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芝加哥房管局在該市歷史悠久的黑人聚居的南區完成了一項意義深遠的專案：羅伯特·泰勒公寓。這是一個由28棟16層混凝土塔樓組成的龐大社群，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公共住房綜合體。
建造羅伯特·泰勒公寓是為了阻止貧民窟居住條件進一步惡化，惡劣的居住條件正在佔領越來越多的社群。該專案是以一位近期去世的著名黑人社群領袖和建築師的名字來命名的。不幸的是，最終的成品沒能向他致敬。羅伯特·泰勒公寓不僅強化了已經在芝加哥盛行的全市範圍內的種族隔離結構，而且逐漸加劇了社群面臨的挑戰。
到20世紀80年代，羅伯特·泰勒公寓已成為在美國許多城市氾濫的同樣問題的縮影：幫派暴力、毒品，以及被恐懼、疾病及剝奪公民選舉權困擾的人們。一項聲勢浩大、備受吹捧的城市更新計劃，卻淪為城市在衰退過程中對非裔美國人造成巨大影響的另一個案例。
如果你住在羅伯特·泰勒公寓裡，那你不必開啟電視或者閱讀報紙——你只需要走出公寓的大門——就可以目睹20世紀下半葉貧窮和種族隔離給美國帶來的毀滅性影響。但在決定了羅伯特·泰勒公寓居民生活狀況的犯罪氛圍和日常喧囂裡，一項開創性的實驗即將展開。
人們申請羅伯特·泰勒公寓的住房時，對自己即將入住的樓房沒有發言權。就像實驗物件在實驗中被科學家隨機分配到不同的小組中那樣，人們也被隨機地分配到不同的單元樓裡。結果是，在很多情況下，租戶發現在自己居住的公寓外能看到截然不同的風景。有些單元樓的窗戶朝向長滿草和樹的庭院，其餘的窗外卻只有灰色的水泥板。
20世紀90年代末，這種獨特的景觀最終給在伊利諾伊大學工作的新晉助理教授郭明（音譯，原文為mingkuo）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郭明留著一頭黑色的短髮，戴著眼鏡，笑容可親，頭腦敏銳，她感興趣的是居民所處的物理環境是否會影響他們在毒品和犯罪猖獗的環境中應對壓力的能力。和許多其他的科學家一樣，她對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綠地景觀與增強復原力呈正相關的結果感到震驚。
在一項特別引人注目的研究中，環境心理學家羅傑·烏爾裡希發現，做了膽囊手術的病人如果被分配到一間面朝落葉喬木小樹林的房間裡會康復得更快。與房間朝向磚牆的病人相比，前者服用的止痛藥更少，並且護士認為他們的情緒恢復能力也更強。但是，在作為美國最惡劣的環境之一的老城區裡，瞥見綠色景觀能否幫助人們控制生活中的情緒波動，完全是個謎。
瞭解到羅伯特·泰勒公寓住房分配的流程時，郭明看到了一個進一步檢測大自然對心理造成影響的機會。於是她和團隊開始參觀公寓，看看能發現什麼。他們拍下了羅伯特·泰勒公寓其中18棟樓房周邊地區的照片，並且為每棟樓擁有的綠地空間的情況進行編碼。然後，他們挨家挨戶地為研究招募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主要面向的是女性住戶。在參與者公寓裡進行的45分鐘訪談裡，郭明的團隊記錄了她們是如何處理生活中最重要的議題的：是否重返校園，如何保證家庭安全，怎樣撫養孩子。他們還通過女性住戶們能從一連串數字中記住多少，以及在做事中能操作多少位數字來測評每個人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當郭明和團隊分析資料時，他們發現住在有綠色景觀公寓裡的房客顯然比那些住在看到貧瘠景象的公寓裡的人更能集中注意力。在做出具有挑戰性的決定時，前者不會那麼拖延，並且覺得眼前的障礙沒那麼令人沮喪。換句話說，她們的行為更加積極，思維更加冷靜，也更樂於接受挑戰。此外，郭明的發現表明，因為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這些居民的行為和思維更加積極。樹和草似乎就像精神上的維生素，增強了她們應對壓力的能力。
事實證明，郭明的發現並非僥倖。在她開展研究後的那些年裡，有更多的綠色發現湧現。比如，科學家利用18年的時間收集了10000多個英國人的資料。他們發現，當人們生活在有更多綠地的城市地區時，其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更低，幸福感更高。與此同時，一項在2015年開展的針對加拿大多倫多市的高解析度衛星影像的研究發現，在一個街區多種植10棵樹給人們健康狀況帶來的改善，與他們年收入增加1萬美元或者年輕7歲所取得的效果相當。最後，一項涉及英國所有低於退休年齡的人口（約4100萬）的研究表明，接觸綠色空間可以緩解貧困帶給健康的一些有害影響。換一種稍微誇張些的說法就是，綠色空間的功能類似於集偉大的治療師、抗衰老的靈丹妙藥及免疫系統的助推器於一體。
這些發現提出了一種令人著迷的可能性：我們的內心對話受到日常生活中所處物理空間的影響。我們如果明智地選擇如何與周圍環境發生聯絡，就可以幫助自己控制腦海中的聲音。但為了理解這是如何運作的，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大自然的哪些方面會對我們產生吸引力。
人類思維和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郭明在芝加哥和羅伯特·泰勒公寓的工作並非以她或烏爾裡希對膽囊病人的研究為起點。相反，它源於一對科學家夫婦對人類思維和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好奇心。
20世紀70年代，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斯蒂芬和雷切爾·卡普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想法：大自然可以像萬能電池一樣，為人類大腦所擁有的有限的注意力儲備池充電。他們稱之為「注意力恢復」理論。
當然，大多數人都知道觀賞如畫般的日落山景、在林中漫步或者在海灘上閒度一天通常會讓人感覺良好，但還有沒有其他發現呢？卡普蘭夫婦認為有，理由是美國現代心理學創始人之一的威廉·詹姆斯於100多年前提出了與人類注意力有關的差異。詹姆斯把我們的注意力分為無意識的和有意識的兩類。
我們之所以會不自覺地關注某件事，是因為關注的物件有一種天生的耐人尋味的特性，這種特性毫不費力地就吸引了我們。比如，你可以想象在現實生活中，當你在城市裡漫步的時候邂逅了一位在街角演奏的天才音樂家，你注意到樂聲，被吸引駐足，聽了一會兒（然後在離開前，你也許扔了些錢到他的樂器盒裡）。你的注意力已經被輕輕地捲入了卡普蘭夫婦所說的「軟魅力」的程式。
相反，有意識的注意則完全與我們的意志有關。它抓住了人類擁有的一種驚人的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想要關注的任何事情上，比如一道數學難題或者我們試圖停止反覆思考的困境。因此，有意識的注意力容易被耗盡，並且需要不斷續航，而無意識的注意力則不會消耗大腦那麼多的有限資源。卡普蘭夫婦認為大自然之所以能吸引人們無意識的注意力，是因為它充斥著軟魅力：我們的大腦無意識地被微妙的刺激吸引。自然界用一些古老的物件，如大樹、複雜精細的植物和小動物，巧妙地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我們可能會瞥一眼這些東西，像對待在角落裡演奏的音樂家一樣，為了更好地欣賞而走近它們，但並不會像聽演講時記錄要點或者在城市裡開車時那樣仔細地關注它們。那些活動會消耗我們執行功能的電量，欣賞自然卻恰恰相反，毫不費力：它會給引導我們有意識地注意的神經資源充電。
郭明及其同事在芝加哥進行的研究旨在嚴格地論證卡普蘭夫婦的理念，並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他們提供了巨大的支援證據。其他實驗同樣證明了大自然的力量。
於2007年完成的一個經典性研究就開展於離我位於安娜堡市的家幾個街區遠的地方，馬克·伯曼及其同事把參與者帶進實驗室裡，讓他們接受一項評定注意力的苛刻測試：他們要聽幾組從3位到9位不等的數字，然後以倒序的方式進行復述。隨後，一半的參與者在當地植物園裡散了將近一小時的步，而另一半人則在安娜堡市中心擁擠的街道上行走了同樣長的時間。然後他們回到實驗室裡，重複做關於注意力的測試。一星期後，他們交換了環境，每個人都得走一遍上週沒走的路。
研究發現：在自然環境中散步後，參與者在注意力測試中的表現有了顯著提高，但在城市中散步的人的表現則沒有改善。前者能更敏捷地顛倒數字並把它們複述給實驗者。此外，該結果並不取決於參與者是在閒適的夏季還是陰鬱的冬季散步。無論在一年中的什麼時節，漫步於大自然中比在城市中散步更有助於提升注意力。
伯曼及其同事們繼續在其他人群中複製研究方法。比如，一項針對臨床憂鬱症患者的研究表明，在大自然中散步改善了他們的認知功能，使他們感到更快樂。另一項由另一個團隊進行的囊括90多萬名參與者的衛星影像研究發現，與綠色環境接觸最少的孩子，成年後患憂鬱症、焦慮症等心理疾病的風險要比他人高15%~55%。這一切，連同郭明在芝加哥的研究，都表明大自然能給人們帶來的好處並不侷限於注意力儲備，也會延伸到我們的情緒上。
考慮到保持注意力的能力對人們管理自己腦海中聲音的重要性，自然對人類的感受產生影響是有道理的。畢竟，我們研究過的許多保持距離的方法都依賴於集中注意力。你如果不能集中注意力，就很難通過記日記來進行「時間旅行」，或者採用「牆上蒼蠅」的視角。此外，將內心對話從困擾我們的事情上轉移或者重新定義如何看待壓力情境等能力，需要精力充沛的執行功能。但郭明和其他科學家從未驗證過大自然可以直接減少人們反芻的想法。此類研究是2015年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託市的斯坦福大學裡展開的。
位於郊區的樹木茂密的帕洛阿爾託市與滿是沙礫、擁擠不堪的芝加哥完全不同，儘管該城也有一些繁忙的街道。那裡的研究人員設計了一項實驗，讓參與者選擇在擁擠的街道或者斯坦福大學校園附近的綠地上步行90分鐘。研究結束時，科學家們比較人們的反思水平後發現，在大自然中散步的參與者報告說，他們體驗的喋喋不休更少，在支援反芻的大腦區域網路裡的活動也更少。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城市居民，我覺得有必要在此稍做停頓。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人類文明經歷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遷移，預計到2050年，世界上68%的人口將會居住在城市。如果你過著城市化的生活，那你作為很少有機會接觸自然和綠色空間的龐大人類群體中的一員，對研究結果感到驚恐是很自然的。我第一次瞭解該項研究時，確實也感到了不安。我想知道，在費城和紐約這種密集的混凝土城市中生活了28年是否意味著我——以及所有有類似城市生活經歷的人——肯定會健康狀況不佳、注意力受損，並且有更多的反芻式思維？
幸運的是，答案是否定的。你不是必須得被大自然環繞才能「綠化」思想。回想一下，卡普蘭夫婦注意力恢復理論的基本觀點：大自然微妙的感知特徵就像大腦的一個電池組。好吧，令人愉悅的「軟魅力」的視覺特性並不僅僅在你身體接近自然時才會產生這種效果。通過照片和影片間接地接觸自然界也能恢復注意力資源。這意味著你可以通過瀏覽有關自然風光的照片或影片，把自然及其各種好處帶入城市或者任何其他環境。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人類大腦而言，虛擬的自然仍是自然。
例如，2016年發表的一項實驗通過給參與者佈置可怕的演講任務來給其施加壓力。之後，參與者觀看了一段關於社群街道中不同綠色景觀的6分鐘影片。在低階測試中，參與者觀看了一段沒有任何樹木的街道旁的房屋的影片；在高階測試中，影片帶領大家參觀了一個綠樹成蔭的社群。與觀看了較少綠色空間景觀的人相比，那些觀看了綠樹成蔭景觀的人在演講壓力中的恢復力高了60%。
雖然大部分關於大自然心理益處的研究都集中在視覺曝光上，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其他感官也為這些驚人的效果提供了途徑。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讓人們接觸自然的聲音，比如雨滴聲和蟋蟀的鳴叫，可以提升人們在注意力任務中的表現。這種自然的聲音形式也可能構成了一種「軟魅力」。
總的來說，這些發現表明，大自然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從外而內關愛自己腦海中聲音的工具。另外，我們接觸大自然的時間越長，我們的健康狀況就越好。大自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構建環境以減少喋喋不休的劇本。引入新技術更有可能讓人獲益。比如，馬克·伯曼及其合作者凱瑟琳·舍爾茨開發了一款名為retune的應用程式，意為通過城市的自然體驗進行修復。它整合了芝加哥大學周邊每個街區的綠色度、噪聲、犯罪頻率等資訊，從而得出自然度的評分。當使用者輸入旅行目的地時，應用程式會考慮到諸如十字路口的數量、步行距離等實際問題，生成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步行恢復性的方案。如果該方法被證明有效，下一步自然是將該應用程式擴充套件到……所有地方。當然，你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這款應用程式來最大化地接觸自然，你只需要仔細評估自己經過的不同環境，並且相應地修改路線。
正如大腦與自然的關係所證明的那樣，物理世界能夠影響我們內心深處的心理活動。但是，大自然諸多的「軟魅力」之源只是我們獲得這些益處的途徑之一。另一個可以幫助我們控制腦海中聲音的特點並不受周圍自然環境的限制。我們可以在音樂會、博物館，甚至是看到嬰兒邁出第一步時發現它。
縮小自我，你的問題也變小了
蘇珊娜·博特抓著船槳爬上木筏時，身體因興奮而感到微微刺痛。在接下來的4天裡，她將和另外3艘木筏一起沿著猶他州波光粼粼的格林河去往下游。白天，他們會遊覽如城堡般的黃褐色的峽谷巖壁；晚上，他們則會圍著搖曳的篝火談論白天的冒險經歷。
儘管上述場景只是我們對該群體的初次亮相的粗略一瞥，但他們可不是一般的荒野愛好者。大多數船槳手都是經受過戰火洗禮的退伍軍人，還有幾名是在「9·11」事件中充當過急救員的前消防員。每個人都應徵了一則招聘退伍軍人參與的格林河之旅，這次旅行費用全包，旨在為他們創造一次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機會。然而，這裡另有玄機：旅行同時也是一次研究實驗。儘管如此，所有參與者需要做的只是划槳和填寫幾份調查問卷。
博特是這群人中的邊緣人。她既不是退伍老兵，也沒有滅火的經驗。2000年，在花了6年時間從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取得自然資源管理專業博士學位後，學術界「不出版就出局」的文化讓她精疲力竭。於是她開始從事幫助小城鎮振興的重建工作。但與其他許多美國人，包括她在伊拉克擔任高階情報官員的哥哥相比，博特一直對自己優越的生活保持著警覺。有些人的反芻來自他們所做的事情，而她的反芻則來自那些她沒做過的事情。她需要改變。
在美國工作了幾年後，博特找到了一份美國國務院駐伊拉克的合同工工作，該工作支援伊拉克新政府的舉措，來加強對伊拉克不同地區的控制。博特於2007年1月抵達巴格達，並被派遣在拉馬迪市工作一年。就在她抵達該市的一個月前，該市被《時代週刊》譽為「伊拉克最危險的地方」。在那裡，她花了很多時間為伊拉克新政府制定長期的過渡戰略，與海軍陸戰隊和陸軍工兵組成的小部隊密切合作。她的通勤包括穿著防彈衣乘坐悍馬，從車裡快速轉移到建築物中以躲避狙擊手的槍火。她置身於舒適的科羅拉多以外的另一個世界裡。
新事業為博特提供了生活中一直缺少的目標感，也將她推向情緒崩潰的邊緣。她定期參加為陣亡同事舉行的紀念活動，並在工作中目睹了她沒有心理準備的恐怖事件，比如汽車炸彈、領土衝突、暗殺等。
2010年，博特回到了美國的家中，她的喋喋不休開始佔據上風。為什麼她能活下來而那麼多同事卻不能的疑問成了她持續的痛苦之源。她所目睹的恐怖記憶在她腦海中重現，雪上加霜的是，不斷有新聞詳述恐怖組織在她近期生活和工作過的那些地區出現。2014年，當她得知曾與她在伊拉克密切合作的記者詹姆斯·福萊被敘利亞的恐怖組織斬首時，博特腦海中的喋喋不休達到了頂峰。她在沒做好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觀看了恐怖組織在網際網路上釋出的斬首影片。從那以後，她就再也不是原來的那個她了。然後，她看到了木筏旅行的廣告。
在他們第一天旅程的晚上，博特填寫了一份要求她對自己所經歷的幾種不同的積極情緒進行評價的簡短問卷。以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克萊格·安德森（他本人也參加了此次旅行）為首的一組科學家希望利用船槳手的回答來了解常見但缺乏研究的敬畏情感體驗所帶來的影響。
敬畏感是當我們遇到無法輕易解釋的強大事物時所感受到的驚奇。在自然界中，當我們看到壯觀的日落、令人仰止的高山或者美不勝收的景色時，我們通常會沉浸在這樣的情緒中。人們認為敬畏感是一種超越自我的情感，因為它允許人們超越自己的需要和慾望去思考和感受。這反映在激發敬畏感的體驗在大腦中的表現：與自我沉浸有關的神經活動減少，這類似於人們冥想或者服用迷幻藥時大腦的反應，後者因模糊了個人的自我意識與周圍世界間的界限而臭名昭著。
然而，敬畏感的產生絕不僅限於大自然和神奇的戶外。有些人在音樂會上聆聽布魯斯·斯普林斯汀的歌曲、誦讀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歌，或者在盧浮宮欣賞《蒙娜麗莎》時，也會有這種感覺。另一些人則可能會在目睹了一些非同尋常的事情時滿懷敬畏，比如激動人心的體育賽事，諸如美國憲法等具有傳奇色彩的事物，或者見證了嬰兒邁出第一步等具有紀念意義的時刻。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之所以產生該種情緒，是因為它通過減少自身利益，幫助我們團結他人，成群結隊以更好地抵禦威脅，合作以實現更高遠的目標，從而為我們提供了生存優勢。
但伯克利分校的團隊感興趣的不僅僅是搏擊咆哮的急流是否會讓筏夫們體驗到敬畏感——他們認為這的確可以。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是，人們在旅途中感受到的敬畏感是否會在旅行結束後對其壓力及幸福感產生任何持久的影響。
所以，在漂流之旅伊始和結束的一週後，安德森要求船槳手填寫一組衡量幸福、壓力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測量指標。兩次評估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在為期4天的旅行中，他們乘木筏漂流了幾十英里，下午通常會沿著河岸徒步。通過觀賞數千年前的史前巖畫，他們開始思考被遺忘的古代人也曾經和他們現在一樣，沿河行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旅行過後，這些體驗帶來的影響會消散，還是會留下些什麼呢？
當研究結束後，安德森分析資料並發現，旅行結束後，參與者的每項幸福指標都表現出了顯著的改善：他們的壓力和創傷後應激障礙水平下降了；與此同時，其總的幸福水平、對生活的滿意度和歸屬感提高了。這些結果本身就很有趣，但最吸引人的發現與對它們的預測有關。正如安德森及其同事的預期，這並不是船槳手在每天的漂流之旅中所感受到的樂趣、滿足、感激、喜悅或者自豪所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是令人敬畏的感覺。蘇珊娜感到她的上述所有感受全都增強了，包括腦海中更加平靜的聲音。「那次漂流之旅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看法。」兩年之後，她這樣告訴我。
當你置身於某種巨大且難以描述的事物面前時，你很難維持自己及腦海中的聲音是世界中心的觀點。它和我們研究過的其他保持距離的方法一樣，改變了你思想的突觸流。然而，在擁有敬畏感的情況下，你不必把注意力集中在視覺練習或者重構一段令人沮喪的經歷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就像說出你自己的名字一樣，你只是擁有了經歷，不管發生了什麼，隨之而來的都是解脫。當你在令人驚歎的景象中感到自己變得更加渺小時——這種現象就被描述為「縮小自我」——你的問題也同樣變小了。
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員對格林河木筏漂流的研究只是將敬畏感與身心益處聯絡起來的新興研究領域中的一個例子。另一項研究表明，敬畏感讓人覺得更容易獲得時間，會促使他們優先考慮費時但回報高的經歷，比如去看一場百老匯演出，而不是不費時卻低迴報的物質體驗，比如買一塊新手錶。同時，在生理層面上，敬畏感有助於消退炎症。
事實上，敬畏感對行為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人們都會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它。一組研究發現，「有敬畏傾向」的人會給朋友留下更謙卑的印象。人們認為，他們也更謙遜，對自己的優缺點有更平衡的看法（兩者皆為智慧的標誌），並且能更準確地將他們的成功歸於外部影響所起的作用。
當思考敬畏感在我們的情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我們需要將一個重要的告誡考慮在內。雖然大量的研究將它與積極結果聯絡在一起，但科學家們已經表明，小部分令人心生敬畏的經歷可能會引發消極情緒。從消極的意義上說，目睹龍捲風、恐怖襲擊等遭遇是「可怕」的。（研究表明，有大約80%與敬畏感有關的事件令人振奮，20%則不然。）就此意義而言，人們認為如壯觀的日落等經歷是令人敬畏的，因為它們是如此巨大、複雜，以至於我們無法輕易解釋。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人們認為那20%的事件具有威脅性。事實證明，當你在敬畏感的等式中加入一點兒威脅時，你就會把普通的想法變成喋喋不休的思維雜念，這也許並不令人驚訝。
敬畏感的有效力量在於它能讓我們感覺自己更渺小，促使我們放棄對腦海中聲音的控制，去追求一種更崇高的偉大。但是，我們的物理環境還可以利用另一種槓桿來改善內在的對話。與向生命的廣袤無度屈服相反，它是一種不能幫助我們放棄控制權，反而重新獲得它的槓桿。
納達爾原則
2018年6月，西班牙網球巨星拉菲爾·納達爾踏上法國網球公開賽的紅土球場，在總決賽中奮力爭奪自己的第11個冠軍。那年夏天，15000名球迷在巴黎焦急地等著觀看一場世界級的比賽。納達爾和對手——奧地利的多米尼克·蒂姆走出更衣室，準備比賽。納達爾履行了自己的賽前慣例。他手執球拍穿過球場，走到板凳前，然後脫下暖身夾克，面朝人群，踮著腳有力地前後彈跳。他像往常那樣把參賽證正面朝上，放在板凳上。
然後比賽開始了。
納達爾立即領先，贏下第一盤。每次得分後，他都會在下一次發球前整理好頭髮和襯衫，好像在把它們放回原位。比賽間歇，他喝了運動飲料和水，然後把它們放回原位——在他椅子的左前方，一瓶挨著一瓶，與球場形成一條對角線。
兩盤後，納達爾擊敗了蒂姆，再次取得法網比賽的勝利。
儘管你可能認為與世界級的運動員同臺競技，確保自己不拉傷肌肉是職業網球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對於史上最偉大的網球手之一的納達爾來說，並非如此。「在網球比賽中，我最難做到的，」他說，「就是讓腦中的聲音安靜下來。」他在球場上讓很多球迷覺得有趣但奇怪的習慣，為他提供了一個這麼做的極其合理的方式。
納達爾總是將參賽證正面朝上，小心翼翼地把水杯擺放整齊，讓它們完美地在板凳前排成一列，並且確保發球之前髮型剛剛好。他這是在進行補償性控制：通過在物理環境中創造秩序，為自己提供內在秩序。正如他所說的那樣：「這是一種在比賽中安置自己的方式，我在為周圍環境制定一種秩序，它與我在腦中尋找的秩序相符。」
這種在環境中構建元素的傾向成為對抗喋喋不休的緩衝，超越了評估我們表現的背景。它延伸到我們所在的任何空間。因此，人類會將秩序灌輸到外部環境中，並且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擴充套件自身思維。有些與納達爾的方法非常相似。這或許可以解釋近藤麻理惠及其於2014年出版的暢銷書《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的全球影響力。她的理念是，整理家時只保留那些能給我們帶來快樂的物品，這是一種讓環境井然有序，進而影響我們感受的策略。
但給周圍環境賦予秩序是怎樣影響我們思想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理解控制知覺在生活中發揮的關鍵作用——相信我們有能力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影響世界。
控制自己的慾望是一種強烈的人類驅動力。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命運會影響我們是否會努力實現目標，為此能付出多少努力，以及遇到挑戰時能堅持多久。考慮到這一切，提升人們的控制感與改善身心健康、提高在學校和工作中的表現及獲得更加令人滿意的人際關係等方面的益處有關，也就不足為奇了。相反，感覺失控經常會引起喋喋不休的飆升，促使我們去重新獲得控制感。這就是要讓物理環境與之相關的重要一點。
為了真正感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你不僅要相信自己有能力運用意志影響結果，還要相信你周圍的世界是個有秩序的地方，你在這裡所做的任何行動都會產生預期的效果。看到世界的秩序令人欣慰，因為它讓你更容易找到生活前進的方向，並且更易預測未來的生活。
我們對外在世界中秩序的需求如此強烈，以至於一項研究發現，在回憶了一件激發喋喋不休的事件並聚焦於自身缺乏掌控力後，參與者實際上看到的是虛幻的畫面。他們的大腦引導他們想象這些畫面，而不是通過其他途徑來模擬秩序。在另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要求不能控制周圍環境噪聲水平的參與者選擇一張帶黑色邊框的有睡蓮圖案的明信片或者一張類似的沒有邊框的明信片，前者表達的是結構的理念。平均而言，他們更喜歡有結構邊框的那一種。這是秩序的另一種視覺簡寫。
然而，科學家們發現，就像納達爾做的那樣，我們可以通過擴充套件思維、組織周圍環境來模擬世界中的秩序感，並且確保我們的物理環境符合特定、可控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