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系統中，帶給家庭最大壓力的或許是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但除此之外，還受到其他系統的影響，例如工作系統、青少年團體、大家族，當然還有核心家庭的動力，包括母女關係或夫妻關係等次級系統。事實上，較大的社會系統內的衝突也會影響家庭。如中東戰爭，因為阿拉伯世界定的油價加速了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又如男女角色分配、青少年獨立的程度、新聞審查制度等社會上尚無定論的意識形態分歧，都會反映到家庭的衝突上。當母親考慮該不該讓女兒去看電影的時候，她無法求助於任何明確的指引，社會上並沒有一致的公論。她更無法求助於丈夫，因為他們正在吵架中。
將壓力區分為系統與系統之間的問題，以及不同層級間的問題，不但提供給觀察者一個以簡馭繁的方法，還能指出解決問題的優先順序。例如這個家庭系統可以試著用一個不是那麼「開放系統」的方式來解決用餐時發生的問題。他們可以把電話聽筒摘下來，不再讓它響個不停。至於其他問題，可能需要多費點心力，但仍然可以想辦法解決，他們一次只要對付一個次級系統，從最小又最易接近的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開始著手就可以。
一旦開始思索系統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它幾乎無所不在：工作、家庭、社群，或者大至整個世界。人的身體是一種系統，辦公室裡的八卦也是一種，花園或草坪裡的生態又是一種，甚至現在所關注的世界性經濟狀況也是一種！
真高興能看到不同背景的科學家都有志於開發一個通用的系統概論。想象一下，一套理論性的結構使科學可以統一各種行為，如政治系統的原子性！雖然那一天離現在還非常遠，但是此事正在逐步推動中，生物學家、工程師、太空科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專家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所有的系統都有共同的規則，因此這種系統的理論或許可以用來聯結並構造所有的科學知識。
另一方面，從少數人對家庭關係和精神分裂症感興趣，到發展出一套系統概論，這已經是一個相當大的突破。現在，治療師們已經發現系統概論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思考架構，但思考背景的轉變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更不僅僅是從幾個精神分裂症患者與其家庭互動的研究案例中發展出來的。真正的改變得力於研究者和臨床工作者的努力摸索，不斷更新家庭對患者的生活有影響的觀念，最後才發現：家庭執行如一個系統。而且他們採用的探索方法各有差異。
研究當然會繼續進行，而對精神分裂症的興趣將是所有努力中最關鍵的一環。如同弗洛伊德所說「夢是通往潛意識的最忠實途徑」，精神分裂症患者複雜的家庭，也同樣提供了一個足以讓研究者思考一般家庭隱秘影響力的範本。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成為通往微妙、有時還相當可怕的內心世界的最忠實途徑。現在研究的物件已涉及各種型別的家庭，研究並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問題，其中許多問題都還在摸索的階段。
4.2不快樂的人來自充滿壓力的家庭
臨床工作者開始更關注家庭。有些治療師在研究家庭系統的時候，也會受到傷害。他們的經驗和卡爾及我的經歷相同，個別治療因病人受到家庭的影響而失敗；或者是病人剛稍有起色，就眼睜睜看他被家庭再次傷害；或者是剛治療好一個孩子，結果發現家中另一個孩子又被拉去扮演同樣的替罪羊的角色；又或者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發覺一旦病人的情況有所改善，他們家就會突然爆發一場戰爭。另外，在個別治療之後，隨之而來的往往都是離婚。這種探尋學習家庭系統的經驗既影響力強大又痛苦萬分。治療師在家庭探索的過程中，往往會與家中一員或一個次級系統結為同盟，被誘入家庭的衝突裡，時常被家庭玩弄於股掌之中，這種經驗實在令人難忘。
也有些臨床工作者不會被動地接受上面所說的失敗。他們一旦感受到家庭力量的強大，便會開始將家庭成員引入治療過程中。他們只要接近家庭，就能發揮對家庭的影響作用。例如一位精神科醫師在病床邊認識了病人的家屬，出於對他們之間關係的好奇，而開始定期和這家人會面。一位在兒童輔導中心工作的社工在和一對母子交談之後，意識到父母是導致小孩問題的原因所在，就把孩子和父母集合在一起進行討論。另一位精神科醫師由於聽夠了有關病人丈夫的事，所以就要求她下次治療時把丈夫一起帶來。丈夫來了以後，這位醫生很快便開始定期與這對夫婦會面，傾聽他們的問題。然後他又厭煩老是聽有關孩子的事，於是又請這對夫婦把孩子也帶來。在各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況下，治療師發現家庭的力量後，便會將全家人都集合在一起，以此來製造更強大的治療力量。
有的治療師還不只滿足於對核心家庭（即小家庭）的治療。如當今有些治療師的治療甚至囊括了三四十人的「親屬網」，其中有朋友、鄰居、大家族、僱主、前任治療師、同學以及其他相關的人。但不論採用何種方式，只有在將整個核心家庭都納入治療時，治療師才能在諮詢室中找到新的力量和熱烈興奮的心情。然後，他們會開始獲得更多有關家庭的資訊。
在治療師和研究者訪談各式各樣的家庭時，他們最初的反應都相當一致：「天吶！這家裡每個人都生病了！」這種語言雖然也是醫學性的判斷，但也很有意思。研究者只有四處打探一番才會發現，大家眼中完美的哥哥姐姐其實是緊張焦慮的「病人」，而惹是生非的弟弟妹妹卻隱藏著順從和進取的本質。他們只要用心觀察，就會發現這些家庭裡到處充斥著壓力，但卻只有一個人前來尋求心理上的幫助。至於病人抱怨的內容，或傳統的診斷其實都不重要，因為問題似乎都來自整個家庭。
當然，這個結論本身並沒有太大意義。它沒有提到問題的源頭究竟在何處。不快樂的人來自不快樂的家庭，而那個家庭裡又充滿著其他不快樂的人。那又怎樣？其實我們只要再仔細觀察一下，就不難發現到底哪裡出了差錯，或至少對問題可以有個大概的瞭解。對治療師來說，問題並非在個體間複雜的關係、超我或自我之中，而是攤在陽光底下顯而易見。其實就在家庭系統內部：在家庭組織的形態中、在家庭成員溝通的模式中，以及他們的日常互動之中。就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母親的溝通一樣，一旦治療師開始注意人與人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就會發現以往那些費解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研究者嘗試將重點放在找出問題、為何治療沒有效果和不起作用上，而不再只是簡單地判斷有病沒病，他們必須提出一套全新的研究方法以及語言系統來描述觀察到的問題。他們必須觀察家庭組成的方式、潛藏的規則、溝通的模式，以及更多其他的方面。我們在觀察布萊斯家或其他家庭時，也會測試這種主張個人受家庭歷程影響的新思維方式。
然而，當研究者把焦點從個人動力轉移到家庭歷程上時，仍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我們該如何對待那位首先發難促使家人面對問題的「病人」呢？他（她）又該如何定位呢？最簡單的方法是給他（她）貼上家庭壓力下的犧牲者的標籤。這位病人是家庭的替罪羊，代人受過的孩子或殉道者——為了使家庭維持穩定，而甘願公開承受整個家庭的壓力的人。
這個觀點雖侷限，但也引人深思。它啟發研究者，促使他們問自己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問題：「所有接受個別心理治療的病人真的都只是家庭壓力下的替罪羊嗎？」他們越是努力思索，就發現這個可能性似乎越大。雖然這個觀點看似簡單得不像真的，但它的確相當接近事實真相。
因為如果這個觀點正確，那麼每個接受治療的人便真的可以反映他（她）的家庭系統，至少在理論上如此。這樣一來，接受治療的就應該是整個家庭。如果問題出自家庭，就應該將治療的重心放在整個家庭上。在這個專業領域裡，大家長久以來習慣於只考慮個體的困擾，因此上述事實意味著基本治療理念的徹底重建。
不妨想象一下治療師試圖分析病人的家庭時，全家人緊張得像鴿子般縮在沙發上的情形！
或是某位常開鎮靜劑的治療師，將會為整個家庭開鎮靜劑。之前有位家庭治療師真的給一家人都開了鎮靜劑的藥方，還使他們相信全家都是病人。
又如某個精神病醫院想重新編組醫護人員、病房以及整個概念架構，以便吸引那些正走向崩潰邊緣的家庭。這絕不好笑，而是頗為必要的服務，因為有很多家庭面臨極大的壓力，卻只有極少數的醫院提供治療。
想象一個保險公司，試圖告訴電腦，客戶不是單獨一個人，而是整個家庭：「不！它沒有年齡，也沒有身高、體重或血型。它是一個家庭。」
電腦：「請說出出生年月日和診斷結果。」
「嘿，聽清楚！它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團體，一個組織，一個系統。」
電腦：「發病日期？」
再設想某個心理健康中心出現整個家庭來參加治療的情景。很快就可以看出，家庭中的溝通曆程其實與藥物毫無關係，在這個領域中，有執照的社工人員可能遠比正經的醫學主任醫師更有資格。那為什麼精神科醫師正式治療時，還可以領到比社工人員高出三倍的薪水？如果醫學和非醫學的方法可以同時並行，這種身份和薪資上的差距還可以讓人接受。但是如果治療重點只放在家庭上呢？會不會因此引發一場階級革命？事實上，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在某些醫院甚至已經開始了。
家庭系統研究法所產生的一個困擾，便是視人的情緒問題與身體問題一樣，也類似於某種疾病的謬誤。但這還只是一點小麻煩。
此外，治療師本身也會有問題。不妨假設自己在一間治療室中，面對著毫無興趣的一家八口，他們納悶為什麼必須坐在那兒，問題只在約翰一個人身上！他們坐立不安，期盼你這位治療師趕快做點什麼好立刻改善情況。你毫無選擇，只有硬著頭皮對抗這個強大的有著破壞性錯誤觀念的小型社會生物團體，你常常會如臨深淵。
治療師面臨這種困境時，往往會訴諸可以派上用場的理論武器——認知和方法上的典範，最後想到求助身邊的同事做輔助治療。卡爾和他的同事在亞特蘭大精神病院所發明的「輔助治療」，在家庭治療發展史上佔有著重要地位，因為它使治療師可以更舒服地和家庭面談，也確實可以提高治療的效果。以後我們將進一步討論輔助治療的有關細節。
長久以來，家庭治療一直很難被整個家庭接受。某個家庭原本十分樂意集合起來回答有關他家約翰或瑪麗的問題。但是隻要治療師把問題從瑪麗、約翰身上，擴大到整個家庭時，室內的焦慮不安便會立即顯著地加劇。
想象一個精神科醫師開始與某個家庭面談，這家的父親上星期服藥過量，差點自殺成功。一個孩子在回答例行的問題時說：「嗯，其實三個星期前，我們還經常和爸爸爭吵。」
治療師：「然後發生了什麼？」
孩子：「我不知道。大家都停止了。大概是我們已經懶得和他爭吵了吧。」
治療師：「你覺得你們放棄他了嗎？」
孩子：「大概是吧！」
治療師對父親說：「或許你也意識到家人放棄了你，所以乾脆服藥自殺。」
父親：「也許是吧！我從沒想過這一點。」
上述的家庭有沒有可能在無意識中默默地做了一個決定——只要父親死了，一切都會好轉！不論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最使全家人不安的莫過於發現每個人都有責任，都有份。整個家庭的結構都牽涉在內，有福同享容易，但有難同當卻不簡單。
4.3家庭治療簡史
家庭治療發展至今已有25年的歷史，但這一領域的研究仍處於青少年期。家庭治療的幼年期是在狂熱又生氣蓬勃的20世紀50年代早期，當時的離婚率就像現在一樣高，因此許多家庭需要得到幫助。一些家庭治療師完全在孤立的情況下工作，他們與家庭進行面談時，得到的同事間的支援或鼓勵非常有限。事實上，他們在期刊或研討會上發表工作報告時，還會遭到敵視和質疑。一些精神分析方向的精神科醫師特別瞧不起這種和全家人一起面談的驚人方式，也許正是因為他們覺察到這種方法將會威脅原本由藥物控制的心理治療吧。
在受到多種力量攻擊的情況下，早期的家庭治療師不但性格堅強，而且特立獨行，事實上他們也必須如此。等到這些領導人物開始發展出個人的治療風格和概念架構之後，他們就吸引了許多追隨者和學生，並逐漸形成了各自的派別——弗里茲·米德弗特（fritzmidelfort）在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羅斯市開設私人診所；穆雷·鮑文（murraybowen）在華盛頓市的喬治城大學主持精神科住院醫師培訓；內森·阿克曼（nathanackerman）在紐約市原猶太家庭服務中心開設動力學訓練課程。另一個特別的團體，由唐·傑克遜和格雷戈裡·貝特森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阿爾託市創立，其中誕生了許多日後著名的專家，包括維吉尼亞·薩提亞、傑伊·哈利和保羅·瓦茲拉維克。卡爾和他在亞特蘭大精神病院的同事也是家庭治療最早的開拓者之一。以上羅列的治療師以及更多無法一一提及的臨床工作者逐漸發現了彼此的存在，然後逐漸形成了一個全美的家庭治療者的關係網。
20世紀60年代，家庭治療開始穩定發展成為一項全國性的運動。有期刊和專門書籍發行，大規模的研討會和工作室陸續設立。許多心理健康實習生開始認識到他們必須立即鑽研臨床的技巧。這也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1968年快要拿到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時，我參觀了威斯康星大學精神醫學系，並考慮在此進行最後一年的實習。這時卡爾已是威斯康星的老師，我偶然聽了一堂卡爾的研討課，目睹了他與一個家庭面談的示範教學。我覺得那個面談非常令人振奮，幾分鐘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家庭治療的熱心擁護者。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都曾有這種「信仰轉變」的經歷，但大多數人卻沒有機會像我一樣在威斯康星親身參與訓練課程。由於對這種訓練的需求很大，因而很多大城市陸續成立了私人機構，提供這門新興領域的研究生專業訓練。這些機構之所以那麼受歡迎，正是由於傳統的學術訓練課程對家庭治療的態度仍然充滿著不信任、質疑或深深的敵意（一如精神分析最初的遭遇）。無論當時家庭治療多麼受學生歡迎，它仍然是一種反叛的地下冒險事業。
20世紀70年代的家庭治療處於一種引人注目而又錯綜複雜的情況中。如果說60年代好比家庭治療的青少年期，在這期間治療師找到他們的同伴，並攜手反抗「長輩」的精神分析，那麼70年代該是青少年的末期。憤怒追尋自我認同的風暴已經結束。家庭治療已近成年，並廣為全國各個大學所接受。也有許多期刊專門刊載有關婚姻和家庭治療的方法和理論。當時心理健康專業最暢銷的書籍都與家庭治療有關。社會賦予我們這樣的職責之後，我們也迫不及待地想全力以赴。
不過當中依然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家庭治療對一般大眾而言仍相當陌生。一般人還是傾向於以個人為單位尋求心理治療。其次，學生雖然大聲呼籲要求得到充分的訓練，但卻很難找到有足夠經驗的治療師來指導。同時，我們這些治療師也愈加意識到所從事的是項非常艱難的工作。剛開始，家庭治療令我們目眩神迷，心嚮往之，以致幾乎忘了這個工作的困難性。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家庭治療師需要有很好的體力、知識、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因此我們指導學生時就會更加小心謹慎，也會更留意自己的行為。同時我們也面臨著家庭治療取向日益多樣化的境況。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最初的幾個中堅力量至今已發展出家庭治療的各家學派，以後有機會將會描述這些學派的相異點。
先不論在一些問題和方法上的分歧，僅僅家庭治療這一概念就已預示著大好的未來。猶如與之平行成長，如今日益壯大的生態運動，家庭治療的地位在可預見的將來也必佔有一席之地。這兩項運動都同樣建立在系統的概念上，都正視生命體相互依存的本質。這種對整體影響個人的研究，既無從否定又完全合乎邏輯。而將來家庭治療師或許會被稱為「系統治療師」，他們的服務物件或許會擴大至公司或學校，但其主要工作還會是家庭治療。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人類生活中對個人成長最有力的影響，不是個體，也不是他所屬的工作團體或社會團體，而是家庭。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阿爾託心理研究院。—譯者注
其中有人類學家格雷戈裡·貝特森（gregorybateson）、溝通學者傑伊·哈利（jayhaley）、文化人類學家約翰·威克蘭德（johnweakland）、精神病理學者唐·傑克遜（donjackson）。—譯者注
弗洛姆·瑞克曼（frommreichman）。—譯者注
保羅·瓦茲拉維克（paulwatzlawick，1921—2007），美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精神病與行為科學系臨床教授，帕洛阿爾託心理研究院精簡治療中心研究員，擅長分析溝通行為與模式，並以「溝通理論」聞名。—編者注
維吉尼亞·薩提亞（virginiasatir，1916—1988），舉世聞名的心理治療師和家庭治療師，第一代家庭治療師，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首席家庭治療大師之一，建立「薩提亞模式」，即聯合家庭治療法。—編者注