電話到手術室，請他們做好下一個手術的準備。一整天都這樣，他在手術室和門診之間不停穿梭，與時間賽跑。而這時難免會有突發狀況發生，像是手術時間拖延了、急診冒出新病人，或是在手術時出現無法預期的問題必須馬上解決，這樣一來，就會打亂他的節奏和計劃。
長年累月這樣工作，他的耐性越來越差，出現一點小狀況就覺得心煩氣躁。本來，要做好醫生就得咬緊牙根，逆來順受，再怎麼忙也得先解決突發問題。然而，哈里森已經被業績衝昏了頭腦，手術接二連三地出現問題。
隕落的新星
這種事情其實驚人地常見。醫生要通過嚴酷的醫學訓練，本來應該比大多數人更堅強、更從容、更抗壓。但事實證明不是這樣。醫生也有酗酒的問題，並不比其他職業來得少；另外，由於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藥物和麻醉劑，醫生更有可能出現嗑藥的問題；而且，醫生也會生病，也會變老，也會因為心情不好而態度冷淡，或者因為某些問題而心不在焉，這時醫治病人就很容易出錯。我們常以為醫生出錯是個別案例，比如一個行醫40多年的醫生可能偶爾會出現一兩次差錯。然而，根據統計，所有的在職醫生中，3%~5％的人並不能負責任地醫治病人。
醫學界對問題醫生的處置有一套公開明確的方法：同事聯合起來，儘快驅逐有問題的醫生，不要讓他們繼續危害病人，同時必須向主管部門舉報，吊銷問題醫生的行醫執照。然而，這種懲處措施很難實行，因為很少有醫生會主動去舉報自己的同事。
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學家羅森塔爾曾專門研究過問題醫生的處理辦法，比較美國、英國和瑞典的不同做法。她收集了200多個問題醫生的例子，有濫用鎮靜劑的醫生，也有中風後還繼續為病人開刀的53歲心臟外科醫生等。羅森塔爾發現，不管在哪個地方，不管醫生的問題多嚴重，總是要拖上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同事才會採取行動制止他們。
有人認為問題醫生的同事是故意不去採取行動，但羅森塔爾認為，與其說是故意，不如說是無計可施。在交流中她發現，同事的反應大都是先否認，然後有些手足無措，最後表示即使插手也是徒勞，就像家人不肯面對祖母的駕照該登出的事實一樣。而且，不是所有的問題都顯而易見。或許有同事懷疑某個醫生出錯是因為酗酒，或者年紀太大，但是確定這種事情需要長時期地蒐集證據。此外，即使是一眼就可看出的問題，同事也常常無能為力。
對於舉報同事這種事情，不舉報的原因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負面原因是存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袖手旁觀做起來很容易，何必費那力氣去搜集證據、砸人家的飯碗？正面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人忍心這麼做。試想，有個你認識多年的老同事，技術不差、人品不錯、心地善良，他因為吃止痛藥吃上了癮，或是手術時開小差而疏忽了對病人的治療。這時，你只會想要幫這個醫生，而並非毀了他的醫生生涯。可是要想幫助他談何容易？只能悄悄地去幫，私底下去幫。這是好意，但結果通常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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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的同事有很長一段時間想幫助他。大概從1990年開始，哈里森種種怪異的做法和層出不窮的醫療糾紛讓同事議論紛紛。大家越來越覺得，應該介入這件事情當中了。
骨科裡的一些老醫生，每一個人都曾私底下跟哈里森談過。羅森塔爾稱這為「當頭棒喝」。他們會把哈里森拉過來問問，近來怎麼樣，也會把同事擔憂的心情傳達給他。還有一位資深老醫生則是愛之深、責之切，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的表現實在太令人失望了！最讓我難過的是，我不得不跟我的家人說，要他們不要再找你看病。」
有時這樣開門見山的方法很有用。科裡的資深老醫生說話還是有些分量的，那些出現問題的醫生經過一頓「棒喝」之後，很多都承認自己碰到了麻煩，同事們因而能夠及時伸出援手，比如為他們安排心理治療、聯絡戒毒中心，或是退休。然而，也有執迷不悟的例子，或是堅決否認自己有問題，或是挑嗦家人打電話來抗議；更有甚者叫律師來威脅老醫生。
對於同事們的勸誡哈里森並非完全充耳不聞。他認真聽取了建議，點頭表示接受他們的勸告，也承認自己可能勞累過度，有時病人甚至多到讓他無法應付。他發誓會改變以前的做法，少接一點病人，嚴格按照標準程式為病人做手術，不再疲於奔命。但到頭來，他還是老樣子。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年輕醫生、護士或行政人員等比較瞭解哈里森狀況的人，只好偷偷摸摸地保護病人，讓病人不再受到傷害。護士悄悄地把病人轉給其他醫生，前臺負責掛號的護士甚至告訴病人，哈里森很難預約上。
哈里森的助理中就有一個專門為他善後。他開始時跟著哈里森學習，看他幫病人處理骨折問題、追蹤病人的病情，也曾在手術室擔任哈里森的助手，對哈里森心生敬意。後來，他注意到哈里森不太對勁。這個助理說：「有時，他一天處理了40個病人，卻不花一點時間跟病人談談病情。」為了彌補這些，他總是在門診待到很晚，再三檢查哈里森的醫囑是否有問題。「我常常追蹤病人的情況，必要的時候給些建議。」在手術室的時候，他也會適時給哈里森一些好建議，像是「螺絲釘會不會太長」，或是「髖骨這樣接合好嗎」。然而，儘管如此，還是不免出錯。如果可能，他儘量把病人轉給其他醫生，就差說這麼一句：「這個人瘋了。」
出問題的醫生可能執迷不悟，不肯罷手。到了最後，不管怎麼勸告、「棒喝」都沒用了，就有可能變成一觸即發的局面。對哈里森而言，他的導火線就是一再缺席發病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這是每週一次必須出席的重要會議，但從1993年秋冬開始，他就很少出現在會場。儘管他對病人的處置過於馬虎，導致官司連連，同事還是不想舉報他。可是他連討論會都不來，顯然太過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